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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李佳明
中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谬误问题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研究话题。围绕这一话题,先秦两汉时期许多思想家纷纷著书立说进行研究。在众多的研究者中,王充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作为东汉时期社会批判思潮的杰出代表,他在批判封建神学、谶纬迷信的过程中系统地阐述了有关谬误的思想,其谬误思想成为先秦两汉时期关于谬误问题研究的最高成就。
  通过对王充《论衡》的解读,本研究发现王充的谬误思想具有哲学、逻辑双重特点,并且是在其论证理论的基础上阐述的。鉴于此,本文尝试着从哲学、逻辑学和论证理论多角度来系统梳理和总结王充的谬误思想,包括谬误产生的原因、谬误的实质和判断标准、谬误的消除以及谬误与逻辑思维规律的关系等等,并在此基础上对王充的谬误思想作出了评价。
[硕士论文] 郭海涛
中国史 西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马融(公元77年-公元166年),东汉中后期著名经学家,世称通儒。但与他享誉学林地位不相称的是,他的品行历来被评价较低。这种矛盾现象源于他生活“豪奢”、教学“傲慢”以及诬陷、杀人等等一系列被看作污点的事迹。但是,重新梳理文献后可以发现,马氏世家豪族背景下优越的生活条件、“次第传经”的通行教学方式以及尊贤重生的行事作风都证明这些污点不能成立,后世应当重新审视马融的为人,以及他因此而被忽视和贬低了的经学影响。
  学术方面,马氏遍注群经而学无常师,自学与家学共同构成了他的学术渊源。在具体的经典注疏中,马融宗主古文经学,兼采今文说,不囿门户,打破家法,精于训诂,只以小章句的方式疏通文本大义,反映出宗经尊圣、简明经传、注重人事的经学思想。从两汉经学发展的历程来看,马融融合今古文经的做法以及在经注中体现的儒道合流思想,展示了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过渡的转变历程,其“不拘儒者之节”的做法显现着魏晋玄学思潮的来临。在汉晋学术转向中,马融及其经学是典型代表之一。
[硕士论文] 王媛菲
中国哲学 湖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西汉初建,社会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贾谊通过对儒家、法家、黄老等诸家思想的继承与融合,提出了置势入礼的礼治思想。贾谊置势入礼思想是其礼论和势论相互融合、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治世理念。因而,贾谊礼论和势论可以说是其置势入礼思想的根基所在。贾谊礼论的基本内容集中在礼节仪式、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三个方面,体现了贾谊本人对于社会统治和百姓教化的基本态度和方略。贾谊在总结秦亡的教训时,意识到了人为的作用,因而他在论“势”的时候不仅分析自然之势,还十分重视人为的力量。贾谊将势这一理论置入礼之中,提出了“礼之数”的概念,使礼具有了大小、强弱的意义,扩充了礼的内涵。在势的作用下礼具有了强有力的法律效力,逐渐走向制度化,突出了礼的治世作用。同时,礼在制度化的过程中又反作用于势,消除了不利之势。贾谊认为只有守礼,才能既合理,又形成一定的势。其置势入礼思想将礼、势一统于理,遵从“理”的要求所形成的“势”更加稳固;而违逆“理”所得到的势,必然不会长久。贾谊置势入礼思想深刻反映了汉初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趋势,是对汉初社会转型的真实写照。此外,贾谊针对社会现状所提出的治安之策逐步落实于社会现实中,对汉代政治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硕士论文] 秦奕
中国史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天人三策》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董仲舒的政治思想。董仲舒是西汉的思想家,其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汉初学术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陆贾、贾谊和叔孙通三位学者的学术主张中看出:陆贾提出了“忠君”、“孝父”,“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强调“礼乐教化”的重要性。贾谊认为“礼”是约束一切的神圣法则,声称君主只有以“仁”、“义”、“礼”、“信”、“公”和“法”为执政标准,国家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叔孙通主张“时变”而不泥古。董仲舒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上述思想的影响。
  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依托孔子的权威,利用《论语》在当时的广泛影响,充分阐述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天人三策》涉及孔子的引文多达18条,几乎是言必及孔子。这18条中有17条引自《论语》,涵盖了孔子有关德政、礼乐教化、先德后刑、仁政和民本的政治主张。董仲舒的政治思想不仅继承了孔子的德政思想,还对德政理论进行了重要创新,将阴阳、德刑思想联结为一整体。董仲舒运用教化理论,明确君主与臣民的尊卑之别,使臣民安于君主的统治。董仲舒将德刑与阴阳联系起来,既明确了德在理论上的主要地位,又确立了刑在理论上的重要地位。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对汉代的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董仲舒的刑罚思想中有“春秋决狱”的主张。因《春秋经》文大义不像法令那样明确具体,所以“春秋决狱”使得断案没有统一的标准。他的教化思想促进了汉代“立太学”、“罢黜百家”等措施的施行。“罢黜百家”的主张表面上似为尊儒,而儒学之内容已逐渐蜕变为涵百家之学。
[硕士论文] 刘川
法律史 西南政法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荀悦(公元148-209年),字仲豫,颍川颍阴人。荀悦生逢乱世,目睹了东汉王朝的衰败,社会动荡对国家纲常和法度的破坏,他对民生艰困的根源有着自己深刻的感悟。不同于以往的政治家、思想家多数强调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以严刑峻法为辅的治国主张,荀悦更重视法的作用,提出了“义法并立”的思想主张。本文从荀悦的著作《申鉴》入手,通过对相关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分析,对该思想进行探究,并从以下几个部分展开论述:
