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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刘禹孜
中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9(学位年度)
[博士论文] 李华强
药物化学 华中科技大学 2018(学位年度)
[硕士论文] 董豪
中国哲学 山东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民本思想最早萌芽于西周时期的“敬天保民”思想,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在齐鲁大地得到了飞速发展并成为此后两千多年中国民本思想的源头。由于民本思想在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迄今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而对于不同地域民本思想差异的研究却十分薄弱。因此,本文从齐、鲁文化地域性差异入手,深入探讨齐、鲁两地民本思想的异同。
  第一章主要探讨了齐、鲁民本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以及不同的地域环境、立国方针对齐、鲁民本思想形成的影响。鲁地深受礼乐文化和“敬天保民”思想影响,形成了以“仁爱”为核心的民本思想。而齐国民本思想深受务实开放的齐文化影响,更加关心人民的利益问题,将“富民”作为其民本思想的核心。
  第二、三两章着重梳理了齐、鲁两地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齐国以管仲和晏婴为代表,管仲的民本思想以富民为核心,指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晏子生活在姜齐政权的衰落之际,他虽身处乱世,但继承了齐国特别是管仲以来的民本思想,提出了“薄身厚民而不刻民”、“省刑罚”、“薄赋敛”等观点,为维护姜齐政权,定邦安民起到了积极作用。鲁国以孔、孟为代表,孔子的民本思想以“仁”为出发点,他吸收并发展了周代以来的“敬天保民”思想,主张治理国家要以“德治”为主。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民本思想,以“性善论”为基础提出了仁政的主张和“民贵君轻”的理论,把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四章综合分析了齐、鲁两地民本思想的异同,总体来说,齐、鲁两地的民本思想有着相同的渊源,都主张要爱民、富民、教民。但由于地理环境和立国方针等差异,齐、鲁两地形成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政治理想,齐国好利,从而形成了以“富民”为核心的民本思想,而富民则是为了富国强兵,一统天下。鲁国的民本思想中,富民的目的是为了道德教化,民众只有富裕了才有利于实现仁爱社会。
  第五章主要探讨了荀子的民本思想,荀子作为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也是稷下学宫最后一位大师。荀子的民本思想,既继承了儒家文化的精髓又渗透着齐文化的深刻影响。他“人性本恶”的人性学说,王霸兼用的政治主张,尊君重民的君民关系理论,无一不透显出齐鲁民本思想的融合。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齐、鲁两地民本思想异同比较,不仅详细探讨了齐、鲁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而且深化了对民本思想地域性差异的认识,丰富了民本思想的纵向比较。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硕士论文] 刘棋
马克思主义哲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生态整体观是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状况及其特性的理念,是从生态系统论出发思考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联系的理论。儒道释家生态整体观从全局出发,思考和阐述包括人类自身、人类社会以及自然万物在内的生态整体联系及其特性,是生态哲学的重要构成环节,是中国哲学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和精髓之体现。继承和弘扬儒道释家生态整体观,对反思和解决当今生态危机和自然环境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儒道释家传统思想和生态智慧为背景,在吸取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逻辑与历史统一、训诂与阐发结合、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儒道释家哲学所蕴含的生态整体观思想,对其整体思维方法进行了系统地阐释和深入的分析。
  本文主要研究儒道释家生态整体观及其当代价值。首先,概述儒道释家生态整体观的内容,包括儒家“天人一体”的生态整体观、道家“天人同根”的生态整体观和释家“中道圆融”的生态整体观。儒道释家生态整体观虽各具特色,但又万变不离其宗,集中反映了人与自然生态和谐统一的关系。其次,在对儒道释家生态整体观详述的基础上,从普遍联系观点出发,对儒道释家生态整体观进行深入剖析,指出其一般特点和相互差别,揭示其内在的合理性和固有的局限性。最后,从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对儒道释家生态整体观的当代价值进行全面探讨,具体阐述了儒道释家生态整体观对中国生态哲学的构建、当代中国道德建设和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借鉴和推动作用。
