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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付晓敏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淮南子》一书博极古今、总统仁义、牢笼天地,博采众家而成一家之言。以“道”为本,兼治国与治身为一体,本文以《淮南子》的形神修养思想为对象,讨论修养的要素和方法,甄别修养的层次和境界,以此发掘其形神修养体系的思想与旨趣。
  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引言部分主要分析《淮南子》的研究现状及意义。
  第一章介绍了刘安的思想品格特征及其门下宾客的不同思想取向,在借鉴前人之说的基础上分析《淮南子》一书的思想归属,提出了书中存在的儒道思想矛盾,并对形神修养思想在《淮南子》体系中的呈现作出梳理。
  第二章围绕“养形”进行讨论,首先阐述了“重生”、“知命”、“人性”三个范畴的含义,了解这三个范畴是进一步讨论《淮南子》形神修养的基础:“重生”思想,首先在于重视由道生物、复归于道的过程,其次在于重视现世的生命;“知命”在于知晓“天命”的存在,人之祸福、仁义、卑鄙皆系于此,面对天命,应当内修其道,应时直己而待命;“人性”本静,且可易可教,性三品说就是为人性之教而提出的,进而分析了《淮南子》中养形的方法,最后对其养形与方仙道的关系作出合理的判断。
  第三章围绕“养神”展开,对“形、气、神”与“精、气、神”两个体系及内部的关系进行概括,“形、气、神”三者对应者整体修养体系;“精、气、神”三者对应养神的内部元素,进而总结了养神的方法,并将其形神修养最终落实到人主“治身”与“治国”的关系之中,人主体道、修养不仅可以在自身达到理想的境界,还有系于国之治,“治身”与“治国”遵循着同一的道理,内得治则外与之相应,除此之外还对《淮南子》中至人、真人、圣人、贤人的含义与境界进行解析,并试图透过其对至高境界的描写,体察其真正所指及原因。
  第四章重点论述的是《淮南子》中道与儒的内在紧张,从仁义礼乐、无为两个方面进行展开,并分析这种内在紧张产生的政治及学术原因。
  文章最后,简要概括了《淮南子》的形神体系在中国哲学形神问题中的地位和影响,秦汉时期是形神观的发展阶段,《淮南子》的形神体系不仅探究了形神产生的本原问题,且提出的神主形从、形有摩而神未尝化观点,是形神论中“养神”“长生”主张的理论依据,且对桓谭、王充的生死观、《太平经》、葛洪的早期道教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硕士论文] 宁志刚
中国古代史 山东大学 2010(学位年度)
摘要:对于“道”、“气”之间关系的研究,历来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气”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早在西周末就被提出,当时就有“天地之气”、①“天有六气”②等称谓。自老子把“道”作为产生世界的本原的哲学概念提出以后,就开始了“以气释道”的过程。现有的关于“道”“气”关系的研究中,大都局限于一隅或一域,没有形成一条较为清晰的思想史发展线索。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战国秦汉文化古籍中的关于宇宙起源问题的探讨,来揭示“道”“气”关系发展演变的逻辑线索。本文分为七章:
   第一章主要是通过对《列子》中关于宇宙生成模式理论的探讨,来说明《列子》的道论是在对老子的道论继承的基础上又做出了进一步发展,并通过“太易”把“道”与“气”统一起来,对“道”初步作出了物质性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老子道论中缺陷。
   第二章主要探讨论述了《管子》“四篇”中以“气”释“道”的“精气”说及其局限性。它把“道”诠释为由“精气”所构成的物质性实存,就不仅克服了老庄道家关于世界本原与构成世界本原的质料相分离的缺陷,而且它把“道”根置于物质概念之上,从而实现了“道”、“气”合一,使“道”由一种抽象性存在演变成一种物质实存,开始突破了老子所谓“常道”不可言说、莫名其妙的绝对理念,从而开始了道一元论向气一元论的过渡。