  引言部分,主要介绍国内对荀悦思想的研究现状。过去对荀悦思想的研究大多是综合性的,主要集中于其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儒学思想等方面,目前对其法律思想的研究仍然较为薄弱。另外,介绍本文研究荀悦“义法并立”思想的意义及研究方法。
  正文的第一部分,主要分析了荀悦“义法并立”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义法冲突的具体表现,以及由此产生的危害。首先,勾陈该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政治上,宦官祸国殃民;经济上,土地兼并问题突出;法律上,纲纪废弛,义法冲突严重。其次,从义的进逼和法的反击两方面描述了义法冲突的具体表现。最后,论述了义法冲突所导致的危害,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知法犯法;其二,执法混乱。
  第二部分,立足于《申鉴》文本,先分别探究“义法并立”思想中,“义”与“法”各自的内涵,再论述二者的分工合作情况。首先分析“义”的含义,本人发现其有三层含义:语言文字层面的,伦理道德层面的以及终极价值层面的。接着论述荀悦对“法”的认识,主要从“法”的含义、“法”的人性基础和“法”的功能三个方面进行解析。最后论述了“义”与“法”的分工合作。法在与义的分工中,要起到底线作用;在与义的合作中,要满足百姓对公平正义的需求。“义法并立”思想的实质,是要有效解决实际问题。荀悦提出该思想,是为了制定良好的法律制度,恢复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以及提高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
  第三部分,论述荀悦基于“义法并立”思想提出的具体法律制度主张。主要分析了荀悦的经济法制主张,刑事法制主张和限制君权的主张。从荀悦的具体制度设计中,进一步认识其提出的“义法并立”思想,是怎样调和当时激烈的社会矛盾,有效解决实际问题的。
[博士论文] 刘春雷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西汉易学卦气说以《周易》特有的卦爻符号系统符示涵摄四时月令、节气物候乃至阴阳二气的消息变化,是汉代象数易学中的基本学说。自孟喜易学标志西汉易学卦气说登上历史舞台,其后卦气说都以此为基础,虽然各家卦气说具体内容不同,大体不外八卦卦气说和六十四卦卦气说两种类型。西汉易学卦气说从专门之学的途径深化发展易学三才之道和时的哲学,促成汉代经学的理论建构,十分典型地体现了汉代大一统帝国时代背景和经学语境下贯通天地人三才的天人之学特征,并对汉代以天人之学为核心的文化建构起到基石和支撑作用,进而深刻影响汉代之后中国哲学史以及包括历法制度、中医内丹等以天人之学为核心的文化建构。
  第一章考辨“卦气”涵义,考察卦气说的早期形态和首个系统的卦气学说——孟喜卦气说。卦气说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这既体现在“卦-气”所蕴含的易学学理,也体现在各种传世或出土文献资料。从词源上看,“卦气”之“气”与乾卦符号有共同根源;殷商卜辞所载的“天气”四方风、“地气”四方土蕴含四正卦卦气说的雏形;《周易》古经中保留一些卦气说的痕迹,尽管曾受到一些学者质疑,但逐渐被新近出土文献不断证实。自春秋战国到汉代初年,卦气说的早期形态逐渐展现。一方面是传世文献所记载的《易传》卦气说内容以及自孔子到汉初的易学传承,另一方面是新近出土的简帛文献为早期卦气说的流变提供更丰富宝贵的资料,尤其是马王堆帛书、清华简等所载易学资料中的卦气说内容,大大拓展了学界对卦气说早期面貌的理解。随着汉代经学兴起,孟喜易学彰显卦气学说,这标志着卦气说浮出历史地表,正式进入学术史。孟喜易学包括四正卦、十二辟卦、七十二候和六日七分说等内容,以四正卦统摄其余六十卦,进而以十二辟卦、四十八杂卦符示涵摄一年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和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的阴阳消息。孟喜易学提供西汉易学卦气说的基本内容和大体结构,标志着西汉易学卦气说的正式登场,直接影响此后汉代易学尤其是卦气说内容。
  第二章以《焦氏易林》为中心诠解焦延寿“焦林值日”卦气说。在汉代诸位易学家中,焦延寿的人生平淡却意味深长,比较完美地将《易》的天人之学落实到现实人生。一方面,他将《易》的占候之术用于政治实践,以“焦林值日”的占筮方法,引导治下民众“不教而化”;另一方面,他通过《易》“穷神而研几”,以《易》学的通变智慧处世立身,在昏暗的政局中进退有据、善始善终。焦延寿一生学《易》以致仕,并以《易》的天人之学经世致用,在政治凌夷的生存境遇中,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汉代易学家“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价值理想和家国天下的责任担当。《焦氏易林》是焦延寿存世的代表作,作为汉代经学兴盛时期的诠《易》佳著,表现出极大的创造性。在传统易学基础上,焦延寿《焦氏易林》把《周易》六十四卦演化为四千○九十六卦、配以四千○九十六林辞,以独特的文本形式和筮占应用显示其卓异的易学建构。《易林》值得注意者有两处,首先是熔铸《诗》《易》与《左传》于一体,尤其是将易之象与诗之辞互相诠解,其次是在先秦“之卦”基础上发展出“焦林值日”的特殊卦变,构成《易林》独特的易卦体系。《易林》以六十四卦值日的卦气说统摄纷纭活泼的易象世界,创造出大量丰富繇辞,表达卦气视域中人生境遇的吉、凶、悔、吝。焦延寿“焦林值日”卦气说在变、辞、象、占等方面得到全面展现。
  第三章以《京氏易传》为中心诠解京房八宫卦气说。在现实生活中,京房作为时代儒生的杰出代表,同时集合异军突起的易学革新家与激烈的政治改革者两种角色于一身,以阴阳五行占验灾异,其解易治易的学术活动与占验灾异议论时局的政治活动互为表里。以学干政成为京房政治生涯和易学活动的基本特征,具体包括占验灾异与考功课吏法两个基本内容。京房易学以“言灾异”干政,试图以自然天道约束人文政道、以超越的神权限制世俗的君权。京房之死是汉代易学史上颇具深意、耐人寻味的一个重大事件。京房之死暴露了汉代天人之学的政治困境,从这个角度看,京房之死就不仅仅是京房一己的个人悲剧或汉代一朝的时代悲剧,而是有着历史典型性的文化悲剧。
  京房以其体大思精的京氏易学开创汉代今文经学中易学研究的新天地,其卦气说体现在八宫六十四卦的庞大易学体系。京房易学飞伏说以卦爻符号的飞伏显隐符示涵摄阴阳二气的消息变化,其理论来源于古人占候地气的观测实践,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京房易学飞伏说将天道运行彰显为阴阳、五行的气化流行,揭示了人处身其中、生生变化的生存境遇,体现了汉代易学沟通天人之际、深沉浩大的宇宙论品格,以及贯徹往來古今、沟通天地人鬼的宇宙情怀和历史意识。