  本文的新意与特色之处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在全面把握儒道生态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弥补了释家生态伦理思想研究方面的不足,并立足儒道释家思想文化,提炼出其生态整体观,对之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总结其共性特点和个性差异,揭示其合理内核和思想局限,形成对儒道释家生态整体观的全面把握。其二,把儒道释家生态整体观与中国生态哲学的构建有机结合,初步描述中国生态哲学的理论框架基础,为学术界构建中国生态哲学的理论体系提供新的视角和思想借鉴,从而有助于其克服在理论外围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促进该研究向前迈出坚实可行的一步。
[硕士论文] 薄刃锋
中国哲学 新疆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吐鲁番地区出土的伏羲女娲图极具特色,从内容组成来讲并不复杂,仅仅是星象图与手持规矩的伏羲女娲形象的结合。但就其内涵而言却非常丰富,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都有着极大的价值,不论是从文化学的角度还是从艺术的角度,对研究吐鲁番地区当时的历史、文化、艺术等都有重要意义。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伏羲女娲图的内涵同样丰富,其哲学内涵不仅体现在其内容中,还体现在其特殊的放置方式上。
  从内容上来讲,伏羲女娲图的每一部分都有其相对应的哲学含义,人首蛇身的人物形象是远古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遗留;天地、日月、男女都具有对立属性,在中国古代都曾代指阴阳;规矩不仅代表着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模型,又被古人当做社会法度的象征;而交尾的形象,一方面表达了阴阳化生万物,实为宇宙的开端,另一方面却也表达了中国古代的一个普遍观点,即变是宇宙中的一个根本事实;星象图的出现,一方面象征着古代天文学的成就,即农时历法体现的天人和谐思想,另一方面也表现着中国古代谶纬神学的发展。
  伏羲女娲图在墓中的放置方式特殊,大多数用木钉钉于墓室上方,正好与墓主人相对。伏羲女娲图内容中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多与“天”、“宇宙”有关,因此伏羲女娲图这种特殊的放置方式实质上是在表达天与人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哲学中对天人问题的讨论,其实主要是讲天人合一的问题,这些在伏羲女娲图的内容中也多有体现。从历史资料中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在当时的社会中占有主导地位,结合先秦两汉时期儒家对天人关系的探讨,可以推出伏羲女娲图中所要表达的天人思想有两个重点,一是人类社会的道德秩序是取法于天;二是在这种道德观念下而成型的儒家内圣外王的个人修养观念。
[硕士论文] 姜雪
哲学 新疆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当今社会,作为思想载体的文化不仅仅限于反映一定时代的经济与政治,还能引领和促进社会的发展。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经历了上下五千多年的历史,它所具有的凝心聚力、团结协作的作用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能比拟的,其中蕴含着的丰富“和”思想资源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核心的主要构成单元以及精髓所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理清中国传统“和”思想的运行轨迹及其发展效用是传统文化自身的理论要求,另外也是回应当代社会问题所作的回答。
  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中,首先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的矛盾同一性思想,呈现出了在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中矛盾同一性思想的内容。其次,抓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同一性与中国传统“和”思想的共同之处,将二者相联系。最后,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矛盾同一性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第二部分中,主要围绕中国传统“和”思想进行解读。一方面阐述了中国传统“和”思想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另一方面,对中国传统“和”思想加以深入的分析与把握,明确了中国传统“和”思想的类型、特点以及目标所在,并细致的探讨了中国传统“和”思想的内容。第三部分指出弘扬中国传统“和”思想的必要性以及实现途径,并说明中国传统“和”思想对于当今社会的价值。
  中国传统“和”思想蕴藏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其自身为发挥历史效用而积极回应各种时代性问题。正是因为它的广博丰富、海纳百川的特点,历时数千年长盛不衰,并延续至今。鉴于此,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分析法,我们更应该弘扬、呼唤传统“和”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提供理论价值。
[硕士论文] 许倩
