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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薄刃锋
中国哲学 新疆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吐鲁番地区出土的伏羲女娲图极具特色,从内容组成来讲并不复杂,仅仅是星象图与手持规矩的伏羲女娲形象的结合。但就其内涵而言却非常丰富,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都有着极大的价值,不论是从文化学的角度还是从艺术的角度,对研究吐鲁番地区当时的历史、文化、艺术等都有重要意义。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伏羲女娲图的内涵同样丰富,其哲学内涵不仅体现在其内容中,还体现在其特殊的放置方式上。
  从内容上来讲,伏羲女娲图的每一部分都有其相对应的哲学含义,人首蛇身的人物形象是远古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遗留;天地、日月、男女都具有对立属性,在中国古代都曾代指阴阳;规矩不仅代表着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模型,又被古人当做社会法度的象征;而交尾的形象,一方面表达了阴阳化生万物,实为宇宙的开端,另一方面却也表达了中国古代的一个普遍观点,即变是宇宙中的一个根本事实;星象图的出现,一方面象征着古代天文学的成就,即农时历法体现的天人和谐思想,另一方面也表现着中国古代谶纬神学的发展。
  伏羲女娲图在墓中的放置方式特殊,大多数用木钉钉于墓室上方,正好与墓主人相对。伏羲女娲图内容中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多与“天”、“宇宙”有关,因此伏羲女娲图这种特殊的放置方式实质上是在表达天与人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哲学中对天人问题的讨论,其实主要是讲天人合一的问题,这些在伏羲女娲图的内容中也多有体现。从历史资料中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在当时的社会中占有主导地位,结合先秦两汉时期儒家对天人关系的探讨,可以推出伏羲女娲图中所要表达的天人思想有两个重点,一是人类社会的道德秩序是取法于天;二是在这种道德观念下而成型的儒家内圣外王的个人修养观念。
[硕士论文] 曾杰
科学技术哲学 武汉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古代有丰富的科学思想,这些思想蕴藏在汗牛充栋的典籍之中。生物遗传思想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需要我们很好地加以挖掘和弘扬。古代科学思想可能是相对零散、部分甚至片面和不成熟的科学认识,它可能仅在某些部分、层次或者整体上笼统与模糊地把握住了后来的科学理论,其方法与来源可能多种多样,或经验材料,或理论概括,或兼以二者,或纯粹是思辨猜测甚至神话臆说。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科技中优秀的思想,对科技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树立科学精神,将其作为民族素质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
  本文首先介绍古人对生物遗传性和变异性的分别认识,以及生物遗传变异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其次,介绍在生物遗传变异的基础之上,古人通过人工选择、动物杂交、植物嫁接等手段有意识地培育了许多生物新品种。我国古代在培育稻谷、家养金鱼、驴马杂交、家蚕杂交、果树嫁接等生产实践中均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达尔文曾多次提及中国古典文献资料对自己的启发作用。接着,文章探讨了古代生物遗传思想所包含的哲学内涵,分别从古代“气种说”、生物进化观念、唯物主义思想和生物变化与联系的自然观来探讨。最后,文章说明了研究古代生物遗传思想的现代价值。
[博士论文] 于跃
中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方东美《华严宗哲学》一书为直接研究对象,试图以方东美的课程原著为基础,从中挖掘和分析出所蕴含的哲学智慧与佛学思想,进而提炼出方东美《华严宗哲学》当中的主要思想倾向与核心问题。通过对于这些核心问题的分析与阐释,以彰显华严哲学在方东美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对方东美的华严哲学思想做出恰当的评价。同时对其所引发的有关中国华严哲学之特质的理解,以及对当中所表现出的中西文化对比的思考给予一定的说明。鉴于关于方东美“华严哲学”的研究多从其生命哲学的视角出发,本文将转换研究的角度,从《华严宗哲学》一书出发,以求窥得华严宗哲学在其哲学体系中的意义和地位。
  儒释道三家互释是方东美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特征,由此,方东美的思想路径表现出了一种复杂性。方东美以中西文化相互对比,结合儒释道三家互动的方式,通过重述华严宗的思想,对于华严宗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新的判断与解读。以此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相较于强势的西方文化,所具有的价值与优势,并更进一步凝练为方东美自身的哲学体系。所以,以此为视角更有利于对方东美的理论特质形成整体的了解和准确的把握。其中,《华严宗哲学》对于二元对立问题尤为关注,方东美以华严思想为视角,通过对二元对立问题,特别是西方二元对立问题的分析,阐释出了中西思想的差异。
  方东美本人特别强调从哲学精神入手把握一种哲学思想的实质。因此想要深入了解方东美《华严宗哲学》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就也必须从他自己的哲学精神入手。
  文章的第一部分为第一章至第三章,是在华严宗的范畴内,对书中关于华严宗的研习方法、发展历程、理论观点进行重新的梳理与归纳。特别是方东美对于华严宗中的理论要点的分析与整理,并将之与以往华严哲学进行对比。
  第二部分是第四章,为《华严宗哲学》一书中的比较哲学,特别是从华严哲学角度出发,对东西方各种文化进行的价值判断与理解。并归纳其有关儒家、道家、佛学、两学的基本观点,分析方东美哲学体系最终的理论归一的作用。
  第三部分为第五章,是对《华严宗哲学》的省思,理解《华严宗哲学》以及华严思想在方东美思想体系中的地位,深入挖掘其理论中的特色、影响和缺失,总结《华严宗哲学》的理论价值。
[硕士论文] 费春浩