  京房八宫卦气说的基本框架可以分为六十四卦卦气说与六子卦气说。京房卦气说既改造传统六十四卦卦气说为京氏八宫六十四卦卦气说,又在传统八卦卦气说基础上创造一准八卦卦气说——六子卦气说。京房六十律与六十四卦卦气说有内在对应关系,六子卦气说也蕴含丰富的乐律思想,这与京房易学发挥易学沟通三才、经纶天下的天人之学是一致的。京房八宫六十四卦卦气说的深层建构方面,一是体现为纳甲纳支及其蕴涵的阴阳五行思想,二是以五行尤其六亲说以人伦六亲确定天、地、人三才的秩序,言说包括天、地、人、神、鬼在内的三才之道、四易图景,在凸显京房杰出的创造力的同时,也彰显出以京房为代表的汉代士人贯通天人的强烈文化自信和文化担当。
  第四章考察《易纬》卦气说,尤其侧重《易纬》对西汉卦气说的集成与升华贡献。《易纬》卦气说思想丰富而庞杂,一方面直接受孟京之学的影响、保留孟京之学的原始资料,另一方面则有新的发展尤其形上学理追溯上成绩突出。《易纬》卦气说有八卦卦气说和六十四卦卦气说两种类型,既深化四正卦说提出四正四维之说,彰显了四正卦至八卦的演化理路,又继承发展孟喜易学的六十四卦卦气说,呈现为十二辟卦、六日七分、一爻值一日等内容。《易纬》卦气说加强孟京之学的浓厚人文取向,以“以人事明之”、依卦气说建构人文政教的倾向愈加明显。尤其突出者,《易纬》卦气说提出太易生气的理论,在宇宙生成论的角度指出卦气之气的四个先验形态,将卦气之“气”依次追溯到太素、太始、太初、太易,极大提高了卦气说的哲学蕴涵和形而上品格;同时《易纬》依据卦气所体现的恒常天道及其非常之变,在阴阳交变、天人感应中生成宏大的人文政教图景和独特的历史哲学。《易纬》卦气说所蕴涵法天道设政教的天人之学内容是《易纬》经学特征的典型表现。
  结语部分在哲学史的角度梳理西汉易学卦气说的影响,考察卦气说在古代历法中的建构性意义,尤其是随中西历法冲突逐渐衰落的历程,最后在科学与人文的辨证中重新审视西汉易学卦气说的价值,指出其对当下生存可能具有的启发性意义。
[硕士论文] 林正萍
伦理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体论”一词到17世纪才出现,人们把它看作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西方传统哲学的主干或者把它看作“第一哲学”或者可以说它还是各个哲学分支的理论基础。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很多也是依据对本体论进行批判与反思而发展起来的。何谓本体论?西方文化语境下的本体论和中国文化语境下的本体论又有着怎样的区别和联系?本体论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也只有真正弄清楚本体论是一种怎样的哲学形态,才能去判断在中国哲学史上是否存在本体论。中文的“本体论”含义非常广泛。对于中国哲学来说,本体论范畴非常的广泛,例如讨论世界的本原,或者讨论世界的根据,或者讨论世界的本体等等都可以说是本体论研究的范围。可是,为什么要研究本体论?研究本体论的意义何在?有人认为研究本体论没意义,认为本体论只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只是用来解释世界或宇宙本原的旧哲学,现在已经过时了,再说现如今自然科学发展如此迅速,再从事对本体论哲学进行研究也不需要了。有学者还这样认为,当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哲学被也已经被忽视了。现在再去研究本体论哲学也只是多此一举。然而,持有这样观点的人只是对本体论没有进行深入地了解,本体论虽然是一个历史概念,但它没过时,“本体论”又被人们追捧而且很热,这说明它在当代的重视程度和价值所在。在中国哲学界内,学者们也越来越重视对本体论的研究。然而,在中国,一些研究哲学的学者尤其是从事比较哲学研究的学者容易陷入一种误区,在研究本体论的时候,喜欢把西方哲学作为标准来“格”中国哲学,认为中国哲学根本不从在“本体论”哲学,甚至他们持有更为极端的观点,认为中国哲学不仅不存在“本体论”哲学,甚至中国根本没有“哲学”。然而,不管是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它们都有自己的本体论,只不过中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有着不同的概念和不同的思维逻辑。
  何又为道德本体论?道德本体论是探寻道德的终极根源之所在,从形而上学层面规定道德的本质属性。本论文把董仲舒道德本体思想作为研究对象,从而可以清晰地认识到董仲舒试图以“天”作为本体,董仲舒之学是天学,天是贯穿董仲舒哲学体系的一根主线,更是研究董仲舒哲学的起点所在。本论文研究董仲舒道德本体思想,可以看出董仲舒为什么这样做,董仲舒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论证他的思想,董仲舒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在董仲舒之前,已经有人对道德本体思想进行了探索与研究,那么,前人的研究有哪些不足与优秀的地方,有哪些是被吸纳进董仲舒自己的思想体系中。董仲舒对道德本体思想的研究又有哪些价值所在,对后来的思想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都是本论文要探讨的地方。对董仲舒道德本体思想的研究可以看出,董仲舒继承和吸收了先秦时道家、法家、儒家、墨家、阴阳家等思想从而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董仲舒道德本体思想以“天”为始基来论证“人道”和“王道”从而他站在形而上学的角度为汉朝的统治作出合理性的论证,进而维护了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先秦时的宗教天道观、天人论、人性论、春秋公羊学、阴阳五行学说更加丰富了董仲舒道德本体思想。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学的大师,他为汉朝“大一统”理论作形而上的论证直接受益于《春秋公羊学》,他从天的高度,把《春秋》看成是表达天意的神圣之作。他结合阴阳、五行、天、地、人来完善天人感应思想,从而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提供了神学依据,进而还限制了君权,还论证了汉取代秦的合法性以及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合理性。董仲舒所做的一切最后还要回到现实,服务于现实,从而满足现实政治的需要,进而建立了一整套对封建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三纲”、“五常”的伦理观,董仲舒也从形而上和形而下层面上完成了对“大一统”理论的形上论证。
[硕士论文] 董文慧