中国近现代史 山东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国学即中华学术,儒学是主流、经学是核心,洛学是宋代之后的大本营。“洛学”作为宋代理学四大流派之一,由北宋时期洛阳人程颢、程颐两兄弟创立,至南宋朱熹而集大成,遂后世多以“程朱”并称,故洛学在元明清三代也逐渐成为了河南理学的专指。程朱理学是传统理学当中的正统派,在元代实现官学化之后,于明清两代得以延续,统治中国思想界数百年之久。河南因是二程故乡、洛学发源,因此在元明清三代,始终是学术文化界的主流。
  清代洛学的发展是全国范围理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又呈现出相对的独立性,基本上分为清初的复兴和大盛、清中期的平稳发展、咸同年间至光绪中期的复兴和光宣年间的式微四个发展阶段,并最终随着科举制的废除而与中国传统学术一道走上创造转型的新生之路。整体上看,有清一代洛学的发展并没有受到乾嘉汉学等学术风潮的根本冲击,这一方面与程朱理学是官方意识形态及中州学术传统有重要关系,一方面也离不开最高统治者对中州洛学先贤的表彰和一方封疆大吏、督抚学政和洛学家们积极弘扬的努力。清代前期中州理学界群星璀璨,“中州八先生”现象的出现及他们的理学成就和教育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指引了有清一代河南学术文化的基本走向。乾嘉时期,中州虽未出现有突出成就的理学名家,但也未受到汉学的冲击,依然是学术主流,并很快在全国理学复兴的大潮中,再次成为理学的重要阵地,李棠阶和倭仁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因此加上之前的“中州八先生”,便有了“中州十先生”之谓。
  随着科举制的废除,中国传统学术一时间失去了得以存活的制度保障,洛学也走上了转型之路,李时灿和王锡彤便是这个新旧交替时期的典型代表。其中,李时灿更是被公认为是河南地区最后一位理学家,其一生无论是事功还是学术,均对河南地区理学和教育的转型有突出贡献,其对中州文献的整理也使得中州传统学术进入到了最后的集成与总结阶段。民国时期,河南籍学者嵇文甫早年为学受到李时灿影响,后求学于北京大学哲学门,是我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学者之一,其对理学的研究有自身的特色。然而民国时期河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论及传统理学的现代转型,首屈一指的还是河南籍学者冯友兰先生接着宋明理学来讲的“新理学”思想体系,而另一位河南籍学者赵纪彬与之针锋相对而提出的“反新理学”体系亦不可忽视。河南籍学者在传统理学的转型中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洛学作为理学的主体自诞生之日起,便是应对社会危机、拯救世道人心的实用哲学。明清易代之际的理学“道统”重建,走的依然是以“文化认同”促进“政治认同”的传统道路,晚清社会危机越是深重,“崇正学”以匡扶世道的呼声也就越是高涨。民国年间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新儒家对理学的保守回归,也有着唤起中华民族斗志的现实需要,传统洛学影响效应之长久可见一斑。清代洛学缺少义理的创生和学理的构建,但在人伦道德之上却日渐精细,这一方面有助于基层社会的管理和控制,但另一方面也使得以其为主体的中州学术文化逐渐失去了开放性和创新的活力,及至民国才渐有迎头赶上之势。清代洛学的完整绵延,最大程度上保留了中国传统的理学文化;民国洛学的创造转型,为发掘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做出了有益探索,凡此均是现今应继承的重要文化遗产。
[硕士论文] 肖亚丽
哲学·中国哲学 兰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古代的天人关系具有两个维度:一是天人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天属于先验的超越领域,而人则属于经验的世俗领域。天是无限而圆满的,人则是有限的。另一是将天理解为自然之物的总体,认为大自然与人类世界的实体、过程以及关系之间存在某种对应或匹配的关系。后者即被称作相关性宇宙论。相关性宇宙论有三个特征:一,与人相对的天不再是超越的、神秘的、不可言说的,而是有具体确定的内容的,即有固定的韵律和格式;二,天与人并非分别属于两个异质的、分离的领域,它们不在“垂直的轴向”上有所关联,而是在在“水平的轴向”这一关系上关联在一起;三,由于天的内容是具体的,人和天之间具有某种匹配关系,那么人无疑具有通过某种方式完全把握天地之道的可能。
  基于这些特征,中国古代的相关性宇宙论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人与天地的静态类比。这一类型主要言及自然之物与人类社会之间存在某种匹配关系,虽然这种匹配关系可以体现在实体中、过程中甚至关系中,存在多样性及多层次性,但是这种多样性以及多层次性不过是具体之物的分解或分类,并不脱静态的经验之物的藩篱。这种相关性宇宙论往往最终指向德性、伦理及政治领域。第二,天道的动态化及人对天道的顺应。这一类型无论是谈天还是谈人,都不是静态的点、线、面的对应,而是往往以五行干支为框架,将人与天地纳入一个动态相应的运化过程中来理解。此类型的最终指向不再是德性、伦理、政治领域,而是自然生命本身。第三,人与天道超越的关联。这一类型承认自然界万物与人以及人类社会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但是这种关联的依据不来自于这两类事物本身,而是来自于超越这两类事物的更为精微的存在。也就是说,天地万物以及人都是同一种更为本源的存在的演化物,自然界万物与人之间因这种共源性而获得关联。
  这三种相关性宇宙论模式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它们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发展逻辑。静态的类比模式是相关性宇宙论的基本形态,虽云静态,但由于阴阳五行理论的参与,这种模式实际上蕴含着动态的萌芽。这种由阴阳五行概念虽展现出来的动态性,在《黄帝内经》五运六气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五运六气说将天地气化以动态的形式展现出来,然而这种动态模式已经预设了理想状态与现实状态,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有了将天地大化双重化的倾向。这种双重化的典型形态;便是天地万物与人超越的同一。由此可以看出这种三种形态之间的逻辑发展历程。
