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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马婷婷
中国哲学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程颢、程颐是中国思想史上两颗耀眼的明珠,二程的主要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二程作为北宋时期理学的奠基者,“洛学”学派的开创者不仅在学术上留下了伟大的思想著作,还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北宋时期,佛学思想得到广泛地传播并逐渐成为官方认可的意识形态,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繁荣发展引起了封建经济关系内部的变革和人们观念的改变,以及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新旧势力斗争造成了政治危机和民族矛盾。最后,禅学思想的渗透,使得当时人们对传统经学信仰产生了动摇和分歧,于是二程出入于佛老积极寻求儒家思想的新出路,以建立一个新的思想文化秩序,稳固封建社会统治制度。二程在这时充分感受到士大夫的时代使命,致力于将儒、释、道三者思想融会贯通,二程禅学思想也就是在这时应运而生了。二程从“主敬去扰”的禅修出发,要以虔敬的态度面对世间万物;从“积习贯通”的禅机出发,体认真理需要从渐悟到顿悟;从“生死如水沤”的禅悟出发,说明生死为常态,不必执念;从“不动心”的禅境出发,以“心在腔里”本性不外求为基础,应对世间万物的万变,自得其所、自在洒脱。
  二程禅学思想有着宝贵的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在历史价值上,一方面丰富洛学学派理论,开创了后世弟子入禅先河。另一方面深化禅学义理的理解,促进了儒学体系的重构。在现实价值上主要体现在有利于提高个体道德修养,完善社会道德教育。再次,有利于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最后,有利于文化工作者端正文化选择态度,同时激发文化创新意识。
[硕士论文] 万鹏鹏
中国哲学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在我国的宋明时代,对于哲学本体研究对象的问题,很多学者都做出了自己的阐述,其中有北宋思想家张载提出的“气本论”,同朝代的程颢和程颐提出的“理本论”、还有理学家陆九渊(宋)、王守仁(明)提出的“心本论”等,其中还有湖湘学派胡宏提出的“性本论”,即“性”为万物之源的本体论哲学,开创了独具一格的心性哲学理论体系,在胡宏眼里,宇宙的本体是“性”,这个“性”不仅形而上,而且永恒不变。反复无常地变化的则是宇宙万物,属于形而下的,胡宏还认为,构成万物的元素是“性”和“气”,“性”也是宇宙万物的共有的本质,但当这个“性”被解构到形形色色的事物中时,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形体是各不相同的,由此也独具自有的特性。对于性善性恶的本源论上,胡宏的观点是性既无善也无恶,但却有好恶之分,并且认为圣人与凡愚之间的性是有区别的,胡宏的心性哲学与主流理学的心性论是有所区别的,主要是通过其“性无善恶”,但“性有好恶”的观点体现出来的。
  本文主要有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主要针对本文研究的内容进行阐述,概述了本文研究的背景、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等。此外,本文还主要就对胡宏研究的基本现状进行了综述。
  第二部分,胡宏心性哲学思想的缘起。本章主要围绕胡宏个人概况,胡宏哲学思想的创立以及心性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为深入研究胡宏哲学思想,发掘胡宏心性哲学思想的价值内涵做好铺垫。
  第三部分,胡宏心性哲学思想的阐发。主要深入分析胡宏心性哲学思想孕育的价值内涵,主要阐述了胡宏心性论中性本论、心性论、心性论、知行论等中心思想,并以“性主心辅”“性体心用”“心性二元论”来概括胡宏心性论的思想特征。
  第四部分,胡宏心性哲学思想的价值及其影响。根据上述研究的内容充点就胡宏哲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尤其是对湖湘学派的创立、对程朱陆哲学的影响以及心性哲学思想中孕育的当代价值进行阐述。
  总之,通过本文的论述,一方面为了解胡宏哲学思想的价值内涵起到了很好的帮助,同时也为发掘胡宏哲学思想中的有益价值内容,为指导后世人们深入研究胡宏哲学价值、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硕士论文] 王鸿程
中国哲学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张载的思想起于“太虚即气”的本体论思想,海德格尔的思想起于对存在与存在者差异的追问,但二者思想的核心部分还是人学思想,二者都希望通过“天人合一”的人学思想解决各自时代面临的价值虚无主义产生的问题。
  二者人学思想的有许多相似点,具体表现在:一、重视人的日常生活,在张载和海德格尔的时代,人的日常生活常常被哲学家所忽视,哲学家所关注的多为形而上层面的问题,两位哲学家对人的日常生活的关注在各自的时代都具有相当的革命性;二、将人的生存状态区分为沉沦和本真,都希望使哲学回归日常生活,但又不能简单将日常生活等同于哲学,所以二者都将人的日常生活区分为沉沦和本真,通过这种区分肯定了形而上学对人的意义,同时也证明了日常生活对于哲学的重要性;三、重视人的社会性,这个社会性并非单纯指人与人的关系,还包括人与他物之间的关系。社会性在二者的思想中不是个体的人的属性,而是人之为人的基础。二者在这三方面相似的原因为:二者所处的时代都面对着虚无主义危机,二者都需要证明人存在于世的价值,而且还要保障哲学超越日常生活的合法性,所以二者的解决方法都是“天人合一”,二者的哲学体系在大致目标和解决方式上都非常相似,所以才会在具体的哲学环节有诸多相通之处。
  张载与海德格尔人学思想的不同点主要有:一、二者的死亡观不同,张载创造性地将死亡归于人生的一种有,进而消解死后的虚无,而海德格尔认为死亡是外在于人的一种可能性,但它是人生存于世的所有可能性的根基;二、二者对主客关系的理解不同,张载认为人在日常生活中与世界主客二分,认识是“内外之合”的结果,但通过学习和反思,人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而海德格尔的“认识论”是对传统主客二分式认识论的一种超越,他运用现象学方法,以人“在世界之中”的方式取代了人对世界的“静观”;二者在这两点上的不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海德格尔有着明显的唯我主义倾向,这虽然是解决虚无主义问题的有效方法,但佛家思想中有大量的唯我主义思想,张载在对佛家思想进行批判时,力图尽可能与佛家划清界限,所以他有自己独特的解决方式,这也导致了他与海德格尔人学思想的差异。
  天人合一是解决虚无主义问题的最有效方法,如果过于偏重天和人的任意一方,现实的人就有失去其本真意义的可能。而天人合一中的人只能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不然个体生存的价值将被群体的权威性枚平。从张载和海德格尔的比较中可以得出三点启示:一、人文科学对于现代社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二、从事哲学工作需以乐观积极的态度;三、人类中心主义有非常大的片面性。
[博士论文] 张文