   第三章主要论述了《鹖冠子》对老子“道”论的继承与改造及其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贡献。它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元气”理论,并且在用“气”解释具体对象的生成变化时,引入了阴阳矛盾观念,将“气”视作包含阴阳两种自然力能的矛盾混合物。较之以往的阴阳、气化观念,《鹖冠子》不仅具有把气提升为宇宙本体的意味,并且由于《鹖冠子》以阴、阳二气解释万物生成在时间向度上接近汉代的气一元论,因此,它适足以成为由道一元论向气一元论转型的过渡环节。
   第四章讲的是《吕氏春秋》的“以气释道”思想。它初步将“精气”说与阴阳矛盾观念融汇在一起,这是对“精气”说进行的一次重要变革,为推动“精气”说向气一元论的转型作了重要铺垫,架起了从不可捉摸、神秘万能的“道”通往有形有名的“万物”之间的哲学桥梁,同时也为后来的气论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
   第五章主要论述了《文子》自然论统领下的的道气合一思想。《文子》在探讨宇宙生成的过程中,转承了稷下精气说,将道论与气论进一步统一起来。它总结了以往宇宙生成论在理论思维上的经验和教训,不仅把宇宙的原始状态视作“浑而为一”的“气”,并且还把这种“浑而为一”的“气”作为包含阴阳两种自然力能的活性物质看待,认为天地万物和各种生命存在都是依赖于宇宙自身所内含的阴阳二气的矛盾作用才得以化生出来。这是对先秦宇宙生成理论所作出的重大发展。
   第六章主要从探讨《淮南子》的宇宙生成论出发,来表述道气关系的统合和气论的进一步发展。受稷下道家“精气”说和《文子》气论的启发,《淮南子》认为“道”就是“气”,“气”就是“道”。《淮南子》既把道视作包含阴阳二气的矛盾统一体,又以此为基点对气的属性和气与具体事物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论证,这不仅是对稷下“精气”说的超越,而且也与《文子》的道论相承接。因此,《淮南子》的道论,可以说是对先秦道论、气论和阴阳矛盾说的统合,并由此展示出秦汉哲学思想兼综百家的特点。
   第七章论述了王符《潜夫论》中的“道根气使”思想。主要从因《潜夫论》版本不同而引起的对王符哲学思想认识上的分歧的讨论入手,来探讨王符的道气论思想,及其“道根气使”思想的哲学史意义。
[博士论文] 胥仕元
中国古代史 河北大学 2009(学位年度)
摘要:“礼治”是以礼来治理国家约束百姓的一种体制或规范,它涉及到国家管理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国古代的礼治思想源远流长。秦汉时期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时期,秦汉之际(从秦朝到汉武帝初年确立“独尊儒术”止),是统治思想的变换时期,秦国到秦朝为富国强兵而推崇法家思想,“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秦末社会秩序被打乱,汉初为适应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需要而推行黄老,因此,整个秦汉之际礼治思想相对沉寂,但沉寂并不意味消亡,秦始皇虽然“焚书”、“坑儒”,但其统治思想中仍然包含着礼治的因素,礼治的核心观念即“别贵贱,明尊卑”,在始皇巡游各地留下的刻石中时有反映,这些刻石内容在思想方面的意义在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那个时代的官方思想和价值观。而汉初儒生与黄老的不断交锋,主张复兴儒学、实施礼治,则更证明了礼治思想不仅仅作为一种学说被探讨,也必将作为重要的意识形态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所以,对这一时期礼学、礼治思想进行研究,仍有重大价值。一方面可以使秦汉思想史的研究更加完善,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另一方面,礼治作为一种调和社会关系的规范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探讨礼的起源。远古时期,由于祭祀活动的兴起、习俗的积淀、止乱的需要、社会经济活动和交换行为规范化等,逐渐形成了各种仪式,促使礼的产生,因此,礼的起源是“一果多因”的。
   二是探讨先秦各家对待礼的态度。儒家尊礼,道家非礼,墨家批判儒家厚葬久丧的繁琐礼仪,法家一断于法,认为礼无益于富国强兵,但也不完全排斥礼的存在,商鞅、韩非等法家代表对礼各有所见。