中国哲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哲学是安身立命之学,其核心是生命,因而中国哲学各领域可以从生命这个维度得到贯通。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中国哲学中的生命哲学乃是深入到中国哲学各领域问题之内在结构。易为群经之首,大道之原。要从理论上透彻理解中国哲学中的生命哲学首先必须深入理解《周易》中的生命哲学思想。而《易》之所以在文献、思想和理论上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主要是由于《易传》通过对《易经》卦爻辞的解释才形成了一套理论化和哲学化的思想。所以对《易传》的生命哲学进行研究,是研究中国哲学中的生命哲学的基础,能在理论上丰富和加深我们对中国哲学的理解。
  我们研究易学,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易”?在第一章,笔者首先对古今学者对“何谓‘易’?”的回答进行了回顾总结。历来学者认为:“易”的本义是“变易”,“简易”、“不易”以及“交易”等当为后起引申义。前人以如同抽象的数学符号一般的阴阳之转易来理解“易”是不妥的,或者说多少是有些机械的。笔者通过对“生生”进行词源方面考察,从“生生之谓易”的角度来看,认为“易”不仅仅是一种变化,更是生命状态或形态的持续的变化,即生命的无穷无尽的创造。而“易与天地准”,“易”的这种“生生”思想反映的正是宇宙生命存在的生生不已的生命创造之情状。
  宇宙万物都处在无穷的生命形态转易之中,整个自然、整个天地就是一个不断地进行着生命创造的大生命,这个生命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无一刻不在创造发育,无一处不在流动贯通。那么这个大生命的结构是怎样的?(或他由哪些小生命构成?)各个组成小生命的性质如何?各个小生命之间又有何联系?这个结构又是如何形成和维持的?这是笔者第二章着力去解决的问题。笔者通过对三才、三才之道以及其与生命存在的结构关系研究,认为天地创造生发之动力乃源自其独特的天地人三才的结构和性质。天道之资始,地道之资生,人道之“崇德广业”以参赞天地化育是宇宙生命存在进行着无穷的生命形态转易的动力之源。
  按照思维的逻辑,笔者在第三章思考的是三才为何为动力之源即生命存在间的不息之生命创造之本为何?而其最佳的关系即最佳的生命状态是怎样的?通过对感通的类型、需要、可能性以及途径进行分析后,笔者认为生命创造之本在生命存在间的感通,此亦为宇宙生命存在间最佳的关系即最佳的生命状态,此“感通”乃谓与天时地利以及百姓之志皆得并行不悖之圆融贯通之境。
[博士论文] 尹江铖
哲学 湘潭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研究按时代顺序分六章,对中国各个时期的茶文化作哲学寻根式的追索,对中国茶文化的变迁进行思想史式的考察。以期寻找出各个时代中国茶文化的思想之根,勾勒出中国茶文化变迁的思想史线索。
  第一章:先秦时期茶的相关问题及其文化意蕴流变。不能抽去其中潜在的精神因素,将旧石器时代人与茶打交道的行为仅仅视为疗疾和果腹这种单纯的事实。在图腾时代,人与茶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单纯的事实联系,其中也早已有了精神内涵。笔者借用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的观点,指出在“原初丰裕”的时代,茶是作为大自然的馈赠之物而直接交付于每个生存者手上的,这是个人与自然面对面的直接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蕴含着大自然赐予人的丰裕和人对大自然的敬畏。茶在当时并非是上贡周王之物,“园有芳蒻、香茗”也不能作为当时巴蜀就有茶叶栽培的证据。茶从代表“原初丰裕”的自然馈赠物向“贡品”的转变,使得茶的意蕴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旦茶转变为“贡品”,茶就成了等级划分的标志,茶就是属于极少数奴隶主个人的私有物品,而非人人共有的自然馈赠,“原初丰裕”的状态被打破了。同样利用茶的人也因为纳贡与受贡的关系而变成一种统治与依附关系,人不再依附自然,转而依附政治。
  第二章:从清俭到风流——汉魏六朝茶文化精神的发展变化。“俭”的观念所面对的是“经济人”的假设,在这个与原始时代相比过于现代化的假设里,“原初丰裕”变成了“原初不足”。人只有认可“原初不足”的假设,才有“俭”的必要。“俭”的背后是对“道法自然”的深刻信仰。茶之俭德的确立背后的社会学背景就是“士”这一阶层的发展壮大。《后汉书》多以“俭”来对士人进行褒评,魏晋之时,去汉不远,因此才有“陆纳仗侄”的故事。茶文化在两晋南北朝走向风流一路,原因就在晋人对自然和自我的双重讴歌。茶在道教当中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道家道教思想对茶进行了文化包装,重视性命双修和思慕仙道境界的道教徒给茶贴上了“仙药”的标签,因此提升了茶的品格。
  第三章:儒家文人生活美学的侧影——论唐代茶文化。全唐诗中的茶诗多僧俗交往题材,道俗交往题材很少。其原因就在于高深精湛的佛教理论,再加上南宗禅法将信仰和世俗生活等同起来的观念,无疑吸引了士大夫去亲近和信奉。而道教的重玄学说则基本上是从佛教而来,道教的本质还是长生求仙信仰,而长生求仙的修行活动,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去成办,因此大多只能在皇室流行,一般士大夫和普通民众是没有办法办到的。道教对唐代茶文化的影响其实更大,但因为极其隐秘自然所以不凸显。虽然全唐诗有关茶的诗作中多僧俗交往题材,但道教审美却润物无声般地渗入到了诗人的生活中去了,不仅儒家士子,甚至连僧人本身,也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这种仙道生活理想,乐于通过道家道教给予的丰富的想象力,将一时感受到的舒心惬意想象成为一种仙家无忧无虑,与自然同在的美好生活;同时也乐于隐逸山林,模仿仙道生活,践行一种颇富道教色彩的审美式生活。唐代的茶文化是一种生活美学的确立,这种生活美学是以儒家“乐(读le)”的精神为内核的,佛教与道家的因素只不过是营造这一生活美学情境的资源。禅的态度就是直观与承当,在禅的态度下,所谓茶禅一味就是指“茶,独化于玄冥之境”。
  第四章:斯文在兹:论茶的国饮地位在宋代的确立。崇文与尚质,就是唐留给宋的两个遗产,而文与道之间的关系,就是唐留给宋来解决的问题,宋代之学,就是基于两个遗产,应对一个问题而产生的。欧阳修所秉持的文道并重的观点影响了苏轼,也正是这种文道并重的观点开启了宋代文道统一的学术。苏轼所代表的蜀学代表了宋代文化的最高峰,文与道的关系问题从欧阳修发展到苏轼那里,实现了真正的文道统一,这种统一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而且是实践了的,苏轼本人的个人修养以及文艺成就足以表明这一点。以苏轼为核心而形成的元祐文人集团是宋代茶文化的践行代表。从哲学上来讲,文道统一观念作为宋代文化的根本精神,才是宋代文艺兴盛、茶文化兴盛的思想基础。在两宋的物质文化传播中,既大宗,又有高文化附加值,又属宋朝所独有的物品,就非茶莫属了。这一切和文道统一观念,文化正统观念结合起来,就使得茶在当时成为当之无愧的国饮,而茶饮文化也就成了当之无愧的宋代文化代表。“重视心性、重视个体、重视世间”是宋代文士精神的特点。宋代茶诗以俗为雅,偏重叙事,从侧面对宋代的茶文化精神有所呈现。宋代饮茶生活并非安顿身心的事业,而是身心安顿的体现。饮茶生活如果只是安顿身心的事业,那么饮茶只是一个通道和方式,并非终极的解脱;饮茶生活如果本身就是身心安顿的体现,那么饮茶与解脱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才合赵州从谂禅师“吃茶去”的本意。