文艺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的美育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其中礼乐教化思想作为古典美育思想之核心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作为礼仪之邦,礼乐文明是中国古文明的精神支柱,礼乐教化则为这种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无论关于周公制礼作乐的记载是否真实,礼乐文明作为古代社会之普遍规范是不容置疑的。尤其在儒家文化中,向往三代之治,构想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背后依旧是对礼乐文明的不懈追求。礼乐文明是一种包含着宗教、政治、文化、道德、审美等等因素的综合体,作为中华民族文明的典型代表,礼乐文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也对生存于礼乐时代的人们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从礼乐之起源到周代礼乐文明之形成,礼和乐已经不仅仅是当时文化可有可无的一部分,而是已经发展为代表时代文明程度的文化表征。礼乐文明由此表征着个体人格的理想状态,而以礼乐为标准规定和培育个体的需求自然就产生了,这就是礼乐教化成为中国美育思想之主流的原因。
  本文以朱熹理学为观察视野,致力于研究礼乐教化思想在宋代理学视野中的发展变化。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发展,必须将礼乐教化之传统进行梳理,这就是第一章写作的原因。第一章首先论述了礼乐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问题,确定了礼乐文明作为中华文明之根源的历史事实,并证明了礼乐教化作为审美教育研究之核心话题的学术根据。其次论证了礼乐教化思想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衰落以及诸子百家对此的争论,这种争论激发出了关于礼乐教化研究的主要角度。发现,诸子百家几乎都是围绕四个方面展开论述,这就为建构本文的框架奠定了基础。根据礼乐教化内部分化的历史与来自外部的理论挑战,秦汉及之前的礼乐教化思想大都涉及一下四个方面的内容:礼乐教化思想的合理性根据,礼乐教化思想的主体性基础,礼乐教化思想的方法与程序,礼乐教化思想的功能与价值。
  本文从“礼乐教化与理本论”,“礼乐教化与中和论”“礼乐教化与工夫论”,“礼乐教化与境界论”四个方面入手,其实是对秦汉以前礼乐教化思想研究的延续。就理论构架来说,秦汉以前礼乐教化思想的四个方面几乎涵盖了礼乐教化的各个主要方面,因此后世谈及礼乐,基本上也是从这个几个方面入手来进行的。曾繁仁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美育思想通史·宋金元卷》选择以美育本体论、美育心性论、美育工夫论、美育境界论作为研究礼乐教化之切入点,就内涵而言,与秦汉之前的研究略有不同,但就研究思路而言,却与秦汉之前的研究思路基本一致。这种分类说明中国古代美育思想的发展是内部的更新和换代,是传统思想的一脉相承,后世的发展仅为深化而已,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更替和改变。而就朱熹理学思想自身的体系而言,本体论,心性论,工夫论,境界论同样是其思想的主要构成部分,这就与礼乐教化思想之主要方面基本吻合。于是以朱熹理学思想的组成部分构建本文的章节安排,既符合“理学”体系之基本构成,也符合“礼乐教化”思想的基本内容。这就是以上述四个部分作为论文框架展开写作的原因。
  从总体上来说,朱熹理学的基本构架是:以理本论作为其思想体系的形上根据,从而确立了儒家伦理价值的绝对可靠性;以心性论作为绝对价值内在于主体的根据,从而为主体与价值之天然融合奠定主体心性之基础;以工夫论作为现实主体克服气质之性走向天命之性的可行路径,使主体借由工夫修养克服气质之性中的私欲和欠缺,回归天命之性并与理同一,从而为天人合一的境界论的到来打造切实可行的手段与方法;以境界论作为现实主体达到对伦理道德之绝对自觉的标准,通过对心与理一的境界的追寻,在现实世界中实现个体精神境界的真正提升。这四个方面构成了一个相互配合、完整统一的理学思想体系。
  在这一体系中,朱熹逐渐建立起自己对礼乐教化思想的新的认识。具体表现在:
  第一,礼乐教化与理本论结合主要是为了以天理作为礼乐教化施行的合理性基础。朱熹以礼乐为天理之节文,以此将礼乐与天理沟通,天理的绝对正确性就决定了礼乐教化的绝对正确性。同时,以天理来论礼乐并非是将礼乐等同于天理,而是为了说明礼乐之形成是符合天理之流行的,这就为礼乐教化找到了内在的、不变的标准。循此标准,礼乐教化作为天理之载体,就不必执着于古礼的外在形式的延续,而是可以依不变之天理而因时而变、随事而制,在符合天理的范围内有所损益。可以说,天理与礼乐的关系既证明了礼乐教化的合理性,也赋予礼乐教化以损益变化的可能性。
  第二,礼乐教化与中和论的结合主要是为了以中和论为礼乐教化的开展打造心性论基础。礼乐教化之与心、性、情的关联直接决定了礼乐教化与主体之间的密切关系。天理与礼乐同和,心性同样与礼乐同和,这样,礼乐教化就不再是外在于人的强制规范,而是内在于人的本性之天然流露。礼乐教化与性、与理的同和阐释了“中”的本体意义,而礼乐教化与情、与心的同和则展现了“和”的现实意义。个体性情之“和”又进一步促进了礼乐教化对社会群体之间以及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和”。
  第三,礼乐教化与工夫论的结合主要是为了以工夫论阐释礼乐教化在个体修养提升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礼乐教化在朱熹的教育体系中隶属于小学教育,而在其工夫论体系中从属于居敬涵养一路。前者决定了礼乐教化的实施应该处于个体成长发育的早期阶段,即青少年时期,是为大学时期穷理尽性做心理准备;后者决定了礼乐教化对于个体的主要作用是培养良好的心性根基,为格物穷理营造良好的心理状态。
  第四,礼乐教化与境界论的结合是将礼乐教化放置在个体修养的整体目标之中来观察,以确定礼乐教化在人生境界提升中的作用和意义。作为人生境界提升的必要手段,礼乐教化为境界之提升发挥着三重作用。其一,学有次序,礼乐教化是个体成长之启蒙教育,对个体心性的涵养有着开发保持的作用;其二,博文约礼的工夫论要求保证境界之提升不落入庄禅的狂放之中,而是经由礼乐之涵养一步一步踏实前进;其三,立于礼,成于乐,乐在主体消融渣滓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私欲散尽,天理流行,心与理一就成为一种自然之势。
[硕士论文] 胡振夏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程颐(称伊川先生)不仅提出并构建了以“天理”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而且还发明总结了一套“格物致知、涵养主敬”的成德工夫。通过研究综述的分析,发现历来学人对他的思想的挖掘力度并不够。相比前人要么以朱子理学的视野间接探讨伊川思想,而忽视其思想的原貌,又或者以哲学史框架将其思想梳理为理气、性情二分的结构,又或者如牟宗三等以“存有而不活动”的论断贬压其思想。本文将理解性地看待其思想,更客观地去审视其思想进路所具有的“尽性成德成圣”的意义,从而避免理论上的相关判教而消解掉伊川超化现实而臻入圣境的努力。
  研究发现,其一,在伊川的工夫中,形而上与形而下之辨所开示的“天理”并不直接作为道德性命中“体用”路径的开端,其工夫根本上继承了传统天道观的理路,其提出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正是建立在生生不息的人伦性命之上,将“体”归源于密,着眼于人日用存在之间;将“理”作为人事、存在中实际显发、形著在人伦事物中的义理;将“用”作为随顺此义理而展开的利用成德。
