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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魏少尉
中国哲学 青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诚信思想拥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其诞生可以追溯到早期人类社会。在我国文化发展长河中,儒家学派极其重视对诚信的研究阐述,朱熹的诚信思想是儒家诚信思想的重要代表。研究朱熹的诚信思想必然要回到朱熹生活的宋代。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另外一方面,宋代战事不断,人口迁徙频繁,为文化的交流融合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朱熹早年在佛教和儒家学说之间摇摆不定,但最终选择了儒家学说,并通过对儒家经典的研读,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学体系,其中就包含着丰富的诚信思想。朱熹把诚解释为“真实无妄”,把“诚之者”解释为“未真实无妄而追求真实无妄”,又把“诚之者”解释为“信”,是“人之道”。诚是天理的真实状态,信是人类追求诚的活动;诚贯穿于万事万物之中,信是诚在人类社会之用;诚在自然界中总是被动地表达自身,信则是诚在人类社会主动地追求自身;诚是圣人的境界,常人则可以通过信追求圣人之境。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发现,要理解朱熹的诚信思想,需要对诚与信进行“分疏与统合”。分疏是为了更好地统合,统合是为了更好地指导人们的生活。同时,朱熹的诚信思想也离不开朱熹完整的理学体系,因为诚信思想就体现在天理、人欲、主敬等概念之中,离开了这些概念的支撑,朱熹的诚信思想就不会存在。
  由于朱熹理学体系的唯心色彩以及时代的变迁,朱熹诚信思想的很多内容已经不合时宜,但它的价值依然不可忽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朱熹诚信思想的体用之分提示我们“诚信不仅仅是道德规范,更是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成为市场经济的原因之一”。对于社会主义政治而言,朱熹的诚信思想为诚信政府的建设提供了积极借鉴——明诚,即明确政府在社会中的责任;思诚,即政府机构或政府职员必须时刻以相关的规章制度严格要求自己;践诚,即把政府的职责落到实处。对于社会主义社会而言,朱熹的诚信思想为社会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言,朱熹的诚信思想提醒我们诚信可以通过教育和学习而获得。
[硕士论文] 王雯雯
中国哲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杨万里生于南宋,历经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因身处宋学之大端——理学各家的竞渡之时,故而在学术视野上得以濡染湖湘学、洛学、闽学、心学等各派思想,而其所著《心学论》(二十篇),虽是从平易处来解经、释经,但作为后学者,却可通过对其中经学思想的分析,钩沉出当时学术思想的大端走向与前进轨迹。
  杨万里治学不尚空言,他在对儒学之“道”穷究的基础上,一方面探寻“道”的源头,通过梳理“六经”在圣人传道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明确这六部经典在圣学中的价值;另一方面从儒家传道谱系入手,通过对历代“圣徒”在儒学传承中所作贡献的解读,不仅构建出了具有杨万里思想特点的“道统论”体系,而且由此彰显了儒学思想内涵的丰富性。
  本文从四个部分梳理杨万里《心学论》思想的要旨:第一部分为绪论,说明课题来源、研究现状及其研究价值。第二部分,通过分析洛学及湖湘学对杨万里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对其理学思想的影响来管窥杨万里理学思想特点,为后文阐发其《心学论》中的理学思想做铺垫。第三部分,通过对杨万里《心学论》中二十篇文章的具体解读,剖析其各篇文章的思想内容。第四部分,将杨万里《心学论》置于杨万里的思想中及宋学研究的长河中予以解读,以阐明《心学论》在杨万里思想中的重要性及其在宋学发展中表现出的独特性。
[硕士论文] 范嵘
伦理学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王安石的《周官新义》是一部具有多重性质的作品。它既是王安石对《周礼》的解读,是一部经学训解作品,同时也是提出了王安石政治构想的政书,还是王安石所推行的熙宁变法的理论源泉。《周官新义》诞生的社会背景是北宋深刻的社会危机,具有鲜明的政治伦理色彩。全文共分三部分进行论述。
  第一部分,对《周官新义》所反映的学术方面的背景以及社会政治方面的背景进行分析,将宋学疑经疑古、通经致用的学术特色和北宋士大夫心怀天下志在为国的情怀结合起来。在对《周官新义》的历史背景的介绍之后,又阐述了《周官新义》自身理论建构的思想路径,从人性论以及方法论两个方面厘清《周官新义》的逻辑脉络。
  第二部分,对《周官新义》的政治伦理思想进行阐述。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对政治运行的认识主要围绕着君、臣、民三者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展开,《周官新义》对这三部分都有论述。在这部分论述中,《周官新义》体现了尊君、治吏、富民等理念,分别体现在其君主观、吏治观和治民观之中。
  第三部分,具体分析了《周官新义》和熙宁变法的联系,以及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周官新义》的评价入手,分析古人对《周官新义》的论争,再从今人的视角对其进行再评价。
  《周官新义》是一部目的性明确的体现王安石政治改革思想的作品,其理论自身、理论的提出以及理论的实践都对今天的改革有借鉴意义。《周官新义》同时也对如何构建理论体系有所启示,主要体现在对建构理论体系时需要注意的理论的合理性以及合法性的思考,以及对评价理论体系所具有的价值应持何种标准的思考。
[硕士论文] 彭旅从
中国哲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朱熹作为南宋著名哲学家,理学的集大成者,学界对其哲学思想—不论是整体还是局部分都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其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把其“为学之方”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却未能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基于此,本文从“为学之方”这一角度切入,希望对朱子哲学作一个不同视角的考察,以图对朱子哲学获得一种别样的解读。