[硕士论文] 曾杰
科学技术哲学 武汉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古代有丰富的科学思想,这些思想蕴藏在汗牛充栋的典籍之中。生物遗传思想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需要我们很好地加以挖掘和弘扬。古代科学思想可能是相对零散、部分甚至片面和不成熟的科学认识,它可能仅在某些部分、层次或者整体上笼统与模糊地把握住了后来的科学理论,其方法与来源可能多种多样,或经验材料,或理论概括,或兼以二者,或纯粹是思辨猜测甚至神话臆说。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科技中优秀的思想,对科技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树立科学精神,将其作为民族素质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
  本文首先介绍古人对生物遗传性和变异性的分别认识,以及生物遗传变异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其次,介绍在生物遗传变异的基础之上,古人通过人工选择、动物杂交、植物嫁接等手段有意识地培育了许多生物新品种。我国古代在培育稻谷、家养金鱼、驴马杂交、家蚕杂交、果树嫁接等生产实践中均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达尔文曾多次提及中国古典文献资料对自己的启发作用。接着,文章探讨了古代生物遗传思想所包含的哲学内涵,分别从古代“气种说”、生物进化观念、唯物主义思想和生物变化与联系的自然观来探讨。最后,文章说明了研究古代生物遗传思想的现代价值。
[硕士论文] 李琴
中国哲学 西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公元前81年,盐铁会议在汉昭帝的主导下召开,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这场会议的召开有经济、政治、社会思想等诸多方面的背景因素。经济方面,汉王朝成立至武帝时期,国家颁布的系列政策引发诸多矛盾,使得民众的生存出现问题,并进一步演化成社会危机,为了缓和矛盾,武帝对国内政治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但是新政策颁布不久,武帝就去世了,新帝继位,先帝颁布的政策是否继续实施成为其考虑的问题之一。其二是社会思想层面,汉初,黄老思想代替法家思想成为西汉初期的正统思想,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主流意识学说。这一时期的汉朝,在经历了与匈奴的长期作战后,社会矛盾不断出现,国家的刑法十分严苛、酷吏横行,也就是说,儒家思想中的仁义主张并没有对汉代社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君主在管理国家的实践中还是倾向于运用法家主张。
  盐铁会议的参与者可分为两个派别,其一是贤良文学,多来自民间,是儒家思想和价值观的奉行者。另一方是御史大夫,以桑弘羊为主,代表政府的意见,他的政治主张和实施的政策均是法家富国思想的体现。
  会议开展阶段,双方对武帝时期制定的盐铁官营、均输、抵御匈奴等政治、经济政策展开了激烈地争论,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双方的讨论,究其根源是仁义与权利的交锋,儒生们主要坚持儒家“重义轻利”的主张,御史大夫则坚持法家“重利轻义”的主张。争论的具体内容表现在法律思想中的义利之争、孝养父母中的义利之争以及治国理政中的义利之争三个方面。就法律思想而言,儒生们主张发挥仁义的教化作用,法律是社会稳定的辅助性存在,只在社会中推行严刑峻法无法从根本上惩奸除恶,全面实施严刑峻法只会使国家的法律成为残害百姓的工具。御史大夫所持的观点是,刑罚是约束民众的主要工具,它的存在可以阻止民众犯罪,实施严苛的刑罚,一方面可以对百姓加以心理上的约束,另一方面进一步约束其行为。在子女赡养父母的问题上,贤良文学认为,子女侍奉父母主要表现在行为以及心理上对父母恭敬,而并非仅仅给予父母物质。他们主张对父母以礼相待,以个人的行为来使父母精神愉悦,用自己的劳动收获来奉养父母。御使大夫主张礼养和利养相统一是最理想的状态,反对虚礼,在礼养和利养产生矛盾时应当选择利养放弃礼养。在治国理政的问题上,贤良文学提倡以“仁义”为治国之本,御史大夫则认为追求权利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双方治国主张不同,导致了在匈奴问题上的歧见。御史大夫主张以武力防备和进攻匈奴,保障国家的边境安全,维护国家的利益。贤良文学反对对匈奴发动军事战争,主张对内修礼仪对外和亲。在贤良文学看来,发动战争只会劳民伤财,与民争利,是霸道政治的行为,而通过实行仁政,德治,能够感化匈奴,使其自动归附汉政府。
  盐铁会议上双方围绕着义利问题所展开的争论有其独特之处,主要体现在对象、方式和影响三个方面。与先秦诸子间的义利之争相比,盐铁会议上的双方以国家的政策作为争论的对象;朱熹和陈亮之间的“义利王霸之辨”相比于盐铁之议,进一步扩大了时代范围,除西汉以外,还加上了唐代以及宋代的开国之君,所以其政治敏感性也较强,盐铁会议上的义利之争,是从理论上升为实践的争议;就影响而言,盐铁会议上的义利之争表明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上产生重要影响。同时,盐铁会议中的义利观对于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启示。
[博士论文] 于跃
中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方东美《华严宗哲学》一书为直接研究对象,试图以方东美的课程原著为基础,从中挖掘和分析出所蕴含的哲学智慧与佛学思想,进而提炼出方东美《华严宗哲学》当中的主要思想倾向与核心问题。通过对于这些核心问题的分析与阐释,以彰显华严哲学在方东美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对方东美的华严哲学思想做出恰当的评价。同时对其所引发的有关中国华严哲学之特质的理解,以及对当中所表现出的中西文化对比的思考给予一定的说明。鉴于关于方东美“华严哲学”的研究多从其生命哲学的视角出发,本文将转换研究的角度,从《华严宗哲学》一书出发,以求窥得华严宗哲学在其哲学体系中的意义和地位。