  第五章:真正走向人间的明清茶文化。明中晚期及以后社会变迁有三个特征:首先是是市民阶层的兴起,二是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的流动性加大,三是整个社会为人文主义思潮所感染,为市民阶层所统摄。由于明中晚期社会、经济、思想的变化,以往作为茶文化实践主体的文人们融入到市民阶层中去。以往由古典文人所主导的中国茶文化转而由市民阶层所主导;以往富有“道”之内涵的中国茶文化转而更具民间性,以服务市民阶层,以愉悦身心为旨归;唐宋以来付诸于茶当中的形而上学意味淡化了,转而更具有人文主义以人为本的特征。明代文人茶文化较之前代有两个特点:首先是“一淪便啜”撮泡法的创立,其次是专业茶室的营构。明代文人茶文化已经没有了前人饮茶悟道的特色,而更具有博物娱乐的特征。茶馆茶文化是明清市民阶层茶文化的代表。茶馆是一个微观世界,透过这个微观世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观察一个时代的社会全貌。茶馆这一物质空间已经成为社会公共空间,并赋予了政治的重要意义。茶馆象征着地方权力,有茶馆的地方,就有民主和对抗。中国茶道对水的重视是因为中国古人历来就重视水,赋予水特殊的功用和含义。先哲们重视水,他们对水的理解形成一种理解背景。后代茶人生存于这种理解背景中,不能摆脱这种理解背景。正是这种理解背景造成了茶人对水的重视与主观理解。水为中国道论提供了原始本喻,反过来,中国道论又为水提供了丰富的内涵。这种交互作用,使得水不仅仅是现代人理解的化学物质和生活必需品,而是万物的奠基,道的模本,富有灵性,上可存寓天道,下可化育万物的东西。古人眼中的水和今人眼中的水不同,古人眼中的水是灵化的,有伦理意蕴并能对人之身体与德性都能产生作用。作为传统博物之学的古代茶学围绕一个茶字,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即:艺、水、宜、事、文。而现代茶学则将茶从本来丰满鲜活的形象中抽离出来了,博物之学视野中的茶变成了科学视野中的茶。古代茶学所表现出来的博物学特点有四:一是秉持自然有灵,物类相感的观念;二是重视不能量化,只能“存乎口诀”的“候”与“宜”;三是采用等级分类的方法;四是古代茶学教育与传承重视“史教”、“身传”、“自修”的结合。
  第六章:现代科技话语下的茶文化研究。古代人观念中的茶是附魅的,而现代人观念中的茶是被“祛魅”了的。作为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的“数学筹划”方式和“座架机制”是这种“祛魅”得以发生的原因。“祛魅”活动导致了看待茶的观念的转变,在这种对象化的观念下,茶被视为“特殊的质料和形式的结合”与“感觉多样性的统一体”。现代茶文化之所以徒有其表就在于茶尚处在被“祛魅”后状态。对茶文化的提倡首在茶的“复魅”。不能离开人来谈论茶。茶与人互相缘构,作为活生生的缘构境域而存在着。茶·人缘构,澄明在焉。作为一种艺术的茶建立一个茶的世界,制造一个茶指引出的大地。这个过程,人参与其中。这个过程,是诗性的创造,也是诗性的道说。道说和倾听,是茶·人缘构的具体方式,倾听而不执着于命名,是人栖居于茶之世界中的应有态度。应该引进现象学的方法进行茶文化研究,必须在茶文化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
[硕士论文] 张放
中国哲学 西南政法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阴阳观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也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在古代汉族哲学中,阴阳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史前文明的对立观之中,那时就已经产生了一些抽象的阴阳观的萌芽。在原始社会的时期,这种对立的观念就已普遍存在了,当时人们主要通过图形、符号、简单的语言等非文字的形式将这种观念粗略地表现出来,之后通过夏、商、周、秦、汉等时期的发展,使得阴阳观念不断普遍化与复杂化,并且在不同的时期,人们对阴阳的看法各有不同、各具特色。
  同样,在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中也包含着丰富的阴阳观念。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留下了许多古文献,包括神话、传说、寓言、诗歌等各种文学、哲学作品,反映了古代少数民族人民丰富的阴阳观的见解。例如古代藏族、瑶族、彝族等文献中包含了大量的哲学思想,其哲学思想中又包含着大量的阴阳观思想。其中,古代彝族哲学就是个典型,在古彝族《查姆》、《梅葛》、《勒俄特依》、《阿细的先基》等原始的史诗中,彝族先民通过朗朗上口的诗歌体裁深刻地反映了古代彝族的自然、社会、人类生活等画面,这其中包含着大量的阴阳观的暗示与描绘。
  《宇宙人文论》是古代彝族的重要著作之一,书中包含了大量的哲学思想,大致包括古代彝族的宇宙本源观以及宇宙诞生前后的状态,“气”的形成与运行规律;彝族八卦的形成以及哎、哺、且、舍、亨、哈、鲁、朵的陆续产生以及宇宙方位的细化;彝族五行的形成以及金、木、水、火、土各基本元素的形成和相生相克规律及其他简单的运行规律;数的融入使得彝族八卦、五行运动规律的复杂化及“五生十成”与“十生五成”的基本内涵,人类的产生以及人体结构与运行的规律。在《宇宙人文论》中,阴阳观作为一种基本哲学概念与极为重要的哲学思想也贯穿其中,书中通过图表、语言等多种形式多深刻地反映了古代彝族的阴阳观思想。本文将以《宇宙人文论》为基本材料,结合彝族其他古文献,从宇宙本原、彝族八卦、彝族五行、彝族天人观等几大方面描绘古代彝族的阴阳观。