   三是重点探讨汉初陆贾、叔孙通、贾谊、贾山、韩婴等反思秦政而提出的礼治主张。叔孙通定朝仪,陆贾作《新语》,贾谊著《新书》,竭力倡扬礼治,他们的共同努力,为汉初儒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四是从普遍意义上来探讨由先秦到汉武帝初期礼经传承的基本脉络及“三礼”中的礼治思想。
   五是集中探讨董仲舒的礼学与礼治思想。董仲舒敬天尊儒,同时借鉴法家思想,在“三纲五常”中,将礼治思想打上了时代烙印,完成了儒家思想主要是礼治思想向统治思想的转变,奠定了儒家思想作为古代中国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
   对秦汉之际礼治思想进行研究目的有四:
   一是深入挖掘秦时的礼学思想,并分析其运用于实践的程度,主要依据《史记》、《汉书》、《秦会要》等典籍及现有相关研究成果,同时从秦国产生、发展的地理渊源及民俗学的角度寻求由秦国到秦朝统治思想中礼治因素的底蕴,以说明秦不仅仅重视刑罚、耕战,而且,“礼”在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中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通过这一研究,为秦汉之际思想史研究的系统性做进一步的探索。
   二是把思想放在历史发展的背景下来考察,说明不论是社会的动荡、整合,还是恢复、发展,礼从未被完全排斥于社会生活之外,这种生生不息的原因值得探讨,其社会稳定功能更值得借鉴。
   三是对秦汉之际儒家礼经的传承脉络进行梳理,周公制礼作乐,孔子继承周公之志,子夏为礼经的传承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荀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礼学思想,贾谊对礼经既有发展又有创新,董仲舒最终使儒家礼治在政治指导思想上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从这些贤哲的执着和努力中,能够看到思想文化传承中人的因素不可或缺,而继承同时的创新更加重要。
   四是对整个秦汉之际及其前后影响较大的著述中的礼学及礼治思想进行挖掘,对本身即为礼书的“三礼”将给予总结归纳;对“春秋三传”丰富的礼治思想给予研究,探讨其历史意义;对《淮南子》《吕氏春秋》等内容丰富的作品进行充分探讨,从中体会其对礼及礼治的论述。
   秦汉之际的礼学与礼治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它奠定了中国封建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形式的基本格局。对其研究,不仅具有思想史的价值,而且具有现实意义。“礼”作为封建时代的意识形态,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其以礼整合社会、凝聚人心、传承文明、敦化风俗的文化功能,对于当今和谐社会建设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硕士论文] 李洁
中国古典文献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08(学位年度)
摘要:1973年河北定县中山怀王墓《文子》残简的出土证实了《文子》的不伪,这同时也肯定了《文子》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的价值。以前学者们讨论《文子》的思想大都依据今本的材料,不过今本《文子》真伪掺杂,对今本的材料不加选择地全面采用,必然导致讨论结果的失真。在竹简释文公布以后学者们谈论《文子》的思想大都主张把今本和简本分开来讨论,这往往又容易只顾及简本而忽略今本《文子》的内容。笔者认为对于《文子》思想的讨论既要结合竹简、又要充分重视今本中可能保存下来的原本的内容。介于此种情况,我们必须对今本进行全面细致的考辨。因此,本文拟从对今本《文子》进行全面细致考辨的基础上,对《文子》的思想进行讨论,以期作出合理的价值评价。 本文第一章主要分析古本《文子》的成书年代及其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综合疏理种说法,进一步肯定了古本《文子》成书于战国中后期的结论。