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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梁大秀
中国哲学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以及我国正处于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时期下,文化越来越呈现出多样性发展的趋势。各国各民族的文化相互交汇并不断融合,不同文化之间相互激荡,进而影响了人们的道德价值观。现代社会背景与生活环境引起了人们道德价值观的冲突已经是确切的事实。如何树立正确的善恶价值观、荣辱观,丰富国人道德价值观,成为目前我国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袁了凡是中国第一位具名的善书作者,明代影响深远的劝善思想家,他有着丰富独特的人生经历。本文通过对梳理袁了凡文章中蕴含的善恶思想,分析探讨袁了凡善恶观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袁了凡个人经历等方面分析袁了凡善恶观的起源、形成及发展。然后通过文献研究法、辩证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梳理总结了袁了凡善恶思想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特征。即善恶之源、善恶之辨、去恶之法及积善之方的主要内容,以及“兼济佛教,三教合一”、“内外兼修,知行合一”、“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三大特征。通过上述研究,阐述袁了凡善恶观的历史价值,挖掘其善恶观中的现实意义。以期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袁了凡的善恶思想、辩证地继承和发扬袁了凡的善恶思想,改善社会风气、提升个人道德修养。尝试为当下推动中国优秀传统现代化转型、强化本国软实力,提升国人道德境界提供一些思想理论和道德实践方面的借鉴。
[硕士论文] 吕文龙
社会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王阳明的乡治思想究竟是自上而下的国家统治思想还是自下而上的社会治理思想,目前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学术问题。为了回应这一问题,本研究通过考察王阳明“万物一体”的理想社会图景、“觉民行道”的理想社会实践路径,以及乡约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系统重构王阳明的乡治思想体系。
  王阳明作为一名士大夫与宋儒一样自始至终就怀有回向“三代之治”的秩序情结,宋儒曾经选择了“得君行道”这一路径,希望以此回向“三代之治”;而王阳明则基于当时明朝恶劣的政治生态环境以及其“良知”学说,将“三代之治”建构成一个“万物一体”的理想社会并提出了“觉民行道”这一路径来实现其所建构的“万物一体”的理想社会。“觉民行道”这一理想社会实现的方法落实到具体的现实层面就是王阳明所构建的以保甲、社学和乡约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乡约制度,在王阳明的乡约制度理论与实践不断完善后,王阳明颁布并推行了其著名的《南赣乡约》。在《南赣乡约》中,王阳明依据其“万物一体”的理想社会图景为南赣地区重新构建了一个“民为良善,风俗仁厚”的理想社会秩序,并以具体而又详细的乡约条陈使得《南赣乡约》更加切实可行,最终使得“赣俗丕变,赣人多为良善”。
  因此,王阳明的乡治思想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治理思想。他所建构的乡约制度及其乡治实践,并不是为封建社会地主统治服务的“绳人之矩”,而是帮助普通百姓“格心”以“破心中之贼”的格心体系,使得普通百姓皆能“致良知”从而重建一个合理的人间秩序。
[硕士论文] 李佳琳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泰州学派是王门后学中最具影响力的学派之一,颜钧是泰州学派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代表人物,在整个泰州学派发展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独特的仁学思想一方面简化儒学理论,创新实践精神,真正实现了儒学平民化,另一方面他的思想已有跳出传统儒学的趋向,使泰州学派不断受到传统礼教的攻击,最终走向衰落。
  第一部分,时代背景和学术渊源。16世纪中叶以降,随着专制政治恶化、市民阶层兴起等诸多历史、文化等方面因素,学术界的关注重点由朱子学逐渐转向阳明学,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追求个体价值和欲望的平民思潮。以颜钧为代表的泰州学者积极回应这一时代需要,立足平民阶级发展平民儒学,使泰州学派迅速获得广泛支持,一度成为晚明显学。
  第二部分,颜钧仁学的简易本体论。仁学思想从孔子后逐渐成为儒学的核心思想之一,颜钧同样给予这个问题重点关注。作为阳明后学,他在心本体上沿袭阳明的思路,但在仁本体的论述上则超越了阳明的道德理性和王艮的自然良知,将自然性提高到与道德理性平行的高度,抛弃了道德本体的绝对主体地位,具有创新性,并为泰州后学所继承和发扬。同时,颜钧自称是孔孟之学的传承人,仁学思想表现出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和对孔孟仁学的复归,但通过比较可以发现,颜钧所言继承只是人文精神的继承,其仁学的创新性更值得研究。
  第三部分,“放心体仁”的工夫论。颜钧在工夫论上坚持形上理念就在形下之中,“制欲非体仁”的独创见解直接打破了前人天理与人欲对立的思路。他提出新的体用关系,首先为本体论增加自然性,本体贯通形上形下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减弱本体的先天价值预设和对现实的限制。同时在体仁的工夫论上倡导本体在现实中的自然发用,没有对个人在现实中追求的欲望进行明确限制,增强人的主动性与自觉性,使本体关系转变为即事即本体。泰州后学继承了颜钧的自然化特点,逐渐出现抛弃先天本体论的倾向,使得泰州学派有超出心学的趋势。
