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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魏云涛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魏晋玄学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本文通过对“理”的哲学内涵和使用语境的分析,结合玄学有无之辨、言意之辨、自然名教之辨和魏晋风度等重要论题及其核心概念,系统讨论了“理”对于玄学体系建构的作用,从而揭示了“理”范畴从先秦到宋明的逻辑发展过程。
  本文在总结先秦两汉之“理”七义的基础上,以《人物志》为中心探讨了汉魏才性名法之学的“中和”之“理”对玄学贵无论的肇始作用。并在简要梳理玄学四期逻辑发展后,逐层剖析了“理”对玄学本体论、心性论、政治论、人生论和境界论的建构作用。
  在以王弼为代表的贵无论玄学中,王弼一方面确证事事物物皆具自然本性,这一本性可称作“分理”;另一方面,在以“无”的方式抽离事物分殊之“理”后,王弼得出了具备整体性特质的“至理”,此“至理”也可看作“无”的另一种表达。“分理”与“至理”二者在王弼玄学体系中之所以能并存无碍,则有赖于其“统宗会元”的方法论。在王弼哲学中,“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得意忘象”与“寻象观意”等命题均可以“分理”与“至理”二者的双向沟通模式予以疏解。因此,王弼之“理”的内涵与运用是与其哲学体系相一致的。
  而在郭象玄学中,独化而来的事物自性具足,不假外求,郭象称此为“性分”、“理分”,这一“理分”既是与生俱来的,也是不可更易的,因此“理分”伴随事物发展之终始。郭象以其“相因”说与“逍遥”论,和解了事物自性与他者之关系,认为一事物能够固守“理分”,并将其实现为生命全体,则不碍其“逍遥”。最大程度地自我实现,也就是“理”之“至”。在其认识论中,“理分”与“理至”二者皆独化于玄冥之境,统一于自性之中,不可言说,故只能“寄言出意”。这一学说在郭象的政治人生论上,展现为“名教”即内含“自然”之“天理”,身在庙堂也无碍心在山林,所以“名教”就被其描述为一定程度的“天理自然”。
  介于王弼、郭象二人之间的嵇康、阮籍,将“理”的自然内涵上升到本体层面,着眼人本身的价值,高扬人格主体性,以极高的意识自觉倡言“越名教而任自然”,并将此宏旨展现为对立身行事的风骨和理想人格的追求。
  统观魏晋玄学之“理”,其作为哲学范畴之使用已渐趋成熟,并为玄学理论大厦的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后经隋唐佛学、道教重玄学、儒家经学的共同深化,魏晋“玄理”最终演变为宋明“天理”,成为中国哲学中最具理论内涵的范畴之一。
[硕士论文] 黄兆丰
历史文献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杜恕是三国时期曹魏的政治家,杜恕出身京兆杜氏,虽然其历史地位不及其父杜畿和其子杜预,但作为魏晋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杜恕不管是才学还是品行皆有可称之处。杜恕今存着作、奏疏等万余字,其《体论》是魏晋时期少有的成体系的儒家思想着作。现今学界对杜恕的研究并不多,也不够系统。本文从其人、其着作、其思想三个方向展开,全面地、完整地展现出这个曹魏士大夫的家族身世、才学和思想。
  本文对杜恕及其着作、思想的研究现状作了综述和评论。
  本文将杜恕放在魏晋时代背景和家族背景下,对京兆杜氏的家族世系、家族特徵进行了具体考察,并分析杜氏家族对杜恕本人产生的影响。重点论述杜恕的政治生涯和性格特点,尝试编制出杜恕年谱,对杜恕的生平进行梳理,并分析其性格是如何影响他的生命发展和政治生涯的。
  杜恕着述考证方面,首先对其着述的存佚状况做一个概述,介绍历代艺文志等书的着录情况,并从《群书治要》、《太平御览》、《长短经》、《天中记》等典籍中辑出杜恕着述的佚文。然後对这些佚文进行校勘、注释。这一部分是用文献学的方法对杜恕的着述进行研究。
  本文通过对杜恕佚文的分析,指出杜恕思想的核心是儒家思想,在他的思想中,继承了孔子礼的思想和荀子的爱民思想。但另一方面,杜恕的思想中还吸收了各派思想家的内容,比如兵家的慎战和法家的法治思想。从杜恕思想的内容上具体地说,可以分为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其中政治思想又可以分为立法观念、君臣主张和为政之体三个部分,军事思想则是以军事伦理为主,并无具体的战术战略。
[硕士论文] 孙艳京
中国史;中国古代史 天津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北朝后期,文学于南朝兴起并占据文化主流,儒学总的来说处于衰退情况。孝文帝迁洛,吸收南方文化精神,诗文水平成为北方士人文化水平高低的判断标准,专经而不达世务之儒者因而受到奚落。然教育为教化之根本,相比于儒学衰微的东晋南朝,北朝在少数族华夏化过程中,不仅重视官学教育制度,首次开创郡国学之制。而且民间私学之风亦盛,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北朝儒学复兴,学校推广,却有不少儒生受到鄙夷,原因何在,北朝后期社会文化面貌如何,这是本文所要关注的问题。
  针对北朝社会出现儒者地位沦落的诸多事例,很多讨论问题的角度多是由上至下,归因于战乱中对文化的破坏。本文因着重探讨的是社会文化的变迁,故选择自下而上的角度,从底层知识人的角度观察北朝后期文化的发展趋向,从而反衬出此时统治者对于主流文化的推崇,并分析私学兴盛带来的影响。