  本文共分为五章,其中包含一个附录章节—朱陆异同。第一章对“学”和“小学”、“大学”做了简单的字、词源介绍,并对宋以前的“为学观”—主要以孔子和老子的“为学”进行了简要的梳理。第二章从朱熹为学之方的哲学基础入手,论述了其理气论、心性论和理—分殊的思想。第三章以格物致知、敬义夹持和知行并进为节展开论述,着重探讨了其为学之方的主要内容,并分析了通过这些为学之方的主要内容,朱熹所要达到的为学目的—自我完善和理想境界—“天人合一”。附录章节从朱陆之辩、为学工夫与为学目的、尊德性与道问学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分析了朱陆异同,并对朱熹为学之方作了一个佐证。第四章以其为学之方的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作为切入点,从而对当今学界的为学观进行深入的反思,以达到与现实相结合的目的。
[硕士论文] 邓皎昱
中国史 西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前学界对《四书》的研究集中在二程、朱熹等理学家上,对吕祖谦《四书》学思想的探讨,尚没有形成完整的研究成果。本文尝试对这方面进行系统地整理归纳,并进行一些理论分析研究,希望能够让宋代《四书》学研究以及吕学研究更加完善。
  吕祖谦的学术生涯是在南宋时期,当时社会内忧外患,政治、经济面临着很多挑战,社会道德有滑坡的趋势,这样的社会背景对吕祖谦思想有一定的影响,促使吕祖谦思考了很多与现实有关的问题。吕祖谦又有着一定的家学渊源,吕氏前代学人对《四书》很重视,这也使吕祖谦终生对《四书》都有浓厚的兴趣。
  在对《四书》的哲学思想进行阐释的时候,吕祖谦主要从天理、仁说、修养论三个角度来分析。吕祖谦认为世间万物只有一个理,理在自然界与人世间都有体现,两者之间是相通的,并遵循着理一分殊的原则。人应该去主动认识理,对理的认识不能有丝毫损益。吕祖谦对儒家重视的仁观念进行阐释,认为仁是一切道德的总原则,并对仁做了具体阐释。吕祖谦重视内在修养,认为人应该向内挖掘内心中的善,提高自身的修养。在对《四书》的政治思想解释的时候,吕祖谦认为政治的原则是为政以德,而不是智力、诈术。为官者的个人素质非常重要,吕祖谦以《四书》为蓝本进行阐发,说明了为官者应具有自重、取信他人、注重言辞等应有的修养。吕祖谦还强调了评判为官的好坏要重视官员施政的实际效果,并提出应给予官员一定的容错纠错空间。在理想人格方面,吕祖谦认为人应当立大志、养成坚毅不拔的性格,追溯古代的圣贤。
  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比较,吕祖谦对《四书》的研究,其义理略微单薄,解释略为琐碎,甚至在解经时还有一些两可之语;吕祖谦在解经时善用比喻论证,并且善用人们日常接触的事物类比说明。与张栻《论语说》、《孟子解》比较,在义利之辨的问题上,张栻见识高明,他提出了公利与私利之分;吕祖谦则强调了义在利先,提出官员应在义利问题上为民众做出义在利先的表率,引导社会风气。吕祖谦对《四书》研究的特点有:注重义理阐发,从哲学、政治、义利之辨等多角度入手,善用日常生活的事情类比。同时,吕祖谦对《四书》的研究未能建立一套严密的《四书》学思想体系,在具体的解释中也有前后矛盾之处。
[硕士论文] 蒋聚缘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恕成为中国思想史的重要范畴始于《论语》。《论语》两次言及恕,《里仁》记载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以忠恕说明孔子之道,但是,曾子并没有解释何谓忠恕,而且曾子也没有说明“一以贯之”之道何以成了忠和恕两个范畴,这两点疑问成了后世论争的关键。《卫灵公》记载孔子日:“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孔子对恕的阐说,此语成为后世诠释恕思想的基点。汉唐间儒者对恕思想的阐发,大体基于“如心为恕”的角度,强调以心度心,与人同乐。“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的经典表述出自伊川先生的《论语解》,朱子在《论语集注》中引用了这一表达,遂成为后世儒者诠释忠恕思想的核心内容。
  以“尽己”“推己”阐释儒家忠恕思想始于二程。忠是对于自己而言,要做到内心的真实无妄;恕是对于外界而言,要将自己真实的内心情感施加于人和物,真实无妄之心便是诚。朱子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将“推己之谓恕”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推己及物”,自己将人性中固有的孝悌忠信等伦理道德推广应用在现实生活中,在待人接物等方方面面上,尽到自己的责任。这是自我践履的工夫,是自己成就德行的方法。其次是“推己及人”,这是一种将心比心的人道关怀。自己完善了自身的道德修养,考虑到别人也愿意成就美好的德行,便会热情的帮助他人,使之也向道德靠拢。但是,这仅仅是发挥我的“先进”作用,引领他人迈向公共的道德境界,而不是强迫他人听从我的安排,更不是我为他人制定必须遵守的道德法则。“为仁由己”,恕之推己及人不存在对他人的强迫。朱子认为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的,道不远人,凡是自己要求别人达到的地步,都应该是理之所当然,自己同样以此完善自身的道德修养。故而,程朱理学恕思想既是自我成就德行的下学之功,也有将心比心的人道关怀,既“成己”又“成物”。
  以己度人,不可避免地出现两个弊端。其一,我与他人有着不同的认识和需求,人心不同如面,推己及人如何可能?其二,即使我和他人在某件事情上达成共识,双方有着共同的需求,但并不能保证这种需求是合乎法律或道德的。推己及人如何可能,涉及程朱理学的人性论思想。“天命之性”规定人性皆善,“理义是心之所同然”,人性在理义层面的相通是可能的。气质之性指禀受气质而形成的具体的人性,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所以现实生活中有善人也有恶人,有道德高尚的人,也有道德低劣的人。虽然,气质中的善恶也是先天禀受的,但是,人们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加以改造,恢复本然的天命之善。后天的改造需要自己的努力,也需要先觉之人的引导,从这个意义上说,推己及人是必要的。“忠体恕用”可以保证推己及人合乎道德的规范,因为忠是天理的呈现。万物之理很多,但举其大者而言,只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伦理关系上,人们会在这些伦理关系上达成共识,形成普遍的价值。
[博士论文] 李永富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程颢和程颐的理学构建是以其全新易学观为基础的,是借助开显易学中的宇宙图景、性命之理、修养工夫和境界哲学的新内涵,并涵摄吸收《四书》等典籍中的思想资源来实现的。程颢从天地的生化日新入手,对“生生之谓易”加以诠释,建构起生生日新的世界,认为天理是天地生化日新的本体依据。天理落实到人身上,就是个体的性命之理。个体可以在生活中“即事尽天理”,成就与物同体的大写的我。程颐从万事万物生生不息的视角入手,建构起万象共生、物我一理的有机整体世界。程颐把变易看成天地万物存在的总原则,认为变易的所以然是天理,提出了随时取义以从道的理念。在程颐看来,个体顺应天理的要求,就是在参赞天地之化育,就可以达到与理为一的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二程易学研究的结束之日,即是其理学体系构建的完成之时。而程颢、程颐思想的异同、互补,则造就了二人不同的人格气象。论文试图厘清程颢和程颐的思想异同,阐明他们的易学分别在其理学体系构建中所起的统摄作用和基础作用。
