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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张心雨
经济 云南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农业“走出去”战略的加快推进,农产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一带一路”联结的100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丰富的农业资源与禀赋,也为中国农产品走出国门创造了更加宽广的市场。尤其是入世以来,对外贸易市场高度开放,关税的平均水平有所下降,各种机遇和挑战同时存在,我国农产品的对外贸易总额迅速提高,但逆差也随之不断扩大。若要进一步扩大农产品对外贸易,并使农产品贸易逆差局面有所改善,就需要将提升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作为重要抓手。本文以修正后的波特“钻石模型”为研究框架,深入分析影响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因素,以期挖掘其贸易潜力,最终为提高其竞争优势提出合理建议。
  本文围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变迁、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三大部分展开研究。文章在阐述对农产品对外贸易及其国际竞争力的研究背景及意义,回顾国内外关于农产品对外贸易相关文献和书籍的基础上,首先从理论上理清了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地位及作用、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相关概念,分析了“钻石模型”中各影响因素对产业竞争力的作用。接着,又从历分析的视角,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变迁及特点,这是研究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又一重要基石。在此基础上,重点对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贸易绩效指数综合测评,并以修正后的“钻石模型”为逻辑主线分析了影响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因素,考量其贸易潜力。最后,总结了帮助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建议:一是提高产品质量,扩大国内外市场需求;二是调整农业经营结构,降低生产成本;三是发展物流与加工业,提升农产品比较优势;四是促进国内外良性竞争,优化农产品贸易环境;五是挥动政府“有形之手”,促进农产品贸易健康发展。
[硕士论文] 赵一飞
经济 广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如何维护台湾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我们当下急需解决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有效解决将有助于促进台湾与大陆的经济合作发展,从而以经济合作促进两岸和平统一。桂台交往在两岸经济合作中拥有独特的优势,因为他具有环境相似性、区位协同性、血缘亲密性三大地缘特质为内在驱动力。研究台湾桂籍地缘网络的“信任-认同”机制对桂台合作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两岸和平统一有极大的价值。
  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文献查阅法。通过对文献的查阅,本文希望探究台湾桂籍地缘网络在维系中华文化认同中的作用,并挖掘台湾桂籍地缘网络的经济社会效应。本文的理论工具是地缘网络理论和文化认同理论。前人对地缘网络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某一个具体的地缘网络为切入点,分析地缘网络的产生演变、性质、功能、地域差异、分布、特点、内部机制、文化内涵、历地位、特定事件的处理等等,而在支撑地缘网络的产生运作演变的根本原因上面却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研究,而本文拟从文化认同的角度解释地缘网络是如何生生不息的产生并演进的。所谓的“信任-认同”机制指的是,人们在经济或社会交往中,互相之间为降低交易成本而产生承诺,之后承诺兑现,经常性的承诺兑现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信任,长时间的信任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更为稳定的观念即认同,这种认同有如下特点,一是这种认同是社会性的,是一种集体的行为,认同根源于个人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二是这种认同是动态的、自然发生的,认同会发生变化,具有可塑性;三是这种认同是客观社会存在与个体意识作用相结合形成的,即是个体意识作用的结果,同时也依赖客观社会存在的一些条件。