  儒释道三家互释是方东美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特征,由此,方东美的思想路径表现出了一种复杂性。方东美以中西文化相互对比,结合儒释道三家互动的方式,通过重述华严宗的思想,对于华严宗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新的判断与解读。以此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相较于强势的西方文化,所具有的价值与优势,并更进一步凝练为方东美自身的哲学体系。所以,以此为视角更有利于对方东美的理论特质形成整体的了解和准确的把握。其中,《华严宗哲学》对于二元对立问题尤为关注,方东美以华严思想为视角,通过对二元对立问题,特别是西方二元对立问题的分析,阐释出了中西思想的差异。
  方东美本人特别强调从哲学精神入手把握一种哲学思想的实质。因此想要深入了解方东美《华严宗哲学》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就也必须从他自己的哲学精神入手。
  文章的第一部分为第一章至第三章,是在华严宗的范畴内,对书中关于华严宗的研习方法、发展历程、理论观点进行重新的梳理与归纳。特别是方东美对于华严宗中的理论要点的分析与整理,并将之与以往华严哲学进行对比。
  第二部分是第四章,为《华严宗哲学》一书中的比较哲学,特别是从华严哲学角度出发,对东西方各种文化进行的价值判断与理解。并归纳其有关儒家、道家、佛学、两学的基本观点,分析方东美哲学体系最终的理论归一的作用。
  第三部分为第五章,是对《华严宗哲学》的省思,理解《华严宗哲学》以及华严思想在方东美思想体系中的地位,深入挖掘其理论中的特色、影响和缺失,总结《华严宗哲学》的理论价值。
[硕士论文] 曾梦
中国哲学 华侨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黄帝内经》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中医经典,该书在建构中医理论体系时采用了诸多古代的传统哲学范畴,成为了融中医和哲学为一体的经典著作。如果要全面深入地理解《黄帝内经》的思想内涵,就需要加强对该书哲学理论的研究。以往学界的研究多集中在有关气、阴阳、五行等范畴的研讨方面,而对《黄帝内经》中“形神”理论的重视和挖掘不够。本文认为,“形神”观是《黄帝内经》中的重要理论内容,如能对其加以考察和研究,辨析其形神内涵、二者关系及其思想特征,探析《黄帝内经》形神观在哲学方面的意义和贡献,则有利于丰富中国传统哲学的形神理论。
  本论文试图探讨以下三方面的内容:其一,考察和论述中国古代形、神范畴的产生及其演变,对古代形神范畴进行了思想考源;同时选取典型的《管子》形神二元论思想和《荀子》形神一元论思想进行阐释,然后论述形神观念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演变,以及形神关系的两大论争。其二,探讨《黄帝内经》中形神范畴的起源,形神的涵义、二者关系和思想特征。其三,阐述《黄帝内经》形神观对汉代《淮南子》和《论衡》的影响。
  本文认为,《黄帝内经》中的形神范畴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其内容深受《管子》的精气学说和《荀子》的心是天官主神明的影响,并发展出比先秦诸子更为丰富的形神理论。总结《黄帝内经》的形神观,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内容:第一,形体和精神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第二,在形神关系中,形是第一性的,神是第二性的,先有形,后有神,神依附于形;第三,形与神互相影响,形伤可致神伤,神伤可致形伤;第四,治病和养生都需要遵守形和神两方面的因素和条件,其中神是主导因素。在汉代,《淮南子》吸收《黄帝内经》中有关精气的学说,全面探讨了形气神三者的关系;而王充继承了《黄帝内经》的形亡神灭思想和五脏藏五神理论,用气来说明形神关系,肯定人形体会消亡,精神不会独立存在变为鬼神,彰显了《黄帝内经》对汉代思想的深刻影响。
[硕士论文] 费春浩
中国哲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哲学是安身立命之学,其核心是生命,因而中国哲学各领域可以从生命这个维度得到贯通。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中国哲学中的生命哲学乃是深入到中国哲学各领域问题之内在结构。易为群经之首,大道之原。要从理论上透彻理解中国哲学中的生命哲学首先必须深入理解《周易》中的生命哲学思想。而《易》之所以在文献、思想和理论上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主要是由于《易传》通过对《易经》卦爻辞的解释才形成了一套理论化和哲学化的思想。所以对《易传》的生命哲学进行研究,是研究中国哲学中的生命哲学的基础,能在理论上丰富和加深我们对中国哲学的理解。
  我们研究易学,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易”?在第一章,笔者首先对古今学者对“何谓‘易’?”的回答进行了回顾总结。历来学者认为:“易”的本义是“变易”,“简易”、“不易”以及“交易”等当为后起引申义。前人以如同抽象的数学符号一般的阴阳之转易来理解“易”是不妥的,或者说多少是有些机械的。笔者通过对“生生”进行词源方面考察,从“生生之谓易”的角度来看,认为“易”不仅仅是一种变化,更是生命状态或形态的持续的变化,即生命的无穷无尽的创造。而“易与天地准”,“易”的这种“生生”思想反映的正是宇宙生命存在的生生不已的生命创造之情状。