  本论文由六部分组成。
  引言。这一部分首先对程颢和程颐思想研究的概况进行了梳理,进而阐述了探讨易学视野下的二程理学构建的意义和研究思路,并交代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现当代学者已经从理学、易学、礼学等多个视角,对二程的思想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诸多成果。在程颢易学及其与程颐易学的异同、程颢易学与其理学体系构建的关系、程颐易学与理学体系构建的关系等方面,学界的研究尚嫌不足,也有继续探讨的必要。因此,论文拟从宇宙图景、性理之学、工夫进路以及境界追求四个方面,阐发程颢和程颐的易学对于其各自理学理学构建的作用,厘清他们思想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说明二程人格气象的异同正是由其思想的异同所决定的。在研究方法方面,论文首先运用文献研究法,对传世的程颢和程颐的文献资料加以梳理,并将其作为研究文本。其次,基于易学天人之学的特点,阐明程颢和程颐通过阐扬《易》中已有的本体思想、性命之理、修养工夫和境界哲学等内容,加上涵摄融会此前的典籍和前人研究成果,实现自身理学体系建构的过程。再次,采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置身于二程理学形成的历史文化语境来还原他们构建理学体系的原貌,并阐明研究程颢和程颐理学体系的构建,既有利于促进儒学在当代的复兴,又有助于实现中华文化复兴。
  第一章,易学语境下二程全新总体宇宙图景的开显。这一章试图还原二程以其易学来建立宇宙图景的过程,并阐明他们对天理诠释的异同之处。本章首先阐述了程颢和程颐之前儒家宇宙本然研究范式的转换。《易》描绘了生化日新、异彩纷呈的天人万象之道,汉唐经学将其理解为天人同构、一体贯通的生活世界。但是,儒家并未建构起自身的本体论。程颢和程颐对汉唐经学注重经义训诂的解经模式提出了批评,并对玄学本体论加以转化,将天理确定为万物背后的形而上根基和价值依据。尽管二人都以天理为终极的根基根据,可是他们对天理的理解却同中有异。程颢从生生之理中体贴出了天理,并将仁与天理通而为一,描绘了一幅生化日新、天人本一的全新总体宇宙图景。在这一宇宙图景中,天地创生万物,万物生生不息,主客之分被超越,天地人物之间呈现一体互通、内在互连的态势。程颐从天道生化日新的原因入手,强调“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天理是万物背后的本体依据,进而勾勒出万象共生、物我一理的有机整体世界。在这一世界中,主客之分被凸显,天地人物之间呈现异彩纷呈、天人合一的情形。
  第二章,性理的易学新内涵与理学心性论的确立。本章阐述了程颢和程颐对《易》中的性命之理的阐扬,并说明他们正是以性理的易学新内涵为基础来建构其理学心性论的。周敦颐将研究《易》的重点由阴阳之理转换为性命之理,程颢和程颐光大了《易》中的性命之理,并以此为基础确立了理学的心性论。他们借鉴了张载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二分的解释范式,将人性划分为天命之性和生之谓性。程颢认为,人人皆有完善自足的、绝对善的本然之性;这一本性来源于天理。在程颢看来,天地间并不存在纯粹的本然之性,只有具体的人物之性。而具体的人物之性,又是天理与气结合后的产物。程颢用《易》中的“各正性命”来说明天理的实现过程,认为天理流注到个体身上就体现为不同的性命。具体的人物之性已经是“生之谓性”,不再是本然之性。由于本然之性和“生之谓性”都是性,故他不对性、心、情做严格区分。与程颢不同,程颐认为,只有本然之性才是性,“生之谓性”是气禀的产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性”。程颐强调心分体用,心之体为性,心之用为情。程颐认为,性为未发,是至善的;情为已发,有善有恶。程颐还使用体用范畴对仁与爱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全新的解释。
  第三章,易学工夫论新内涵的凸显与理学工夫论的构建。本章重建了程颢和程颐对《易》中的修养工夫的阐扬,并以此为框架建构自身理学工夫论的过程。在易学的宏大视域中,程颢和程颐汇通了《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等典籍中的工夫思想,提出了自身的理学工夫论。程颢吸收了周敦颐观万物生意的修养方法,提出了以识仁和定性为特色的理学工夫论。程颢重视向内的直觉体验,把格物穷理看成是识仁的同义词,又把养气看作定性的手段,还将循理无违当作工夫进路的高级阶段。程颐把周敦颐的“主静”改为“主敬”,还借鉴了王弼的“性其情”,建构了以持敬和穷理为特色的修养工夫。程颐立足于主客二分,认为格物穷理离不开诚敬,主张通过涵养正气来处理性情关系,要求个体循理而为。
  第四章,易学理学二而一视域下的理想人格与理想人生。这一章再现了程颢和程颐对《易》中的性命之理的发扬,并说明他们在易学理学二而一的视域下建构了自己的境界哲学。《乾卦·文言传》中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已有明确的境界意味。他们对《易》中的境界论予以发扬,并通过对前入境界哲学的涵摄吸收,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境界哲学。程颢把仁者与圣人贯通起来,构建起来万物一体、天人本一的圣人境界。在生活中,程颢待人宽和,给人以“如坐春风”之感。这正是程颢所追求的圣人境界的现实化。程颐对仁者和圣人做了区分,树立起天人合一的境界哲学。在待人接物时,程颐给人庄重严肃的印象,展现出了注重道德践履的贤者气象。尽管伊川所展现出来的是贤者气象,可是,他所孜孜以求的仍然是天人合一的圣人境界。
  第五章,二程的历史地位、后世影响及现代价值。本章总结了程颢和程颐的易学解释范式、理学建构模式及其理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后世影响和现代价值。在后世,程颢和程颐的易学解释范式、易学思想和理学思想都发挥了重大影响;因而,他们也得以从祀孔庙。他们建构理学体系的行为,体现了宋代理学家的文化自觉,也对后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当代,他们的思想仍然可以为民族文化复兴,为建立天人和谐、人我和谐的社会发挥正面作用。
[硕士论文] 张晓文
文艺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和范畴是古典美学与诗学中的重要范畴。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继承了二程的思想体系,重新构建了儒家哲学,在哲学美学与诗学理论中发展了中和范畴的内涵。朱熹将中和作为美的本体的基本定位意味着中和具有先验性、超越性、形而上性和普适性,这些理论为朱熹中和范畴体系奠定了宏观的理论基础。