  其二,这一工夫具体通过“格物致知”来展开,“格物”便是投入到当前所处的事物之间,借助“涵养”识得且把持住当下显发的义理,随顺此义理推致格穷到事物所当然之所,也就是“循理而用”。并且这一过程伴随着认知的意向构成,“明理”也正是基于此而得以可能。伊川的“天理观”就是在对万殊之理的体认与推致中,上达而成为绝对的“理一”。
  其三,在伊川的逻辑里,对概念的辨析能够有利的帮助并且有力的保障尽性成德的工夫顺利的进行下去。
[硕士论文] 李磊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胡方平易学思想体系的建构是通过对朱熹《易学启蒙》的系统诠释来完成的。朱熹吸收、改造了图书之学和邵雍先天之学作《易学启蒙》,力图建构一种不同于汉易的能够符示天地万物自然生化的“自然的象数”。由于《易学启蒙》所言失于简略、晦涩,致使后学对朱熹象数学理解有所偏失,因此胡方平作《易学启蒙通释》对《易学启蒙》进行详细诠释,使朱熹象数学本旨得以彰显。本文以“本图书”、“原卦画”、“明蓍策”、“考变占”这一《易学启蒙》固有的篇章结构对胡方平易学思想进行系统诠释,揭示其象数易学上达太极之理下开终生之用的特色。
  论文绪言部分主要介绍胡方平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家学渊源,梳理目前学界对于胡方平的研究成果,并指出其研究的不足之处以及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进而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思路。
  第一章围绕胡方平对图、书之蕴的阐发,梳理了其“象出于图、书”的思想。首先,胡方平从一二三四之数、中五之数、七八九六之数、贵阳贱阴思想四个方面深入挖掘了《河图》、《洛书》中的数理。其次,胡方平具体地解释了则《河图》以作八卦的过程,并指出则《洛书》以作《洪范》的过程中,九畴九事并无先后之分。最后,胡方平从位与数的相错相对关系、运行次序、数与卦的配对关系等角度论证了图、书之间的相通性。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诠释,胡方平揭示了图、书背后的深层意蕴,勾画出了天地自然之易的广阔图景,为朱熹所追求的“理”奠定了“自然的象数”的基础。
  第二章围绕胡方平对先、后天图意蕴的揭示,辨析了其“象形于卦画”的思想。首先,胡方平支持朱熹关于画卦之源的说法,但对画卦过程却给出了不同于朱熹的理解;他对邵雍和朱熹的不同的四象说加以调和,却更加推崇朱熹的观点。其次,胡方平对先天图“数往者顺,知来着逆”一句的解释基本依循朱熹原义;对于“阳在阴中阳逆行,阴在阳中阴逆行,阳在阳中、阴在阴中则皆顺行”这一问题,胡方平从十二消息卦的全新角度进行解释;对于卦气问题,胡方平作《伏羲六十四卦圆图卦气图》对朱熹所提及的“伏羲说话”进行解释,并从坎、离两卦卦爻结构的特殊性角度解释了卦气赢缩问题。再次,胡方平通过对理、太极、心之间的关系的解释以及贵阳贱阴思想的阐发实现了对邵雍象数学体系的改造,使之完全统摄于无声无臭的太极阴阳之理。最后,胡方平揭示了伏羲八卦图与文王八卦图皆有贵阳贱阴思想这一共同点,沟通了先天图与后天图之间的关系,实现了朱熹所追求的理的一贯性表达。
  第三章从数之来和数之用两个角度考察了胡方平揲蓍求卦思想以及一些具体变占规则,明确了其“易济众生事”的思想。首先,胡方平作《近世揲蓍后二变不挂图》论证揲蓍求卦过程中三变皆挂一的合理性。其次,胡方平以具体的策数代替朱熹抽象的方圆之数来解释七、八、九、六之数的由来。再次,胡方平揭示了挂扔之数、阴阳老少之数、过揲之数中体现的贵阳贱阴思想以及“变数实该八卦之象”的规律。最后,胡方平以“取象说”来补充朱熹变占规则的不足之处,并揭示了变占图中的先天易学原理,继承了朱熹追求“理一”的一贯思路。
  第四章是对胡方平易学思想的评价,认为胡方平易学的主要理论贡献有三方面:首先,胡方平凭着高度的学术自觉,沿着“象出于图书”、“象形于卦画”、“数衍于蓍策”、“数达于变占”这条线索,照着并接着朱熹讲,对《河图》《洛书》问题、先后天象数学问题、筮法的问题进行了诠释,使《易学启蒙》的目标和意义进一步呈现。其次,胡方平《易学启蒙通释》的成书修正了宋元之际朱熹易学传承中的诸多谬误,为朱熹易学的厘定做出了巨大贡献。最后,胡方平宗朱与创新并重的治易思想对后世学者尤其是对其子胡一桂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胡方平、胡一桂一脉对于推动朱熹象数学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硕士论文] 雒猛飞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张载是北宋儒学复兴和理学崛起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关学”的创始人。“太虚即气”是张载哲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但张载本人对“太虚”这一概念的使用具有相当的模糊性以及“太虚”涵义的多重性,再加上后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张载“太虚”与“气”的思想作出不同的解释,比如有“太虚”是“气”的“唯气论”,“太虚神体”的“虚本论”,以及“太虚”与“气”的两层结构论等等,从而使得“太虚”一词成为张载哲学中最难把握的概念,并由此引发的“太虚”与“气”的关系也一直颇具争议。
  本文从佛老的盛行与儒学的不振,这一宋明理学崛起的思想背景出发,认为张载提出“太虚”外在的原因是为儒学造一形上本体的“道”,去反对佛老的“空”、“无”本体思想,其内在原因是儒学从先秦的人伦纲常道德领域、发展到汉代天人学说的宇宙生成领域,最后到宋代构建儒家形上本体的必然要求。但从张载的文本论述中我们看到他始终没有将“太虚”作为一个独立于“气”的“本体”概念得以清晰地阐明,而是一直在用“气”这一概念解释“太虚”。通过文本分析张载所说的气其实有两层涵义:“太虚之气”和“阴阳之气”。通过“太虚之气”与“阴阳之气”的“气”的两层诠释,阐明张载“太虚”与“气”关系不是简单的“太虚是气的本来状态”也不是“太虚是气的本体”,而是“太虚之气是阴阳之气的本体”。进一步通过张载的“人道本体论”——“太虚之性”与“阴阳之性”来反观张载在“天道本体论”中“太虚之气”与“阴阳之气”的“气”的两层划分的合理性。最后通过中国哲学发展的“本源论”与“本体论”的两阶段划分,说明张载提出的“太虚之气”这一“本体”虽然已经具有了超越性、抽象性的本体意识,但是还没有达到完全成熟的思辨性、纯粹性的本体高度,其把“太虚之气”仍然作为宇宙万物的生成本源,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传统“本源论”的色彩。从整个宋明理学的发展史来评价张载,其相比之前的哲学家如周敦颐,他超越了“有生于无”的宇宙本源论,其主观上已经有了思辨“本体”的意识,想将“儒学”提升到本体论层次,但是与其之后的程朱相比其“太虚”与“气”的关系并没有很“圆融无碍”的达到形上、形下的这一体用本体论。因此可以说周敦颐、张载、程朱这一理学发展过程,也正是儒家的形上本体不断纯化,不断抽象化、其思辨程度不断提升的过程。张载“太虚”与“气”思想正是处于中国哲学从本源论向本体论过渡的阶段,其对宋明理学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所以我们在肯定张载思想对宋明理学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应看到其思想的不足。切不可用简单的唯物主义“气本论”或者精微的“本体论”甚至两层宇宙结构论去过度降低或者拔高张载本人的思想。