  宇宙万物都处在无穷的生命形态转易之中,整个自然、整个天地就是一个不断地进行着生命创造的大生命,这个生命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无一刻不在创造发育,无一处不在流动贯通。那么这个大生命的结构是怎样的?(或他由哪些小生命构成?)各个组成小生命的性质如何?各个小生命之间又有何联系?这个结构又是如何形成和维持的?这是笔者第二章着力去解决的问题。笔者通过对三才、三才之道以及其与生命存在的结构关系研究,认为天地创造生发之动力乃源自其独特的天地人三才的结构和性质。天道之资始,地道之资生,人道之“崇德广业”以参赞天地化育是宇宙生命存在进行着无穷的生命形态转易的动力之源。
  按照思维的逻辑,笔者在第三章思考的是三才为何为动力之源即生命存在间的不息之生命创造之本为何?而其最佳的关系即最佳的生命状态是怎样的?通过对感通的类型、需要、可能性以及途径进行分析后,笔者认为生命创造之本在生命存在间的感通,此亦为宇宙生命存在间最佳的关系即最佳的生命状态,此“感通”乃谓与天时地利以及百姓之志皆得并行不悖之圆融贯通之境。
[博士论文] 尹江铖
哲学 湘潭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研究按时代顺序分六章,对中国各个时期的茶文化作哲学寻根式的追索,对中国茶文化的变迁进行思想史式的考察。以期寻找出各个时代中国茶文化的思想之根,勾勒出中国茶文化变迁的思想史线索。
  第一章:先秦时期茶的相关问题及其文化意蕴流变。不能抽去其中潜在的精神因素,将旧石器时代人与茶打交道的行为仅仅视为疗疾和果腹这种单纯的事实。在图腾时代,人与茶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单纯的事实联系,其中也早已有了精神内涵。笔者借用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的观点,指出在“原初丰裕”的时代,茶是作为大自然的馈赠之物而直接交付于每个生存者手上的,这是个人与自然面对面的直接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蕴含着大自然赐予人的丰裕和人对大自然的敬畏。茶在当时并非是上贡周王之物,“园有芳蒻、香茗”也不能作为当时巴蜀就有茶叶栽培的证据。茶从代表“原初丰裕”的自然馈赠物向“贡品”的转变,使得茶的意蕴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旦茶转变为“贡品”,茶就成了等级划分的标志,茶就是属于极少数奴隶主个人的私有物品,而非人人共有的自然馈赠,“原初丰裕”的状态被打破了。同样利用茶的人也因为纳贡与受贡的关系而变成一种统治与依附关系,人不再依附自然,转而依附政治。
  第二章:从清俭到风流——汉魏六朝茶文化精神的发展变化。“俭”的观念所面对的是“经济人”的假设,在这个与原始时代相比过于现代化的假设里,“原初丰裕”变成了“原初不足”。人只有认可“原初不足”的假设,才有“俭”的必要。“俭”的背后是对“道法自然”的深刻信仰。茶之俭德的确立背后的社会学背景就是“士”这一阶层的发展壮大。《后汉书》多以“俭”来对士人进行褒评,魏晋之时,去汉不远,因此才有“陆纳仗侄”的故事。茶文化在两晋南北朝走向风流一路,原因就在晋人对自然和自我的双重讴歌。茶在道教当中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道家道教思想对茶进行了文化包装,重视性命双修和思慕仙道境界的道教徒给茶贴上了“仙药”的标签,因此提升了茶的品格。
  第三章:儒家文人生活美学的侧影——论唐代茶文化。全唐诗中的茶诗多僧俗交往题材,道俗交往题材很少。其原因就在于高深精湛的佛教理论,再加上南宗禅法将信仰和世俗生活等同起来的观念,无疑吸引了士大夫去亲近和信奉。而道教的重玄学说则基本上是从佛教而来,道教的本质还是长生求仙信仰,而长生求仙的修行活动,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去成办,因此大多只能在皇室流行,一般士大夫和普通民众是没有办法办到的。道教对唐代茶文化的影响其实更大,但因为极其隐秘自然所以不凸显。虽然全唐诗有关茶的诗作中多僧俗交往题材,但道教审美却润物无声般地渗入到了诗人的生活中去了,不仅儒家士子,甚至连僧人本身,也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这种仙道生活理想,乐于通过道家道教给予的丰富的想象力,将一时感受到的舒心惬意想象成为一种仙家无忧无虑,与自然同在的美好生活;同时也乐于隐逸山林,模仿仙道生活,践行一种颇富道教色彩的审美式生活。唐代的茶文化是一种生活美学的确立,这种生活美学是以儒家“乐(读le)”的精神为内核的,佛教与道家的因素只不过是营造这一生活美学情境的资源。禅的态度就是直观与承当,在禅的态度下,所谓茶禅一味就是指“茶,独化于玄冥之境”。
  第四章:斯文在兹:论茶的国饮地位在宋代的确立。崇文与尚质,就是唐留给宋的两个遗产,而文与道之间的关系,就是唐留给宋来解决的问题,宋代之学,就是基于两个遗产,应对一个问题而产生的。欧阳修所秉持的文道并重的观点影响了苏轼,也正是这种文道并重的观点开启了宋代文道统一的学术。苏轼所代表的蜀学代表了宋代文化的最高峰,文与道的关系问题从欧阳修发展到苏轼那里,实现了真正的文道统一,这种统一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而且是实践了的,苏轼本人的个人修养以及文艺成就足以表明这一点。以苏轼为核心而形成的元祐文人集团是宋代茶文化的践行代表。从哲学上来讲,文道统一观念作为宋代文化的根本精神,才是宋代文艺兴盛、茶文化兴盛的思想基础。在两宋的物质文化传播中,既大宗,又有高文化附加值,又属宋朝所独有的物品,就非茶莫属了。这一切和文道统一观念,文化正统观念结合起来,就使得茶在当时成为当之无愧的国饮,而茶饮文化也就成了当之无愧的宋代文化代表。“重视心性、重视个体、重视世间”是宋代文士精神的特点。宋代茶诗以俗为雅,偏重叙事,从侧面对宋代的茶文化精神有所呈现。宋代饮茶生活并非安顿身心的事业,而是身心安顿的体现。饮茶生活如果只是安顿身心的事业,那么饮茶只是一个通道和方式,并非终极的解脱;饮茶生活如果本身就是身心安顿的体现,那么饮茶与解脱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才合赵州从谂禅师“吃茶去”的本意。