  尽管北朝后期,文学占据文化主流,但儒学教育所提供的学习文化的途径不容忽视。少数族统治者需要学习文化以进行统治,均田制下小农经济的发展后,求学热情高涨,儒学教学向下层扩张,促进了文化的普及与知识的泛化。儒学作为重要资源指导政治,太武帝听从崔浩建议恢复周孔儒教的主张;孝文帝命崔光讲《孝经》,体现北魏政治文化对“孝道”的重视;苏绰撰《六条诏书》,构建北周兴建太平盛世的政治文化理念,以儒学所倡导的基本伦理来整合动荡的社会,并成为影响隋唐制度之文化选择。
[硕士论文] 廉天娇
中国哲学 郑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郭象心性哲学的主要的内容是“无心”与“适性”。“无心”即无人为之心,无分别心,由此提出“故无心者斯顺”的命题。在对于适性的看法上,强调“性”是每个个体事物都具有的自然之性,并且性各有分,不可更改,因而每个个体事物应当自适其性。
  郭象主张修心、修性、修道三者相结合的修养功夫。一是无心无己,体合变化,二要适性自足,率性而为,三是虚心集道,道通为一。最终目的是要提升个人的精神境界。他认为虽然人的先天之性决定了“性各有分”,但个体事物均能在“适性”范围内获得自身逍遥,实现个体独立的精神境界,并且“逍遥”的程度并没有什么差别。在万物共同生存的整个环境中,圣人无心顺化,达到“冥然自合”的境界,与万物齐一,忘掉彼我之间的分别和界限,实现物我合一的整体和谐。
  另外,郭象心性论所追求的境界,旨在解决现实中“名教与自然”的矛盾问题。郭象基于“适性“的依据,认为万物都是自然产生,名教也是自然而然产生的。郭象进一步从任其自然之性的角度,来寻找“名教即自然”的契合点,提出了名教是出于人的“自然情性”。这样,名教就是自然,自然即是名教。从而调和了儒道长期以来的矛盾。
  总之,郭象的心性哲学,对魏晋时期以研究般若学为主的“六家七宗”之一的“心无宗”影响较大,尤其对支道林的“逍遥义”具有一定启发意义。此外,郭象哲学不仅上承庄子的哲学思想,调和了秦汉以来的儒道关系,提出了兼具儒道两家的理想人格。而且下启隋唐重玄和新儒学的复兴,促成成玄英以心性主体沟通天人的关系的哲学思想,这也表明,郭象心性哲学在隋唐心性说的形成,以及对宋明注重心、性义理探讨方面,起到了桥梁作用。
[硕士论文] 周欢
宗教学 安徽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魏晋玄学是继两汉经学之后又一个重要的文化思潮,嵇康玄学思想观点众多,本文主要探讨嵇康玄学中一重要内容:名教与自然关系。全文详细分析嵇康名教与自然思想形成的过程,还原嵇康形成越名教而任自然观点的全貌。嵇康的名教自然观点散乱见其于《释私论》、《难自然养生论》、《声无哀乐论》等等著作中,故本文以嵇康的著作为重点参考资料,将名教与自然部分进行整理,最大可能地还原嵇康处于不同历史时期有关名教与自然问题的思考。用逻辑推理出嵇康名教与自然思想的来龙去脉,是本文核心用墨所在。
  翻阅前人有关嵇康的著作,发现描写嵇康玄学的论文较多,涉及名教和自然的也很多,但更多的是将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放在玄学史中一并研究。本文将嵇康关于名教与自然的观点从玄学史中抽离出来,单独加以研究,在单独加以研究的同时,又让嵇康名教与自然理论还原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之中。本文主要分析以下三者之间的逻辑关联:曹魏清谈提出的方法论以及何晏、王弼的名教观对嵇康的思想影响,嵇康名教自然观对后人影响。在此研究过程中,何晏、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观点,只是说明名教需借助自然无为规律一样发展,但未点明具体的状态是怎样的,结合嵇康前期受何、王二人影响,推理出何、王二人的名教回归经学状态。
  嵇康前期的名教自然观点与后期是截然不同的,但资料记载更多的是嵇康后期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却忽略了嵇康思路转折前的名教自然观点。结合作者当时的历史背景,推理出嵇康前期合乎名教的自然观点,其后对此观点用嵇康的著作《太师箴》中的理想社会的两个层次加以对比,以及后世名家对嵇康研究的品评,确保本文推理的合理性与无误性。对不同人物观点分析的同时,结合当时历史背景,还原嵇康思想变化的整个过程。
  其后的向秀与嵇康在竹林时期有过辩论,但向秀的观点不是十分明朗。例如关于养生领域的内容,向秀的情欲自然说较为出名,但具体与嵇康是怎样辩论,以及其名教自然观点具体是什么样,现今资料已难见全貌,所以利用结论反推前提,并给以相关证明。向秀之后的郭象面对名教与自然的问题,并非是继承向秀的名教即自然理论,而是将何晏、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观点以及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理论进行相互中和。郭象与向秀二人皆是对何晏、王弼、嵇康等人的名教自然观的继承与发展,二人不同的是:向秀是既维护名教又顺随自然,提出名教即自然的观点,而郭象则是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冲突,将二者折中统一,提出名教与自然合一的观点。
[硕士论文] 李沙沙