[硕士论文] 赵丹丹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关学”与“洛学”是北宋理学初创时期极具代表性的两个学派,吕大临先后师事张载和二程,是关洛两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会通张、程而又自成一家,在礼理会通视域下,构建了其独特的理学体系。
  第一部分,成学历程。面对北宋初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吕大临有感圣学不传,在传承蓝田吕氏重古礼之家学的基础上,先后受学于张载与二程,浸染关中之“礼”学与洛学之“理”学。在此独特成学历程的基础上,吕大临以其独立思考简择会通,不满足于做关洛之学的传承者,而以礼理会通的独特视域构建起自己的理学系统,在各色学术体系中独树一帜。
  第二部分,心性天理语境的构建。吕大临传承蓝田吕氏家学,其思想具有鲜明的“礼学”特征。在北宋理学着力构建心性之学的氛围下,吕大临受张载、二程的影响,加之自身的独立思考,涵泳天理思想,逐渐构建起礼理会通的理学语境。吕大临以天理为宇宙本原,兼言理气,提出天下通一理、万物通一气。大临认为,天理作为宇宙根基根据乃至中至诚,“中”与“诚”为天理的本质规定性。他提出中乃道所由出,后与程颐“论中”,虽承认命名未当,但仍坚持“中”与天理性命并举,天理本中,无所偏倚。诚乃理之实然,至诚强调天理真实存在、不虚妄,天理至诚而有万物终始。天理下贯,人禀受天理而有性。天理至中至诚,人性亦至中至诚,乃是纯然至善的。吕大临接续程颢“性无内外”,并力倡性无内外。人我禀受同一天理,故无彼我之别,我之生命与彼之生命贯通,天下一体无隔。性的落实与呈现在心。大临以赤子之心为喜怒哀乐未发之本心,本心乃良心,有“四端”“人伦”之理义存乎其间,循性所发莫非道。然气禀而有感性肉体生命之“小我”,私意小智生乎其间,从而有实然心性之内外对立,与天地不相类似。
  第三部分,天理的礼学工夫落实。大临认为,人皆禀受同一天理,元与天地相似,为成就圣贤境界提供内在本然生命的可能性。然观之现实人生,气禀而有感性肉体生命遮蔽,使得气禀不理想者在成就圣贤的道路上存在障碍与难度。故一方面要确认坚定成就圣贤君子的人生目标,另一方面脚踏实地做工夫便成为人生价值应然之处。吕大临以“礼”为天理的实然落实,提出圣人依人心同然之“理义”而制礼,“礼”从外在规范转向内在生命的价值应然与自觉,天理于社会人生落实处便是动容周旋合乎“礼”。他强调为礼者敬为重,一方面内在须敬畏、恭敬,一方面外在视听言动当严肃庄重,由内而外的展现“礼”之生命自觉。在大临看来,肉体感性生命遮蔽而有“小我”之私,惟有克己复礼方能归于“大我”之仁。忘己则克除有己之私心,以天下为一体,彼我为一身。识得此仁心在我不在外,反身内求,以“大其心”的胸怀体天下之人物,将内在之“仁”自觉推之于感性生命之“我”以外的整体天下,并在具体的“礼”数中展现“仁”的呵护善待。天理至中,本无所偏倚,然大道不传,贤愚皆过或不及,故吕大临认为应当做守中的工夫。圣人制礼教人以中,人人皆可择而行乎中庸,并力求守中至久。君子贵乎时中,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修其小过,济之不及,合于大本之中。
  第四部分,礼理会通视域下的理想人格与理想生活世界守望。在吕大临看来,通过以“礼”为本的顺礼、安仁、求中工夫,破除感性肉体生命之遮蔽,挺立“大我”之生命自觉,使得天理在“礼”的工夫中全然呈现与落实,乃是天理的内在本然规定。于个人生命而言,是迈向圣贤境界、实现君子人格的过程。于家国天下而言,是以礼教之于民,最终实现和谐通泰的生活世界。吕大临在礼理会通视域下守望理想人格,其思想具有鲜明的礼学特征,在礼学语境中追求德位兼备、谦和好礼的君子人格的实现,以玉比德君子。后浸润理学,在天理语境构建中展现对圣贤境界的希冀和追求,圣人为诚者,贤人为诚之者,彰显士人生命价值自觉的觉醒。吕大临及吕大钧等以《吕氏乡约》施礼教于乡,振起礼俗,以天下万民为吾一体无隔,无彼我之分,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主人翁意识自觉确立,展现对于现实人生整体天下的关切,构建对天理彰显与礼乐文明融合会通的和谐通泰生活世界的追求。
[硕士论文] 吴振宇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汉唐经学重视《六经》中的礼乐文化,希望通过礼乐教化引导民众成为遵循社会秩序的君子,以期实现古圣先王时期的礼法社会和政治秩序。这种汉唐经学的模式经过时代变迁、战乱破坏和佛老的冲击,日渐式微,儒学开始向宋学转变。作为宋学的奠基人物,程颐提出“性即理”的道德心性学说,认为儒学的圣人之道不仅在礼乐,而重在道德心性义理,个人的第一等事非仅是成为遵循礼乐的君子,而更重要的是以孔颜为榜样在德性上成为圣人贤人。这种儒家道德心性理论成为《伊川易传》的主旨思想,而它的形成是经过程颐将四书学与易学思想相互会通互释而成的。为了展现《伊川易传》中程颐如何会通四书学与易学思想,建立起儒家心性本体伦和修养工夫论,最终实现圣贤人生的理想,本文分为六个部分依次展开,逐层演进:
  第一章为导言,笔者论述了选题缘由和学界的研究现状。汉学向宋学转变是儒学历史上重大的学术划分,而程颐又是这个转变过程中奠基式的人物,他的《伊川易传》积一生心血而成,是宋明以儒理解《易》的里程碑式的著作。然而,学界对于《伊川易传》的研究专著相对较少,而较多的研究文章很少有关注《伊川易传》中,程颐如何会通四书学与易学思想而建立起心性学说的。笔者不揣谫陋,试图通过这篇论文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章,儒家经典系统的转换。宋学是以汉唐经学为前鉴和背景的,因此,了解汉唐经学的内容才能较为连贯地理解为什么程颐将儒学向心性论方向转变,确立圣贤理想。这一章主要论述了汉唐经学的礼乐文化精神,儒者通过训诂注疏之学来阐发《六经》中的礼乐思想,并以此来诠释《论》、《孟》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忽视了圣贤传承的心性义理。时代的变化,导致汉唐经学无法适应社会的需要,儒学也走入了僵化繁琐的困境,汉唐经学走向衰落,宋明义理之学的兴起已成为必然。
  第三章,程颐建立的儒家经典系统。程颐批评汉唐经学没有切实地传承圣贤之道,以《六经》为经典,以礼乐为圣人之道的汉唐经学,偏离了圣人之道。故而,程颐以心性义理的儒学眼光,重新诠释了《六经》和《四书》,推崇《四书》与《周易》,认为这二者是儒门道德心性学说的活水源头。为了阐发和建立圣贤关于道德心性的圣人之道,儒学应该以《四书》先于《六经》,会通《四书》与《周易》,重新确立儒学的经典系统。
  第四章,心性本然与实然。程颐认为三代的礼乐是损益变化的,而孔子确立的道德心性思想则是万世不易的圣人之道,人人禀受天理而来的性具有普遍性、永恒性,“性即理”的心性本体才是圣人之道的核心。在程颐的眼中,《四书》、《周易》以及其他经典都充满了心性论和德性修养工夫论的色彩,心性论才是儒家经典的主题,成圣成贤才是人生最高的理想。程颐诠释了《四书》与《周易》中的德性思想、宇宙论、本体论和工夫论,并将两者进行会通,提出了“性即理”的心性本体论学说。程颐以“性即理”的学说统摄和诠释了先秦儒学中仁、礼、道、诚、中和、天命等核心观念,为先秦儒学的道德伦理思想建立了本体论的价值依据,极大增强了儒学道德心性思想的哲理思辨性和理论魅力。程颐的心性本体伦思想认为人人都因禀受天理而有天命之性,此性即天理,这是心性本然;同时,人禀阴阳五行之气而生有才质,具有了气质之性,禀气有清浊,故才质有善恶,此是心性实然。