  第五章:真正走向人间的明清茶文化。明中晚期及以后社会变迁有三个特征:首先是是市民阶层的兴起,二是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的流动性加大,三是整个社会为人文主义思潮所感染,为市民阶层所统摄。由于明中晚期社会、经济、思想的变化,以往作为茶文化实践主体的文人们融入到市民阶层中去。以往由古典文人所主导的中国茶文化转而由市民阶层所主导;以往富有“道”之内涵的中国茶文化转而更具民间性,以服务市民阶层,以愉悦身心为旨归;唐宋以来付诸于茶当中的形而上学意味淡化了,转而更具有人文主义以人为本的特征。明代文人茶文化较之前代有两个特点:首先是“一淪便啜”撮泡法的创立,其次是专业茶室的营构。明代文人茶文化已经没有了前人饮茶悟道的特色,而更具有博物娱乐的特征。茶馆茶文化是明清市民阶层茶文化的代表。茶馆是一个微观世界,透过这个微观世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观察一个时代的社会全貌。茶馆这一物质空间已经成为社会公共空间,并赋予了政治的重要意义。茶馆象征着地方权力,有茶馆的地方,就有民主和对抗。中国茶道对水的重视是因为中国古人历来就重视水,赋予水特殊的功用和含义。先哲们重视水,他们对水的理解形成一种理解背景。后代茶人生存于这种理解背景中,不能摆脱这种理解背景。正是这种理解背景造成了茶人对水的重视与主观理解。水为中国道论提供了原始本喻,反过来,中国道论又为水提供了丰富的内涵。这种交互作用,使得水不仅仅是现代人理解的化学物质和生活必需品,而是万物的奠基,道的模本,富有灵性,上可存寓天道,下可化育万物的东西。古人眼中的水和今人眼中的水不同,古人眼中的水是灵化的,有伦理意蕴并能对人之身体与德性都能产生作用。作为传统博物之学的古代茶学围绕一个茶字,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即:艺、水、宜、事、文。而现代茶学则将茶从本来丰满鲜活的形象中抽离出来了,博物之学视野中的茶变成了科学视野中的茶。古代茶学所表现出来的博物学特点有四:一是秉持自然有灵,物类相感的观念;二是重视不能量化,只能“存乎口诀”的“候”与“宜”;三是采用等级分类的方法;四是古代茶学教育与传承重视“史教”、“身传”、“自修”的结合。
  第六章:现代科技话语下的茶文化研究。古代人观念中的茶是附魅的,而现代人观念中的茶是被“祛魅”了的。作为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的“数学筹划”方式和“座架机制”是这种“祛魅”得以发生的原因。“祛魅”活动导致了看待茶的观念的转变,在这种对象化的观念下,茶被视为“特殊的质料和形式的结合”与“感觉多样性的统一体”。现代茶文化之所以徒有其表就在于茶尚处在被“祛魅”后状态。对茶文化的提倡首在茶的“复魅”。不能离开人来谈论茶。茶与人互相缘构,作为活生生的缘构境域而存在着。茶·人缘构,澄明在焉。作为一种艺术的茶建立一个茶的世界,制造一个茶指引出的大地。这个过程,人参与其中。这个过程,是诗性的创造,也是诗性的道说。道说和倾听,是茶·人缘构的具体方式,倾听而不执着于命名,是人栖居于茶之世界中的应有态度。应该引进现象学的方法进行茶文化研究,必须在茶文化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
[硕士论文] 张放
中国哲学 西南政法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阴阳观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也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在古代汉族哲学中,阴阳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史前文明的对立观之中,那时就已经产生了一些抽象的阴阳观的萌芽。在原始社会的时期,这种对立的观念就已普遍存在了,当时人们主要通过图形、符号、简单的语言等非文字的形式将这种观念粗略地表现出来,之后通过夏、商、周、秦、汉等时期的发展,使得阴阳观念不断普遍化与复杂化,并且在不同的时期,人们对阴阳的看法各有不同、各具特色。
  同样,在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中也包含着丰富的阴阳观念。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留下了许多古文献,包括神话、传说、寓言、诗歌等各种文学、哲学作品,反映了古代少数民族人民丰富的阴阳观的见解。例如古代藏族、瑶族、彝族等文献中包含了大量的哲学思想,其哲学思想中又包含着大量的阴阳观思想。其中,古代彝族哲学就是个典型,在古彝族《查姆》、《梅葛》、《勒俄特依》、《阿细的先基》等原始的史诗中,彝族先民通过朗朗上口的诗歌体裁深刻地反映了古代彝族的自然、社会、人类生活等画面,这其中包含着大量的阴阳观的暗示与描绘。
  《宇宙人文论》是古代彝族的重要著作之一,书中包含了大量的哲学思想,大致包括古代彝族的宇宙本源观以及宇宙诞生前后的状态,“气”的形成与运行规律;彝族八卦的形成以及哎、哺、且、舍、亨、哈、鲁、朵的陆续产生以及宇宙方位的细化;彝族五行的形成以及金、木、水、火、土各基本元素的形成和相生相克规律及其他简单的运行规律;数的融入使得彝族八卦、五行运动规律的复杂化及“五生十成”与“十生五成”的基本内涵,人类的产生以及人体结构与运行的规律。在《宇宙人文论》中,阴阳观作为一种基本哲学概念与极为重要的哲学思想也贯穿其中,书中通过图表、语言等多种形式多深刻地反映了古代彝族的阴阳观思想。本文将以《宇宙人文论》为基本材料,结合彝族其他古文献,从宇宙本原、彝族八卦、彝族五行、彝族天人观等几大方面描绘古代彝族的阴阳观。
[硕士论文] 李斯明
马克思主义哲学 扬州大学 2014(学位年度)
[硕士论文] 董佳慧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4(学位年度)
