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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席铭状
美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9(学位年度)
[硕士论文] 王梓豪
数学 河北科技大学 2019(学位年度)
[博士论文] 邓妍
中国哲学 武汉大学 2019(学位年度)
国际关系 上海师范大学 2019(学位年度)
[硕士论文] 李珊珊
艺术设计 东华大学 2019(学位年度)
[硕士论文] 嵇苏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华中科技大学 2018(学位年度)
[硕士论文] 姬欢
管理哲学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8(学位年度)
[硕士论文] 张嘉珂
纺织材料与纺织品设计 东华大学 2018(学位年度)
[硕士论文] 何晓芳
英语语言文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硕士论文] 李娜
科学技术哲学 东华大学 2018(学位年度)
[硕士论文] 周扬帆
哲学 曲阜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拉克劳和墨菲替换和再建了马克思主义主要概念和基本论断,结合后现代主义重新规划了社会主义策略。他们开始强调有限度的领导权在实际斗争中的作用,主张在反对资本主义力量前提下要结合更多其他斗争形式,拉克劳和墨菲的主张已然是对二元对立领导权的完全放弃。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出发,逐步驶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序列轨道。他们提出的激进民主政治理论中,对革命政治的放弃仅停留在意识形态里面。他们的政治目标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社会主义层面,而是与社会主义传统本质主义划清界限。凡此种种,都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拉克劳和墨菲提出的领导权理论理论,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深入探究马克思主义内在机理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经历了快速发展,我国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有一段时间了,它是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武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采取什么样的斗争模式才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命题,我国理论工作者应深入拉克劳和墨菲提出的领导权理论去寻求参考答案。此外,领导权理论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更多的理论借鉴。
  拉克劳和墨菲领导权理论也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中的意识形态构建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后马克思主义采取全面分析方法,对包括语义、文化氛围、日常生活、人性发展等角度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分析,并做到及时跟进批判。这种分析方法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硕士论文] 于瀚
科学技术哲学 大连理工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和思维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大数据是以信息数据化技术为基础,以信息数据化服务为手段,开辟了信息数据化的科学领域。同时,也为我们学习大数据的知识和掌握大数据技术提供了途径。通过研究国内外学者有关大数据的相关文献和著作,运用概念分析、文献分析以及逻辑分析的方法,阐述大数据给科学认识论、科学方法论和科学价值论带来的革命性影响。只有把握大数据这一新生事物的内在本质特征和外在表现形式,才能做到真正的客观真实。在大数据时代,大数据对科学认识论的挑战是大数据成为知识来源的新途径,给人们带来了从因果关系到相关关系的思维转向,指导人们如何正确认识因果关系与相关关系,并且说明了大数据规律的真理性和合理性;大数据对科学方法论的变革是大数据独有的“完全归纳”方法、“数据模型”方法、“容错混杂”方法,更加便捷、高效,大数据成为科学研究的第四范式,实现传统科学方法的统一与发展,而且选择用概率表达的方式;大数据对科学价值论的拓展使科学价值论的内涵得到丰富,大数据“让数据发声”,打通各科学领域间的壁垒,推进预测功能进步。