  朱熹将中和与道之本体并举,以理学家的性本体论为基础,发展了中和在形而上层面的哲理意蕴,将中和视为一种超越的先验存在,也即是美的本体;同时朱熹从中和作为哲学美学范畴的普适性出发,一方面以天命之性作为道与人联系的纽带,将中和从抽象的层面延伸到人自身,中和指向天命之性的回归与人欲之情的摒弃,朱熹的“德性之美”是儒家美善合一的审美观的流露,人在作为伦理道德主体的同时,也成为审美的主体;另一方面,中和以其普适性也在形而下的层面具有广泛的意义指向,从天地万物以至人自身,及至文学艺术等人为创造之物,都体现了中和之美。中和既是一种与道共生的超越之美,也是万物育化,和实生物的天地自然之美,更是文学艺术之美的应有之义,体现了主体的人格理想与审美价值观念,也是主体审美与客体审美的统一。
  朱熹的中和诗学范畴建立在心性论哲学和伦理主体哲学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温柔敦厚说。中和首先是朱熹对以雅颂为代表的特定诗歌风格的解读,同时也反映了对创作主体的审美追求。朱熹将政治意义上的“克尽己私”运用到诗歌创作和批评实践中,提出了作家的个体修养理论,中和进一步抽象为厚重、严正、平和、典雅的诗学原则和标准,从而由单一的诗歌风格具有了普遍的审美意义。有赖于在哲学上对中和的理论提升和阐释,朱熹的中和诗学范畴在前人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衍生出了丰富的内涵层次,既具有儒家特色又融汇了佛老的因素,既有丰富的哲理内涵,又富有包容性,是古典美学的重要原则和标准,对后世诗学理论与实践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硕士论文] 温浩
中国哲学 新疆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正义和社会稳定、人民幸福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终极目标,正义的实现又和每一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对于正义这个问题中,不管是西方哲学家还是东方哲学家都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和分析过正义的实质以及实现正义的方法。在我国,维吾尔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形成并发展了独特的正义思想,早在十一世纪时,我国维吾尔族哲学家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在其《福乐智慧》中就蕴含着极具价值的正义思想。
  文章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首先是对选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重难点创新点作了叙述;其次是对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生平、著作、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背景作了介绍,拉近与作者的距离,才能更深入的体会作者想要表达的核心思想;再次是阐述优素甫·哈斯·哈吉甫正义思想的内容。正义不仅是《福乐智慧》中作为基础的四大观点之一,同时也是重要的德性之一,文章分别对神性正义观、自然正义观、社会正义观、政治正义观重点展开研究;接着是把理论落实到实践的层面上,优素甫勾勒出实现自己正义思想的目的以及途径,从理论中回到现实,找到现实中的困难和对策,优素甫认为国家繁荣是个人幸福的基础,国家的繁荣是以良好的制度、以人为本的思想和法治的落实为前提的;另外是把优素甫·哈斯·哈吉甫正义思想与不同时期哲学家正义观的对比,在优素甫的正义观中,很多观点与不同时期哲学家的观点相似,极有可能也获得过不同哲学家的启示,而得出自己独特的观点;最后是对优素甫正义思想的现实意义及其局限性以及在东西方哲学史中的地位予以论述。虽然《福乐智慧》已流传了数百年,然而其价值不言而喻,所蕴含的正义思想依然有助于构建和优化当代正义观,对促进民族团结起着重要的意义。
[硕士论文] 黄雨薇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张载(公元1020-1077年)字子厚,北宋著名哲学家、宋代关学的创始人,世人称之横渠先生。他的学术生涯先是研读儒家经典,再访诸释老之书,最后又回归六经之学。生平主要的哲学著作是《正蒙》、《易说》。明代时,他的著作和语录由明代学者吕柟编成《张子抄释》,沈自彰编成《张子全书》。本文参考用书是1978年由中华书局合编的《张载集》。张载是宋代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宋代理学的诞生是儒、释、道三家长期交融的结果。张载同宋代大多数理学家一样,他的理学思想也是通过对佛、道两家哲学观点的吸纳和批判建立起来的,最终形成了自己的“气化”论和天人学说。张载从本体论和生死观两个方面对佛学和道家观点进行反思和批判。张载用“太虚即气”的命题来构建自己的本体论,进而指出佛家和道家理论对体用、有无等两两相对的范畴的割裂。张载通过证明万物是“气化”而来对佛、道两家的生死观进行推翻。他认为:既然万物是“气化”,生死也只是气的凝聚消散和流转运动而已。气,作为物质世界客感存在的基础,又可以分为“阴”与“阳”。万物的产生是阴阳二气作用的结果,从而强调万物都应有其对立面,也就是“一物两体”的思想。张载在阐述宇宙生成的时候还对“天”、“道”、“神”、“化”等范畴进行了详细解释。张载以天道观为基础,构建了人性论以及与之相应的修养理论。他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也就是“民胞物与”,这是张载哲学构建的终极诉求,也是历代中国哲学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
  本文通过五部分来对张载著作进行分析,进而阐述张载的“天人合一”思想。前言简明的介绍了本文研究的立题依据和研究现状。因为他的生平经历和学术源流都对其哲学观点有重要影响,所以前言一章也对这两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讨论。第一章,在张载的著作中找寻他对“天”、“地”、“人”三材的解释,作为后文研究的基础。第二章,分别从“太虚即气”、“阴阳循环立天地大义”和“万物其实一物”三个部分论述张载的天道观。第二章的第一节“太虚即气”,这是张载关于世界本原问题的经典命题。此节首先分别论述了张载著作中对“太虚”和“气”的解释,深入地了解这两个范畴在张载语境下的含义;其次探讨两者的关系,有“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和“太虚不能无气”的表述。第二节论述了张载有关宇宙生成的论述。他认为:“气”是万物化生的物质基础,但是“气”又有阴阳之分,所以“阴阳循环立天地大义”。对于这句话的诠释又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一物两体,太极之谓,象之成”,化万物的“气”中所包含的阴阳对立面是“气化”的必然条件,万物即是“气”化成也具有“一物两体”的特点;“天道不穷”,“气化”万物的过程是循环不穷的,是一个不受任何作用控制的过程;“气之为物,顺理而不妄”,强调“气化”万物的过程并不是没有规则可寻的,它所遵循的规则就是“理”或者“道”;“太和所谓道”,终极的和谐就是“道”的原本状态,张载认为一切按照“道”来进行才得以达到终极和谐的状态。第三节,“万物其实一物”,强调的是万物内在所遵循的根本原则是一致的,这个观点为张载的“天人合一”理论奠定了基础。