美学 山东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王弼是魏晋时期著名的玄学家,虽然他专门论述艺术与美的言论较少,鲜有原创性的美学观点,但他却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具有原发性思想的大家,且王弼处于历史发展的节点,因此其思想也必然带有承上启下的过渡性价值。中国传统文论史乃至整个哲学、美学、文艺学的发展进程中,有关言意关系问题的论辩始终贯穿其中。汉魏之际,王弼将庄子“得意忘言”的方法应用于注解经典、阐发义理上,进一步拓展《周易》中“立象以尽意”的观点,提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这一极具特色的言意观,将言、象、意三者有机结合,自此,“言意观”正式成形,汉代经学由此向魏晋玄学转变。
  王弼的言意观蕴含了远比先秦时期的言意观点更为丰富的思辨色彩,这使得其“得意忘象”的哲学命题转换为颇具审美意义的美学思想,对我国古典美学起到了深远影响。从美学角度来看,王弼的言意观强调在审美活动中追求“意”的同时又不抛弃言、象,言、象、意三者是相互交融、难以分割的审美统一体,其中所展现的主客交融、虚实相生、有限与无限相统一的美学精髓为中国美学的建构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审美范式。所以,若忽视王弼的言意观,就不能将魏晋文论进行整体的把握,不能理顺中国美学的整体发展历程。本文将尝试立足王弼“得意忘象,得象忘言”言意观的文化语境、魏晋时代特征等综合要素,对其美学本质、审美追求、美学效应展开整体观照,深入透析其言意观的审美思想。
  第一章对王弼的言意观进行整体的文化语境考察,系统梳理其缘起。从思想渊源上来看,王弼的言意观向上可追溯到庄子的“得意忘言”观点,并且他以此方法论为出发点解读《周易》,创造性地把《周易》中的“象”引入庄子的“得意忘言”中,提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①的主张,系统论述言—象—意三层结构,使三者有机结合,正式形成“言意观”,使得“言意之辨”成为魏晋玄学争论的焦点。从社会文化角度上说,独特的魏晋风度催生了“言意之辨”哲学命题的美学转换,因此,系统考察王弼所处的魏晋时代对研究其言意观的美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章从《周易》与庄子的言意思想入手,进行由远及近、由普遍到特殊的考察,进而挖掘王弼的言意观生成的文化思想提前。
  第二章逐层分析王弼言意观的美学本质,“得意忘象”是对“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的具体实践,是对事物的本体与属性、内在与表象间复杂关系的一次成功探索。生活在特殊的魏晋环境中,王弼不可避免地受到人物品藻的熏染,因此其言意观也必然带有评判与审美色彩。而其言意观的美学本质离不开言、象、意三者的审美内涵,因此,本章将从言、象、意三者各自的审美本质着手,对王弼的言意观的美学本质进行逐层的深入探讨。
  第三章重点阐明王弼言意观的审美追求,从美学视角分析,王弼“得意忘象”的言意观强调了对无限深远的美的探索。他将庄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发展为“大美配天而华不作”,认为万物应顺自然之性,语言亦为如此,追求的是还原“意”之本真、崇尚自然之“美”。对于主观情感的重视、独立人格的推崇,启发了他对人格美学的审美追求,而其“忘象”“忘言”的提出是对外在形式的超越,使言、象与“意”之间拉开了距离,体现了超越之美,这也是王弼“得意忘象”的言意观极具特色的审美追求之一。
  第四章宏观论述王弼言意观的美学效应,“得意忘象”的提出缓解了“言尽意”与“言不尽意”的矛盾,实际上,取象著言以尽意与中国古典美学的重神韵意味、以形传神的审美趣味息息相关。从现实意义上来说,其言意观所显现出来的美学思想加深了后世对美的本体性的认识,不仅为形神之间找到了最为适合的契合点,同时为主体审美感悟的呈现提供了可能,为士人摆脱世俗、效法自然提供了不可言说的理论支撑,催生了魏晋学者对“言外之意”的审美追求,影响着山水画、山水诗等艺术实践的发展。
[硕士论文] 曾友根
中国哲学 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南北朝时期的傅大士(傅翕,497-569),自称“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以居士身份而广弘菩萨行,在当时和后来都影响颇大。但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对他的研究至今为止还很不够。本文是以傅大士个人为中心的研究,以纵向的历史考察为线索,把傅大士放在佛教中国化的大背景下来加以考察,重点阐述傅大士的佛学思想、三教观念及其后世影响。傅大士的佛学思想,以大乘道为指归,以般若为灵魂,对后世的禅宗有着重大的影响。傅大士对六度修行法门,特别是农禅和菜食的提倡,促使了佛教在制度上实现中国化,大大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他倡导三教融合,主张建立和谐的三教关系,这和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关系发展的总趋势是一致的。其“道冠儒履释袈裟”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中国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典型,在历史上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因其以居士身份宣称乃弥勒化身,他又对中国居士佛教的发展和佛教在中国普通民众中的传播,特别是弥勒信仰的流传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这样一位人物,我们理应对其加以重视和深入研究。