同时认为《文子》思想产生于战国中后期有其相应的时代背景,并在黄老思想的发展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 本文第二章是文章的重点,也是讨论《文子》思想的基础。今本《文子》与《淮南子》存在大量的重袭内容,这也正是今本《文子》为学者所诟病的主要原因。关于今本《文子》与《淮南子》的不重袭内容已得到了学界的基本肯定。但对于两书重袭内容由于篇幅甚大,还未有学者将其剥离出来进行全面深入的考辨。鉴于此种情况,本章搜集前人的各类注疏及相关评论,将《淮南子》与今本《文子》的重袭内容剥离出来加以比对,以期达到辨伪存真的目的,为以后的研究提供更加可信的材料。 本文第三、四章是在对今本《文子》内容加以考辨的基础上结合竹简《文子》对《文子》的思想加以讨论。一方面,认为《文子》继承了早期道家思想并对其加以改造,使其更具有了现实性和实用性。《文子》是从《老子》思想到黄老道家发展逻辑链中的重要一环,对其思想中反映出来的黄老学的早期面貌应该加以重视;另一方面,《文子》在继承道家思想的同时,又积极吸收儒家思想以实现其政治理想,并力图实现儒道两家的互补互融。这在郭店楚简《老子》中已初见端倪,竹简《文子》的出现更有力地说明了这种认识的正确性。
[硕士论文] 谢娟
中国哲学 河南大学 2007(学位年度)
摘要:潜在的教化功能,使文化在任何社会中都常被当作意识形态来运用。作为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主体的儒学,因其在这方面卓越的表现而成为中国君主专制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主流,拥有超越于其它思想理论的话语霸权,而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道德伦理体系。这种特殊的理论品格和基本结构在华夏文明的“轴心时代”就己形成。儒家“内圣外王”的终极追求实肇始于孔子的“仁”“礼”互释。孟子之“王政”和荀卿之“礼制”各自承继了孔子思想之一面。“内圣外王”对于先秦儒家已经有了一种本体论的追求与取向。 先秦儒学虽然在孔子之后有了“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的分野,“圣王”理想却是儒家共同关注的焦点,正因如此,“礼”在先秦时期就已内化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从道德伦理到意识形态的性质的转变,使儒学的功能得以扩展,它同时具有了价值取向、意识形态、法律规范和国家宗教的社会功能。对于“儒教”之说虽存有争论,但儒学具有宗教的一些“可公度性”特征却是事实。正是在这一维度上,我们说先秦至汉代的儒学具有了“国教”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双重功能。 秦汉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历程是通过知识与权力的双向诉求来实现的。即,儒学以知识论证世俗君主专制政权的合理性,而君主制政权则以国家身份贼予儒学以国教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合法地位。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这一过程中尤为重要。儒学与君主专制的联姻,使得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和世俗政权的合理化存在走向了具体的操作层面,而相互牵制只是彼此做出的必要妥协。中国社会的钢性的超稳定架构由此形成,此后的儒学和君主专制正是在这种互限互依的张力中发展的。 先秦至汉代的儒学意识形态化对于中国的君主制时代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政治、伦理、道德的合一,是其最重要的影响。意识形态化之后的儒家思想成为一种民族思维方式,儒家“文质再复”的发展观对传统中国人的历史观影响深远。伦理政治直接导致了家国同构的超稳定社会模式,使它成为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现代语境下的中国知识分子虽然在情感上依然存在着对传统儒学的依恋,但理论和现实的困境使儒学很难再成为当代中国的“国教”或“国家意识形态”。新的“文化中国”将以何面貌示人?传统如何走向现代?