  大数据已然成为科学哲学家们的焦点问题和研究领域,本文力求详细阐述大数据对科学哲学的影响,促进科学研究和科学哲学共同发展,指导人们掌握大数据思维来面对这个全新的时代。
[硕士论文] 王琳琳
科学技术哲学 浙江工业大学 2014(学位年度)
[硕士论文] 王文明
科学技术哲学 南昌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科学哲学界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流派——新实验主义(The New Experimentalism),该流派的开山者伊恩·哈金开创性地从实验这个全新的视角出发,为科学寻找更加稳固的基础。在哈金看来,实验比理论更加基础,因此他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科学实验的说明和解释上。
  科学哲学从起源上讲属于广义的语言哲学,我们不得不承认,从认识论转向到语言学转向的确克服了许多传统的哲学难题,但对语言的迷恋或曰表征主义传统和理论优位传统使得作为科学代名词的实验本身无法进入哲学家们的视野,以伊恩·哈金为代表的新实验主义将人们的目光带向了这个被遗忘的角落,提出“实验有自己的生命”这一观点。本文前两章论述哈金“实验有自己的生命”这一观点的背景,继而全面的阐述其思想内涵,最后论及其贡献、不足之处和对当今科学发展的启示——实现简单性与多样性的统一。
[硕士论文] 韦芳元
外国哲学 广西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伽达默尔思想内涵丰富,他在继承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思想的基础上,以语言本体论为出发点,以我们当下的生活世界为焦点,通过对理性的反思,使其哲学解释学更多地关注于我们的生活世界,最终朝着实践哲学方向发展。不仅如此,他的哲学解释学语言观还打破了传统形而上学逻各斯主义对文字地位认知的偏差,确立了文字在其哲学解释学中的重要地位,凸显出文字、语言的特征及价值。
  尽管如此,伽达默尔并没有把自己当作文字的唯一救赎者,他通过文字在语言流传物中的优先性和文字在解释学经验中的重要性来恢复文字的地位。他承认文字的重要性,但并不贬低口语,而是理性地看待文字在解释学中的地位。他向我们展示了文字与口语、文字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同时引导人们更加注重对实际生活进行反思,更能勇敢地面对当下科学技术文明社会下的各种困境,共同为一个更加和平、美好的明天而奋斗。
  本文以伽达默尔的著作为主要分析材料,旨在理清和论证文字在伽达默尔解释学中的地位。文章第一部分主要阐述文字地位在西方哲学的相关背景并提供必要的理解视域;第二部分主要通过对语言流传物、历史传承物等核心概念以及对文字与口语辩证关系的分析,得出文字在语言中的地位非同小可;第三部分重点分析文字与解释学经验的关系,以及文字是如何在我们的人生经验中发挥其作用;第四部分主要谈论伽达默尔语言观对现实生活的重要意义。
[硕士论文] 王荣虎
外国哲学 广西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戴维森真值条件意义理论被称为戴维森纲领,它表明了一个句子的意义是与该句子的成真条件相关的,也就是说获得一个句子的成真条件即是获得该句子的意义。塔尔斯基的语义学定义了形式语言中的真,但塔尔斯基对自然语言之真理理论持悲观态度,戴维森认为塔尔斯基关于形式语义学的成果并不是不可拓展于自然语言。
  为自然语言建立真理理论,首先需要将自然语言看作是主体的表达行为,从而具有主体性、意向性、情景性、经验性和时间性等;其次语言为交流而存在又具有客观性、公共性以及主体间性。一个句子被某个主体说出来便带有真理谓词“是真的”,这是基于宽容原则,即说话者相信他所说的是真的。同样解释者也基于另外一些信念相信该句子是真的。所以没有一种抽象的实体被称为“真”或“假”。当说话者或解释者相信某一个句子是真的,这里产生了一个信念归属,也就是说施事者将此信念与其他信念(信念集合)连结起来(这里正是借鉴了塔尔斯基的约定T),从而要了解一个施事者如何将一个句子意谓为真就是要了解在该施事者产生这样一个信念归属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某个句子被施事者意谓为真,至少是基于特定的场合、时间、句法结构以及诸多信念之间一致性。根据戴维森纲领,当了解了一个句子为真是怎么回事,也就获得了该句子的意义,从而一个句子的意义是建立自说话者、解释者和共享世界这三个要素之上的三角构架。对于解释者而言,某一个句子的意义即是那些他据以判定该句子真值的那些东西。由此可见,戴维森纲领只是其真值条件意义理论之骨架,而其内容则是其彻底的解释理论。
  然而,戴维森的真值条件意义理论也面临着一些挑战,比如对翻译的依赖,对被解释的对象语言的概念的预先把握导致循环,宽容原则并非彻底理性,具有特殊结构语句真值的逻辑性导致对句子内容的遗漏等等。
[硕士论文] 卢娟
广播电视艺术学 南京艺术学院 2011(学位年度)