哲学 曲阜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中华民族是一个讲究传承与发展的民族,由我国儒家提出的“大一统”思想,在版图扩展与延伸、社会变革与发展、世代交替与传承均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岁月的变迁和历史的沧桑中,一直屹立不倒,经久不衰。“大一统”思想像一盏指明灯,在中国历史进程的发展中引导着方向,为实现和平统一、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董仲舒做为汉代大儒,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及儒学思想史上,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大一统”哲学思想,做为董仲舒的核心理论,是其针对当时的社会环境一手创立的,其政治意义不言而喻。不仅积极推动了汉武帝时期日趋成熟的“大一统”政治局面,更加速了封建政治思想的大融合。大一统是董仲舒政治思想的核心精神,它主要包括“独尊儒术”、“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王者爱及四夷”三个方面的内容,分别从思想、政治、民族层面涵盖了大一统思想的内涵。董仲舒大一统政治思想的特色,在于融汇各派,将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墨家、法家、道家等学说纳入到儒家的思想体系之中,成为当时汉代“新儒学”,从而思想界的正统学说被“新儒学”所取代。新儒学能够更好的与现实政治相结合,成为维护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实现政治“大一统”的需要。董仲舒做为“大一统”理论的创立者,在历朝历代对其核心思想的评价方面皆参差不齐,无论怎样,我们都无法忽略“大一统”在中华历史上的卓越贡献。本文从探讨大一统思想起源入手,立足于当时汉朝的时代特征,逐步将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理论研究引向深入,主要通过对“天人三策”以及《春秋繁露》中“大一统”思想的层层剖析,形成较为系统的董仲舒“大一统”论,并对其进行客观评价和价值探讨,着重突出其哲学思想的时代精神和历史意义。
[硕士论文] 姜辛
中国哲学 沈阳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治吏不治民”,自古吏治问题都是历朝历代统治者所关注的重点,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亦对吏治思想有深入细致的分析。儒家学派由孔子创立,而董仲舒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与精髓,因此被班固尊为“为群儒首”,得到了史学家的高度肯定。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讲述了很多的社会问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种层面的问题,虽然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却也具有很大一部分的可借鉴因素,尤其是其在政治方面的哲学论述,更是可以为当今政治与吏治提供诸多的借鉴与参考。董仲舒作为儒家承上启下的集大成者,从“天人观”、“人性论”、“三纲五常”等理论基础出发,吸收、借鉴与改造了阴阳学、黄老学和法家思想,提出要“举贤在本”、“举贤任能”,推行“德教”、“仁政”,实施“大德而小刑”等治吏主张,为当时的西汉设计了比较完整的吏治体系,且使得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得以加强。董仲舒的吏治思想完善了西汉的政治体系,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官场文化的基调,大大影响了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也为后世的政治哲学与官吏制度提供了借鉴。
  文章从五个部分入手,对董仲舒吏治思想研究这一主题展开论述。第一部分列举了学界对董仲舒的不同界定和董仲舒的吏治思想研究综述,尤以国内论述为重点,讨论其思想的意义所在;第二部分从时间上入手论述了先秦时期吏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出了儒家吏治思想的源流,为后文分析董仲舒吏治思想奠定基础;第三部分从政治本体论(天人观)、政治修养论(人性论)、政治规范(三纲五常论)三个维度深入分析了董仲舒吏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并概括了其政治理论的特色之处,阐明了其思想得以推崇的重要原因;第四部分从选拔任用、教化培养和考核奖惩三个环节入手,对董仲舒吏治思想进行了重点解读,正是这些有目的、有步骤、有细节的论述赋予了董仲舒的吏治思想方法论意义和实践性依据,使其成为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第五部分对董仲舒吏治思想的历史价值及影响进行了探讨,肯定了董仲舒的地位,并指出其思想存在的不足,同时就董仲舒吏治思想对新形势下政府治理体系建设的借鉴意义展开论述;最后总结全文,并提出建议。希望通过本次研究让董仲舒的吏治思想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紧密结合起来,试图寻找支撑点,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硕士论文] 姜晶晶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被称之为“汉代思想演变的大关键的人物”的扬雄与被称为“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战斗的无神论者”的王充在历史上都饱受争议。扬雄和王充都生活在汉代且相差仅百年,将二人放置于汉代思想的大背景下进行比较研究,可知其理论来源具有一定的共性,在天人理论上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继承和趋同,因此,两者思想具有很大的可比性。将扬雄和王充天人关系思想的异同加以比较,有助于对他们二人思想之间共性和个性地探究,明确二者之间思想之传承,进而深化对汉代哲学的认识;细化不同思想家之天人学说的对比性分析,有利于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天人思想的发展脉络。扬雄和王充天人学说所要探讨的问题,主要包括何谓天、人以及天人之间的关系等几个方面。
  一、“天”的问题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话题之一。关于“天”是什么,两汉的思想家普遍给出了价值之天和自然之天两种回答;由于对天的理解不同,形成了神秘化和自然化两种天道观。扬雄和王充都认为天体是客观存在之物,所不同的是扬雄推崇浑天说,王充推崇盖天说,但不论浑天还是盖天,自然之天在他们二人的理论中都不具备人格色彩。然而就价值之天而言,扬雄仍承袭了汉儒将天神秘化的传统,使天有了双重意涵,相比较而言,王充更加彻底。在天道观问题上扬雄视天道为“玄”,认为“玄”是最高本原,肯定“玄”的无上地位,“玄”通过“摛措阴阳”而“发气”从而衍生天地万物。王充视“天”为本原,认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予自生矣。”他们二人都谈及“元气”,所不同的是扬雄之“元气”是小于“玄”的存在,王充之“元气”只不过是气中比较精微的部分而已,二人的衍生论都强调阴阳二气在万物衍生过程中的重大作用,但王充的“气”含义更为复杂。