[硕士论文] 邝宁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格物致知”出自《礼记·大学》,汉代几乎没有人将《大学》独列出来讨论。到唐宋,佛学大兴,韩愈奋起排佛,《大学》开始受到关注,“格物致知”陆续有新义阐发。宋代理学思想发展迅速,学者致力于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为格物致知为学之方提供了形而上根据。以程颢为代表的是本体即工夫的理论体系,其特色是阐明本体则物澈明,一本而无待。以程颐为代表的是横摄理论体系,分别本体与工夫,以工夫的积累为手段,以体悟本体为目的。而以杨时为代表的“合内外”理论体系,立足于程颢的一本论,着力于融摄主客内外,调和二程理论。明代学者对“格物致知”概念的阐发更注重本体与工夫的醇化,以王阳明为代表,王阳明以一心融摄天、理、物,合心与物、知与行、格物与致知、本体与工夫为一。但其后学难以领悟其融摄之旨,导致本体与工夫二分。从明中期至明末,对朱学与阳明学的总结与批判从未间断,然而这一时期,朱王两种格致学说也显示出融合的趋势。然而无论是湛若水期望通过定义心体与万物为一,还是罗钦顺格取消物我对立的努力,抑或是王艮及刘宗周回到《大学》文本中寻找格物致知与明德合一,均遭遇了困境。清代哲学家对明后期儒家格致思想进行了深刻反思,多抛宋学与王学之争,重新挖掘格致的内涵。在格物功夫上,这一时期普遍追求工夫外在,实实在在地格物。随着思考个体和时代的不同“格物致知”概念不断丰富与深化。对这种流变的研究可以显示每个思想家对“格物致知”的深入思考,探究在每个时代中“格物致知”内涵所显示出的共相与殊相的原因。对“格物致知”概念的研究既可以由一个概念而辐射每位思想家的思想特色,也能够经由每位思想家的思考凸显出每个时代话语主题。“格物致知”概念的可塑性和丰富内涵对当代的儒家哲学创造性转化提供一些启示,可以深化对儒家思想的理解,也对当今社会知识膨胀而道德失落无归,为学与为道判然二分矛盾的解决具有指导意义。
[硕士论文] 曹勃昊
中国哲学 河北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殷商时代的人们尚武精神十足,周代不同于殷商,已经开始了推崇德治。君子就是那时崇敬德治时代的产物,也是崇尚德风的标志。君子是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他们具有华丽的服饰,得体的举止,更具有家国天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周代开始,这一理想化的人格已经逐步确立,在《诗经》中则有了初步的体现。那么何为“君子”?“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凡百君子,敬而听之”、“有匪君子,如切如磋”、“未见君子,忧心忡忡”。君子在《诗经》中代指古代最高统治者,诸侯卿大夫,有德性的人以及妻子对丈夫的称呼。然而君子不仅仅指的是四类人,在儒家思想中君子往往被赋予具有德行的人,君子德性即有德有义、宽厚仁慈、忠孝兼备、涵养修身等,《诗经》中也淋漓尽致地将君子的这一品质表现出来。君子德性内涵在《诗经》中是有具体的指向,德有内在和外在的划分,德有表层和深层之分。我们可以从《诗经》中关于君子德行的描述,得出周人对于君子德性的人格理想追求。
  相比于其它文献资料书籍,《诗经》最能体现君子的德性,而且是原汁原味的体现创作者的生活状况。当时的创作并不是作者搬用一些固定模式去书写,所以他们更能真实的去反映人们的喜怒哀乐愁。从这个角度来说,以《诗经》来研究君子德性,是较为妥帖的。本文力图通过对文本中有关君子德性内容的分析与理解,大概还原出当时人们对于君子德性的具体标准,以探究君子的德性内涵。本文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从四个方面阐述《诗经》中君子的形象,定义君子内涵。第二部分主要是分析《诗经》中君子德性具体指代的四种思想,即君子修身思想,君子爱民思想,君子为政思想以及君子忠孝思想。以分析君子德性的具体表现,体现出君子的行为品质。作为中国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诗经》,其对后世必然会产生深远影响,本文最后一部分即论述《诗经》中君子德性的影响,即君子德性对周代德治的影响以及君子德性对儒家哲学初建的影响。
[硕士论文] 常红柱
中国哲学 西北师范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冯契在批判吸收了前人自由理论的基础之上,创造性地把自由与理想这一价值范畴联系了起来。冯契以马克思的自由观为出发点,将认识的辩证法贯彻于价值论领域来阐释自由的内涵,探索自由的表现形式、实践途径及其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冯契的自由理论既有理论层面上的创新,又有实践层面上的可操作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导论:分析了近代以来,中、西著名哲学家对自由探索的贡献和不足及其自由问题的发展脉络;指出了冯契在此基础之上,沿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路子对自由探索的路径及其研究意义;阐述了本文对冯契自由理论的研究思路。
  第一章:考察了近代自由理论面临的时代背景。首先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历史上对哲学自由探索不同向度,指出必然与意志成为自由问题的两个基本维度,如何融通必然和意志的对立是自由问题的新的难题。其次指出了自由问题在社会现实的三大困境,即宿命论与唯意志的对峙、“人的存在”探索的缺失、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人的异化,分析了这些困境的产生原因及其现状。
  第二章:系统考察了冯契自由的基本内容。分析了冯契从人要求自由的本质出发,将其扩展认识论、伦理学、美学等具体的学科领域,并反过来从具体领域挖掘自由方法。本章论述了转识成智何以成为自由理论的前提;冯契是从价值论视角对自由内涵的概括,自由就是化理想为现实;从具体的领域考察的真、善、美是自由的价值表现形式,并强调真善美的统一;自由劳动何以成为自由的实践途径及其“以现实之道还治现实”的原则;自由个性是自由的最终归宿。
  第三章:对冯契的自由理论进行了评价。本章结合第一章提出的近代自由理论的历史难题和现实困境,分析了冯契自由理论的价值意蕴。文章指出,首先,把握现实的可能性使必然和意志得以融通;其次,化理论为德性使科学与人生、理智与情感(理性与非理性)辩证统一了起来;再次,平民化自由人格实现了古代的“圣人”人格的转变,是大多数人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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