  第四部分,以“百姓日用”为核心的社会实践。颜钧继承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在深化讲学活动的同时为王艮的理想社会提供具体实践措施。颜钧的“安身”说是基于平民阶层珍惜生命的伦理观提出的,不仅继承王艮重视保全肉体生命的思想,而且强调人的精神面貌,希望能延年益寿。为宣扬个人价值提供理论支持,但其中暗含着先利后义的义利观,出现了背离儒家传统义利观的萌芽,并为泰州后学所继承,使得泰州学派逐渐超出传统儒学的框架,最终走向衰落。他关于“安身运世”的理论不仅体现了自我对社会发展的重视,是内圣外王思想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转型;而且说明他不拘泥于传统理论,真正做到了以平民阶层的思想诉求为基础。
  第五部分,平民儒学与精英儒学如何从对立走向调和。我们应对颜钧仁学做出更为客观的评价,不应只拘泥于他是否是传统儒者还是悖于名教,而应将其作为一个复杂的个体来全面理解其思想发展历程。在现代社会,传统儒学似乎只被视为一种精神资源,只从学术视角被讨论和开发,成为少数人需要讨论的问题,这无疑将其局限于精英儒学的范围内。而实际上,现代儒学也需要实践理论和行为,在经济、政治等其他领域发挥传统文化的独特作用,那么心学就需要被大众所接受,这就走向另一个问题,如何避免平民儒学与精英儒学产生对立,而这是现代儒学走出僵化困境的关键。颜钧当时的诸多尝试,以及他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可以带给我们十分有益的启发,对现代儒学的发展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硕士论文] 蒋鑫
哲学;中国哲学 南京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王龙溪是王阳明的重要弟子之一,在传播阳明的思想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在继承阳明“致良知”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良知”学体系。后世对他的争议也很多,认为他的思想“荡越”出阳明的思想体系,并脱略工夫。本文对龙溪的良知学进行全面考察,探讨了他的思想与阳明思想的关系问题,并试图回答上述的争议,以期给予王龙溪的良知学公正的评价。
  首先本文对龙溪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思想背景进行了考察,这些为龙溪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四无论”是王龙溪良知学的基石,也是其思想的特色之一。通过对龙溪“四无论”的深入解读,发现“四无论”乃是阳明“四句教”中原有之意,确是阳明含蓄未发的“传心秘藏”。“四无论”揭示出“四句教”中的另一层涵义,龙溪认为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则意、知、物皆为无善无恶,他将“体用一源,显微一机”思想贯穿于其中,使得心意知物之间呈现出一种直接的体用关系,因而龙溪可谓得阳明思想之真传也。
  其次再由阳明辞世后龙溪与同门其他弟子对良知学展开相关争论来看,龙溪无外乎强调良知的有无合一、体用一源的思想。龙溪继承了阳明关于良知“有无合一”的特点,在肯定良知至善本性的基础上对良知“无”的层面展开大量的论说,突出了良知无执不滞的品格,弥补了阳明晚年无法对良知“无”的层面进行系统论述的遗憾,因此对良知“无”层面的论述也成为龙溪良知学的侧重点。在突出良知体用一源这一特征时,龙溪主要从良知之未发即已发、即寂即感、知与识之辨这三个层面展开论述的,充分地表现了良知的体用一源的特点。如果说“四无论”是龙溪良知学的一大创见,那么“见在良知”是龙溪良知学的另一代表性思想。“见在良知”强调良知当下的圆满性与活动性,为成圣提供了可能,但也被认为脱略工夫。事实并非如此,龙溪一方面既肯定“见在良知”的当下具足与圆满性,但他另一方面也承认良知容易在后天经验活动中迷失,所以强调“致良知”工夫的必要性。
  最后龙溪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先天正心”的工夫论,阳明“诚意”的工夫论是在“意”产生之后做工夫,那么在“意”产生之前是否存在一种工夫呢?通过与“后天诚意”的对比,他提出了“先天正心之学”。“先天正心之学”在先天心体立根,易简省力,相对于“后天诚意之学”具有优越性,它是针对上根人来说一种悟的工夫。由于这种工夫的特殊性,以致一些学者认为他脱略工夫。但“先天正心之学”不仅强调顿悟,也不废弃“渐修”,认为在顿悟的基础上,要把这种“悟”落实到后天的道德实践中,因而他强调“理乘顿悟,事属渐修”。在晚年为了弥补之前过分强调“先天正心之学”的优越性,而忽略了中下根之人。龙溪提出一念之微的工夫论,将“先天正心”与“后天诚意”都收摄于其中。
[硕士论文] 马爽斌
中国史;中国古代史 天津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王阳明学说又称阳明学、心学,是由明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军事家王阳明发展而成的儒家学说,在明朝中后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主流学说,并对周边国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朝鲜作为中国的重要邻国,由于受中国文化影响,在历史上长期学习和借鉴中国文化,然而,王刚明学说在朝鲜传播时却遭到了强烈抵制,与在中国的盛行形成了强烈对比。
  本文旨在从历史角度出发,把这一哲学上的争论从历史学角度加以分析,从当时中国与朝鲜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分析中国与朝鲜对待阳明学说的不同态度,进而探究王阳明学说在朝鲜遭到排斥的历史与社会基础,从而分析王阳明学说在中朝两国不同命运的原因,这样能够更加深入的理解认识当时明朝与朝鲜的外交关系,以及朝鲜王朝的历史与文化以及朝鲜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从而为了解中国与朝鲜两国文化的差异与交流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硕士论文] 李欣