第三章,论述张载的人性论一一“性其总,合两体”。此章分为三节进行论述。第一节“合虚有气,有性之名”论述了张载对“性”的基本解释。第二节“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此二者是张载人性论中最重要的两个范畴,本节会对两者进行解释、比较与区分。张载通过对“气质之性”形成原因的分析找寻回归“天地之性”的方法,为他的修养论奠定基础。第三节解释“性其总,合两也”的含义,并对张载的人性论进行概括。第四章讲张载的“天人合一”思想。第一节“圣人以天为德”和第二节“本一故能合”,着重强调“天人合一”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正因为“天人合一”的可能性的存在,普通人才需要通过修养来追求圣人之德,也就是天德。第三节分别从“至诚”在于“穷理”、“大其心体天下之物”、“成性须知礼”三方面来论述张载的修养论,他的修养论是人与天相合的必要途径。最后一节论述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也就是“天人合一”的最终达成。
[硕士论文] 吴潇涵
中国哲学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宋明理学史研究是张岱年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依据马克思唯物史观对宋明理学史作了独具特色的系统性诠释,揭示了宋明理学的基本性质、特点与主要理论命题,重新划分了理学的基本派别,对理学的理论贡献与偏失作出了系统的说明,确立了中、西、马综合创新的研究范式,并对当代宋明理学史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本文试图从客观、全面的视角对张岱年先生的宋明理学观作以系统的梳理和阐释,并期待给予张岱年宋明理学观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指出其对当代中国理学发展或者儒学发展的启示。本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简单介绍了本文的选题意义、关于张岱年宋明理学思想的研究现状等。第二部分,指出了张岱年先生的宋明理学观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这一时代课题的解答,如何解决这一文化转型的问题是张岱年宋明理学研究的产生背景。张岱年研究宋明理学的基本立场是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同时,又将中西马三者结合起来进行了新的综合创造,建立了良性互动、圆融贯通的“三流合一”的研究范式。此外,他结合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特点,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形成一整套缜密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种:即阶级分析法与理论分析法相结合、历史分析法与逻辑分析法相结合、批判继承与综合创新相结合。第三部分则详细地分析了张岱年宋明理学观的基本问题。首先是宋明理学的思想实质与基本派别。张岱年先生指出,宋明理学在实质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提供理论依据的。张岱年先生重新划分了理学的基本派别,把理学分为气本论、理本论、心本论三派。其次,张岱年先生还对宋明理学的主要理论命题,如理气问题、义利问题、理欲问题、致知问题等,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有所发展。在理气问题上,张岱年对张载、王夫之的气论思想进行了新阐发,较为充分地对中国的气学传统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解读。在事理问题上,张岱年不仅继承了张载、王夫之、李塨等唯物论的事理思想,还发展了宋明以来“理在气中”、“理在事中”的哲学传统。提出了“物统事理”、“物源心流”的宇宙论哲学命题。在义利关系与理欲关系上,张岱年详细地分析了宋明以来的尚义反利思想、兼重义利思想与存理去欲思想、理存于欲思想,并提出了“遵义兴利”与“循理节欲”的新主张。在致知问题上,张先生指出致知方法与德行涵养有相依不离的关系,这是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考察了知论中知的来源与性质问题、知之可能与限度的问题和知之谬误缘由的问题:并且还考察了宋以后的哲学方法。最后,张岱年先生对宋明理学作出了整体的评价,指出了理学的贡献及偏失。第四部分是张岱年宋明理学观的客观评价与当代意义。在这一部分,首先介绍了张岱年先生宋明理学研究的贡献,包括在哲学理论层面上的和哲学史层面上的等等。其次介绍了张岱年宋明理学研究的局限性,如:时代的局限性,论述范围上的缺陷等。最后叙述了张岱年的宋明理学研究对于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的意义。
  总之,张岱年先生对于宋明理学的研究,作出了深入且大胆的尝试,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独特的观点和方法,提高了中国宋明理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对中国哲学思维方法的创新和民族精神的创新,对解决现代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有着深刻的启示。
[硕士论文] 钟小辉
哲学 湘潭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周敦颐作为宋明理学的开创者,其“中和”思想有着深刻的渊源。首先,“中和”思想的发展历史无疑是周敦颐“中和”思想的间接来源。自“中”与“和”字义产生起,从《尚书》到孔子,“中和”思想主要表现为由“中”而“和”。至子思时,从情感角度出发定义“中”“和”,并首次将“中”与“和”相连作为一个词组,“中和”便在某种程度上表示人的精神境界,对后来的思想家们用“中和”来表示人的精神境界有着重要的影响。其次,在周敦颐那里,“中正”即“中和”,“中”是刚柔相济。“和”取中节与达道之意,“中和”是一种境界,“中和”境界亦即“诚”的境界,“中正”体现了“中庸”之道。这些都表明了周敦颐的“中和”思想直接上承于《周易》和《中庸》中的“中和”思想。
  在周敦颐那里,“中和”有着丰富和独特的内涵。周敦颐认为,“中和”是本体,亦即是“诚”本体。“中和”是圣人的境界,“中和”境界亦即“诚”的境界。“中和”还具有不同层面的意蕴,分别为:本体层面、人性层面、修养层面、认识层面。这些不同层面的意蕴同样构成“中和”的内涵,具体为:阴阳和合;刚柔相济之性;自然;全面客观地把握人生道理或外在事物的规律与法则。
  “中和”是本体,亦是一种精神境界,自然存在着“中和”的障碍与实现“中和”的问题。在周敦颐那里,“中和”的障碍分别为“邪动”“不闻过”“私欲”,“中和”的实现途径则为“立诚”“无欲主静”“尊师重道”“勤思”。