  一、人是什么?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怎样?人的知识(道德知识)、智慧和能力源自何处?扬雄和王充二人都认为人在宇宙中有着尊贵的地位,人的认识源自于耳目闻见并通过心之辨识和现实的验证最终获得。人的道德理念、道德自觉在人生实践活动中的意义、人性善恶等问题既是先秦哲学家所广泛关注和讨论的问题,也是汉代哲学家们普遍关切的理论问题。他们二人对这些问题都有深入地思考并各自提出系统的人学理论。在人性问题上,扬雄认为人性善恶相混,但又有性善论倾向;王充认为人性有善有恶,并将人性分成上中下三种类别,可见王充思想里包含着人与人本性的不平等。扬雄和王充都提到“气”的作用,但两者诠释“气”时完全不同。二人虽持有不同的人性论,但都认为人性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而改变,比如改变生存环境、进行教化学习等,所以人性最终必定走向善的一端。从某种意义上说,扬雄的人性论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王充。另外,在二人的天命论中,都有对于“时命”的困惑,并认为天命不可违背,但王充将“骨相”与命运联系起来,这是扬雄所没有的。
  三、天人关系问题上,扬雄受儒家思想影响主张“和同天人”,王充受黄老道家影响主张“与天合同”,二人都把天人合一作为自己的理论重心,只不过表达方式有所不同。但是二人都对谶纬迷信、神仙鬼怪的存在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从而成为异于董仲舒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天人学说。扬雄主张“质干在乎自然,华藻在乎人事”,强调真正的天命不可违,但更多事由人决定,更加突出人为因素。王充将天视为自然之天,否定天的人格神力量,反对天人感应的无稽之谈,但他又将“自然之天”和“命定说”相连,使其天人思想具有不彻底性和自相矛盾之处。扬雄和王充二人思想都有各自的闪光点,也各有不足之处,对后世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两人能在儒学神学化的思想背景下脱颖而出,其思想中所含有的批判意识和理性精神足以让人崇敬。
  四、扬雄和王充在天人理论方面的思想差异首先是由于二人先天所形成的气质之不同,扬雄喜静思,王充好辩论。其次是二人受儒道影响程度不同,扬雄偏向于儒,王充偏向于黄老道。再有就是人生际遇有所不同,二人思想受时代背景影响很大。也因如此,尽管二人性格、教育、际遇均不相同,其思想也有着显而易见的相通之处。扬雄和王充处在共同的大时代,也有各自的小时代,他们的理性洞悉了时代的弊端,这使得二人的思想在百年之后形成共鸣,也可以说是延续发展。就扬雄和王充天人学说在各自思想体系中的地位而言,扬雄的《太玄》讲天、《法言》谈人,天人问题可以说是扬雄哲学的基本内容;王充《论衡》的宗旨“疾虚妄”,天人问题在王充那里不过是“疾虚妄”的手段,并不能成为《论衡》的目的。
[硕士论文] 吕金钊
中国史 南昌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西汉,是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儒家在经历了秦朝“焚书坑儒”的巨大灾难之后,在这一时期慢慢走向复兴,并且最终取得了西汉统治思想地位,深深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多年。本文认为西汉之所以能成为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与汉代儒学呈现出的体系化特点息息相关。汉代儒学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形成了一套包含哲学基础、政治模式、纲常伦理秩序、践行主体、延续措施的完备理论体系。体系设计极为完整,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使得一整套体系运行起来,生命力极其顽强,能够迅速扎根于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异常稳定。而这正是汉代其他学派所不具有的优点。
  秦末连年战争,致使社会经济疲惫不堪。所以,汉初的统治者取得天下之后,面临的首要任务便是发展经济,恢复生产。至于选择与之配套的指导思想,汉初的统治者积极吸取秦朝因法而亡的惨痛教训,希望对法家思想敬而远之,但是“汉承秦制”的汉初政治现实要求新的指导思想必须要能对法家思想客观影响汉初政治给与合理的解释。于是,道法结合的“黄老之学”成为他们最好的选择。黄老思想在肯定法制作用的同时,主张“清静无为”,由此而在汉初营造出一个相对宽松的思想文化环境。儒家思想在这一环境下得到不断的恢复和发展。以叔孙通为代表的汉初儒生积极发挥儒家的“入世”精神,对儒家传统礼制加以改造,制定出符合汉初政治的“礼仪制度”,得到统治者的重用,是儒家登上汉代政治舞台的开端。其改造儒学,适应现实政治需要,以达到“入世”的方法,开汉代儒生改造儒学之先河,此后的儒学一改先秦儒学的理想化特点,和现实政治的结合越来越紧密。而陆贾和贾谊将儒家和道家相结合,大大提高了儒学的社会影响力。
  迨至武帝,儒家体系化的特点越来越明显。为了迎合武帝转变统治思想的需求,经学大家董仲舒以传统儒家理论为基础,融合道、法、阴阳五行等家思想精华,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新儒学体系。这个体系以天人理论为基础,董仲舒从《春秋》中提炼出“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观点,认为“君权神授”,在肯定天的权威的基础上,提高君主的地位。德主刑辅的政治模式是这个体系的核心政治主张,董仲舒认为“德”为阳,“刑”为阴,阴为阳之助,所以统治者应该顺应天道,实行“德主刑辅”,霸王道杂之的政治统治模式。儒家纲常伦理思想是这个体系所提倡的社会秩序,董仲舒认为“三纲五常”是天道秩序在人道中的体现,所以,人君作为天的代言人,应该在人道中维护纲常伦理以维护天道秩序。儒生政治是该体系的践行主体,董仲舒认为政府选拔官员应该以儒家的“德”“才”为标准,做到“录德以定位,量才以授官”,让儒生更多的参与到现实政治之中。最后,在儒学体系的保障和延续方面,董仲舒认为应该充分发挥教化的作用。首先,设立太学,提高经学的地位;再以博士为师,对官员进行儒学教育;其次,在全国范围内广建学校,教授儒家经典,而在社会教育方面,他则建议树立“忠孝”典范,鼓励人们崇尚儒家伦理。这个新儒学体系所追求的最终目的是“大一统”,政治一统于中央,权力一统于皇权,文化则一统于儒家。董仲舒所构建的“新儒学”是一套非常系统的完善的理论体系,其中包括理论基础,政治建设,伦理建设,践行主体,延续手段,终极目的。所以,即使其中有一两项暂时没有得到采纳,其他环节也会慢慢的将其拉起来,从而完成一整套体系的确立。武帝虽然部分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但是在他在位的中、后期“多任法”的政策倾向,使他偏离了新儒学所提倡的“德主刑辅”的政治轨道,新儒学和儒生的地位逐渐边缘化。
  昭宣时期,经过三十余年儒学选官制度和儒家教育的发展,儒生群体不断壮大,他们要求在政治上获得更多的权利,要求国家回到新儒学所主张的政治轨道之中。这一时期新儒学体系的完善,集中表现在儒生政治的崛起和“德主刑辅”,霸王道杂之政治模式的实践上。宣帝时期,经学权威的树立,标志着新儒学的思想统治地位在西汉最终确立。自此,儒学开始成为中国两千多年传统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董仲舒对新儒学体系的构建居功至伟。