  第五章,心性修养工夫论。心性本然方面,圣贤愚不肖无有差别,这是个人进行德性修养而成圣成贤的本体依据。但生而知之的圣人少之又少,大部分人禀气有浊,私欲蒙蔽,对自己所禀有天理认识不清,故而,需要做道德的修养工夫,须臾不离,这属于学而知之、困知勉行一类。具体的修养工夫包括主敬存诚、格物致知、随时处中。诚是心性本然状态,程颐认为,心中主敬主一,可以达到至诚,心性澄明。以诚相感是人与人之间,包括君臣父子、亲朋庶人,相处共存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格物致知受到程颐的尤为重视和抬升,被解释为格物穷理,个人渐进地探寻事物所禀受的天理,积累贯通,自己关于天理的知识会豁然彻悟。只有认识天理到了极致无余,个人力行修养才能得以进行下去;时中观发源自《四书》与《周易》经传,程颐会通二者提出“随时变易以从道”,在《伊川易传》中体现出重时、尚中的工夫论思想。圣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故,随时处中是君子修身以成圣贤的重要原则。需要注意的是,成圣成贤的修养工夫是落实在人伦日用之中的,离不开现实人生中个人的角色分位,此即“分殊”。程颐认为个人在自己的角色分为中,尽好自己的职分,涵养自己的德性,就能实现个人的圣贤理想。“即事尽天理”,圣贤人生并不遥远和飘渺。
  第六章,《伊川易传》:在四书学与易学史上的二重意义。程颐以毕生的精力会通《四书》与《周易》经传,写就了《伊川易传》这部儒学义理的巨著。在这部易学著作中,程颐构建了儒家心性本体论的学说体系,这套心性学说充分挖掘和诠释了《四书》之中圣贤的德性之学和本体思想,充分挖掘和诠释了《周易》经传中的德性思想和天人之学。在程颐以前,《四书》中的道德伦理较为凸显,但心性本体思想被儒者普遍忽视;《周易》中的天人之学的宇宙本体论受到关注,而其中的德性思想一直未受到大力阐发。程颐会通二者,实现了《四书》中德性之学的本体论建构,突出先秦儒家德性伦理的本体依据;同时实现了《周易》中天人之学理论中的心性思想色彩光辉重现。这是程颐建立道德心性本体论的二重意义。
[硕士论文] 汤月绮
哲学;中国哲学 南京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宋明理学,特别是陆王心学,对中国哲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陆象山作为陆王心学开创者,在程朱理学占主流地位的现实状况下,提出了“心即理”命题,并且以此为核心建构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本文拟从道德情感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陆象山的“心即理”命题,力图提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更为合理的解释。本文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阐述了陆象山“心即理”提出的历史背景。科举制度求取功名和学风浮躁的弊端是陆象山提出“心即理”命题的历史原因,朱熹理学对人之理和物之理的混淆和其理论的内在矛盾是促使陆象山提出“心即理”命题的理论缘故。
  第二部分阐述了以往对陆象山“心即理”命题的旧诠。陆象山关于“心”或“本心”的解释主要继承了先秦孟子的心学,主要是其“四端之心”,尤其是“恻隐之心”或“恻隐之情”。但是陆象山对其“本心”没有进一步的解释,导致后世对其“本心”有多种不同的解读。牟宗三先生认为其“本心”盖同于康德之自由意志,或日道德理性,但是这一解读却忽视了其原有的“恻隐之情”。劳思光先生则认为其“本心”就是指价值自觉,却没有解释清楚价值自觉到底为何。徐复观先生则将“辩志”引入,以解释象山的“本心”,最终使得“本心”归到实处,但是却没有说清“本心”自身所指为何。
  第三部分重新解读了陆象山的“心即理”命题。(1)陆象山的“本心”实际上就是孟子的“恻隐之心”、“不忍之心”,用现代道德心理学的术语说,就是移情心(empathy),因此,“恻隐之心”就是“恻隐之情”,就是一种道德情感。(2)陆象山的“理”实际上是指人之理、伦理之理、应然之理,这种应然之理或德性所知,按照张载的说法,“不萌于见闻”,即不可能来自对外部经验世界的见闻之知。(3)而陆象山“心即理”命题意思实质上就是断言这种不可能来自见闻之知的知识只能来源于认知主体的本心。(4)按照上述理解,陆象山“发明本心”的思想也就有了更为合理的解释:“发明本心”就是认知主体依据恻隐之心的移情反应,对移情反应本身(以及其他诸多情感)和引起移情反应的外部事物进行理性反思和价值判断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认知主体不断剥落物欲或意见的遮蔽,不断提高自我修养的过程。
  陆象山的“心即理”命题实质上主要是一个道德知识论命题,说明道德知识的先天性,主张道德知识最终源自于人的“本心”、“恻隐之心”、“移情心”。因此,他的“心即理”命题也是他的道德情感主义的核心命题。
[硕士论文] 苏冬雪
中国伦理学 安徽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在中国传统伦理哲学思想中,报怨观有三种即:以德报怨、以怨报怨、以直报怨。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为儒、道、释,对于伦理道德层面的“报怨”方式,有着大相径庭的观点。儒家是“入世的哲学”,关注的是社会中的人伦及世务,注重的是现实生活中的道德价值,故儒家报怨观有着现实主义的功利特征,主张“以直报怨”。道家和儒家不同,其哲学的出发点是避害,主旨是顺乎自然,即出世的哲学,强调要通过主体的自觉精神而规避生存之“怨”,通过自我的升华和完善来超越现实之“怨”,故道家崇尚“以德报怨”。佛家认为一切皆是虚像,依靠“因果轮回”思想,抽离了具体的行为,而注重个体自我的修行与回报,因此,佛家的报怨观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三种报怨观,更接近于:慈悲渡怨。
  朱熹的报怨思想渊源于孔子“以直报怨”的观点,他认为公正、无私是消除怨恨的根本途径,“以德报怨”是宽身之仁,本质是自私、伪善,“以怨报怨”是违反礼制,应受到惩处。朱子“以直报怨”的内涵并不拘囿于传统意义上的公正无私,他赋予“直”丰富的理学意蕴,其报怨观所蕴含的理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朱熹的政治理想“三代直道而行”,朱熹作为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缩影,始终处在政海波澜的中心,其念慈在慈毕生追求的是“内圣外王”的实现。当然,朱熹并不是简单地重新回到“三代”政治运行的轨道,机械地照本宣科,而是敷陈一种“托古改制”的理想,“直道而行”即依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去“为政以德”。二是朱熹孝亲人伦观“父子相隐,直在其中”,“直在其中”的合理性是孝亲人伦皆是天理,只有先顺应了这种先天之“直”,后天之“直”便会自在其中。三是朱熹克己修身“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朱熹毕生以主敬涵养功夫贯通知行,“敬以直内”之“直”是朱熹对于“人之为人”的自觉预设,天理、人欲由个体的自觉来界定,顺理持敬,在道德践履中,为修德与天理相合找到了简易的途径。朱熹对于“直”的多重界定中,“直”就是“直”本身,其本源思想来自于孟子的“直养而无害”,朱熹的“直”不是悬置的,而是人之为人在世俗生活中的一种界定,是“理”的本质的一种抵达,更是彰显“理”的内涵的最佳途径。
[硕士论文] 董湛
哲学;中国哲学 安徽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陈亮字同甫号龙川,浙江永康人,宋光宗绍熙四年状元及第。南宋时期,学术的主流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这一流派补充了传统儒学对于本体论内容的缺失,并革新了整个中国哲学,而且在后来的时代中被列作官方意识形态。然而在陈亮看来,理学对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并无帮助,只会让士大夫阶层成为空谈心性,风痹不知痛瘁之人。由于理念上的不同,陈亮和朱熹二人对于义利问题进行很长一段时间的争辩,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王霸义利之辨”。