  毋庸置疑,周敦颐的“中和”思想对后世有着重要影响。包括与周敦颐有师承关系的程颐,对周敦颐思想推崇的朱熹和王阳明,他们的“中和”思想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周敦颐“中和”思想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为:周敦颐以“和”为“中”无形中将“中”“和”转变为二“中”的理论结果是程颐和朱熹认为“中”有二义的理论前导。此外,程颐还注意到致“中和”的问题,朱熹则从心性的角度对“中”“和”进行阐发。与周敦颐言“中”的消极进路不同,王阳明则以良知为“中”体现了积极的进路,同时注重从“中”“和”一体来言说“中”“和”。
[硕士论文] 王玲强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程朱理学“信”观念是对原始儒学的接着讲,一方面理学家们所讨论的仍旧是“忠”与“信”、“诚”与“信”、“五常之信”等儒家传统范畴,但是另一方面也依据理学的思维架构对这些传统范畴进行了创造性转化。自二程兄弟倡明道学,“理”成为最高的哲学范畴,但是这却造成了儒家传统“信”观念内部的冲突,即一方面“仁义礼智信”五者并称,理学家直指“性即理”,又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便是“人性之纲”;另一方面“忠信”连用,而“忠信”常与“孝慈”并提,虽然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伦理范畴,但是在理学的思想世界中处于略低的位次。于是“信”观念自身在理学的思维世界中产生了某种冲突。二程首先便意识到这个问题,一方面提出“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接着讲儒家的“忠信”观念;而另一方面又提出“四端不及信”的问题,即孟子提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仁义礼智四者皆有开端惟独“信”无端。“四端不及信”问题正是二程对“信”观念与理学思想冲突的一种思考以及解决的尝试。这种矛盾在二程这里仅仅初露端倪,问题的真正展开则有赖于朱熹、陈淳师徒。朱子意识到二程对“四端不及信”问题的探讨似有将“五常之信”与“忠信之信”割裂开来之嫌,他尝试使用儒家经典中的“忠信”统合“信”观念体系,提出一个“地头”说,也即按照“信”的不同作用范围,从“心”、“理”、“事”三方面阐述了“信”观念。朱子之意不过是说“信”只是一个“信”,只是因其作用范围不同而似有层次的不同,因而一方面有“五常之信”,另一方面则有“忠信”并提。陈淳对这个问题则探讨的更彻底,他直接将“信”分为体与用两个层面,“五常之信”不过是“信”之体,“忠信”之“信”则是信之用,体与用两个层次的“信”观念地位有异自然不用惊疑。
  程朱理学对“信”观念的探讨,还有其独创之处,那便是“自信”。二程之学先是以一种怀疑精神开其端,在怀疑过程中格物穷理,思索事物的所以然之理与所当然之则,从而最终自信无疑。朱子受二程这种思想的影响,将“信”观念与致知、穷理联系起来,同样赞同学者应当自信。但是他们这种“信”观念的建立过程却有着明显的差异,二程通过由疑而信的过程指出“觉悟便是信”,“自信”观念还仅仅表现为理之得于吾心的自足,因而有了一种强烈的怀疑精神;而朱子虽然同样有取于由疑而信的历程,但他主要还是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阐释,以“忠信”统合儒家诸“信”,从理之得于心蕴而未发的角度发展出自信,这种自信仍然具有道德属性。这种自信不仅是对真理的认知,同样也是对真理的践行,朱子“自信”观念表现出了北宋以来形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陈淳虽然也偶有提及“自信”,但是他所谓的自信“只是推广程子及集注之意,而不敢有加焉”,也即是对程朱理学的忠实继承,可以说他承继着传播理学的使命感,然而二程那种怀疑精神却丧失殆尽。
[硕士论文] 陈君君
中国哲学 湖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南宋末年社会动荡不安,内忧外患;朝廷权臣当道,政治腐败。在这种现实环境之下,作为理学家的真德秀继承并发展了二程、朱子的心性之学,主张以“正人心”来“正”社会秩序。真德秀“正心”说与其自身的政治实践密切相关,是对宋儒心性论空疏之弊的矫正,致力于理学经世。
  真德秀尤为重视“心”的道德属性,强调“心”是仁义礼智之主宰,道德修养的关键在于“正心”。此外他还指出“心”的本然状态即《中庸》所言的“不偏不倚”的“未发”状态,即是指“心”在应事接物之前没有受到主观判断影响的状态。但是“心”作为知觉本体,在发用过程中容易受到“形气之私”的影响而不再纯正,所以“正心”也就是对“心”之本然状态的回归。在此基础上,真德秀提出了“穷理持敬”作为“正心之方”。穷理即是穷心之实理,明义理之精微;持敬则是内在保持心之清明虚静,外在保持容貌端庄。只有二者兼修,才能“致尽心之功”,达到养心、正心的目的。
  真德秀的“正心”说继承并发展了程朱的心性工夫论,旨在实现理想人格的培养,希望通过帝王与士大夫的道德实践来进一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具有明显的经世化特点。虽然真德秀也著有《心经》,但是与佛家之《心经》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正心”说这种由理论到实践,由内圣而外王的路径具有鲜明的儒家特色。这一理论不仅是对儒家礼学实践性的回归,而且促进了帝王修身与治国双重目标的完成,并发展了帝王经世之学,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硕士论文] 张卓
中国哲学 湖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孔子及其弟子思想和言行的载体,《论语》自成书起便受到历朝历代学者的关注和推崇,成为学者进行名物训诂、义理阐发的重要文本。两宋内忧外患,佛道盛行,理学家们热衷于通过注释《论语》发挥其中的义理内涵,出现了许多诠释《论语》的作品。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在吸收历代《论语》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论语》展开了全面的注解、训释和义理阐发。朱熹穷尽毕生精力,先后完成了六部关于《论语》的作品。以《论语精义》、《论语或问》对《论语集注》的影响最为深远。《论语精义》主要攫取二程等十一位理学家注释《论语》的内容,朱熹自己不先立论,《论语集注》则是在征引各家注释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观点。《论语或问》对《论语集注》的补充说明主要体现在文字训诂的把握和文本义理的阐释两个方面。《论语集注》既不废汉唐以来注重章句训诂的工夫,又继承了北宋理学家重视发挥义理的传统,体现了融通汉宋的诠释特点。
  朱熹对《论语》的训释、阐发与他理学思想体系的建构密不可分。一方面,《论语集注》征引并发扬《论语精义》中各家对“天”、“性”、“仁”、“礼”范畴的注释;另一方面,朱熹通过《论语或问》辨析、吸收、阐扬《论语精义》中各家的注释,力图纠正宋代儒者注释《论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经过不断的思考和探索,朱熹的《论语集注》中“理无处不在”,他将理学思想渗入“天”、“性”、“仁”、“礼”等范畴的训释,最终总结概括出“天,即理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仁者,爱之理,心之德”、“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等既充满着浓郁理学特色、又具有很强针对性的诠释。