[博士论文] 顾晓伟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复旦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一般而言,自伏尔泰首次使用“历史哲学”这个术语以来,到当下叙述主义历史哲学为止,人们在“历史哲学”之前也增添了不少限定词。由此,在不同时代也产生了不同形态的历史哲学。诸如,思辨的历史哲学,批判的历史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前两种形态的历史哲学大多以欧洲大陆为主,思辨的历史哲学常常指向以维柯、伏尔泰、黑格尔为代表的历史哲学,他们书写“普遍史”,试图从中总结出历史过程的普遍原则;批判的历史哲学通常表示新康德主义学派的历史哲学,他们侧重“认识论”,试图区分出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的异同。后两种形态的历史哲学主要集中在英语世界,分析的历史哲学着重历史知识性质的分析,具有鲜明的分析派色彩,主要以亨佩尔、沃尔什、德雷等为代表;叙述主义历史哲学试图揭示历史叙述和历史表现的言辞结构,凸显被理性主义话语遮蔽的审美和道德诉求,兼具强烈的反启蒙的“启蒙”精神,主要以海登·怀特、安克斯密特为代表。
  纵观这些形态的历史哲学,它们在时间跨度上趋向缩短,思辨的历史哲学跨越一个世纪,而后三者加在一起也不过一个世纪。此其一,其二,它们与历史学实践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既可以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历史哲学),又可以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史学理论)。其三,它们具有鲜明的时代哲学特征。
  由此,回到哲学的一般形式而言,古代哲学的主要问题是回答世界是什么?也即是我们常说的本体论研究;自近代的笛卡尔和康德的认识论转向之后,哲学则试图通过分析我们自身如何认识这个世界的能力来回答古人的问题;进入20世纪之后,语言哲学一枝独秀,人们认识到我们谈论世界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总是在谈论语言。如果除去语言哲学不谈,我们可以就此总结出历史哲学的两个基本问题:历史的形而上学和历史学的知识论。
  本文以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作为研究对象。我们尝试在充分梳理二战以来西方柯林武德研究史的基础上以及在叙述主义历史哲学面临的困境中重新探究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内涵。纵观和分析柯林武德在1926年至1928年的历史哲学手稿可以看出,柯林武德虽然试图把历史的形而上学与历史学的知识论区分开来,但是他并没有像二战后分析的历史哲学那样把两者割裂开来,而是试图通过探究历史学的知识论问题来解决传统上历史的形而上学问题,以此来完成康德批判哲学意义上的“历史理性批判”。
  一旦我们论证了历史理性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所有学科的差异都不见了,上述的脚手架也就自动地拆除了。
[硕士论文] 王少男
马克思主义哲学 华中科技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汉娜·阿伦特是二十世纪西方一位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她在晚期重新回顾了她自己参与艾希曼审判的经历,艾希曼的“无思”特性和滔天罪行令她震惊,她开始质疑人类明辨是非、识别美丑的判断能力是否依赖于“思考”能力,质疑“思考”能否限制人的恶行。怀着对“思考”的道德关切,阿伦特在《心灵生活·思考》一书中详细地探讨了“思考”及其道德意蕴。
  本文以阿伦特的《心灵生活·思考》为依据,首先循着阿伦特这本著作的初衷——从心灵生活的领域中寻找平庸的艾希曼犯下弥天大罪的原因,通过再现艾希曼审判的情形,探讨“无思”的哲学蕴含。其次,本文反观了阿伦特的老师海德格尔,他作为一个思想大家在纳粹统治时期误入歧途,同样罪不可恕,这使得我们必须划分海德格尔的“思”和阿伦特的“思考”。接下来,本文回到《心灵生活·思考》中阿伦特对“思考”进行的生动描述:“思考”犹如珀涅罗珀的织物,它无休止地追寻意义,却并不能赋予我们直接的行动力量。阿伦特将苏格拉底视为“思考”的典范,苏格拉底的三个比喻——牛虻、助产士、电鳐——揭示出“思考”能够产生道德副作用。
  在本文的核心部分,我们集中探讨“思考”的道德意义,即“思考”活动如何避免人为恶。在阿伦特看来,“思考”通过两种途径产生道德效用。第一,“思考”作为我和我自己的内在对话,使我生活在我自己的在场之中,由此引起了一个自觉的意识——良心。第二,“思考”能够批判普遍性原则,释放我自己的独立判断能力。与此同时,“思考”训练了想象力,我借此能够设想他人的立场和观点,消除自己的偏见,作出更合理的判断。
  最后,通过反思阿伦特对普遍性道德原则的批判,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阿伦特“思考”的道德关切的基本前提,揭示出她的这一思想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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