[硕士论文] 乔娜娜
中国哲学 山东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东汉白虎观会议的结集《白虎通义》是一部讲论五经同异、统一今古文经义的重要著作,全书分为四十三类大条目,内容涉及自然、社会、伦理、人生及日常生活等多个方面,几乎包括了封建社会上层建筑中思想制度的全部内容,被视作一部钦定的关于封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经学法典,对后世产生相当影响。
  本文从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对汉代经学及后世历史意识形态演变的影响等几方面对全书进行梳理和研究。其哲学范畴继承和发展了董仲舒有关天人关系的主要思想,以传统阴阳五行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从天、地、人三者关系入手,力图构造统一的理论体系。“天”作为万事万物自然生成之始,又是宇宙间一切的最高支配者,与人是相互感应的,“天子”是其在人间任命的最高代理人,统治者的权威是天赋予的,而帝王的德行善恶都要受天的监督与惩戒,人能够通过天意改正自身行为的缺失。人生而具有“五性六情”,可通过后天的“五经”教育和礼乐教化以培养性情。其政治思想主要选择考察了君臣观和“三纲六纪”两方面,在传统的封建统治秩序中,君臣之间依靠一种理性的政治准则来相互制衡,君主礼贤下士,臣子绝对服从君主,二者间具有相互作用。而以“三纲六纪”为准则的社会秩序,确定了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对王朝政权的政治统治起到了保护作用,同时,它又有依靠道德力量进行纽带联结的作用,这就使得在冷酷的等级统治下,伴随着情感的道德性出现,弥补了阶级统治的不足,在国家与个体间找到契合点。以家国为中心的传统伦理秩序,归根结底是与“三纲六纪”的政治秩序思想分不开的,它要求在一定范围内有明确的等级尊卑差别,同时要“孝”以对家,“忠”以治国。因此,在这样的伦理秩序中,要求人能够在精神道德上奉行忠孝两全。而“名号器物”作为一种道德影响力的载体,能够对社会伦理秩序形成一种舆论导向作用,从而达到礼乐教化的最终目的。综上所述的思想内容和思维方式,又对汉代经学及后世历史意识形态演变产生深远影响,形成了包括经学与政治紧密结合的封建统治现象、神学的思维方式、三纲六纪的双向作用以及以宋明理学为突出代表的后世哲学对汉代经学的继承发展在内的几大方面影响。
[硕士论文] 牛永振
政治学理论 西南政法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董仲舒是西汉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他的思想以儒家思想为内核,在广泛吸收阴阳家、墨家、道家和法家等学派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包罗万象的“天人学说”。董仲舒使先秦儒家的理念以新的形式出现,推动中国传统学术进入经学时期,他在中国儒学史和中国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董仲舒所在的时代是新的汉王朝代替旧的秦王朝统治的早期,汉王朝政治在继承秦朝旧制的同时,也在主动总结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从汉高祖命陆贾编《新语》到汉武帝招贤良册问,西汉初期的最高决策者试图开辟出一条长治久安的政治道路。董仲舒应时而出,他的天人政治思想正是试图为汉王朝提供一个不同于秦朝的德主刑辅的政治变革方案。
  董仲舒通过对《春秋》经传的独特阐释重新树立起“天”的理念,用天人相互感应的理论打通了天人之间的界限,以此证明天是人世政治的最终依据和限制,又将儒家的政治理念说成是天的法则。因此,董仲舒就可以把代表天的儒家政治理念作为指引政治变革的大方向,从而全面的提出了其政治主张。概括地说,在君权问题上,一方面把君权与天命联系在一起,加强君权,另一方面也试图用灾异理论限制君权;在政治方向上,明确任德去刑的更化目标;在治国指导思想上,提出“大一统”的主张,独尊儒学为王官学;在社会伦理层面,把“王道三纲”作为新政治方向的社会道德根基;在国家施政原则上,主张以民为本。
  董仲舒政治思想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他针对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试图为新兴的汉王朝寻找一条长治久安的政治道路。这条道路不同于秦朝极端的君主统治和严刑峻法,而是一条德主刑辅的保民政治道路,深入汉初的历史情境,就更能理解董仲舒政治思想为此而做的系统论证和独特阐释。
[硕士论文] 王淏
中国古典文献学 郑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黄老思想孕育发展于战国时代,在西汉初年成为政坛的主流思想,是我国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然而囿于文献缺乏,在一定时期内学术界对黄老思想的认识有失偏颇,对黄老思想的核心理论一直处于以“老”代“黄”的理解,这无疑模糊了黄学在其中的价值。随着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四经》的出土,研究汉代黄老思想多了一份可靠的文献。从帛书《黄帝四经》文本的思想研究深入黄学的精神实质,可以改变以往黄老思想研究中对黄学的忽视。再结合动态因素的分析,便可揭示黄学在汉代的社会结构演变中所发挥的作用。
  《黄帝四经》是黄学思想的代表作,从《黄帝四经》中“兼有天下”的思想来看,正反映了我国战国中期的思想特征。另外,其书中多用单纯词,则符合汉语词汇在战国中期的发展规律,基于此,《黄帝四经》当成书于战国中期。战国时代是我国思想繁荣的时期,百家争鸣,《黄帝四经》正是南北思想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纵观《黄帝四经》,它的“道”论思想是其哲学思想的总纲,并明显具有指导现实社会的倾向性。其所蕴含的辩证法思想沟通天道与人道,阐明了道生万物的客观规律。另外,《黄帝四经》还提出社会政治、军事、修身养生等方面的思想。《黄帝四经》反映了黄学力主“争而有为”的思想,具有积极的时代精神。
  此外,针对长久以来黄老并称的学术现象,须将黄学与老学加以平行比较研究。老学,尊奉老子之道;黄学,托名黄帝成说。两者承袭原始道论,在后世的发展中思想却各有异同。无论是在学说思想上,还是在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来上看,黄学较之老学具有观照现实的倾向。黄学作为黄老思想的理论内核,其思想的主流地位值得肯定,同时,老学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调和作用。