[硕士论文] 陈灵
哲学 湘潭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鲁胜是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的第一人,作为乱世遗珠的《墨辩注·叙》,虽不足三百字,但包涵了丰富的内容,他在叙中提出诸多创造性的见解。鲁胜对先秦名辩逻辑进行分析与概括。首先,他总结了先秦名辩的历史,揭示了名辩的内涵和作用,指出了名辩的渊源和重要性;其次,他概括了先秦名辩的内容与目的,提出了六辩:名实之辩、坚白之辩、无序之辩、两可之辩、同异之辩和是非之辩,指出了名辩的终极目的为“极天下之污隆”。最后,他道出了作《墨辩注》的初衷——“乐于兴微继绝”。
  通过梳理近代逻辑学者对鲁胜及《墨辩注·叙》的研究,有三个争论的要点值得注意:第一,墨子是否著书的问题;第二,惠、龙是否祖墨的问题;第三,鲁胜及《墨辩注·叙》的评价问题。《墨辩注·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史有着重大的理论贡献。如鲁胜把形式逻辑作为中国古代逻辑史的研究对象,鲁胜运用史料分析法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史等。
  此外,《墨辩注·叙》有两个局限:一是未将《大取》、《小取》列入《墨辩》,二是没有总结关于“类”与“故”等辩论原则的问题。鲁胜的重要著作虽然遗失,但根据鲁胜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分析仅存的《墨辩注?叙》,我们仍可以管窥鲁胜的逻辑思想。
[硕士论文] 杨杨
中国哲学 河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老子的“道”重点在于阐述其生成论含义,而在本体论方面虽然也提出了一定的思考,但是并没有进行系统的论述;而王弼的“以无释道”完成了从宇宙生成论到宇宙本体论的转变,可以说是对老子哲学的总结概括与升华。王弼宇宙本体论思维方法的两层含义可以用“以无为本”和“以无为用”这两个命题来表达,究其根本可以用“本末体用”四字来概括。“本末体用”是由“本末”和“体用”这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范畴构成的;而“崇本息末”到“崇本举末”则是王弼对老子哲学的概括、发挥和升华。在王弼看来“息末”和“举末”并不排斥,二者是统一于“崇本”这个前提的。王弼是从“以无为本”的宇宙本体论中推出“名教本于自然”思想的。在王弼看来,国家制度、等级名分都是“道朴散为器”的结果,故名教属于可见的有形的器物世界,自然属于无形无名的本体世界。在老子看来自然与名教是对立的,而王弼却把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转化为本末不离的体用关系,所以名教与自然是统一不可分割的。王弼认为名教本于自然,所以想要维护名分尊卑的社会秩序,就必须顺应自然之道;此外王弼的名教本于自然论还有另一内涵,即“圣人有情”说,他认为圣人有情而无累。王弼思想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但其思想也有自身的局限性。不过就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王弼思想调和了当时名教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所以其思想的出现还是自然并合理的。
[硕士论文] 王琼
中国哲学 南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重玄学,是魏晋南北朝道教在吸收佛教龙树中观学和般若性空思想的基础上,注疏道家、道教经典,所形成的一个特殊学派,在隋唐时开始兴盛。而成玄英作为重玄学者的集大成者,通过建立其完整的重玄学体系,为重玄学在隋唐的成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玄英的重玄学体系可以简单的概括为:道体论、道性论和修道论。三者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重玄学体系。首先,其道体为空的道体论,奠定了其整个体系的基础,贯穿于道性论和修道论的始终;其次,其道性虚通、自然的道性论,以其道体论为基础,为其到达“道契重玄,境智两忘”的重玄之境的原因和根据提供了理论论证;最后,在修道论中,他不仅生动地描绘了其“道契重玄,境智两忘”的重玄之境,而且提出了到达重玄之乡的途径和方法,为众生修道、悟道提供了理论指导。本文将指出,成玄英在重玄学的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首先,通过对传统道家形而上学内容的发挥,对其道本体论进行了提升,成功地建立了以“空”言道的道体论,从而将重玄学的本体论哲学发挥到极致;其次,在继承魏晋南北朝道性为空的基础上,提出了道性虚通、自然的命题,并对道性、物性进行了区分,对“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命题进行了独特解读,为重玄学在中晚唐由本体论哲学向心性论哲学的转向提供了指向标,并为宋明理学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最后,其“道契重玄,境智两忘”的重玄之境,成功地将道教的修道目标从单纯的飞升成仙转向对内在精神超越的追求,为道教内丹道的发展和成熟提供了理论准备。
[硕士论文] 李楚楚