历史文献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张元忭的心学作为一种救世之学,是在充分吸收阳明心学和传统《易》学思想基础上,出于当时的社会危机,在个人独特的体悟、交游讲学经历中形成的。张元忭初宗朱子之学,后潜心阳明心学,中年以后感龙溪之学只重体悟本体,忽视事上磨炼的工夫实践,转而以辟龙溪之说为己任,体现了其卫道的一面。其思想虽多次转变,但要义总是期冀能挽救世风,重正世道人心。
  本文对张元忭心学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首先,阐述张元忭其人及其著述,并对张元忭的师承与学思交游进行较为细致地阐述。
  其次,对张元忭心学思想进行梳理归类。张元忭的本体论包括“万物皆起于心”的一贯说,以“万物为一体”的仁体论,“心普万物说”和反对“良知无善无恶”说。在工夫论层面,张元忭以“存心之功,研几之学”为要,提倡悟修并进说,以工夫复本体。
  最后,对张元忭学术思想进行回顾。认为其思想充满了救世的色彩,是阳明后学内部的修正之学,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发展了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
[硕士论文] 吴琼
美学 山东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王阳明(1472—1529)是明代最具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军事家和教育家,是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心学的发展到了王阳明这里达到了极致繁荣。王阳明有着极为曲折丰富的人生经历,并在一生践行中体悟出以“致良知”为中心的心学理论。阳明心学是深受儒释道影响、带有浓重道德伦理色彩、注重个体精神与主观体验的一种意蕴深厚的诗性智慧学说,由于其心性修养思想以“心”为本体,着重于个体的直觉顿悟和对固有至善“良知”的体认,因此包含了十分突出的审美特征。与西方哲学理论和逻辑体系不同,阳明心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有其独特的存在与思维方式。王阳明虽是一个哲学家,但他的布道方式主要不是逻辑概念的推理演绎,而是靠诗人的直觉来把握世界;同时阳明心学也不同于玄学的抽象理论形态,而是运用具象的理论思考同现实实践相结合。相对于求真求知层面的认识论,阳明的心学美学思想以至善“良知”的道德境界为根基,进而寻求“乐”与“万物一体之仁”的审美化宇宙境界,人生旨在超道德层面的审美超越。要理解心学美学思想的要义,重点在于“知行合一”即用心的实践与体悟。王阳明的理论思想在道德境界与审美境界层面,都具有深刻内涵和研究意义,对于在当今社会节奏愈来愈快的生活方式下构建符合时代特点的审美化人生观,返归本心最舒适的存在状态,具有生动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导论部分首先介绍了王阳明的生平及其心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后就当前国内外学者对于王阳明相关课题的研究现状进行分类梳理,并指出本文对于阳明的审美化人生观研究的创新点与侧重点。
  第一章阐释了王阳明审美人生观的主要内容。第一节“审美人生价值观”,由“心即理”的心本体论的理论基点出发,通过对“心即理”、“心外无物”、“良知”、“知行合一”等认识论内容的阐释,来讨论并总结王阳明的审美化人生所追求的价值论观点。第二节“审美人生境界观”,以心学美学思想中体现出的对于“诚”的认同与“狂者”的赞赏、对于“乐”为心之本体的理想追求和对“天地万物一体”境界的抵达,展开对阳明物我一体、心无间隔的宇宙审美人生境界的论述。第三节“审美人生实践观”,结合阳明在现实事务中对“行”的实践,包括在人生抉择、诗文、书法领域的艺术实践情况等,以其知行合一的认识论为根基,来讨论其审美化的人生实践观中所倡导的“致良知”与“事上磨练”的实践方法论。
  第二章探讨了王阳明审美化人生观的生成背景及其他相关原因。第一节“明中期复杂的社会时代背景”,主要分析探讨了明朝中晚期复杂的社会环境、拘谨的科举考试制度、昏暗的政治形势等时代因素,对王阳明审美化人生观形成的影响;第二节“传统思想对阳明心学中审美人生追求的影响”,论述了影响阳明哲学思想生成的主要传统理论思想来源。从思想渊源来看,其人生思考在受佛、道二氏的人生境界论影响下复归于儒。从个体思想角度论述,他受到周敦颐、二程、朱熹、陆九渊等多位思想家的思想影响;第三节“百死千难的人生经历对王阳明审美人格的影响”,结合王阳明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论述了其审美化人生观的直接来由;通过分析讨论王阳明的独立而独特的性格内因,从“知”的心理角度阐释主体内心对其审美人生观的生成作用。
  第三章论述了王阳明审美人生观的意义与启示。第一节“王阳明审美化人生观的意义”,探讨了阳明心学美学思想下的人生追求在当世与后世的影响和意义,阳明心学对日本、朝鲜、美国等地的影响等;第二节“对现代社会人生观建构与童蒙教育的启示”,立足当下时代背景,思考其审美人生观所独具的现实意义,其对于当代社会人生价值追求的启示以及对童蒙教育的借鉴指导作用。第三节“阳明心学美学思想的局限性”,从心学思想内容所存在的一定矛盾中,分析了其理论思想的局限性。
  本文结语指出,王阳明的审美化人生观强调“心”的主体意识,讲求包蕴万千、自得自由的人生境界,向心求“内圣”,求“知行合一”、“万物一体”之“理”,对于如何获得美的人生境界与人生价值都具有很高的理论指导意义。目前对于王阳明从审美化人生观角度进行理论阐释探讨的文章资料还不够充分,仍有可供研究的空间与价值。
  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无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还是在现代化生活的今天,都有着无可忽视的创造性影响。而对于其心学当中所包蕴的美学思想及其审美化人生观的研究,不仅在理论学习上,在现实借鉴中亦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和启示意义。