[硕士论文] 邝宁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格物致知”出自《礼记·大学》,汉代几乎没有人将《大学》独列出来讨论。到唐宋,佛学大兴,韩愈奋起排佛,《大学》开始受到关注,“格物致知”陆续有新义阐发。宋代理学思想发展迅速,学者致力于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为格物致知为学之方提供了形而上根据。以程颢为代表的是本体即工夫的理论体系,其特色是阐明本体则物澈明,一本而无待。以程颐为代表的是横摄理论体系,分别本体与工夫,以工夫的积累为手段,以体悟本体为目的。而以杨时为代表的“合内外”理论体系,立足于程颢的一本论,着力于融摄主客内外,调和二程理论。明代学者对“格物致知”概念的阐发更注重本体与工夫的醇化,以王阳明为代表,王阳明以一心融摄天、理、物,合心与物、知与行、格物与致知、本体与工夫为一。但其后学难以领悟其融摄之旨,导致本体与工夫二分。从明中期至明末,对朱学与阳明学的总结与批判从未间断,然而这一时期,朱王两种格致学说也显示出融合的趋势。然而无论是湛若水期望通过定义心体与万物为一,还是罗钦顺格取消物我对立的努力,抑或是王艮及刘宗周回到《大学》文本中寻找格物致知与明德合一,均遭遇了困境。清代哲学家对明后期儒家格致思想进行了深刻反思,多抛宋学与王学之争,重新挖掘格致的内涵。在格物功夫上,这一时期普遍追求工夫外在,实实在在地格物。随着思考个体和时代的不同“格物致知”概念不断丰富与深化。对这种流变的研究可以显示每个思想家对“格物致知”的深入思考,探究在每个时代中“格物致知”内涵所显示出的共相与殊相的原因。对“格物致知”概念的研究既可以由一个概念而辐射每位思想家的思想特色,也能够经由每位思想家的思考凸显出每个时代话语主题。“格物致知”概念的可塑性和丰富内涵对当代的儒家哲学创造性转化提供一些启示,可以深化对儒家思想的理解,也对当今社会知识膨胀而道德失落无归,为学与为道判然二分矛盾的解决具有指导意义。
[硕士论文] 曹勃昊
中国哲学 河北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殷商时代的人们尚武精神十足,周代不同于殷商,已经开始了推崇德治。君子就是那时崇敬德治时代的产物,也是崇尚德风的标志。君子是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他们具有华丽的服饰,得体的举止,更具有家国天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周代开始,这一理想化的人格已经逐步确立,在《诗经》中则有了初步的体现。那么何为“君子”?“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凡百君子,敬而听之”、“有匪君子,如切如磋”、“未见君子,忧心忡忡”。君子在《诗经》中代指古代最高统治者,诸侯卿大夫,有德性的人以及妻子对丈夫的称呼。然而君子不仅仅指的是四类人,在儒家思想中君子往往被赋予具有德行的人,君子德性即有德有义、宽厚仁慈、忠孝兼备、涵养修身等,《诗经》中也淋漓尽致地将君子的这一品质表现出来。君子德性内涵在《诗经》中是有具体的指向,德有内在和外在的划分,德有表层和深层之分。我们可以从《诗经》中关于君子德行的描述,得出周人对于君子德性的人格理想追求。
  相比于其它文献资料书籍,《诗经》最能体现君子的德性,而且是原汁原味的体现创作者的生活状况。当时的创作并不是作者搬用一些固定模式去书写,所以他们更能真实的去反映人们的喜怒哀乐愁。从这个角度来说,以《诗经》来研究君子德性,是较为妥帖的。本文力图通过对文本中有关君子德性内容的分析与理解,大概还原出当时人们对于君子德性的具体标准,以探究君子的德性内涵。本文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从四个方面阐述《诗经》中君子的形象,定义君子内涵。第二部分主要是分析《诗经》中君子德性具体指代的四种思想,即君子修身思想,君子爱民思想,君子为政思想以及君子忠孝思想。以分析君子德性的具体表现,体现出君子的行为品质。作为中国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诗经》,其对后世必然会产生深远影响,本文最后一部分即论述《诗经》中君子德性的影响,即君子德性对周代德治的影响以及君子德性对儒家哲学初建的影响。
[硕士论文] 杨雅男
中国哲学 天津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本论文致力于探讨朱熹蒙学教育思想和其哲学思想之间的关系,旨在将其形而上的哲学思想与形而下的蒙学教育思想有机的联系起来,揭示其内在关系。朱熹以其哲学思想为依据,提出了适合儿童身心发展的蒙学教育思想。由此可见,朱熹的蒙学思想不是凭空臆造的,是有其哲学依据的。朱熹的蒙学思想不仅有形而上的依据,他的哲学思想也有形而下的实践。
  论文共分为6个部分,由引言、四个章节和结束语构成。在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论文的研究现状,以及写作的目标和意义。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朱熹蒙学思想与其心性论的内在关系,目的是说明朱熹蒙学思想的心性论依据。第二章重点讨论学做事与朱熹对事、礼、理三者关系的理解,以说明学做事的哲学依据。朱熹认为,事中包涵礼,礼又是天理的展开,礼作为中间环节沟通事与理,礼在做事中予以体现。朱熹强调做事,旨在让儿童从做事中明白礼,体认天理。第三章重点讨论朱熹的童蒙教育思想与其格物致知修养论之间的内在联系,从格物致知的角度来诠释朱熹童蒙教育思想的独特性。从格物致知的修养路线与朱熹童蒙教育原则的一致性来展开论述,注重培养儿童的居敬涵养功夫,认为首先要端正态度,以恭敬的心态去学习,儿童才能更好的学习和领悟。第四章重点讨论朱熹蒙学思想与其知行论的内在关联,从知行论的角度说明朱熹蒙学思想的特色。朱熹重行,他提出的童蒙教育思想也是以笃行为上,重视从践履中学会做人的道理。
[硕士论文] 梁龙
中国哲学 西北师范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乐记》是我国古代系统和完整的“乐论”及“乐教”著作,其思想精髓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乐与人心,重点在于“乐”、“心”之间的关系和由此衍生的政治功能;二是乐礼,即对作乐的规定和解释;三是礼乐的关系。关于《乐记》的重点之一,本文认为是乐与人心这对范畴的关系问题。因为乐与人心的关系是作为乐所包含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应用的基础。乐源自于人心,反过来又对人心情感产生影响,人心这个乐源因为人的不同而具有特异的性格特征,所以能够引导和感染不同人的性格变化。因此,本文以《乐记》人性论思想为切入点,探讨并诠释《乐记》中由“声音乐”活动所呈显的、有关本体与情感的交互关系,以作为礼乐教化基础的重要意涵。此外,本文着眼于《乐记》中有关物感而乐生之问题,从思想史的发展角度,肯定了《乐记》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并通过对声音乐的本源、本质、发生等问题的梳理,明晰了声音乐的创作发生及其过程,其意义表现如下:第一,乐乃本源于人心,是“乐以音声为本,音声由人心而生”的;第二,乐是情感的外化,具有以情为本的“情本义”和表现情感的“表情义”,换言之,乐不仅以情感为其本质,同时也是为了表现情感;第三,乐的发生是人心为外物所触动,导致情感兴发,从而情感表现于音声的结果,亦即藉由心与物交感所引生的情感表现来说明乐的创生。对于这些论述观点及其所牵涉的相关问题,若从一个“物感”哲学的理论视域来加以观照,则涉及了有关“物感”的创作发生图式、“物感”的构成元素、“物感”活动中的心与物作用关系以及“以类相动”的声与情对应性等理论面向可供言说,此中,既表征了《乐记》在创作发生问题的关注面向,也展示了《乐记》对于“物感”理论的建构。分别讨论了人之性情之分、人情活动的区划、“感物心动”与声音乐的不同层次。而在《乐记》“感于物而动”的命题下,毕竟能“感”的是作为主体的人,而所“动”的是人的“情”,所以在“心与物”的作用方式中,“心”的一端仍然具有着成其为主体的自主性与能动性,同时,由“心”感物而动所引生的“情”也不是单纯地对“物”的反映或摹仿,而是伴随着“感物”而来的一种情感体验与表现,是以主体之“心”的尺度去把握客体之“物”,这种“心与物”间的作用方式,不仅是其“主客关系”在实践过程中的应然体现,并且也呼应着以人心为乐之本源的理论内在约定。本文通过对《乐记》的文本脉络及其思想观点的考察,梳理如下:乐本源于“心”、本质为“情”、兴发在“物”、“声与情”互应,将之统合成一个逻辑推演一致的有机架构,予以彰显《乐记》关于“物感”思想的意义生成与实现。