中国哲学 苏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嵇康,作为当代人极力推崇的魏晋风流名士之一,代表着竹林七贤所展现的精神风尚,其具有浪漫主义与情感主义色彩的玄学思想,推动了当时思想文化的解放与玄学的新发展。而他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即为“自然”,无论是从“自然”与“元气”、还是“自然”与“名教”的关系来看,嵇康之“自然”概念都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哲学价值,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自中国哲学思想发展以来,“自然”概念就在古人关于天人关系问题的争论中不断发展超越。嵇康在这些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当时背景,构建了自己独特的自然观,表达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生追求,以最终能够“越名任心”,逍遥自在。
  笔者基于此,将从天人关系入手对“自然”概念进行历史考察,以天人观视域下的“自然”概念带入本体论视域下的“自然”概念,分析总结;进而考察嵇康的“自然”思想,涉及“自然”与“元气”、“自然”与“名教”、“自然”与音乐、“自然”与“释私”、“自然”与人生这五个方面,系统把握嵇康的“自然”思想;通过对“自然”概念系统的分析,剖析嵇康自身思想体系的深化与演变,突出嵇康“自然”思想对价值重估的影响。
[硕士论文] 赵丹
伦理学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自然”与“名教”之辨是魏晋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中国道德变迁史上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一问题展现了特殊历史时期道德的自由与选择问题,是玄学家们针对“自然”的个性发展与“名教”的社会纲常伦理的约束展开的激烈讨论。
  本文立足于这一时期社会伦理道德的特殊性,从“自然”与“名教”的相关概念出发,系统梳理这一伦理问题产生和发展的三个阶段,分析每一个阶段所表现的社会伦理道德风气和社会风尚,试图从中寻找并总结当时士人所面临的伦理困境和道德问题,并尝试从微观的角度探讨这一时期道德突破和伦理桎梏。
[硕士论文] 郭灵爽
哲学 曲阜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葛洪是我国东晋时期著名的宗教家和思想家,在我国道教发展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葛洪思想博大精深,是道家“玄”学体系的重要代表人物,是“玄”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葛洪的“玄”学思想主要论述的是“玄”是自然界的根本,有了“玄”才有了万事万物——“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葛洪的“玄”所表示的含义,其实就是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所论述的“道”。老子在《道德经》也曾经论述过“玄”,但是老子只是把“玄”当作是“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葛洪在吸取了前人的思想之后,以老子的思想为基础,构建出了自己的“玄”学思想体系。在《抱朴子内篇》中,葛洪以道家的“玄”学思想为基础,提出了神仙可以学习的观点,从而确立了以“玄”为主,以“仙”为辅的“玄”学理论体系。
  葛洪以老子的思想作为自己进行“玄”学研究的基础,把道家的思想附会到了神仙的理论之上。葛洪的“玄”学思想,顺应了社会的需求,从而使其思想对后世的道家思想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硕士论文] 张琦
哲学 曲阜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刘劭的《人物志》是曹魏时期一部关于品评人物的重要著作,该书的基本理论成为当时统治者选拔人才重要的依据。魏晋时期绝大部分的人才学思想呈现出零散、细碎和不成体系的特点,而刘劭在《人物志》中表达出来的一套较为系统化的人才学思想成为众多人才学思想中独具特色的一种。其中包含有刘劭以何种理论为依据去建构他的人才学思想,以及通过何种方式来构建他的人才理论体系等等内容。除了人才学思想,刘劭在《人物志》中所运用的治学方法,以及关于性情和才性等问题的思考与讨论,对魏晋玄学思想与方法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成为魏晋玄学的先导。刘劭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是通过他对人才的理论总结而表现出来,从表面上看,他对玄学高度抽象的概念和精深的哲学理论没有明显影响,但从本质上看,刘劭的思想的确为魏晋玄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理依据。
  刘劭在识鉴人才时运用了“综核名实”和“辨名析理”这两种方法,实际上就是探讨名与实是否相符的问题。刘劭把“综核名实”的方法具体应用在了《人物志》中,并总结出了“八观”、“七缪”、“七似”等识人方法。综核名实和七似等方法,为以后玄学思想所使用的方法论也提供了可借鉴的依据。