[硕士论文] 郑昆
哲学 曲阜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李贽是明朝中后期一位有争议性的思想家。前人对李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在自我观、“真”、文学影响等方面,对“私心”思想没有过系统的论述。全文以李贽的著作为基础,结合李贽生平,综合运用逻辑推理、对比归纳等手段,详细论证了“私心”思想的内涵与合理性,对“谋利方可正义“的义利观、“有为方可成圣”的历史观和“学而为己”的为学观进行了深入阐述,探究了李贽“私心”思想的外延。为系统展现李贽“私心”思想的全貌,将李贽“私心”思想和“童心”思想进行对比,找到了李贽“私心”思想和“童心”思想的结合点,更加准确的把握“私心”与“真心”的辩证关系,进而明确“私心”思想李贽心性论中的位置,更好地把握李贽思想的主线。
  第一部分为李贽“私心”思想形成背景,主要论述了三点,一是李贽生活的社会大背景,具体表现为商品经济活跃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和统治者与人民的矛盾日益尖锐;二是李贽坎坷的人生经历,早年生活困顿、中年作了些小官后出家,晚年凄凉并最终惨死狱中;三是心学影响,重点介绍了王阳明、泰山学派王艮、王襞、何心隐对李贽“私心”思想形成的影响。
  第二部分从“私心”思想内涵,主要论述了三点,一是李贽“私心”思想是如何提出的,适用范围是哪些人;二是论证了“私心”思想的合理性,即为什么要倡导私心思想;三是指出并论证了“私心”思想的最终归宿是“各遂千万人之欲”。
  第三部分为“私心”思想的发用,主要介绍了李贽对“谋利方可正义“的义利观、“有为方可成圣”的历史观和“学而为己”的为学观,强调了李贽对功利、有为和“自适”的看重,对“私心”思想的外延进行了深入研究,构建起李贽“私心”思想的“体用”结构。
  第四部分为李贽的“私心”思想与“童心”思想的关系,主要论证了三点,一是《童心说》中“童心”与“真心”的关系,二是“真心”与“私心”的来源与印证,三是“私心”与“真心”的统一,通过将“私心”、“童心”、“真心”、“自然之心”概念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从心性论的角度更好的认识李贽“私心”思想。
  第五部分为如何正确认识李贽“私心”思想,主要阐述了两点,一是李贽的“私心”思想的影响及其局限性,二是当下应如何正确看待“私心”问题,从道德和法律的角度研究“私心”问题,进一步阐述研究“私心”问题对当代社会的治理体系的建立价值的意义。
[硕士论文] 彭啸
哲学 曲阜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王阳明在中国哲学史上是可以与孔子、孟子、朱熹等人齐名的儒学家,他将宋代以来的心学推向了顶峰,成为了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在阳明晚年发生的天泉证道事件中,其所提出的四句教可以被认为是其整个哲学思想体系的概括,也是其一生的学术总结,在其个人的哲学理论体系中占据着很高的地位。但自从天泉证道时起,历代哲学家对四句教的解读都存在很大争议,成为明代思想史的一大议题。各方观点态度存在很大不同,如持积极肯定观点的王畿,持谨慎观望态度的清代儒者李绂,持否认态度的刘宗周、黄宗羲以及王夫之、颜元等人的激烈批评之。而这种争议的背后,体现了阳明学说中对各家学说的融汇和吸收,以及与四句教中儒佛二家难以分解的关系。
  本文试图分别从四句教的每句入手,系统地阐释四句教与儒佛之间的关系。在内容上,首先介绍了四句教产生的背景以及王阳明学术成长历程中与儒佛二教之间的关系。
  第一章从首句开始,重点阐释了无善无恶与性之未发、超越善恶的关系。无善无恶与性之未发的关系,也就是其与儒家的关系,主要从至善的超善恶、无滞性,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中庸》的“未发”以及《乐记》的“静”入手,来进行了论证,认为在四句教中无善无恶的心是形而上的概念,与形而下的善恶并无直接的关联。无善无恶与超越善恶的关系,就是其与佛教的关系,主要从心体这一概念的来源、佛教“不思善恶”概念、二者心性论关系、超善恶相以及“真如门”等几个方面着手进行阐释。
  第二章主要介绍了有善有恶意之动与心之所发、妄念所覆的关系。有善有恶与心之所发的关系是其与儒家的关系,主要从历代儒学家对“意”的概念的阐释、已发之意、宋代理学家关于“气”的阐述以及“诚意”工夫等几个方面来进行论述。有善有恶与妄念所覆的关系是其与佛教的关系,主要从妄念、心生灭门、佛教“念”的范畴等几个方面来阐释。
  第三章主要介绍了知善知恶与心之会知、识得本心的关系,主要从《大学》、孟子到宋代儒学家对“良知”概念的界定入手,来探讨知善知恶与心之会发,即儒学的关系,从本来面目、正眼法藏、虚灵明觉、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等方面入手,阐释知善知恶与识得本心,即佛教的关系。
  第四章主要介绍了为善去恶是格物与知性知天、渐修顿悟的关系,从《大学》以后历代儒学家、理学家的格物论以及孟子、荀子的修养工夫入手来阐释为善去恶与儒家关系,从道德实践主题的划分、顿渐二者关系等方面入手来论述为善去恶与佛教关系。
  总体看来,本文认为阳明“四句教”将《孟子》、《大学》、《中庸》甚至于朱熹、二程等后世理学家的思想领融摄于内,有着对前人留下的儒学遗产的传承和创新,同时也具有那个年代所特有的援佛入儒的倾向,是“三教合一”顶峰的时代产物,也代表着儒家学说在吸收佛教思想后的一次巨大飞跃,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硕士论文] 高连波