  本文在第一章节中,主要介绍南宋的时代背景,这一时代背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治经济背景,主要是北宋立国之初时的政策对于后世的影响,其中有利有弊,弊是南宋时面临的现实威胁无法解决,利是为文化昌盛打下基础;另一方面是文化背景,主要论及理学的哲学思想,因为陈亮哲学思想的特点是反理学的,所以我们首先要理解理学昌盛的大概脉络。之后讲陈亮的生平和其交友,陈亮一生颠沛流离,但他不失本心,一直在为北伐恢复大业而努力,他的意志坚决,所以整个哲学思想也和他的人生诉求保持高度一致。
  第二个章节主要谈到陈亮哲学思想的具体内容,分为本体论,天人关系,知识论,功与德的关系,学为成人五个方面。本体论的内容主要谈陈亮对于道的看法,他认为道不离日用之间,反对将道看作是形而上的,这正和理学家们的表述相反。由于反对道的绝对性表述,陈亮的本体论是一种反本体论,但同时他也并没有明确的唯物主义思想,他认为对于道的认识需要结合人的实践,万事万物统一于人的实践当中。在天人关系上,他讲天地人三才并立,但他主要强调人的主体性,认为“人不立则天地不能以独运”。知识论上,陈亮强调经验的重要作用,虽然他也同意格物致知这种获得知识的方法,但他不认为其最终获得的是形而上学的理。他把知识看作是无限的,人的一生无法穷尽知识,但是一生都要为追求知识而努力。在探讨功与德关系的问题上,从四个方面来论述,分别为自然人性和社会人性的人性观,主体精神统一原则,道德来源问题以及调和道德功利。“学为成人”是他应对朱熹要求他做醇儒的问题而发的,这一思想正是体现了他不择细流的实用主义态度。
  第三个章节将朱熹陈亮的王霸义利之辩的主要内容列举出来,由于陈亮的反本体论的态度,他的思想没有经过哲学上的提炼,通常显得零碎而不系统,但是他在和朱熹二人王霸义利之辩的过程中,集中表述了他自己对于一些问题的独到看法,并且准确回应了朱熹的诘难,所以从中我们可以总结出陈亮哲学的大概脉络。
  在最后的结语中,我们简要地探讨陈亮思想在当时的得失利弊问题以及在当代我们面对他所主张的观点的一些思考。
[博士论文] 丁静
思想政治教育 南京理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宋代理学是以儒家经学为基础,兼收佛、道家思想的新儒学,其中以程颢、程颐及朱熹为代表的学派,被称为“程朱理学”。程颢、程颐,世称“二程”,是理学的奠基人,在理学发展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朱熹对二程非常推崇。二程教化思想推广于官方、普及于民间,在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有所创新,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有着不同于其他大儒的独特性。论文以“教化”思想为主线,研究二程对皇帝、官吏、庶民的分类分层教化,深入剖析二程的“教育”与“化成”方法的综合运用效果,挖掘二程教化思想的理论价值,以及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意义。
  二程教化思想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于其哲学观。二程在哲学上的最大贡献就是创立“天理”本体论,确立了理学的核心话题,论证君主专政思想的合理性、正确性。二程强调“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将天理落实到人伦修养等价值层面,突出内心的性命之道,完成从本体论到认识论、修养论的发展转变。二程的“知先行后”说,引发后世关于知行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实现思想的哲学突破。二程提出“二重人性论”,探讨人性的善恶以及如何变化气质,表明人有自我完善的可能性,更说明对人进行教化的必要性。
  二程教化思想主要内容体现在对皇帝、官吏、庶民的分类分层教化。二程以“天理”为核心,以“教化”为主线,提出了君道、臣道、民道的教化思想。皇帝要以“理”治国、官吏要以“理”忠君、庶民要以“理”抑欲。为了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深重的民族危机,使封建社会长治久安,二程提出了以理义治国,强化君主权力的具有鲜明特点的政治思想,担负起政治教化的使命和责任。北宋优礼士大夫,二程曾多次上书皇帝,规劝皇帝提升道德水准、实施王道治国,从而实现政治理想。规劝统治者不能依靠愚民政策维持封建统治,要在政治上重民、经济上养民的基础上,才能对庶民推行道德教化。二程突破传统的历史偏见,认识到人民的作用,从而提出了重民的思想,民是可明可顺可教化的,这种思想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是一个较大的历史进步。二程强调通过淳厚的民风民俗,使外在的“三纲五伦”之礼,在教化中逐渐地内化为自觉的心理要求、本能服从,从而培养出具有理想性、责任感的道德人格。对于天理人欲的关系问题,二程明显地是以贵义、利为基本伦理倾向,强调应该通过主观的内省反思来抑制私欲。
  二程教化思想的具体实施是注重“教育”和“化成”方法的内外兼重、协调统一。二程重视教育,强调教育为治国之本,进行国家官方、民间学校、家庭蒙学等系统教育,实践教育公平,推行民间教化。二程主张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圣人,以伦理道德为其根本,探究义理之学,强调自我修养,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其教育主张和思想对后世教育影响极大。北宋在中央设立太学,地方的主要教育机构有州县学和书院。二程创办书院式的民间教化组织,通过讲学活动,宣传德行教化,对于推进教化思想的社会化、民间化发挥重要的作用,使广大民众受益。家庭教育中的家训、家风等都起着严格的教化作用,家规族法、乡约是更具民间色彩的儒学教化途径。“化”是内在的自我修养,通过礼乐感化、刑罚规化、自我内省等方式,养成道德品质,形成道德自律。二程推崇伦理教化思想,明确要求个体要按照礼乐的规范行事,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当然,在维持封建统治的过程中,二程虽然崇尚道德教化,但也不轻视刑罚,二者相互补充和兼顾。肯定法律的重要性,刑罚也是教化的一种方法。在长期教化实践中,二程不仅强调教育者的主导地位,而且极力倡导主体的个人修养和自觉约束,主张读书要思考,要通过经常性、诚敬地内心反省,实现敬畏自律。
  总之,二程教化思想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是珍贵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追求理想化的人格、走向民间的多样化教化途径,道德教化思想中与现代性、民族性相适应的教化功能,仍可以上升到理论的普遍原则高度,塑造民族成员共同的本质存在、价值观念、精神追求,为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教化提供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积极发挥教化思想的正面引导作用,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构建文化育人、实践育人、自我教育的全员育人模式,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生态环境,践行起引领方向、教化育人、治国理政的作用。
[硕士论文] 魏少尉