[硕士论文] 李雅丽
文艺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自然”范畴在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基本义项是“自己如此”、“自然而然”和“自然界”。“自然”概念首先是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被思考和解读的,老子是我国思想史上集中阐释“自然”范畴的第一人,其后不同的思想文化都对“自然”的进行了思考和解读。在这个过程中,“自然”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自然”概念也不再局限于哲学领域而逐渐成为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文艺范畴。本文分析了中国古代哲学思考中的“自然”和文艺活动中的“自然”所蕴含的内容,并进一步分析概括了“自然”的审美意义在于“保全天性”、“人物齐一”和“真”,以此完整全面地阐述作为中国古代元范畴之一的“自然”的审美意蕴。全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讨论了哲学思考中的“自然”的丰富内涵。首先指出“自然”概念的提出背景是古人对“天人合一”理想状态的追求,“自然”实际上源自于古人对于“天道”的哲学思考。然后选取分析了古代不同文化形态中具有代表性的自然观。第一是以老子、庄子、《淮南鸿烈》为代表的道家文化自然观,认为“自然”的基本内涵就是“虚静无为”。第二是以《郭店楚墓竹简》、《中庸》等儒家文献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自然观,强调人之性情、仁德的天然自然。第三是以王弼、嵇康和郭象为代表的魏晋自然观,既强调人之情性自然,又强调“少私寡欲”的虚静自然,其“自然”是儒道文化自然观的有机融合。
   第二部分分析了文艺活动中的“自然”内蕴。第一,“自然”是文艺作品的表现对象。分析了自然特别是实体自然界成为文艺作品表现对象的原因,并将代表作品进行分类分析。第二,“自然”是文艺创作的理想追求。其追求主要体现在古代文艺创作普遍要求“无意为之”的创作态度和“不以力构”的创作方法。第三,“自然”是文艺批评的判断标准。文章结合古代文论、画论、书论从“不工为上”和“不隔最佳”两个方面论证分析“自然”范畴对于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影响。
   第三部分概括了“自然”的审美意义。文章结合中国当代美学理论分析论证“自然”之所以成为一个审美范畴在于它所蕴含的自由的内涵,中国古代“自然”的审美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全其天性”,即强调万物的天性自然,万物天性得以保全便能体验“逍遥无碍”的自由境界,而“全其天性”的方法和途径是“无为”和“立诚”。第二,“人物齐一”,强调人与万物关系的和谐交融。在改变人对自然万物的美的钳制和破坏的同时取消自身的角度局限,从而获得“与万物同春”的全方位的审美体验。第三,“真”,强调复归生命本性和率性任情,从而摆脱功利之心达到“无关心的满足”的审美境界。
   中国古代“自然”的审美意蕴是十分丰富的,它所指向的审美不仅是艺术的审美更是人生的审美,它代表着中国古人的一种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在这个缺失个性、和谐及真的时代,在这个不“自由”的时代,研究自然、感受自然是非常必要的。
[硕士论文] 常红柱
中国哲学 西北师范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冯契在批判吸收了前人自由理论的基础之上,创造性地把自由与理想这一价值范畴联系了起来。冯契以马克思的自由观为出发点,将认识的辩证法贯彻于价值论领域来阐释自由的内涵,探索自由的表现形式、实践途径及其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冯契的自由理论既有理论层面上的创新,又有实践层面上的可操作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导论:分析了近代以来,中、西著名哲学家对自由探索的贡献和不足及其自由问题的发展脉络;指出了冯契在此基础之上,沿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路子对自由探索的路径及其研究意义;阐述了本文对冯契自由理论的研究思路。
  第一章:考察了近代自由理论面临的时代背景。首先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历史上对哲学自由探索不同向度,指出必然与意志成为自由问题的两个基本维度,如何融通必然和意志的对立是自由问题的新的难题。其次指出了自由问题在社会现实的三大困境,即宿命论与唯意志的对峙、“人的存在”探索的缺失、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人的异化,分析了这些困境的产生原因及其现状。
  第二章:系统考察了冯契自由的基本内容。分析了冯契从人要求自由的本质出发,将其扩展认识论、伦理学、美学等具体的学科领域,并反过来从具体领域挖掘自由方法。本章论述了转识成智何以成为自由理论的前提;冯契是从价值论视角对自由内涵的概括,自由就是化理想为现实;从具体的领域考察的真、善、美是自由的价值表现形式,并强调真善美的统一;自由劳动何以成为自由的实践途径及其“以现实之道还治现实”的原则;自由个性是自由的最终归宿。
  第三章:对冯契的自由理论进行了评价。本章结合第一章提出的近代自由理论的历史难题和现实困境,分析了冯契自由理论的价值意蕴。文章指出,首先,把握现实的可能性使必然和意志得以融通;其次,化理论为德性使科学与人生、理智与情感(理性与非理性)辩证统一了起来;再次,平民化自由人格实现了古代的“圣人”人格的转变,是大多数人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
[硕士论文] 卢旭