[硕士论文] 杨捷
政治学理论 天津师范大学 2007(学位年度)
摘要:秦汉时期所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为后来的中国传统社会奠定了基本的政治框架,这一点是众人所公认的,但是代表统一精神的郡县制在秦朝的时候便已经全面得以建立,为什么在汉初时期代表分治的分封制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那么在政治制度方面汉初应该选择代表统一精神的郡县制还是应该选择代表分治精神的分封制作为社会制度,这是汉初时期的政治核心问题,而且围绕这个问题所进行的探讨是汉初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本文主要从汉初政治核心问题即对统一与分治这两种精神的选择入手,分析汉初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状况,揭示汉初时代所做出的选择,进而探讨汉初政治思想的特点和历史作用,本文认为汉初选择黄老无为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只是权宜之计,而且郡国并行并不是二者地位等同,统一的郡县制居主导地位,最终汉初社会走向政治和思想的大一统是大势所趋,希冀以上的理解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汉初社会和汉初政治思想。
[硕士论文] 孔宇
中国古代史 曲阜师范大学 2006(学位年度)
摘要:秦皇汉武是中国历史上功过齐名、影响深远的两位君主,这两位君主是封建社会初期比较有开拓性的皇帝,秦皇汉武文化政策的制定对后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拟从秦皇汉武的文化政策作为出发点,围绕秦皇汉武文化政策的异同、出现异同的原因以及秦皇汉武文化政策的影响,这几个方面来系统深入地认识秦皇汉武所制定的文化政策。 本文的第一部分分别从官方哲学思想的确立、图书文献政策、教育教化政策、文字礼乐政策以及对文人的政策五个方面对秦皇汉武的文化政策有了一个大致的梳理。从官方哲学思想也就是其统治思想来说,秦始皇重法家,以法家思想作为其治国思想。汉武帝重儒家,其统治思想具体的表现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图书文献政策上,秦始皇“焚书”并颁布了“挟书令”。汉武帝则主张“搜集遗书”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在教育教化政策上,秦始皇“禁私学”、“以吏为师”并让“三老”执掌教化。汉武帝则“兴太学”、设“五经博士”、以循吏来兴教化。文字礼乐政策上,秦始皇统一了文字,汉武帝则重视乐府诗歌。对文人的政策上,秦始皇重用法家人才,以习法令者为吏。汉武帝举“孝廉”,兴太学,诏举人才,并且任命文学之士为官。 文章的第二部分,通过对秦皇汉武文化政策的梳理来比较二者文化政策的异同。首先是共同点,秦皇汉武文化决策的目的相同:都是为了维护统一。秦始皇和汉武帝所实施的文化政策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巩固其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而这种思想的统一就是其政治上统一的延伸。其次,秦皇汉武文化选择的模式相似:都确立了一个主导文化。秦始皇以法家思想治国,汉武帝以儒家思想作为其主导思想。再次,秦皇汉武以文化治政时,价值趋向一致:都具有政治实用主义精神。这表现在秦皇汉武的官僚机构中,不仅存在法、儒两家,还有其他学派的学者存在。秦皇汉武文化政策的不同点主要表现在,统一思想文化的手段不同:一压制,一引导。秦皇汉武所选择的主导思想不同:一法家,一儒家。秦皇汉武文化政策的政治与社会效果不同:一败亡,一成功。 文章的第三部分通过对秦皇汉武的文化政策比较来分析二者文化政策异同的原因。二者文化有共同点,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二者所处的社会地位相同,秦皇汉武都是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因此二者文化政策都是以维护其统治为根本目的的。二是秦皇汉武具有相同的实用主义态度。三是二者在性格上有某种相似。但是,二者的文化政策也有不同点,这主要是因为二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二者颁布的文化政策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还有就是秦皇汉武自身因素不同。汉武帝能够从秦始皇所实施的文化政策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并且在其统治晚期,面对岌岌可危的局面,幡然悔悟,颁布了“罪己诏”,这都说明了作为个体的秦皇汉武其自身因素是不同的。 