中国哲学 青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诚信思想拥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其诞生可以追溯到早期人类社会。在我国文化发展长河中,儒家学派极其重视对诚信的研究阐述,朱熹的诚信思想是儒家诚信思想的重要代表。研究朱熹的诚信思想必然要回到朱熹生活的宋代。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另外一方面,宋代战事不断,人口迁徙频繁,为文化的交流融合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朱熹早年在佛教和儒家学说之间摇摆不定,但最终选择了儒家学说,并通过对儒家经典的研读,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学体系,其中就包含着丰富的诚信思想。朱熹把诚解释为“真实无妄”,把“诚之者”解释为“未真实无妄而追求真实无妄”,又把“诚之者”解释为“信”,是“人之道”。诚是天理的真实状态,信是人类追求诚的活动;诚贯穿于万事万物之中,信是诚在人类社会之用;诚在自然界中总是被动地表达自身,信则是诚在人类社会主动地追求自身;诚是圣人的境界,常人则可以通过信追求圣人之境。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发现,要理解朱熹的诚信思想,需要对诚与信进行“分疏与统合”。分疏是为了更好地统合,统合是为了更好地指导人们的生活。同时,朱熹的诚信思想也离不开朱熹完整的理学体系,因为诚信思想就体现在天理、人欲、主敬等概念之中,离开了这些概念的支撑,朱熹的诚信思想就不会存在。
  由于朱熹理学体系的唯心色彩以及时代的变迁,朱熹诚信思想的很多内容已经不合时宜,但它的价值依然不可忽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朱熹诚信思想的体用之分提示我们“诚信不仅仅是道德规范,更是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成为市场经济的原因之一”。对于社会主义政治而言,朱熹的诚信思想为诚信政府的建设提供了积极借鉴——明诚,即明确政府在社会中的责任;思诚,即政府机构或政府职员必须时刻以相关的规章制度严格要求自己;践诚,即把政府的职责落到实处。对于社会主义社会而言,朱熹的诚信思想为社会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言,朱熹的诚信思想提醒我们诚信可以通过教育和学习而获得。
[硕士论文] 魏淼
中国哲学 山东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王处一(1142—1217),号玉阳子,宁海东牟人。自幼好道,与母行老氏法。二十七岁拜师王重阳,跟随王重阳修道于昆嵛山烟霞洞。王重阳西行之后,他留守山东,在悉心管理三州五会的同时,在铁槎山云光洞苦心修炼九年,白天在昆嵛山地区弘道,晚上单足独立于悬崖边炼睡,被誉为“铁脚仙”。王处一曾先后五次被金廷宣召,为全真道的合法化以及弘扬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修道思想方面,他继承了王重阳的三教合一思想,对三教门人毫无偏见,与儒生、僧人等有频繁的往来,对儒、释、道三教思想皆有所吸纳。在心性理论方面,他继承了王重阳对心、性的规定,把心分为俗心和道心,把性视为真性,并认为真性的修炼要从炼心开始,通过炼心而获取真性的显现。在性命关系上,他继承了王重阳的性命理论,在坚持性命双修的同时,主张先性后命,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重性轻命倾向。
  在修炼方式上,王处一继承了王重阳所提出的功行双全的宗旨,既重视真功,又强调真行,希望通过功行双全而得道成仙。所谓真功,是指清静无为的心性修炼;所谓真行,是指济贫拔苦的济世情怀。在王处一这里,他以苦行和战睡魔修炼真功,以济世救人、广设醮事来修炼真行。他对内讲求心上无事,清静无为;对外用战睡魔、苦行的方法来打磨自己的意志,从而达到功行双全的目的。
  王处一一生致力于弘扬全真道的事业,兴修道观,购买观额,管理三州五会,举行各种醮事,只要是有利于弘扬全真道的事情,王处一都不遗余力的去落实与推行。经过他的不懈努力,不仅使全真道由山东走向了全国,而且还使其最终得到了金廷的认可,为早期全真教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硕士论文] 王雯雯
中国哲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杨万里生于南宋,历经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因身处宋学之大端——理学各家的竞渡之时,故而在学术视野上得以濡染湖湘学、洛学、闽学、心学等各派思想,而其所著《心学论》(二十篇),虽是从平易处来解经、释经,但作为后学者,却可通过对其中经学思想的分析,钩沉出当时学术思想的大端走向与前进轨迹。
  杨万里治学不尚空言,他在对儒学之“道”穷究的基础上,一方面探寻“道”的源头,通过梳理“六经”在圣人传道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明确这六部经典在圣学中的价值;另一方面从儒家传道谱系入手,通过对历代“圣徒”在儒学传承中所作贡献的解读,不仅构建出了具有杨万里思想特点的“道统论”体系,而且由此彰显了儒学思想内涵的丰富性。
  本文从四个部分梳理杨万里《心学论》思想的要旨:第一部分为绪论,说明课题来源、研究现状及其研究价值。第二部分,通过分析洛学及湖湘学对杨万里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对其理学思想的影响来管窥杨万里理学思想特点,为后文阐发其《心学论》中的理学思想做铺垫。第三部分,通过对杨万里《心学论》中二十篇文章的具体解读,剖析其各篇文章的思想内容。第四部分,将杨万里《心学论》置于杨万里的思想中及宋学研究的长河中予以解读,以阐明《心学论》在杨万里思想中的重要性及其在宋学发展中表现出的独特性。
[硕士论文] 李亚奇
中国哲学 河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唐宋思想转型之际,二程承载着复兴儒家道统的历史责任。二程重新挖掘“天理”概念,从宇宙、伦理、政治三方面构建其独特的天理观。二程的天理观在宇宙构架中实现了以理为天的本体转换;在伦理构架中完成了天人关系的主体变更;在政治构架中则是促进了崇理抑君的理路衍伸。将二程的天理观纳入整个思想史的动态发展视域中,以中国思想概念为基准,回归思想发生的历史场景,是呈现二程思想特质的可行方法。融入思想史,牵引天人关系基轴,二程天理观的独特性也会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
  从“天”到“天理”,不仅仅是语义和概念的变化,而且也是精神意蕴的转换。针对董仲舒将“天”神化的思想,二程肯定柳宗元、刘禹锡对天的自然化,反对天谴事应说中主宰者式的天观。二程还汲取了华严宗理之本体义,提出“天即理也”,强调“天”与“理”的结合,实现了主宰之天到理法之天的转换。作为生生不穷的自然法则和与物相即的内在根据,天理成为统摄自然条理的“活泼泼”的宇宙本体。
  虽然二程以理为天,承认天的自然性,但这种自然性不是脱离于人的仅限于天的,而是一种贯穿天人的法则性。自汉至宋,天人关系大致经历了“天人感应”、“天人相分”和“天人合一”三个阶段。在二程的天理观中,天理统摄自然条理和道德性理,天人关系的道德责任主体由“天”转向“人”。二程提出“性即理”,性作为内在于人的天理成为人的道德依据。人作为道德主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实现对天理的体认,人在复归天命之性的过程中寻求到了存在依据和价值意义。