  黄学思想的价值并不局限于理论建构层面,回顾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可以发现,黄学的价值在社会治理的实践层面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汉初,统治者基于秦朝暴政而亡的教训,选择宽和的黄老思想为指导思想,复苏经济,改善民生,缓和冲突。黄学在汉代的社会结构重建中发挥了重要的修复作用,黄学思想广为汉初君臣所接纳、融合,从而作用于现实政治的实践。
  汉武帝之后,汉代社会面临转型,而此时的黄学因自身理论无法满足社会现实而逐渐式微,经学逐渐勃兴并成为后世占据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黄学思想的由盛转衰引人反思,但是它的衰落并非意味着彻底消亡,黄学思想以一种更加内蕴的方式存在于中国文化中。
[硕士论文] 李杰
伦理学 重庆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淮南子》的思想极为丰富,而其中生态伦理观具有独特的价值。《淮南子》的生态伦理观具有深厚的哲学基础,其天道观认为,道生万物却不占为己有;其人性论指出:人生而静、感而后动;其天人观强调:不以人为扰乱天然。《淮南子》提出的生态伦理观具有较为丰富的内涵。其生态价值观认为,世间万物秉持先天生成的自然本性,万物都是生而平等,没有高低贵贱的等级差别,而人类应该返回清静的自然本性,和万物共相始终。基于这种生态价值取向,《淮南子》对君主、社会和个人三个方面都提出了相应的生态道德,即君主应秉持“无为”的德性,社会应形成良好的风俗,个人应秉持清静无欲的本来情性。在生态实践观方面,《淮南子》主张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不能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于自然,而应遵循自然规律,顺应天地万物的发展变化,节约用度、适度消费,这样才能“与万物终始”。
  《淮南子》的生态伦理观具有鲜明的特点,即以自然为中心的生态价值观;以人类为主体的生态道德观;合理消费、保护资源的生态实践观。这些都体现出《淮南子》特殊而宝贵的价值。
  《淮南子》的生态伦理观既承袭了先秦道家自然中心的价值观念,又吸收了儒家重视人本价值的思想,还提出了一些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改善生态环境的措施,彰显出其可贵的生态伦理智慧。在生态恶化已成为全球性问题的今天,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更是刻不容缓。《淮南子》的生态伦理观所体现出的生态智慧,为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人与生态环境的矛盾提供了不少有益启示。同时,《淮南子》关于生态道德和生态实践的思考,对于培育全社会的生态保护意识,建立生态道德体系,以及解决当前突出的生态问题也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借鉴意义。
[硕士论文] 赵智生
伦理学 河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董仲舒生活在西汉时期,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承前启后,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西汉前期,奴隶制经济刚刚瓦解,而适合封建经济的上层建筑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董仲舒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亲身参与到汉王朝治国施政的实践探索中,这为他实现王道政治的政治理想、弘扬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奠定了社会历史基础。他以儒家思想为主脉,广泛汲取阴阳、法、道、墨等诸子百家的思想,这为其新儒学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
  董仲舒的政治伦理思想以建立“内圣外王”的王道政治为目标,他的“天”的哲学思想为其政治伦理思想提供了本体依据;他的人性论思想“性三品”说为政治伦理思想提供了社会人性基础;“天人感应”的思想为君王建立政权、统治臣民提供了合法依据。
  他的政治伦理思想为王道政治服务:“三纲”、“五常”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对维护君主专制、巩固封建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大一统的思想是王道政治得以推行并延续下去的重要保障机制,是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国家统一的重要保障;董仲舒将辩证法融入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中,得到更化的治国思想,以维护大一统封建帝国的统治,达到社会长治久安的目的。通过对董仲舒政治伦理思想的梳理,来为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帮助。
[硕士论文] 赵玉玲
伦理学 郑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义利观是中国伦理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自古至今,人们格外关注义利的选择问题。董仲舒的义利观结合汉代的社会历史现实,继承前人义利观思想中的精华,在内容上有新的发展。他的义利观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我国的儒学和中国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
  董仲舒义利观产生的条件与他所处的时代特点息息相关。他的少年时代有良好的修学氛围,他的仕途境遇以及西汉后期的社会矛盾都成为他义利观的产生条件。先秦儒家和墨、法的义利思想都是他义利观的主要理论渊源。
  董仲舒提出“义利两养”的思想,认为义与利是每个人都具有的、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他还强调“义”与“仁”的结合,认为要做到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他提出“调均”主张,要求以义节利,做到安民、利民,为民兴利,维护社会的安定。他的义利观是提倡重“义”轻“利”的。
  董仲舒义利观对两宋和明清时代的义利观产生了重要影响,体现为董仲舒义利观的启下作用。董仲舒充分意识到道义对于功利实现的积极意义,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两宋和明清时代的学者们不同程度的发扬和批判了他的义利观。
  董仲舒的义利观很好地兼顾了“利益与道义”,在当代社会具体实践中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他的义利观为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发展理念、核心价值观和新型外交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持。因此,他的义利观具有重要的伦理价值。