哲学·中国哲学 兰州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黄老之学始兴于田齐稷下学宫,复兴于西汉立祚开基;上承先秦诸侯异政、百家异说,下启西汉大一统、独尊儒术的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之格局。疏记《史记》黄老,“黄老”之“黄”与“老”相较,黄之何谓不彰,老之何者昧没;黄之指称显明,老之主旨雏具。西汉初,黄老之学再起重兴,实百家争鸣暗流重光,尤以儒、法、道三家学脉渊源龃龉砥砺与歧路会通为甚。假道之表,藉法之介,奉儒之里,当为切要。诉求大一统的新形势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曲折彰显道家暗流,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引向深幽交融的隐晦新途。
  思想自身的发展逻辑与历史时代的机缘相契,魏晋道家籍玄学复兴,道家洪涛澎湃中儒家潜流汹涌。玄学异端的阮籍与嵇康清啸竹林间,疏浚儒与道之孔孟与老庄的哲学理路,延展其实质上“外道内儒、儒道并进”的哲学路向。
  阮籍对道家思想之阐发,辐射于认识论视阈,援道入儒、假道释儒,其思想蕴藉与行为范式牢固地以儒家传统为指归。阮籍哲学中,“易”是“天下平”的理论向度,儒之“礼乐”与道之“齐一”是“天下平”的实践向度。形而上之“易”分别与形而下之儒家“礼乐”、道家“齐一”相对待。“礼乐”是践行“易”的具体操作方法,“齐一”是实现“易”的经由之途。表面上分属儒与道之“礼乐”与“齐一”二者,因并与“易”相对待而交通,即以“易”为形上向度考察阮籍的哲学路向,儒道相通。
  “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等嵇康以至魏晋玄学于中国古代哲学之重大提升的著名命题,非如传统观点一贯认知为嵇康崇道抑儒、切近道家之标征,其本质上是嵇康对儒道共通价值的发挥发展。嵇康意旨超越当下僵化与异化的儒家价值,藉道家为手段,指归儒家修齐治平的传统价值。嵇康倾向道家,囿于个人养生长生理论,此本道家传统。只一养生理论,非嵇康哲学理路之主流倾向,不能作为研判其哲学路向之主要依据;嵇康之哲学理路与路向实一以儒贯之,儒之传统根植。嵇康哲学中,罕直言“性”,然性当为其修养工夫与理乱治平重要之中间环节。“性”权于“中”,中即诚、诚即中。参照《中庸》之“中”与“诚”,以“性”为中间环节考察嵇康的哲学路向,儒道可通。
  阮籍与嵇康表面上“由儒入道”与“非儒弘道”,实质上“外道内儒,儒道并进”。阮籍以“易”、嵇康以“性”为枢纽贯通儒道,体现了中国哲学儒道会通的思想进路与格局。黄老诸学思之靡靡,而行之高亢;竹林名士行之靡靡,而思之高亢。沉重的矛盾冲突中,思与行张力绵绵,高亢与靡靡对比鲜明强烈。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以降,儒道二家抵中流。汉初黄老哲学“以法为介”与魏晋竹林哲学“儒道并进”之哲学理路,殊途同归于“外道内儒”之哲学路向。秦亡汉兴与魏晋嬗替,作难攻伐交替之代际,逢时,哲学理路与路向龃龉砥砺、歧路会通、整合分化、生发流衍。黄老复兴与竹林清啸外道内儒的哲学路向,或为先秦诸子诸学碰撞交锋的隐晦的空谷回响。此为本文意。
[硕士论文] 梁从峨
中国哲学 西北师范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围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自古以来,人们将关于围棋的精神、思想等各种文化现象泛称为“棋道”。本文以传统中国哲学中极高明与道中庸的统一为线索,探究棋道在形上之体和形下之用两个向度上的内涵,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本文主要分为棋道的形上之体和棋道的形下之用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论述棋道的形上之体,意在探究棋道得以存在和能够实现内在统一的根据。这一章又分为象和气两个部分。其中象的部分指出棋道的表达形式异于日常的语言文字,是由棋盘棋子构成的独特的符号体系。气的部分则考察了棋道的内在规定性,明确其属性是内在的自我否定的趋向。
  第二部分论述棋道的形下之用,主要探究了棋道作为具体文化形象的形成过程,阐述了自我生命在棋道中的观照。其中前者的界定是基于三个标志:围棋活动的普及兴盛,对棋手分级定品的开始,以及专门论述围棋思想的著作的诞生。后者则介绍了技近乎道的功夫历程,阐释了个人如何在棋道中实现对自我生命价值的体认。
  形上之棋道是体,形下之棋道是用,前者是棋道存在和统一的依据,后者是个人对超越性价值的追求,二者的统一即《庄子?天下》中所讲的道术。对道术的追求是传统中国哲学中个体对内圣外王境界的诉求,它是中国哲学形上之思的最终着落。
[硕士论文] 田洁莎
中国哲学 天津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诗可以表达人们的志向与愿望,反映人们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思考。《诗经》作为“六经”之一,其内容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人们的思想,反映了很多中国哲学思想的萌芽。但按照现代学科体系,学者们主要将其置于文学史、诗歌史的范围内来加以研究。虽然个别学者对《诗经》的哲学意蕴有所触及,发表了几篇相关的论文,但从总体上看,对这方面的研究重视不够,还没有就此课题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本文旨在对《诗经》的哲学意蕴作尽可能全面的揭示,反映其中所包含的远古先民的天命观、德治观、伦理观和思维方式的特点。
  《诗经》中有阐述人与宇宙万物的关系以及其对中国古代哲学与文化的影响,天命观是《诗经》最重要的哲学思想。《诗经》为我们展示了远古中国人天命观变化发展的脉络。从最初对天命的盲目认同到“以德配天”等思想的出现,人的作用被放大,从而对周的统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德治是伴随着天命观的变化而出现的。天命易变,统治者对上要有敬天之德,以配天命,对下要有爱民之德,并通过兴礼乐文明和道德教化的方式实现德治。《诗经》提出了德性伦理的基本观念,其中君子是集所有优质的品德和行为于一身的理想人格,是人们向往的修身境界,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较为系统地勾勒了处理人与人关系的诸多伦理规范。《诗经》在反映人与“天”、自然的关系时,运用“天人合一”和比兴的联想思维方法,把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联系起来,通过物象反映人事。《诗经》中的哲学含义对我国古代哲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奠定了后期诸多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
[硕士论文] 王光辉
中国哲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常州学派,学界也称常州《公羊》学派。然事实上,常州学派是一个多姿多彩,有着丰富发展可能性的学者集团。《公羊》学只是常州诸子从事经学研究中较突出的部分,但不是唯一。并且,由于对《公羊》学体贴的不同,则他们对《公羊》学核心概念的理解也因人而异。宋翔凤身为其中一员,也在一定程度反映此一学风。本文即是从常州诸子间对《公羊》学义例不同体贴入手而展开的对宋翔凤义理思想及相关问题进行的专题研究。