中国哲学 山东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儒学的平民化是儒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从孔子开始儒学就具有平民化、大众化、世俗化的要求,汉唐时期,世家大族把控儒学导致儒学的贵族化,北宋以后,由于文化的普及,儒学重新开始深入到大众的生活之中。明代王阳明心学的兴起,造就了一位出身寒微、秉赋甚高的一代大儒——王艮。王艮在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下,加上自己的独特体会,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的向平民大众普及、实践儒学的理论思想,并将之付诸于儒学教化的社会实践活动。王艮带领、启发泰州学派后学,自觉地走向儒学平民化的道路。泰州后学的王襞、何心隐投身于家族的组织建设之中,在家族建设的过程中实践儒学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王襞、韩贞,罗汝芳、何心隐又积极投身于平民讲学活动,向社会中下层人民传授儒学思想。泰州学派的家族组织建设和他们的平民会讲活动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活动和我们现在的推广儒学和乡村组织建设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硕士论文] 李春雷
哲学 曲阜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气”的概念在先秦就已被提出,其发展经历了先秦、汉唐和宋明3个高峰。到北宋时期,张载建立了以“气”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提出了“太虚即气”的观点,该观点由“太虚”和“气化”两个部分阐释了宇宙构成,认为世界是由“气”聚散构成的,被称之为“气学”。到明朝中叶,程朱理学仍为官方正统,这个时候阳明心学初见峥嵘,而气学的主要代表之一罗钦顺虽然修正了朱熹的理气论,但仍尊崇朱子。
  在此背景下,王廷相作为气学代表人物之一,受张载气本论哲学的影响,同时对程朱的理气观进行了批判。他说:“元气化为万物,万物各受元气而生。”即认为气既是宇宙的本体,又是构成万物的材料。王廷相的著作被后人均辑入《王氏家藏集》,其哲学思想主要集中在《慎言》《雅述》《内台集·答何伯斋造化论》《太极辩》《五行辩》等作品中。在《道体篇》中他引出“有无”“太极”“太虚”“道体”“阴阳”“五行”等名词,进而系统的介绍了“元气本体论”的概念。
  王廷相在《慎言·道体篇》中说:“气者,造化之本。”他从“元气”为“世间万物产生根本”的观点出发,那么,“太极”就不是朱熹所讲的“理之极至”,而是“气之极至;“太虚”就不是朱熹所讲的离气而独存的“净洁空阔底理世界”,而是“有虚即有气,虚不离气,气不离虚”的物质存在形式;“有”和“无”就不是用来区别现象界的有限性和本体界的无限性的一组范畴,而是用来说明事物在发展过程中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往复循环、运动不已的一组范畴;“理”就不是“有此理后方有此气”的精神绝对体,而是气本身所具有的客观规律性(气之具);“器”就不是在“理”的统摄下居于第二位的“形而下之器”,而是物质实体存在的具体形式(“气之成”);“阴阳”就不是如朱熹所讲的精神绝对体的负荷者(理搭在阴阳上,如人跨马相似),而是物质世界本身所以“往来”“屈伸”运动不息的内在动力。总之,“太极”“太虚”“有无”“理器”“阴阳”等范畴,过去曾是道学家们用来概括精神本体的“万善至好的表德”,现在成为唯物主义者王廷相用来从各方面形容“气化”多样性的“万善至好的表德”,成为发展气一元论、反对唯心主义本体论的有利武器。而王廷相的唯物主义根据则是“物虚实皆气,通极上下造化之实体也”,即充满世界的是气,不是理。这是被王廷相彻底发展了的气一元论,是对张载“知虚空即气则无无”观点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
  王廷相的“元气本体论”思想受张载的“太虚即气”的影响很大,但他超越张载的其中一点就是将“气本”与“气化”统一起来。他在《道体篇》中讲,不论是“元气”(浑浑者)还是“生气”(生生者)都是道之体,其中无形的“元气”是道的根本,有形的“生气”是道的显现。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寓意,其一是将“元气”与“生气”统一起来,认为二者皆道,进而将“气本”和“气化”统一起来;其二则将“道”与“气”统一起来,二者是一种体用关系,即气为体道为用。前者是对张载学说的一种突破,而后者是针对朱熹道体气用思想的批判。所以,王廷相认为“世儒止知气化,而不知气本,皆於道远”,他一方面肯定了朱熹的气化学说,一方面却否定了朱熹的理本论。在气的统一性和世界的多样性矛盾上,王廷相提出了“气种说”,即认为气之所以能创生万物,是因为在气具有先天而存在的种子。为了将“气本”和“气化”统一起来,确保气化过程中的根本性、同一性,王廷相进而提出了“气种之有定”。
  总之,身为一名哲学家,王廷相在大明王朝逐渐由强盛转向衰落、程朱理学仍居正统地位、阳明心学方兴未艾之际,继承了张载的气本论,认为天地万物的本原就是元气,“元气之上无物无道无理”,在批判程朱理学思想的过程中,发展了唯物主义思想,为中国哲学史上独放异彩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之一。王廷相在本体论、认识论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崭新见解,超越了王阳明,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是明代最伟大的哲学家,是卓越的唯物论者。
[硕士论文] 杜乐
政治学 贵州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前,社会价值观多元化,政治良知缺失的问题日益突出,王阳明作为封建时代的官吏,其一生践行“致良知”,以官心连民心,功业存乎山川,道德著于人心,这对当下公务员形象塑造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公务员作为治理主体和民众利益的维护者,其形象具有强大的示范效应,承载着民众的意愿表达。本文从王阳明“致良知”的政治内涵与践履入手,阐明了王阳明“致良知”的政治维度,即破除“心中贼”,培育政治“良知”,以“治心”达“治世”,并在此视域下探析公务员形象塑造应有两大要素,职业道德养成与职业能力提升。在此基础上本文论述了“治心”与公务员职业道德养成的内在关联和“治世”对公务员职业能力提升的现实意义。在王阳明看来,为官治政,事务繁杂,归根到底都要靠人来施行,因此首先就需要开掘内在本心,培养人关于社会政治的内在道德观念和道德情感,对于公务员来说“治心”就是要以良知作为准则,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即秉持以忠于国家为核心的政治信念、秉持以廉洁公正为核心的行政良知、秉持以政在亲民为核心的公仆意识。而“治心”的最终目的是“治世”,即化德性为德行,唯有这样,良知的政治效用才能显现。公务员作为治理主体和民众利益的维护者,正应在良知的指引下,不断提升以创新与执行、维稳与应危、人际理解与善治为核心的职业能力,修身立政,以塑造群众满意的公仆形象。