[硕士论文] 席煜翔
逻辑学 河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王充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他的逻辑思想在中国逻辑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王充的逻辑思想是基于先秦时期的逻辑思想而建立起来的。以孔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儒家的逻辑思想,以墨子和后期墨家为代表的墨家的逻辑思想,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的逻辑思想,对王充的逻辑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充的逻辑思想主要包括“正名”思想、论证思想、推理思想、关于逻辑思维规律的思想以及对谬误的批驳等内容。王充所著《论衡》一书,明确地提出了“正名”的原则和意义。以“正名”为基础,王充展开了论证思想。他不仅给出了论证的定义和要求,而且还提出了相对系统的论证方法。在融合论证方法基础上,王充发展了“推类”的思想。此外,王充逻辑思想中还涉及了关于传统逻辑思维规律的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对逻辑谬误的批驳。王充的逻辑思想对后世中国逻辑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王充的逻辑思想也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具有广泛的影响。
[硕士论文] 姬鲜利
中国哲学 青海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主要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将人性论放在社会时代背景、哲学基础及性论的发展历程上进行梳证,通过对荀子与董仲舒人性理论的比较,了解中国传统人性理论的利弊,为传统文化的现代扬弃提供参考。借鉴西方哲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性概念的认识,提出“人性是需要及满足方式的总和”作为本文的主要概念。其后,结合时代背景,通过对荀子“性恶”思想和董仲舒的“性三品”思想进行诠释,提出荀子的“性”:一是生理器官及功能;二是反应本能与本能欲求;显示出他引情、欲入性的特色,从而形成心—欲对垒。董仲舒的理论建筑在“大一统”的社会时代背景,其理论的出发点、落脚点都是“天”。因此,董子人性论从天人关系的抽象层面上它是性同一说,性者质也,是普遍的人性论;从现实具体层面上来讲,是“性三品”论,且指的是“中民之性”;进而阐述其人性论特色之处以阴阳释性情,从而开创了全新的人性论并产生了长久影响。通过对以上对两者人性论的阐述,发现两者差异之处在于:道德价值根源判断的不同,从性同一说向性三品的转变,性即情到性情二元的发展;但董仲舒对荀子思想也有很多继承部分,如“性”及价值追求,教化观方面等。以人性论为基础引发了二者在政治思想上“隆礼重法”与“阴刑阳德”的差异。通过对两者人性论之辨析,试图对其人性论的认识有所裨益,并发掘其积极意义。
[硕士论文] 魏宇鹏
中国哲学 山东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王符作为东汉中后期著名的政论家和思想家,受汉末特定历史环境的影响,其理论观点和学术思想表现出以儒融道、儒道融合的思想特色。本篇论文结合东汉后期儒道融合思潮的特征和影响,以王符思想所透显的儒道融合特色为研究对象,涉及以下内容的研究:
  绪论部分,阐述本文的选题意义在于结合东汉后期儒道融合思潮的历史背景,通过对王符个案的研究,厘清其站在儒家立场,如何自觉地借鉴吸收道家思想建构其理论体系。并对学界近三十年来关于王符思想及东汉后期儒道融合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综述性的总结,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王符思想特色及其与东汉后期儒道融合思潮的内在关联。
  第一章节主要从东汉后期的时代背景分析王符《潜夫论》儒道融合思想特色所形成的基础。东汉中后期的社会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皇权式微,而外、宦集团、官僚世族阶层竞相争权夺势,士人们的社会地位随之下降,士风亦发生了转变。面对腐朽的政治现状,一批儒者群体通过著书立说,抨击时政,积极地探讨社会改革方案,形成了一股社会批判思潮,道家思想成为他们理论批判的重要思想武器。从学术背景环境来看,此时官方儒学繁琐化、神学化的僵滞现状,已难以满足社会现实的需要,一批博通群经的经学大师,汲汲于打破经学的桎梏,其中道家思想成为他们主要借鉴吸收、用以补偏救弊的思想资源。道家思想本身也逐渐与儒家学说相结合,如元气本原的宇宙观、自然无为的天道观以及追求恬淡无为、修身养性的人生观等思想观念受到儒者的青睐和重视,很多经学大师更是在经学文本注解中自觉地援道释儒。受汉末这一儒道融合理论思潮的影响,王符的理论体系中也透显出儒道融合的思想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在哲学观层面,继承了道家宇宙生成模式和自然发展观来建构其元气论体系,对汉代官方儒学以“天”为宇宙本原的观念进行了大胆地批判,提出了两汉以来更为彻底的元气本原论观念。同时,避开了道家秉持的以“道”为宇宙本原、无形到有形的内核,汲取“道”本论的观念,运用到儒家所强调的三才之“道”。落实到天人观方面,以自然义之天和感应义之天界定天的属性,以自然无为特性重新审视天人关系,并突出人的作用,规范人君要“正己德”、“淳粹”民气,这就与王符的政治思想联系起来。
  具体到政治思想层面,以儒家的德政和有为治世为基本内核,补入道家思想对其进行补弊和调节:治政理念上有为、无为结合的治政观,以“内圣外王”、“亲而誉之”表达对理想君主的诉求,以黄老思想中的因循之道、刑名之法及权变思想补益治国之道。对现实弊政理性的分析和揭露中则可以窥见道家批判怀疑精神和辩证逻辑思维方式对他的影响。
  贯穿到人生观方面,王符的一生都在践行着隐逸而济世的人生观——既践行着道家恬淡无为的隐逸思想,又时刻系心于时政百姓。在其隐居僻乡的过程中,以“潜夫”立言,其保持的士人的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表现了一种对自我价值的坚守和对世俗的抗议。王符虽隐居僻乡,却志于“有道之世”的到来,一以贯之地以民为本、为民立命的求道精神和立足现实、心系苍生的现实关怀,突显了一位儒者骨子里的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担当。
  结语部分,对王符儒道融合的思想特色进行总结,对东汉中后期的儒道融合思潮的特征进行简略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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