文章的第四部分写的是秦皇汉武文化政策的影响。首先是对当世的影响,其次是二者文化政策中所体现出来的“大一统”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文章的结语部分通过对秦皇汉武文化政策分析总结出了即使二者在文化政策的具体实施中有着些许不同,二者在文化政策的功用、容纳的各种文化以及根本目的即维护统一是一致的。即便是有着许多细节上的不同,他们(秦皇汉武)所采用的文化政策也是符合其所处时代的历史要求的,是符合历史潮流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主流文化的选择,必须是符合社会的经济基础、历史文化背景以及文化传统需要的。
[硕士论文] 王纪波
中国哲学 河南大学 2005(学位年度)
摘要:  本文对先秦至汉代儒学意识形态化历程批判论纲进行了研究。文章指出,先秦儒学虽然在孔子之后有了“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的分野,“圣王”理想却是儒家共同关注的焦点,正因如此,“礼”在先秦时期就已内化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从道德伦理到意识形态的性质的转变,使儒学的功能得以扩展,它同时具有了价值取向、意识形态、法律规范和国家宗教的社会功能。对于“儒教”之说虽存有争论,但儒学具有宗教的一些“可公度性”特征却是事实。正是在这一维度上,文章提出了先秦至汉代的儒学具有了“国教”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双重功能的观点。 
[硕士论文] 黄谊
专门史 中央民族大学 2005(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正是受到这些讨论的启发,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古希腊与古代中国哲学思想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及其原因.本文选取的时间范围,是公元前6世纪一前3世纪,古希腊从泰勒斯至亚里斯多德,古代中国从老子至法家.在人类精神觉醒之初,人类思维的触角总是竭力伸向各个方向和角落,却又碍于始发阶段的有限经验和认识,思考的结果虽包罗万象却粗略浅显.古希腊与古代中国哲学都曾与自然科学交织在一起,但在后来的发展中,古希腊运用逻辑的思维使物理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白成体系,从哲学中分离了出来.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学、泰勒斯的天文学、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等这些从哲学中过渡派生出来的科学思想,为构筑一个宏大的科学体系提供了必备的思想要素.而古代中国哲学则抛弃了自然科学选择了政治,还发展了炼丹术、风水等巫术,繁荣了佛教、道教等宗教.
[硕士论文] 刘彬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01(学位年度)
摘要:该文通过对先秦两汉易学中关于礼的思想的全面考察,指出:先秦两汉易学关注礼的根源问题,他们以易学独特的理论形式,表达出礼出于象的思想.象首先指卦爻象(包括易数),同时也指卦爻象所昭示的物象和天道.因此,礼出于象首先指礼出于卦爻象,同时更是指礼出于天道.礼出于象的思想表明礼与象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此关系的完整内涵为礼出于象,同时象蕴含礼.这是易学独有的关于礼的理论,而象数义理合一的易学模式为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该文指出,由礼出于象,我们可进一步探讨先秦两汉时易学与礼学的密切关系,从而深化当前的易学和礼学研究,进而更真切、同情地理解中国古代文化学和哲学的特质.
[硕士论文] 黄海啸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00(学位年度)
摘要:稷下学是国学的源头活水之一.1930年,金受中先生的《稷下派之研究》揭开了稷下学研究的充序幕.70年来,学界对稷下学及先秦学术已进行了很有成果的核理,稷下人物著作的分类研究更是深入细致,然而,就稷下学重要的学术地位而言,稷下学的研究尚未达到应有的深度.作者试图从这样三个角度建构自己的逻辑框架;1、对稷下学进行系统、深入的概述,树立起严格、明晰的学术概念;2、理清诸子百家于稷下争鸣中怎样的相互影响、吸纳及争鸣前后各家的逻辑深化、3、注重放在齐学的大环境一研究百家之学,透析百家学术演进中的齐学印记.深入研究稷下学意义的非凡,理清稷下学与诸子百家的关系更具学术价值.在多元文化竞相繁荣的今天,为使中华文明复兴于世,我们必能从宏富的稷下学中得到照鉴.