[硕士论文] 郭慧祯
中国哲学 河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儒学发展到明朝末年,由于社会现实的巨大变化和阳明心学的广泛影响,已经由“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转为“化民成俗”的下行路线,作为阳明后学最著名的学者之一,王艮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淮南格物”以及“乡村讲学”等一系列颇具特色的思想,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他的学说也多被冠以“异端”之名而遭到批判。反观当时的历史环境可以看出,王艮的思想是顺应时代潮流而且具有自身发展理路的,阳明的“良知”学在王艮这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他著名的“满街圣人”和“百姓日用即道”思想就是以阳明的“良知”学为理论根基,但是他并没有完全照搬阳明的思想,而是在此基础上提出质疑,把阳明的“致良知”发展成为“良知致”,为下层百姓成贤成圣指出一条更为具体简洁的道路,而且王艮以“百姓日用即道”为口号,讲学于“愚公愚妇”之间,他的讲学也突破了地点与时间的限制,并采取“以简释难”的独特方法进行教育,找到一种平民阶层能够接受的教育方式,使儒家思想得以在平民阶层中流传,并产生了良好的反响,并培养出了一批平民儒者。
  “百姓日用即道”、“淮南格物”以及“乡村讲学”是王艮平民化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这三个理论的阐述和实践,他把看似高深的“道”的范围从“君子”扩展到了“平民”,丰富了“道”的内涵及形式,其中的“淮南格物”说更是突破了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提出了“安身”、“保身”等一系列具有革命性的观点,肯定并凸显了个体的生命价值。
  由于王艮所处的历史环境比较特殊,这对他思想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结果,使得不同阶级之间的划分依据逐渐模糊,当时的社会主流思想依然是僵化的程朱理学,这使得具有创新精神的王艮更加积极担负起重塑社会秩序的责任。本文将王艮的思想放在他特定的历史发展时期,由社会的发展和王艮自身的际遇来看他思想提出的背景所在,并以“百姓日用即道”、“淮南格物”和“乡村讲学”三个方面为主要切入点,全面揭示了出王艮思想当中所具有的独特性以及丰富的研究价值。
[硕士论文] 韩金晶
中国史 贵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天理史观”是理学家基于天理对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一种考察、认知、评断,是对历史发展趋势及其形态合法性的考察。在宋代理学家的眼中,认为推动历史发展的是追求“内圣外王”、道德高尚的圣贤君子。作为明初朱学代表人物的薛瑄,继承和发展了这种天理史观。
  这种天理史观既是薛瑄对前人尤其是宋人经典著述研读和思考的结果,也与明初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因素有关,更是薛瑄在从政、为学以及从事教学等活动中忠诚践履理学家理念的产物。
  薛瑄在继承朱熹“理本论”的基础上,吸收了张载的“气本论”,构建了“理气合一论”,明初朱学遂开始由关于形而上之理的探讨向注重对气化的人类社会发生转折。在复性论中薛瑄更强调下学功夫,以这种理学思想作为历史演进的哲学基础,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观,即薛瑄的天理史观,主要内容包括薛瑄的道统之辨、王霸之辨、经史之辨。
  薛瑄通过道统之辨,来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合法性。主要对道统人物序列构建,薛瑄的道统谱系继承朱熹又有所发展,所谓发展就是把元代许衡放入道统谱系中,从而为把以自己为代表的朱学代表列入谱系奠定了基础。同时薛瑄也对科举空疏学风、以及佛老异端给予批判,把其排除在道统之外,这是薛瑄对道统的贡献。
  薛瑄通过王霸之辨来探讨社会政治的合法性。薛瑄以“天理”为出发点,把政治分为“王道之治”与“霸道之治”,以此为基础对历史进行了分期,对各段历史以及历史事件进行评判,通过分析薛瑄的评价,可以得出薛瑄的理学思想已经不是纯粹的“天理论”,已经开始注重气化世界。
  薛瑄通过对经史之辨,体现著史原则和标准。薛瑄的经史之辨主要是对一些历史人物、历史著作的看法。薛瑄认为“观史不可以成败优劣人,只当论其是非。”又提出著史不可过分重视气化世界。薛瑄主要是想把“天理论”、“气化世界”合而为一,因此,“理势合一论”,是薛瑄历史观所追求的的最终目的。
  总之,薛瑄的天理史观是围绕着“天理”建立起来的庞大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既有人类社会在特定地域展开的空间维度,也有依道统而绵延在具体历史中的时间维度。把这两种维度结合起来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薛瑄的学术包括宋明理学都具有重要意义。
[硕士论文] 李德威
中国哲学 河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以家学和府学为核心的正统儒家早期教育为李贽原儒思想的产生埋下了伏笔;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民生问题的突出、虚伪道学的泛滥以及商业的发展及受限是李贽原儒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矜高、胆大、好洁、求真的叛逆型性格又成为李贽对原始儒学既回归又超越的主观催化剂。因而,李贽原儒思想必然指向现实,有为而发。