  刘劭的思想内容包括人的性情、才性、用人理论以及有与无、一与多等问题。性情问题是刘劭人才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刘劭通过对“元一”、“阴阳”、“五行”这三种概念的论述,进一步体现出情性的含义。从“情性”的概念进一步引出了“才性”这一人才划分标准。“才性”问题是划分各种人才的理论依据,根据不同的才性可以划分出不同的人才。不同的人才包括君主与大臣,而大臣依据不同的情性可以胜任不同的职位,《人物志》中的人才分类思想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了评判人才的标准。
  刘劭的人才理论可以进一步抽象为一与多、有与无之间的关系问题。《人物志》中所涉及的主德之材与偏至之材,以及圣人无名和臣道有为的思想为以后一与多,有与无的抽象概念与思想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对《人物志》的思想及其价值进行研究是有很大意义的,《人物志》在当时的社会以及对后来玄学的发展是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的。
[硕士论文] 米兰
中国哲学 西北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汉末以来,社会大动荡,与此相应的学术巨变使得绵延几百年的两汉经学受到冲击,几近穷途末路,而以经学面目出现的儒学自然难逃厄运,由权威走向式微。伴随儒学一统地位的丧失,文化因子的多样性重新显现出来,思想之间彼此碰撞、激荡,乃至重新组合和构建。这一切为后来的佛学发展给了一张温床,也使得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有了一次跨越式的发展机会。佛教本是西域盛行的宗教之一,随着丝绸之路的延伸,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产生了更为深入的交流,佛教从刚开始的少数人传播到一部分人开始信仰,期间走过了较为漫长且曲折的路程,但是真正的扎根中原仍然没有做到。随着思想潮流的涌动,玄学和佛学两个磁场之间产生的影响力逐渐增加,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既谈玄又讲佛。这当中,佛学代表当属僧肇。他在早期的时候是深受玄学思想影响的谈玄者,随着对佛学的不断深入了解,他开始走上了自己的讲佛之路。首先,僧肇的玄佛合流思想产生是有哲学基础和历史背景的,从佛教的传入到后来中观学的引进,其中不乏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特别提到了玄佛的共在,从哲学的层面来剖析了玄佛的共通性,又通过六家七宗的以玄解佛来引出僧肇的以佛解玄,进一步引出了僧肇的玄佛合流思想是从怎样的哲学背景下产生的。其次,僧肇在他的佛学论述中有许多方面都体现出了玄佛合流的思想,玄学基于道家注重思辨,因此文章重点从“非有非无”、“即动求静”、“般若无知”三个方面来探讨玄佛在哲学思考范围及方法上的合流。最后,作为僧肇玄佛思想合流的结晶——《肇论》,其经典的论述在继承和发扬玄佛合流思想的同时,已经作出了超越玄佛的思考,这是对玄佛合流思想做出的最好的总结。本文通过僧肇在讲佛之路上表现出的玄佛合流的特征来思考,魏晋时期的玄佛合流思想都经历了哪些,在僧肇这里又得到了怎样的升华。
[硕士论文] 赵弘述
中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魏晋时期,社会政治陷入空前黑暗,士人的生命在黑暗的统治下变得异常脆弱,面对这样的局势,士人阶层不得不对社会与人生做出新的认识与反思。这种认识和反思的最终落脚点便是个体生命的养护保全与逍遥自由。由是,作为魏晋思想主流的玄学思潮,在经历了“正始之音”关于宇宙本体论的讨论之后,进入了一个更加关注个体生命的安顿与超越的竹林玄学时期,而嵇康无疑是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
  本文围绕这一时期的玄学思潮、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对嵇康的心性哲学展开论述,主要包含他心性哲学的产生根源、主要内容以及价值三个方面。先秦儒道的心性论思想和正始玄学的贵无论思想对嵇康心性哲学的产生起到了重大的影响作用,通过他的“和”、“情”、“生”全方位多角度的展示其心性哲学的主要内容,最后,又透过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两个层面来说明嵇康心性哲学在促进玄学思潮进一步发展带来的影响以及在当代大背景下一个完美人格的养成。
[硕士论文] 梁懿
中国哲学 西南政法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葛洪的《抱朴子》是魏晋时期重要的思想著作,“兴儒学以救世”、“得道而匡世”是葛洪写作《抱朴子》的根本宗旨。其外篇中的治政思想是要为恢复人伦社会秩序以保障人的生存,内篇中的神仙理论则劝导众多信教的人积德行善,追求生命价值实现。可见葛洪的哲学思想关心的是人的生存和道德精神,人是葛洪思想始终围绕的核心和根本,用“以人为本”考索《抱朴子》中的内外篇中的哲学思想,更能分析出葛洪思想体系的特点和实质。