  总而言之,朱熹注释《论语》的著作在整个《论语》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最后完成的《论语集注》,训诂精确,义理精深,成为《论语》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对今人研究《论语》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硕士论文] 李想
中国哲学 浙江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朱熹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构建了完善的生命哲学体系,其核心就是对生命的研究,也就是他的“生生”思想。“生”就是生命创造,“生生”就是不间断、不停息的生命创造。“生生”思想不仅构建了完整的宇宙论、本体论、生态观等,其中蕴含的生命之美对于中国美学也影响甚远,从中可以一窥中国古典美学的渊源。前人提出生命之美时,多用西方哲学理论作为哲学基础。但是中国哲学才是中国古典美学最合理的理论基础。
  按照朱熹的“生生”思想,宇宙万物是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并且有着不断创造生命的内在动力。其中大化流行,生命不息,处于永恒地变动创生之中。在他看来,生命是由理和气结合而生成的,生生之理为主宰,生生之气分化聚散,形成了自然万物生生不息的生命过程。自然界万物的生命都是源于理与气,而“理”是生命得以产生的根源,“气”是构成生命的材料。理与气、形而上与形而下分别赋予生命以内在本质和外在形体,两者的统一结合构成了生命体。天地万物都是由理和气交融结合产生的,天地万物都是统一的生命体,是讲究和谐统一的。认为宇宙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世界上没有一个物是真正死的,一切现象里都藏着生命。朱熹说“天地别无勾当,只是以生物为心。”他认为天地是有心的,这个心就是创生万物之心。朱熹认为天地之心是“普万物之心”,就是说“天地之心”内在于万物之中。
  朱熹认为生命发生的过程就是气以理为据,不断地聚散交感,使得万物生生不息变化无穷。这正与中国传统美学的精神相合,宗白华说,美在生命,生命的内在活力和生生不息的创造力才是中国美学的核心。朱熹的“生生”思想正是从哲学上对“美在生命”的论证。中国美学所表现出的核心精神,根基于中国民族的基本哲学,即生命之美。中国美学的特征之一“气韵生动”,就是“生命的节奏”或“有节奏的生命”。这种节奏和韵律展现出的是生命的活力与生气,也就是朱熹哲学中的“生生”之美,“生机是万化之源、万物以生意为上”,生命的流转和运动变化展现出来的生机勃勃是生命美学的根本体现。所以,生命即美,美即生命,生命的美表现在生命的运动流转,生生不息之中。生命之美还表现在它的意志和内在精神力。
  朱熹“生生”之美的思想贯穿他的一生,在他的诗文、书法、绘画之中都有所体现。朱熹一生钟情山水,诗歌流传至今,其中包含着朱熹对生命的认知和解读,包含着生命生机勃勃的活力之美,“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写尽了春日的生机盎然。朱熹对文学有着独特的认识,朱熹的文论中强调内涵和理趣,强调优秀的文章不一定要有华丽的辞藻,但一定要有内涵,有生命,展现生命外在美的同时还要探究其内在精神内核。朱熹传世书法作品《蓬户手卷》气势磅礴、笔韵流畅,活泼而厚重,灵动之间彰显勃勃生机。
  综上所述,朱熹以“创生”和“有心”来说理,认为宇宙是生命流行,理气一体的。以“生生”为核心建立了一个生命宇宙观,而此种生命宇宙观实质是美学的宇宙观,其所表现出的核心精神即是生命美学。而此种生命美学的核心就是对“气韵生动”、“生命的节奏”或“有节奏的生命”的欣赏和礼赞。然后以朱熹的艺术作品为例,具体分析其中内涵的生命的内在活力和生生不息的创造力,说明其具有生命美的意蕴。
[硕士论文] 刘余高畅
哲学 湘潭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朱子门人众多,其中建阳蔡氏深得朱子赏识,蔡氏家族四世九儒,皆学术造诣精深。其中蔡沈作为朱熹晚年得意门生之一,对周易、堪舆之术颇有研究,同时遵循程朱理学,将易学与理学相融合。蔡沈不仅对程朱理学的发展和创新起了推动作用,也为宋学增添了光彩。
  蔡沈哲学思想的独特之处是将“数”这个概念融入到“理本论”的讨论范畴中,衍生出对于象数易学的发展、数与形而上的理、形而下的器关系的讨论和宇宙运化等一系列的本体层面的哲学思想。除此之外,蔡沈在认识论、心性情关系论、德与刑关系等观点上也有其自己的见解。在心性情方面,强调心的统领性作用,提出“人心至灵”、“心为身主”、“性者理之体,情者性之发动”等观点。在认识论方面,用“真知真见”和“难知难见”对“道心惟微”做了阐述,提出“敬”的功夫是学圣、致知的关键。在德刑方面,对“明德”和“谨罚”做了新的解读,将“明德”分为认识阶段和实践阶段,将“谨罚”的标准定义为“刑杀尽顺于义”。
  蔡沈“理数哲学”、“数理哲学”和“人心至灵”等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蔡沈的哲学思想有违师说。我们不可以忽视的是,蔡沈对于朱子理学、朱子心性情论、易学思想和《尚书》学这几个方面的完善和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当前学者以朱熹理学为标准衡量蔡沈的学术成就显然有不合理之处。尤其是对于蔡沈“数”的理论和“人心至灵”观点的错误解读过于关注文本解释,没有深入探究其本质及其产生的原因。
[硕士论文] 刘柯言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近些年来,随着西方诠释学在我国的传播,中国经典诠释学研究正日益成为中国哲学领域中的一个新的热点。但随着西方诠释学的本土化,中国经典诠释学中的一些概念被模糊、滥用的现象也难免出现。而朱熹的经典诠释思想作为中国经典诠释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不仅是学者们重点研究的对象,而且也是各种误解的频发的对象。而体验作为朱熹在经典诠释过程中被反复提及的一个重要观念,在如今的朱子经典诠释领域里却仅仅被视为一种可以拿来与施莱尔马赫的心理诠释方法进行类比的方法,而其本身作为诠释的重要环节与根据的意义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梳理,这就使得体验的实践和存在意义被严重遮蔽了。而这种遮蔽从本质上还是源于中国人文学者们对于诠释学真理与诠释学方法理解上的偏差。而本文正是试图通过对朱熹易学中“体验”观念的诠释学分析,来揭示出在朱熹的易学诠释中“体验”的本体意义与实践意义,进而澄清学界对于诠释学研究路径的一些误解。本文将从如下方面来论述朱熹易学诠释中的体验观念:
  本文绪论部分综合论述了朱熹经典诠释的研究现状以及在这些研究中对于体验问题的讨论,试图揭示出中国学界现阶段对于朱熹经典诠释中的体验的基本理解与态度。