  人性论方面,李贽对“童心”的强调体现了其对原始儒家“圣人不失童心”状态的回归;其对“私心”概念的提倡,使“私心”合理化,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原儒人性论的超越;原始儒学思想中有着丰富的民本思想资源,但随着君主制的发展和朝代的更迭而不断损益变化,明朝高度集中的皇权体制造成了民本的缺失,李贽自身的为官之道体现了其对原儒民本思想的回归,其对带有道家思想特色“因性牖民”理念的自觉运用,则是在特殊的环境中对原儒民本思想的超越;在对为君之道的要求方面,李贽始终坚持从民本的角度对君王进行考察,而其提出的为君者需“遂民之欲”的主张又赋予了民本思想新的内涵。“内圣外王”代表着原始儒家的最高价值理想,李贽求真、好洁、矜高地性格与虚伪道学的碰撞使得他的圣人情结愈加强烈,并表现出了强烈的儒者担当精神,其代表性著作《四书评》、《明灯道古录》、《九正易因》等正是李贽渴求内圣以及欲传承圣学的最好明证,李贽对原始儒家学为成圣精神的回归之情表露无遗;面对道学的门户之见,深受儒、释、道三家思想影响的李贽提出了“三教圣人同”的思想主张,这表明李贽的“内圣观”已经与原始儒学有所不同。对外王事功之学的强调是李贽思想的鲜明特征,相对于同时代道学家事功精神的缺乏,李贽有着明显地回归原儒既重“内圣”又重“外王”的思想倾向;商业发展的时代需求、事功之学的时代缺失与李贽独立偏激的性格相碰撞,使得李贽对事功之学给予了格外关注,对以事功论德行人物评价标准的刻意强调虽有导于人轻视道德的可能,但仍然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原始儒学的超越。
  李贽原儒思想的历史影响主要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方面,对明末道学流弊造成了较大冲击,主要表现为对道学空疏无用的批判、对道学门户之见的破斥以及对道学压抑人性的反抗;另一方面,李贽原儒思想还推动了明清实学思潮的兴起,实学主力军东林派虽然强烈反对李贽对私心的提倡以及对道德名教的威胁,但二者在反对空谈、强调“实学”方面却保持着相当的一致性,所以李贽原儒思想很好地推动了明清实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
[硕士论文] 王荣霞
中国哲学 河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李贽生活的晚明社会处于历史重要的转型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尤其是市民阶层的崛起,人的主体自觉意识逐渐觉醒,随之而来的就是价值观的多样化与复杂化。单靠儒家既成的道德规范已经无法应付复杂的现实状况,思想之间的交流与会通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与潮流。王学会通派推动了会通思潮的发展,其主要特征是:在学术上会通三教、诸子甚至西学;在行动上会通出世与入世。李贽就是会通派的主力之一。
  把“道德性”看成人的本质属性是儒家一贯传统的观点,李贽则打破了这种道德本位的限制,直接把人的本质属性扩充到自然人性论上。李贽肯定私心、私欲的价值,诠释了人们追求私利的可行性与正当性,把求得自身的适宜当成为学的最终目的。李贽主张“人人皆能成为圣人”,所以不愿只做一世完人,有着济世成圣的追求。但是无论追求自适超脱的出世之法,还是济世成圣的入世之法,在李贽看来都别无二致。他视“成己成物”为一体之学,追寻的是“出世圣人”的境界。不同于传统严苛的参禅修道,李贽倡导随性适宜的修行方式。所修之佛不是高高架空于现实生活的彼岸之佛,而是此岸的俗世之佛。“有身是苦”是发愿求佛的现实导源,人只有真切体会到了人生苦海的痛苦难耐,才会生出坚定地寻求出世解脱之法的心念来。只要“发愿苟真”,不管是僧是俗、在家出家皆可证得佛法,各人各取自己方便罢了。李贽还主张“世情过得,便是道情”与“佛事无碍”,认为不但出家在家的外在形式不必在意,就连俗世之事、人伦之情都不用舍下。李贽在解老与解庄时虽然各有侧重,但都表现出了对个体价值的关注。解老时侧重对“无为而治”的治世思想的阐释,提倡治理者顺从民众的自然之性,不过多的干预,使其自由的发展。通过姚安的政治实践,李贽将“无为而治”发展成了对个体更为关注的“至人之治”的思想。李贽在解庄时吸收并发挥了庄子自适逍遥的思想主旨,同样主张只有泯灭是非、生死的界限才能获得与天地一体的大自在。李贽的解庄与解老试图从内外两方面创造条件来保证个体价值的实现。
  李贽的思想看似庞杂甚至前后矛盾,但通过解析仍然可以概括为“贵真”与“自立”的个体哲学。“凡为学者皆为穷究自己生死根因,探讨自家性命下落。”是他始终坚持的宗旨。李贽在当时乃至后世很长一段时间被目之为“异端”,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对“私心、私欲”无所掩饰的肯定。但是这恰恰也是李贽最为可贵的贡献,它实现了李贽自身理论的道德人性论向自然人性论的转变。这种转变又牵连着传统价值观向现代观转换的历史性课题,所以李贽的价值被定性为:16世纪的启蒙思想家。
[硕士论文] 谭鸿顺
中国哲学 广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归结之词,也是晚年之定论。在明代恶劣的政治生态环境下,儒家学者们基本上都避行于得君行道而偏向于从个人受用之角度寻求内圣之学。余英时认为,王阳明在谪居龙场并顿悟致良知基本思想之后,便在儒家传统的“得君”行道方式之外,开辟了一条通过明觉社会大众之本然良知进而“平治天下”的道路,即“觉民行道”。从政治向度看,王阳明的觉民行道路线是以致良知说为形上理论支撑,致下地以“三代之治”为理想政治形态、以“万物一体”为理想社会内在秩序、以“满街都是圣人”为主体期望、以良知为是非准则并以良知学与民间思想的贯通为关注重点的完整行道理论体系。而在具体的行道践履中,基于身处仕途的特点,王阳明的觉民行道实践亦别具特色。他的觉民行道实践不仅包括讲学、书院等在学术层面的以良知学之传播为关注点的觉民方式,还扩展至了军事、政治等上层领域,其中当以总督两广平乱之事例为典型。以致良知觉民行道路线的影响之是深远的,不仅王阳明之后学受其影响,乃至在近代的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中,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有志之士亦试图从中寻找救国图存的途径及其传统形上哲学依据。