[博士论文] 张宏斌
中国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2(学位年度)
摘要:共同的天神信仰是维系“万邦”、“百姓”一体的核心,由此发掘出天道自然的秩序原则、社会人伦的秩序原则,进一步衍化成为整个华夏民族的共同生活方式、文化价值信念以及心理积淀。现实秩序的合理形态(国家形态建构的合法性)、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以及有效、合理性的操作模式无不源于此,三代文明一以贯之。“道术将为天下裂”之后,诸子竞鸣,“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然而百家殊业,皆务于治。“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名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百家之学“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而“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以六经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典籍承载了道统、秩序原则以及价值理想,而“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儒家是最忠实的继承、发扬者。
  文章旨在表明:秦汉得以重新统一天下,建立国家政治新秩序的理据正是来源于以六经典籍为代表的三代损益的历史文化传统,统治者权力的合法性以及合理的政权运作模式均要顺应三代一脉承之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原则。文章章节安排:第一章,一种天下观的两种视角。以《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为样本,前者在于天下行将统一而未形的背景,后者在于天下秩序已定的现实,合两者来看,只不过是一种天下观的两种视角,即以道家作为论证的起点,道是大一统的本体,为政施治的落脚点是无为,倾向于自然主义。核心以董仲舒为焦点,第二、三章围绕其论述。结论为二:其一,董仲舒承接中国三代政治文化的传统,接续了“斯文”,即使现实政治复归正道,奠定了嗣后中国几千年政治文化的儒家色调。其二,在新帝国版图既定、政治完成一统之后,董仲舒力图以儒家思想整合与包容众多族属、部裔,建构新的国族意识,换言之,即完成政治上的文化认同。具体安排:第二、三章主要为“结论一”做出铺垫,从一统的天道基础——天地之常经,一统的历史文化基础——古今之通义分别为现实一统作注脚以及蕴涵革新的边界;以“道之大原出于天”作为形而上基础勾勒合理的秩序原则,即对“反之于天”和“迹之于古”的诉求。第三章最后一部分为“结论二”论证。
[硕士论文] 莫静施
中国哲学 华南师范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左传》是一部记录春秋史实的儒家经典,而《列女传》是西汉一部记录古代女性的儒家典籍,《左传》一书记述了若干女性,而《列女传》叙述描写的女性有部分引用自《左传》,但同一女性在《左传》和《列女传》中呈现的面貌或多或少出现了叙述和描写的差异。文章从《列女传》中挑选了七位典型的女性做详细的分析,允别从七个主题对比其在《左传》与《列女传》中的叙述描写差异,以此分析《左传》与《列女传》的编纂写作特点。通过《左传》与《列女传》的编纂写作差异,分析春秋儒家与西汉儒家对女性的礼教约束差异及其思想文化背景,从而阐明春秋儒家女性观对女性的人性尊重以及西汉儒家女性观对女性的人性压抑,进而从春秋至西汉儒家女性观之变迁思考当代儒家女性观之发展与重构。文章认为若要发展和重构当代儒家女性观可回归先秦儒家思想,汲取那些对人,尤其是对女人尊重的观念和思想,与此同时,还必须谦虚借鉴西方女性主义以个体为核心、以女性个体存在与发展为第一要义的合理思想与理念,对儒家女性观中的糟粕文化传统进行彻底地摒弃。
[博士论文] 乐胜奎
中国哲学 武汉大学 2002(学位年度)
摘要:皇侃是六朝儒学的代表人物.他充分继承了六朝时期的知识背景.在性道思想上,皇侃释天道为元亨日新之道,而将人性解释为禀天地之气而生.由于执著于气性而使之无法与天道之生德相应,皇侃试图从礼学的理路诠释性道关系以证明自己的思想体系.皇侃在其礼学思想和性道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礼修身、以礼教民和以礼治国的礼治思想.在比较了王肃与皇侃的思想后可以发现,皇侃在王肃礼学思想的基础上引入玄学方法将传统的性道思想加以改造,并使之具有较高的思辩水平和理论说服力,为恢复心性论在儒学中的主体地位迈出了重要一步.
[博士论文] 张宏斌
中国古代史 南开大学 2000(学位年度)
摘要:复古思潮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所谓“复古”,简而言之,就是以“古”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和认识的前提。作为一种认识事物和判断事物的方式,复古意味着以古人的认识和以往的知识、经验作为理解和评价当前事物的价值标准;作为一种政治变革和政治发展的思维形式,复古要求运用传统的理论、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来调整或变革当前社会的种种弊端,解决当前的社会政治问题。本文以历史的方法对崇古观念的产生、演变,复古论者的时间指向以及复古范式的定型化都作了具体的分析。作者认为复古思想的产生旨在重建政治秩序和价值体系,由于这种“古”中所蕴涵的价值观念是等级性的,因而这种思想对中国数千年延续不断的等级制社会结构实质上起了一种固化作用。这种等级制的价值观显然与现代民主政治所需要的自由、平等意识是格格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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