  以人为本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民本思想、道德礼仪和生命精神是人本思想的重要内涵,也是葛洪《抱朴子》哲学思想始终追求的根本。葛洪的政治哲学思想产生于乱世之中,客观上就要求必然是以人的生存和社会秩序恢复为目标,故而他的治政思想把恢复人伦秩序,保持强大的国家统治,作为当时人类生存的必须具备的条件;以明取才的用人之策、刑为仁辅的治政手段、道德教化思想是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措施,但从本质上是保障民众的生存、发展权利,承认了人的个性差别,强调了思想道德对人类社会的教化作用。他把安民当成治国的基础,倡导治国者要关爱民众,是把人看成目的而不是手段,体现着对人性的尊重。
  葛洪的人生哲学继承了传统道教理论中养生、贵生的思想,体现了对人生终极人伦关怀。他高扬人的主体精神;按照“道法自然”的运行规则,解决了在道教神仙修炼过程中,“道”之无限性和人之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彰显出人的生命力量和主观能动性;他把积德行善作为修炼成仙的重要条件,把修仙的过程变成了人的道德精神锤炼的过程,从而使人获得了个体生命的健康长寿和道德精神的双重圆满,蕴含着丰富的伦理价值;对神仙人格的追求,反映了人对自由和独立精神最原始的渴望,其以人为本的积极意义也是不言而明的。
[硕士论文] 薛婷儒
文艺学 青岛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葛洪文艺思想在魏晋时期是独树一帜的,既有对前人文艺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建树和开拓。本文以葛洪的《抱朴子》内外篇为材料基础,深入探讨葛洪的文学发展观、文学功能观、文学创作观、文学批评观等文艺思想。
  本文第一章重点介绍葛洪文艺思想的形成背景。分析葛洪思想倾向的形成及儒道相济、兼容众家和反对玄谈的思想倾向。第二章论述葛洪的文学发展观。葛洪是以辩证的观点看待文学发展今与古的问题,肯定文学的发展与进步,同时也肯定古文的价值。第三章论述葛洪的文学功能观。葛洪认为文学可以辅助政治教化,能够将作者的思想流传于后世,能够展现作者的文采。第四章论述葛洪的文学创作观。葛洪对文学创作过程中思维、物化、实践等问题都有自己独特的思想。第五章主要论述葛洪的文学批评观。葛洪在继承前人元气论及以气论文等观点的基础上形成了作者才气论和作品风格论。
[博士论文] 向群
中国古代史 山东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古代仙传之造作,至葛洪《神仙传》达到一高峰。作为道教神仙思想有力的宣传工具,《神仙传》流传甚广,但在流传过程中又遭到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窜改,今本已非葛洪原本。
  传统神仙形象的造作模型经历了由神到人的世俗化转变,与此相对应,早期神仙传记所载神仙亦从杂乱归于齐整。葛洪即借鉴归于齐整后的《列仙传》来编撰《神仙传》。除整体上继承世俗化传统外,葛洪试图在神圣与世俗之间寻找平衡,对民间宗教及流行于魏晋士人中的神仙思想展开批判的同时,又以源自底层的方技证神仙实有、可学,并将其逸民情怀融于神仙思想中,仿照神仙式高士塑造出逸民式神仙。以上,在今本《神仙传》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今存《神仙传》数十种,大致可归为《说郛》、四库、汉魏本三个系统,其中《说郛》本祖本当为元代禁而未绝之《神仙传》善本;四库本可能是基于某一带有目录之残本的补辑本,补辑内容主要集中在第六、七两卷,其祖本与《说郛》本当出于同一系统;且从明清目录文献记载亦可推知明代尚有《神仙传》传承本。
  通过广泛的文献检索与统计可知,见引于唐前文献的《神仙传》人物有二十三位,见引于唐五代文献者一百二十位,见引于宋代文献者一百六十二位。其中存在可能原出他书而误引作《神仙传》者,尤以与《列仙传》的混淆较为典型;亦有疑存于旧本《神仙传》中者,如董威辇、康风子等。《仙苑编珠》《太平御览》《绀珠集》《类说》《三洞群仙录》等文献中皆存在大量未见于今本《神仙传》的内容,通过斟辨,整体上应以误引误注居多。但另一方面,亦存在未明确注出《神仙传》,但文字内容却与《神仙传》相关条目相似甚至一致者,典型如《汉武帝内传》。《汉武帝内传》在构造过程中当借鉴了《神仙传》,尤其今《道藏》本《汉武帝外传》后八事,虽然也存在后来被改补的情况,但最初应是在《神仙传》基础上增饰传经之事而成;《汉武帝内传》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亦对《神仙传》形成了反向影响,如今四库本《神仙传》在补辑过程中就收入了《外传》中的内容。
  对今本《神仙传》内容的考察主要集中在汉魏本与四库本,涉及传主九十八位。传文内容除细节上的变动,大部分可判断为情节上基本保存了唐代所流传《神仙传》的样貌,另存在与《抱朴子内篇》相抵牾之处,应是后人增删窜改的结果。如今本“阴长生”、四库本“茅君”皆为唐代已形成的增饰版,“魏伯阳”亦或为唐代新增条目。尤其通过对今本《张道陵传》组成元素与内在结构的详细辨析,发现汉魏本《张道陵传》当属于较原始版本,大致为刘宋时期针对天师道对张道陵的宣传而发;四库本祖本则是后来的改编本,且在宋以后按照时人对张道陵的流行看法进行了补编。
  总体而言,今本《神仙传》已非葛洪一人之《神仙传》——其在流传过程中受到来自宗教与民间的多重因素影响,不同时期的文本在吸收某些新元素(新传主、新故事情节等)的同时也可能更改或遗失了某些旧有成分——而是一个复杂的文本变迁史的结果。
[硕士论文] 宿金凤