  循着儒家“内圣外王”的精神追求,二程将天理转变成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政治秩序的合理依据。汉代儒者对天谴事应说的过度诠释,使得谶纬之学大肆流行,王权在神学的阴影中不断僵化;唐末出现的天人二分思想将社会政治历史的变化归因于不可知的“数”“势”相动原理,因而在一定层面上使王权脱离了对天的政治责任。这些思想的盛行最终导致王权合法性的弱化。为了重构合理的政治秩序,二程提出“礼即理”,试图确立“理”“礼”合一、“礼”“法”相辅的政治原则。二程遵循传统儒家抑制君权的理路,将“尊天”转变成了“崇理”。借助“格君心之非”和“君臣共治天下”的方式,皇帝依天理修德,最终以道德自觉实现圣王合一。
  二程的天理观,一方面继承了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二分论,反对天谴事应说中主宰者式的天观,把灾异看成是自然规律的体现;另一方面继承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结构,反对天人不相关的理论,肯定传统的天人交流关系。事实上,承认天的自然性和肯定天的道德赋予性是矛盾的。但是,二程以理为天,通过确立人在道德领域的主体地位重新创造出“天人合一之理”,成功解决了天的自然性和道德性的“二律背反”。二程的天理观不仅立足于自然法则式的天的观念,而且又在政治方面赋予天以道德根源性,通过对这一矛盾进行扬弃,达到在新层次上对天人合一关系的重组,这正是二程天理观的独创性所在。这一新层次保留了天?自然——道德——政治——自然?天这一传统的循环系统。这种自然、政治、道德的“三位一体”正是二程天理观的真实意蕴。
[硕士论文] 范嵘
伦理学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王安石的《周官新义》是一部具有多重性质的作品。它既是王安石对《周礼》的解读,是一部经学训解作品,同时也是提出了王安石政治构想的政书,还是王安石所推行的熙宁变法的理论源泉。《周官新义》诞生的社会背景是北宋深刻的社会危机,具有鲜明的政治伦理色彩。全文共分三部分进行论述。
  第一部分,对《周官新义》所反映的学术方面的背景以及社会政治方面的背景进行分析,将宋学疑经疑古、通经致用的学术特色和北宋士大夫心怀天下志在为国的情怀结合起来。在对《周官新义》的历史背景的介绍之后,又阐述了《周官新义》自身理论建构的思想路径,从人性论以及方法论两个方面厘清《周官新义》的逻辑脉络。
  第二部分,对《周官新义》的政治伦理思想进行阐述。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对政治运行的认识主要围绕着君、臣、民三者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展开,《周官新义》对这三部分都有论述。在这部分论述中,《周官新义》体现了尊君、治吏、富民等理念,分别体现在其君主观、吏治观和治民观之中。
  第三部分,具体分析了《周官新义》和熙宁变法的联系,以及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周官新义》的评价入手,分析古人对《周官新义》的论争,再从今人的视角对其进行再评价。
  《周官新义》是一部目的性明确的体现王安石政治改革思想的作品,其理论自身、理论的提出以及理论的实践都对今天的改革有借鉴意义。《周官新义》同时也对如何构建理论体系有所启示,主要体现在对建构理论体系时需要注意的理论的合理性以及合法性的思考,以及对评价理论体系所具有的价值应持何种标准的思考。
[硕士论文] 彭旅从
中国哲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朱熹作为南宋著名哲学家,理学的集大成者,学界对其哲学思想—不论是整体还是局部分都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其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把其“为学之方”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却未能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基于此,本文从“为学之方”这一角度切入,希望对朱子哲学作一个不同视角的考察,以图对朱子哲学获得一种别样的解读。
  本文共分为五章,其中包含一个附录章节—朱陆异同。第一章对“学”和“小学”、“大学”做了简单的字、词源介绍,并对宋以前的“为学观”—主要以孔子和老子的“为学”进行了简要的梳理。第二章从朱熹为学之方的哲学基础入手,论述了其理气论、心性论和理—分殊的思想。第三章以格物致知、敬义夹持和知行并进为节展开论述,着重探讨了其为学之方的主要内容,并分析了通过这些为学之方的主要内容,朱熹所要达到的为学目的—自我完善和理想境界—“天人合一”。附录章节从朱陆之辩、为学工夫与为学目的、尊德性与道问学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分析了朱陆异同,并对朱熹为学之方作了一个佐证。第四章以其为学之方的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作为切入点,从而对当今学界的为学观进行深入的反思,以达到与现实相结合的目的。
[硕士论文] 邓皎昱
中国史 西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前学界对《四书》的研究集中在二程、朱熹等理学家上,对吕祖谦《四书》学思想的探讨,尚没有形成完整的研究成果。本文尝试对这方面进行系统地整理归纳,并进行一些理论分析研究,希望能够让宋代《四书》学研究以及吕学研究更加完善。
  吕祖谦的学术生涯是在南宋时期,当时社会内忧外患,政治、经济面临着很多挑战,社会道德有滑坡的趋势,这样的社会背景对吕祖谦思想有一定的影响,促使吕祖谦思考了很多与现实有关的问题。吕祖谦又有着一定的家学渊源,吕氏前代学人对《四书》很重视,这也使吕祖谦终生对《四书》都有浓厚的兴趣。
  在对《四书》的哲学思想进行阐释的时候,吕祖谦主要从天理、仁说、修养论三个角度来分析。吕祖谦认为世间万物只有一个理,理在自然界与人世间都有体现,两者之间是相通的,并遵循着理一分殊的原则。人应该去主动认识理,对理的认识不能有丝毫损益。吕祖谦对儒家重视的仁观念进行阐释,认为仁是一切道德的总原则,并对仁做了具体阐释。吕祖谦重视内在修养,认为人应该向内挖掘内心中的善,提高自身的修养。在对《四书》的政治思想解释的时候,吕祖谦认为政治的原则是为政以德,而不是智力、诈术。为官者的个人素质非常重要,吕祖谦以《四书》为蓝本进行阐发,说明了为官者应具有自重、取信他人、注重言辞等应有的修养。吕祖谦还强调了评判为官的好坏要重视官员施政的实际效果,并提出应给予官员一定的容错纠错空间。在理想人格方面,吕祖谦认为人应当立大志、养成坚毅不拔的性格,追溯古代的圣贤。
  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比较,吕祖谦对《四书》的研究,其义理略微单薄,解释略为琐碎,甚至在解经时还有一些两可之语;吕祖谦在解经时善用比喻论证,并且善用人们日常接触的事物类比说明。与张栻《论语说》、《孟子解》比较,在义利之辨的问题上,张栻见识高明,他提出了公利与私利之分;吕祖谦则强调了义在利先,提出官员应在义利问题上为民众做出义在利先的表率,引导社会风气。吕祖谦对《四书》研究的特点有:注重义理阐发,从哲学、政治、义利之辨等多角度入手,善用日常生活的事情类比。同时,吕祖谦对《四书》的研究未能建立一套严密的《四书》学思想体系,在具体的解释中也有前后矛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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