   首先,本文对宋翔凤的生平及义理学渊源作一番考察,指出考据学及常州今文学对宋翔凤的影响:其运用考据手段,从《论语》中考证出“性与天道”为圣人微言,以此“微言大义”系统地建立起自身的义理学。
   其次,本文着重分析了宋翔凤所言的“性与天道”的意义。笔者认为:宋翔凤的“性与天道”说确有形上学的建构,但其真正用心却在形下功业的落实上。“性与天道”的完成依赖于王道政治的实现,恰是这一点,彰显出宋翔凤“性与天道”观的《公羊》学意义。
   再次,笔者分析了宋翔凤对《公羊》学核心概念“三科九旨”及“孔子素王”说的理解。因“三科九旨”只侧重形下制度的讨论,缺乏形上的依据。宋翔凤以“性与天道”统领“三科九旨”,标示着《公羊》学道器结合的全幅展开。
   最后,笔者认为:宋翔凤以“性与天道”论《公羊》,有受宋明理学的影响。然从“学统”的意义上讲,则是对董仲舒“六科十指”的继承和发展。其继承董仲舒尊君、选贤、贵让、去文从质的思想,把“援天端”发展成为“性与天道”。于宋翔凤的《公羊》学中,“六科九旨”、“三科九旨”互不排斥,均以“性与天道”为依据。
[硕士论文] 孙颖
中国哲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在中国悠久漫长的历史上,少数民族的融合过程是不能忽略的。伴随着历史发展朝代更替,德运也相继出现在历史潮流中。自从其出现之后,就伴随着各朝各代更替循环。在这其中不仅仅中原文明受到了感染,而接受了汉族儒学文化的大金国,也在此事情上劳师动众的讨论了几十年之久。这充分说明了,少数民族不仅仅在武力上占据中原,而更重要的是在意识领域也成为中原的正统继承人。《大金德运图说》作为一个金朝廷的官员对于德运讨论的一个会议纪要。详实的记录了,少数民族政权被汉儒文化融合的思想。这其中不仅仅是金朝统治者一方面想融入汉族文化,也是汉儒中原人士对少数民族政权渐进接受的过程。本文就是根据此讨论衍生出的各种问题进行探讨。分为四个主体部分。首先介绍在中国哲学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就是在五行背景下的五德终始说。接着介绍了大金国所处的整个历史环境的背景。然后就是《大金德运图说》中记载着两次比较重要的德运讨论。最后根据以上的介绍引申出其内在的哲学以及现实意义。用以研究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如何融入儒家的大汉族文化中,以及融入过程中德运的选择,和正统性的辩论。同时,基于五行的宇宙信仰又被政治所利用衍生出“五德转移终始”学说的五德运又是如何在整个系统中运转的讨论,这些都将在我研究中被提及以及讨论。对于宋儒对于“五德运转移”的态度的不同以及清儒对于此的重视。通过深层次细致的解读《大金德运图说》这个文本,细致分析章宗朝和宣宗朝两次比较重大的德运讨论的过程。通过到底是承袭唐朝德运,又或者是宋朝德运,还是辽国的德运的讨论。进一步探讨“五德运”的哲学内涵和原理。以此同时也比较宋儒和清儒对“五德运转移”的态度。深层次的解读《大金德运图说》背后的哲学含义。到底究竟是继续延续女真族的文化,还是融入汉族文化中,究竟为何原由承袭金德,德运斗争过程中的几个分野。也从侧面展示了民族融合以及华夷观念,正统观念的演变。并且在中国哲学史上学者们常常忽略少数民族对于中国古代思想的探讨,本文正可以为此类问题的研究抛砖引玉。
[博士论文] 程强
中国哲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旨在考察中国哲学史上儒家一个最为重要概念——“太极”内涵的流衍变化。
   从《易传》的文本看,易道以乾坤为基始,易之三则:不易、简易、交易皆以乾坤为基,所谓“乾坤毁,则无以见《易》”,太极不得越乾坤而独存,因此把太极作为超越天地的本体或生成之母来理解不符合《易传》整个体系。从“太极”的诠释史看,太极为大中一义最为认可,自汉人董仲舒至清学者,两千余年罕有反对者。大中一义可贯通汉学、宋学,打通程朱、陆王,统摄三个不同的体系:董仲舒天人学术、程朱的本体论,周、邵、张等浑沌体系。一言以譬之,太极之为大中可以贯通整个儒学的精神。太极的其余诸义(元气、无、天理、心、蓍草不分等)都显具时代特色,毁誉参半,各体系派别的扞格纷争也由之而起。因此,本文把大中一义作为《易传》太极本义来考察,并在这个基础上考察太极概念内涵的流衍变化。
   战国末期,道家《老子》的浑沌体系通过对《易传》太极概念的解读而开始渗入到儒家,《鹖冠子》、《吕氏春秋》便是这两个体系融合的结果,它们把《易传》太极两仪的形式与《老子》浑沌说合二为一,太极与元气的合一首次实质性出现在这两部著作中。
   汉人的太极观沿着两条路线发展:一,因袭《易传》的体系而为董仲舒的天人学术,太极被明确地解释为天地之“中”,太极与元气未做到形式上的连接,元气的具体涵义乃是阴阳调和而偏重于阳气。二,顺着《鸡冠子》、《吕氏春秋》的浑沌之源进一步追溯,《淮南子》、《乾凿度》都在浑沌(太极)之先置一绝对虚无。
   然而,不生成的太易如何生成浑沌之太极?郑玄为应付此矛盾,把“忽然而自生”引入太极,太极自生自成,太易之为无又混同于太极,此两点至要的创造性解释使学术史发生了重要改辙:汉学向玄学过渡。王弼顺此进一步把太极元气取消掉,独留下太极为无一义,“忽然而自生”被简释为“独化”--万物“独化”于自己的“无”,“自本自根”于自己的“太极”。王弼的革新仅在于把太极这一新内涵发挥成一套严密的体系,从而造就一时代之学。
   隋唐经学沿袭汉人与王弼的太极观,兼摄太极之为无与元气两义,无独创。然而,隋唐经学的太极观中经韩愈、李翱而影响宋儒,这使得宋学初创者的太极观,自胡瑗、邵雍、周敦颐至司马光、张载、苏轼无不兼摄三义:元气、无、性,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典型地代表这个新融合的独创。
   然而二程却远离这个新传统,仅保留周、张等太极为性一义,他们在气论上把“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发挥到极致,太极元气说便无法立根。朱熹继承二程,又试图融合周氏《图说》体系,同时又夹杂了汉人的浑天说,他的博大体系发生了裂痕,使得他不得不应付太极与气的先后关系。
[博士论文] 杨汉民
中国哲学 苏州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秦相吕不韦召集门客集体编纂的一部体例整齐、内容丰富的集大成著作。《吕氏春秋》的出现标志着战国百家争鸣的总结,它通过对先秦诸子学说的全面整理和继承,构建了一个贯通天地人的庞大理论体系,以适应政治和学术统一的形势要求,而秦国的不断崛起及其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奠定了《吕氏春秋》的历史基础。《吕氏春秋》特别强调天人关系的重要性并在“天人合一”模式之下开辟了融汇诸子各家学说的新途径,其核心内容就是从天道自然之和谐推衍出社会秩序之和谐。但《吕氏春秋》的“天人合一”不是就普通的平民大众而言的,其实质还是“天王合一”,主要是指君主要遵守天道,而天道之内容就是所谓的“王治”,拟为未来的秦帝国制定一部完备的治国宝典。