  第一章简单的论述了体验这一观念的语用,分别从词源学和中西哲学比较的角度揭示出体验这个观念在本质上的主客统一性,进而重新审视朱熹对于这个观念的应用。第二章到第五章作为本文的主体部分,分别将体验置于象数,义理,境界这三个语境中。重新审视体验这一观念,论证了在朱子的易学诠释中,体验并非是一种主体了解客体的方法,而是一种基于直接肉体感受的主体存在方式和实践形式。第五章则讨论的是作为存在方式和实践形式的体验在中国经典诠释学中的广泛存在,所反映出的中国经典诠释学的直接真理观与当前学界所谓的客观研究方法之间的矛盾。从体验在中国古典经学诠释的基础性地位上看,虽然中国经典诠释标榜的是追求圣人原意。但实质上,中国古代哲人们追求的并非是客观真理,而是一种分殊于各种个人与经典视域融合的具体情况下的天理,这也恰恰是中国古典经学与诠释学能够结合的切入点。故而现今很多学者们对于海量中国经典诠释经验进行归纳总结试图形成普遍规律的这种类似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有偏差的,而对于一个普遍诠释方法的追求更是违背当代诠释学精神的。所以对于某些从经学的实践资料中归纳出的标准化的程式化的诠释方法,将其视作语言学,方法学等方法类学科上的一种尝试则未尝不可,但若将其视为准则而置于哲学研究上则必然会出现圆凿方枘的现象。
[硕士论文] 王贻琛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北宋易学家、理学家程颢(1032年-1085年)以“‘易’谓何”与“‘易’在何处”的高度易学问题意识自觉,在《易传》“生生之谓易”论断的基础上,以“生生”为诠释的切入点,从解读乾卦卦辞“元”字出发,在汉代易学倾心构画的“大化之易”的前提下,层层揭示了“生意之易”、“性命之易”、“人的生命之易”与“我的生命承当之易”几重现实之“易”,昭示了由终极一本的生生根基天理所引发的“生意之易”、“性命之易”与“人的生命之易”这些究竟可归于“天易”范畴的“易”的震撼力与精彩处,昭示了基于由此根基内化所成的人的性天仁德,而挺立我的主体生命承当,即事尽天理,所开拓的以敬畏呵护生意、敬畏呵护性命、敬畏呵护生命为基本目标的“我的生命承当之易”这一属于“人易”范畴的“易”的神圣性与精彩处,以此在汉代易学阴阳大化气场的基础上,渐次开启了生意场、性命场、人的生命场、树立主体性后的大我生命场几个具有重合性而最终一本归一的场,晓谕人们,“易”不单单存在于圣人的《易》书之中,更实际存在于现实的“生意”中、“性命”中、“人的生命”中,尤其更实际存在于“由我的生命承当”中;存在于生意场、性命场、人的生命场中,尤其更实际存在于树立主体性后的大我生命场中,从而有力实现了易学由天向人的重大生命转向,重大生存论转向。
  本文共分十部分。
  绪论部分,扼要梳理学界对程颢思想、主要是易学思想已取得的研究成果,阐明本文的选题意义与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概述程颢的生平学行。
  第一部分,《易传》以来的解《易》理路。主要阐述《易传》开启了“阴阳之道”与“性命之理”两条解《易》路径,汉代易学继承了前一路径,构画了阴阳之道视域下的“大化之易”。
  第二部分,程颢解《易》新思路与新视域的确立。首先阐述《易》与诸经性命之理新语境的生成。继而阐述在此语境下程颢所确立的解《易》思路与纲领,阐明了读《易》要读出书里书外三层“易”:《易》书之“易”,现实之“易”,落实到与我切身相关之“易”。
  第三部分,《易》书之“易”。首先阐述程颢之前人们对《易》之一书的基本看法,继而阐明程颢视域下的《易》书之“易”的学理底蕴。
  第四部分,“易”在生意中。阐明程颢将“生生之谓易”作为解《易》的锁钥,由“生生”转进到“生意”,引领人步入“生意之易”的现实“易”世界,继而阐述了生意的多样性及其与阴阳交感变化的关系,最后揭示了生意的根基在天理。
  第五部分,“易”在性命中。阐明程颢由“生意”转进到“性命”,引领人步入“性命之易”的现实“易”世界,指出生生之理的天理成了万物的性从而深层呈现着“易”,万物因终极一本的天理而万物皆备于己,同时性命的差异性又带来性命“易”世界的异彩纷呈。
  第六部分,天理与仁。阐述程颢借助生意将天理与仁相沟通,并论述了环绕生机生意之仁的转换形式。
  第七部分,“易”在人的生命中。主要阐述程颢将“性命之易”具体落实到人的生命中,引领人进入“人的生命之易”,一方面人在现实“易”世界中,另一方面现实的“易”世界又为人的性与德所笼罩。指出,天理由人之外的生命存在所禀受,只是主要彰显出生机生意;为人所禀受,则进而让人的生命拥有了终极仁善的德性,令人珍视生命,呵护生生。
  第八部分,“易”在我的生命承当中。阐明天理内化为人的仁德,召唤人据之挺立自己生命的主体性,确立面向三才之道、面向这个世界的担当,在“即事尽天理”基础上,成就易身归一、天人不二的圣贤气象与圣贤人生。
  结语部分,对程颢易学作梳理总结,指出其易学透显的由天向人的重大生命转向,反映了时代的最强音,北宋五子中的其他四子也程度不同的带有这一转向,并对后世发生了深远影响。
[硕士论文] 罗蔓
专门史 重庆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真德秀是南宋理学集大成者,亦是朱熹再传弟子,著作甚丰。面对南宋后期,宋室将倾,流弊深重的社会现实,真德秀着力于整合理学诸子之说,强调以“正心诚意”为本,将道德修养上升到“人伦日用”、“知行合一”之境界。本文正是通过社会控制理论,对于宋代理学家真德秀的社会控制思想进行探讨和研究。
  首先,本文探讨了真德秀生平事迹及其社会控制思想形成的哲学基础。认为真德秀采纳儒家学说,以天理为最高原则,注重风俗和道德的内化作用,接纳佛、道和民间宗教的诸多元素,以体味圣人之言求本心,将之“诚心正意”、“明义理,切实用”为途径,通过“知天事天”的天理论,“学以变化气质”的工夫论,“正心诚意,正理平治”社会控制目标一系列学说,来建立起社会控制学说的理论基石。
  其次,探讨了真德秀社会内在控制思想,其“亲亲”为先的人伦思想,“明义理,切实用”的教化思想,“尊天道、治君心”的君主修养思想,注重以个人的道德体悟为前提,由此加强民众的道德日用行为,强调以劝谕和教化来引导世人的价值判断,使人内外交养、身心俱治,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
  再次,探讨了真德秀“养民理财,泽及细民”的经济思想、“法本人情,酌情据法”的法律思想、“公论即天理”的舆论监督思想、“自治自守”的乡村自治思想,通过这些思想的研究,说明其将儒家的道德、是非观念附着在封建专制政治与宗教的神圣信条上,通过法律、经济及舆论监督等手段,力图在以血缘为基础的封建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一种既利于基层的稳定、和谐,也使人主动追求封建道德伦理的积极性,由此强化封建国家的社会控制效力。
  最后,探讨了真德秀社会控制思想的特点与局限性,认为真德秀素以理学正宗著称,但其在程朱理学基础上发展了一套纯粹的心性功夫,较之程朱理学的原始理论更具实用性。他在社会治理的同时,注重当地的“人情”和“风俗”;强调经世致用,主张个人修养应同古今世变之学相结合;并有着一条自上而下的路线。将于治天下,直接把君心之正、君身之修视作政治更张、天下大治的起始。此外,由于真德秀过分强调对“人欲”之克制和对君权的推崇,又不免与其以“公议”和“自治”为代表的公权力在社会控制理论上趋于矛盾,成为其社会控制思想的局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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