[硕士论文] 刘小伟
美学 贵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黄绾的哲学思想经历了两次转向——由程朱“理学”转向阳明“心学”;在对心学异端进行批判和纠偏的基础上,由“良知”心学经由“独知”转向“艮止”心学,并将“艮止”心体作为其哲学立论的基础。他对审美之境的体验与实现主要体现在:本体经由工夫转化为境界的过程中。他从“艮止”心学出发,经过“慎独”、“致知格物”的工夫践履及个体修养,最终揭示了“艮止执中”之学的道统。在这一过程中蕴涵了具有审美情感的完整的人格之美;具有丰富审美体验的实学美学的思想;将道德的善与生命之情合一,最终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大和”之美。黄绾的“艮止”思想是以心为本体,但他对实地工夫修养的重视,对治生之艺及经世致用之学的追求,使其思想又被赋予了“实”学的色彩。故其在审美境界上呈现出的人格美、实学美学的思想及大和美,既有融合情理,消融主客矛盾,使其达到伦理与情感的合一,实现心灵愉悦的心学美学思想的肯定,又有治生技艺、经世致用、人情之真所体现的实学美学思想的转变。
[博士论文] 金紫微
中国哲学 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方孝孺是明初著名的理学家,著作今仅遗《逊志斋集》一部。他的思想根于方克勤和宋濂两位导师的传统儒学教育,又是在洪武朝物质生活由奢入俭、礼俗严重胡化的社会环境与绝对君权、严刑峻法并行的政治生态下形成的,因此呈现出醇正的理学特征、迫切的践履精神和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孝孺思想建构的目的是为了付诸现世人生践履,故须同时着力于人的自我改造与改造世界两方面,也就分别对应了他的内圣之学和外王之学。
  方孝孺的内圣之学以其理学观念为根基,展开为自处与处世两个修身维度,分别指向他的为学思想和人生哲学。首先,孝孺的理学探讨了本体论与天人关系、心性论和工夫论等问题,由天人合一的天人关系预设推演至以养心为基点的工夫次第,基本继承了程朱以来“存天理遏人欲”的理学传统,其意在为实践问题的解决提供形上依据,有合于明初朱子学重践履而轻思辨的学风。其次,孝孺把他的工夫论推广到读书修身领域,构建起一套彻底是道德导向的为学思想:在对为学内涵论的诠释上,他极力支持将为学与为道统一起来,主张为学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实践;在对为学方法论的阐发上,他认为学者须以儒家经典入道,先致知方能躬行;在对为学动机论的辨别上,他坚持学者应当总是立志为道,堕于为文则是不道德的;此外,他还提出了相应的教育哲学。再次,孝孺的人生哲学基于其伦理道德思想,而其伦理学呈现为以美德论包摄规范论的二重分层结构,从性善论人性预设和“存义轻利”的道德原则论出发,经由对现实价值序列的考察与对“德福不统一”问题的反思,到达以天命观为核心构建的人生观、死亡观与不朽论,并就出处和生死两个现实伦理难题进行了重点探讨,整体上就是孝孺自己通过为学活动体认到的处世之道。
  方孝孺的外王之学以其文化哲学为风向标,落实在驱斥异端的辟佛思想和民本仁政的政治思想两个方面。首先,孝孺的文化哲学针对明初特殊社会历史环境下的文化困境,经由对华夷之辨、正统问题和古今文明论的考察,确立了唐虞三代作为华夏文明标杆的地位,导致他的儒学思想整体表现出鲜明的稽古倾向。其次,孝孺的辟佛思想针对佛教盛行的原因,既驳斥了以轮回学说为代表的佛教义学,又提出了化解佛教传播的对策唯有弘扬圣贤之道;而其辟佛的动因在于防止佛教动摇儒家的存续,和保护儒家在社会秩序建立方面的胜利果实。不过,由于孝孺没有客观看待儒佛关系,他的儒本位立场决定了他不能真正解决儒佛之争。再次,孝孺的政治思想贯彻了他的文化复古主义,根本目的是要在现世实现三代之治。由此,他从政治起源、君主职分、为君之学等三方面切入君主论,要求君主效法古先圣王;又从先富后教的经济思想与礼主刑辅、立法利民的制度思想展开治道论,要求在现实中施行模拟周朝的社会制度。然而,孝孺也看到了上述主张难以实现,所以他转而发明了“宗仪”的民间自治论,倡导在野士人另辟蹊径,以恢复古先圣王之法。
  总而言之,方孝孺儒学建构最为突出的特征就在于经世致用,其内圣外王之学继承了儒家一贯的道德理想主义,蕴涵着浓厚的济世精神与伦理信念,使得其思想建构与人生实践高度统一,最终成就了孝孺传奇而不朽的一生。
[硕士论文] 袁业旺
管理哲学 广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王阳明作为儒家文化的发展和传承者,他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中的管理伦理思想尚待引起重视和发掘。
  王阳明管理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爱”。他认为统治者因为内心对万事万物的仁爱而拥有高尚的品德,并要践行这份品德,对待百姓如同对待自己,才能行仁政,从而不怒自威、深受百姓爱戴;百姓也在这份“仁爱”的领导下才能推己及人,以“礼”和“仁爱”对待他人,使得社会一片和谐并欣欣向荣。上下皆有仁爱,社会才会和谐、天人才能合一、天下才能大同;后者正是王阳明管理伦理思想的价值追求。王阳明管理伦理的基本原则是“正君”立威、逊礼处事和以道事君,具体来说,君王要规范自身的言行,才能有效管理;人要谦虚,才会处事合宜;下属要用道与义对待上级,才能律己尽忠。相应的管理伦理执行规范是定约以正权威、以“宜”与“虚”待己和尽职尽责做事。
  王阳明管理伦理思想是儒家体系、“礼治”和“性善论”的传承和延伸,是德治精神的兼收以及亲民品德的修炼的体现。在现代生活中,王阳明管理伦理思想中的“仁爱”有着重要的教育、指导和激励作用,同时他注重“心力”的精神建设,关注民生核心的确定和社会体系的和谐统一,对当今社会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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