中国哲学 山东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魏晋时期是由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巨变的时期,这一时期,玄学积极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第一次将儒家的价值系统与道家的价值体系整合在了同一个哲学命题中。从这个角度来看,名教与自然之辩是魏晋玄学时期的核心问题。“自然”实际是顺从自然的天性,追求一种自然自适,随心所欲的状态。追其根源,“自然”就是庄子所提出的“逍遥”。
  “逍遥”作为庄子哲学思想的灵魂,是庄子人生的最高境界。魏晋时期,面对黑暗的政治社会,士人们希望躲避灾祸、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在名教的压力下,庄学成为士人们的关注点,成为他们寻求精神寄托的思想之一。于是,士人们把“逍遥”作为一种精神自由的象征,或为精神的解脱,或为理想去追求,有时甚至以这种境界为标准去衡量现实社会。在儒道融合的背景下,如何在实践中将其化为可以实行的“逍遥”,随着历史的演进,名士们做出了自己的解答。本文重点分析魏晋之际的嵇康、阮籍,西晋时期的向秀、郭象和东晋时期的支遁、张湛对庄子“逍遥”思想的独特见解,从而对魏晋“逍遥”思想进行了整体系统的研究。
  处理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就是解决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问题,实际就是对生命自然本色的追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因此对魏晋“逍遥”思想的研究有着现实的意义。魏晋“逍遥”思想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民族复兴的精神财富,正如习总书记强调的,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有利于提升中华文化自身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那么如何实现魏晋逍遥义的当代价值?这就需要我们对魏晋“逍遥”思想进行梳理,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从而创造出适合当代的价值观。本文努力尝试按照现代价值观,对魏晋“逍遥”思想进行重新梳理,对其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从而实现其当代价值。
  本文共分为四章:
  第一章对魏晋“逍遥”义进行了溯源。重点论述了庄子逍遥的基本观点和魏晋庄学的兴起。魏晋时期,社会黑暗,名教危机,士人们渴望自由,此时,魏晋庄学兴起,逍遥成为显学,成为了魏晋士人的追逐对象及关注焦点之一。处于魏晋不同时期的士人,由于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他们对庄子的逍遥思想的理解也不同,他们对逍遥思想做出了符合这个时期的解读。下面几章将选取不同的时期,对不同的人物进行分章论述。
  首先看第二章魏晋之际的逍遥义。魏晋之际,天下多故,政治斗争残酷,名教与自然冲突。受何晏、王弼玄学思想的影响,初期,阮籍、嵇康等人主张“名教即自然”的观点,希望调和儒道矛盾。但是,高平陵政变之后,由于政治斗争的残酷,士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嵇康主张顺应自然本性,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利用自然来抨击现实,希望寻求精神上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阮籍将逍遥看做他安慰自我心灵的思想资源,他试图寻找一种合适的处世方式来超越现实的矛盾,希望从主观上来消解,即由齐物达逍遥。刘伶与阮籍的观点相似,他否定名教,傲视礼法。竹林名士通过各自的玄学实践,将庄子的人生哲学进行了演绎,铸造了庄学发展史上的辉煌。
  第三章重点分析了西晋逍遥义。西晋时期,与魏晋之际相比较,社会相对稳定,作为玄学主题之一的名教与自然关系,在这一时期仍然受到极大的关注。西晋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向秀和郭象。在儒道融合的背景下,向秀和郭象均沿着儒道为一这条主线,积极调和自然与名教的关系。向秀以本体论为基础,提出了“自然无心”的逍遥义。郭象完成了名教与自然的统一。提出了名教即自然,自然即名教的观点。根据此观点,经过进一步发挥,郭象以其“独化论”为理论基础,得出了“有待”、“无待”皆是逍遥的“适性逍遥说”。在这一时期,魏晋玄学发展到了高峰,庄学发展成为系统思想,开始由心灵层面上升到哲学层面,并纳入到了玄学的主流当中。
  第四章阐述了东晋的逍遥义。东晋时期,佛教影响日益深入,佛学与玄学渗透交融成为了总体趋势,玄学的理论发展达到了新的境界,开始试图运用佛学的思想理论解释玄学所提出的问题。庄学在这一时期继续勃兴,对庄子“逍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支遁义”代替了“向郭义”,此时的“支遁义”带有明显的宗教性质,突出了“至人”之“心”的“空寂”、“凝守”。当个人与社会发生矛盾,为了缓解玄学理性哲学与士族社会宗教情感之间的矛盾,张湛提出了现世的逍遥,即“顺天理而无心”。
  结语首先对上述几章各个时期代表人物的“逍遥义”进行了总结,然后探讨了魏晋逍遥思想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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