论文首先从战国社会变革与学术思想繁荣的时代背景入手,阐述由于政治格局从分裂走向统一、士人阶层的活跃而导致了诸子各家思想相互吸收融合的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将视野放在吕不韦与《吕氏春秋》上,主要是从秦国不断崛起及其兼容并蓄的历史文化传统,并结合吕不韦个人的地位和作用,探讨了《吕氏春秋》所以成书于秦国的政治与学术基础。然后切入主题,具体论述《吕氏春秋》凸显天人关系的历史背景、思想渊源及其主要内容,并以天人关系为中心,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总结《吕氏春秋》对战国诸子各家思想进行综合与超越的过程,其中特别探讨了秦人天命观与齐地阴阳五行学说之关系以及该书天人关系论对于二者的综合利用,归纳出《吕氏春秋》天人关系论的不同特点。因为《吕氏春秋》不仅突出“人法天地”的指导思想,并且强调以“王治”为主旨来兼采各家之长,所以论文又专门探讨了《吕氏春秋》在天人关系模式之下的“王治”目标,从君无为而臣有为、德主刑辅、刑名之术、义兵之说等方面分析其中综合和超越诸子各家思想的缘由及表现。如此说明《吕氏春秋》“杂而成家”是有其完整的思想体系和政治理论目的。最后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具体分析了吕不韦和《吕氏春秋》在战国诸子各家思想相互融合的历史趋势下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并特别将《吕氏春秋》与汉儒董仲舒的思想作了一番对比,进而概括出《吕氏春秋》在中国思想、学术、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及意义。
[硕士论文] 戴丽莎
文艺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人定胜天”观念,对于人类处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它是人类在困难、复杂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起来的强大精神武器;另一方面,它在某种程度上又成为了人类忽视自然规律,一味向自然索取,严重破坏自然环境,从而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的思想根源。
   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危机,我们有必要对“人定胜天”观念进行科学的现代反思,搞清楚它的语义演变脉络,并从中探寻人类在处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时所秉持的心态演化,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对这一观念作现代反思,对于我们今后正确处理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从当代世界自然环境日趋恶化的现实出发,集中观照“人定胜天”的思想观念,指出其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严重的弊端。我们必须一分为二地正确对待这种传统观念、提高维护自然生态环境的自觉性,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本课题的创新之点有二,一是从当代世界自然环境日趋恶化的现实出发,集中评论“人定胜天”的思想观念,分析其积极效应和严重弊端,指出人们必须一分为二地评论这种传统观念、提高维护自然生态环境的自觉性,促进入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二是突破了历代论者对“人定胜天”思想的固有认识,长期以来,人们对“人定胜天”的思想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这一观念反映出先民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今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开始有人反思此种“天人关系”的反自然性。而本文着力论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突出人类自觉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批判了以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观念,指出应遵循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天人关系”。
   基于上述考虑,文章第一部分仔细考证了“人定胜天”这一观念的由来及其嬗变过程。笔者首先进行了“人定胜天”的原意辨析,然后以时间为脉络,对它的变义做了两方面的历史追踪:一是字面意思;二是思想内涵。笔者认为,在中国思想史上,中国先哲对于“天人关系”的论述,有“天人相与”说、“天人相分”说与“天人合一”说,虽然各执一辞,但是20世纪50年代之前,天人合一论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其强调的是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即使是“胜天论”,亦需附有条件。然而在现当代社会,人类在努力发展自身的同时,将“人定胜天”的思想发展到了极至,并忽略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对其进行了过度解读。
   文章第二部分,笔者指出“人定胜天”观念对于人类处理自身与自然间的关系,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就积极意义来说,它是我们与自然灾害进行斗争时强大的精神武器,人类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战胜自然灾害是完全可能的;就消极意义来说,如果我们过度强调人类自身的发展,忽略自然规律,无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一味地开发地球资源,破坏自然环境,那么就会人为地制造灾难,最终得到的将是自然对人类的无情惩罚。
   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中,笔者对“人定胜天”这一观念作了现代反思。基本思路是:从文字学的角度进行解读;着眼中国现代化历程来反思“人定胜天”的思想观念;以及遵循科学发展观,从中国发展的出路来重新诠释“人定胜天”的思想。指出应在坚持“人定胜天”积极意义的同时,防止其消极意义的扩大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既发挥其积极效果,又实现人和自然和谐相处,从而保护人类生存发展的共同家园,为子孙万代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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