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台湾桂籍地缘网络“信任-认同”机制的形成、台湾桂籍地缘网络“信任-认同”机制的层次结构、台湾桂籍地缘网络“信任-认同”机制的表现形式和内涵、台湾桂籍地缘网络“信任-认同”机制的经济社会效应等。台湾柱籍地缘网络以台北市广西同乡会为核心,该会于1948年6月27日建立,第一任理事长是张森,后来逐渐以退台的新桂系军政精英为主体,建立起自己的地缘网络。本文以台北市广西同乡会为例说明台湾桂籍地缘网络“信任-认同”机制的层次结构,通过对历届同乡会理监事会、同乡会会刊《广西文献》每期的作者、历届理监事会理事长的统计,分析与梳理出台北市广西同乡会的核心骨干及代际传承。以台北市广西同乡会组织为例可以探究台湾桂籍地缘网络“信任-认同”机制的表现形式和内涵。在其表现形式上主要有,同乡集会、发放奖学金、刊发《广西文献》以及与其他地方的广西同乡会经常性的联系,为促进中华文化认同,维护同乡利益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信任-认同”机制的内涵是同乡观念蕴藏强大的社会资本,人们挖掘其中社会资本的过程就是“信任-认同”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台湾桂籍地缘网络“信任-认同”机制的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台湾桂籍地缘网络“信任-认同”机制促进了桂台经贸合作;其社会效应体现在,台湾桂籍地缘网络“信任-认同”机制促使人们挖掘了同乡观念的社会资本,维系了旅台广西人的中华文化认同。
  本文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以台湾桂籍地缘网络为个案,探究中国社会地缘网络与中华文化认同间的互动关联;第二,把台湾桂籍地缘网络“信任-认同”机制构建于台湾广西人中华文化认同过程与行为中。本文不足之处也有两点,其一,资料的缺失使本文对台湾桂籍地缘网络的许多问题不能够全面的了解;其二,由于未能实地考察,所以未能利用前人对认同度的研究考察台北市广西同乡会对广西和中国的认同程度。
[硕士论文] 蒯鹏
经济 江西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三农解结,招数难寻”,三农问题始终是时下学界研究热点之一。其中,农户融资解困问题更是聚焦大批学者的目光,然而,农户融资难似乎早已成为学界和决策层之共识。梳理学界已有关于农户融资解困问题的研究成果来看,其研究方向主要聚焦于农户融资难之三大方向。第一,聚焦于农户融资难的现状,也即农村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信贷供给与农户融资需求间产生错配失衡,从而造成农户融资难的现状。众所周知,农业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农业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已成为现代农业发展之趋势。农户在进行现代农业生产过程中,资金被大量需求,仅仅依靠农业生产自身积累已呈捉襟见肘之状,利用外部资金已成现代农业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持。然而,银行等在农村布局的正规吸储金融机构却大量抽离资金,使得农村金融机构资金供给与农户融资需求呈现失衡之现状,并有不断加剧的趋势。此外,我国农村金融体制陈旧,学者研究发现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始终无法跟上农村日益发展进步的步伐,从而造成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不愿在农村布局,进而加剧农户融资困难;第二,集中于分析农户融资难之成因。梳理大量学术文献,发现学者关于农户融资难的关键原因在于,农户在向银行申请放贷过程中,普遍缺乏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投放所要求的抵押物、担保人或担保物,从而银行不愿意向农户投放资金,造成农户融资困难;第三,研究农户融资解困的对策。前述,农户多数因缺乏抵押物、担保人或担保物等,造成农户融资需求长期难以得到满足,从而学者便将解困目光凝聚于如何扩大抵押物范围及担保体系的构建上。
  上述已有的学界研究成果,虽对现行制度下,农户融资解困难题做了较为深入详尽的阐述,也对解决农户融资难题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然而,上述学者关于农户融资解困研究却也陷入了诸多误区,从而难以透过现行制度,认清农户融资难之实质。首先,既有研究成果视银行等国有金融机构为农户融资来源的主渠道甚至是唯一渠道,从而将目光锁死在银行与农户之间,与此,亦严重忽视了“银行之大”与“农户之小”之间的错配失衡。诚然,现阶段,银行等正规吸储金融机构依旧占据着农村信贷资金投放的主渠道。然而,我国政府控股的国资商业银行其成立之初的宗旨及服务对象,并非是为农村农户融资需求而服务,也即银行资金投放之标准及程序与现代化农业发展过程中新生的农村农户融资需求之间,天然产生难以匹配的“水土不服”现象,呈现出银行与农户被生硬拉拽在一起的“乱象”、“怪圈”,从而农户融资解困问题成为时下最为炙手的研究难题。尽管中国人民银行及政府各职能部门,不断出台新政甚至是多次发布行政命令,强制要求各国资商业银行切实做好农户融资工作的“搭桥者”。然而,由于上述“国有大银行”与“私有小农户”间的“门不当,户不对”,从而缺乏资金的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贷款解困,依旧十分困难;其次,学界已有研究成果一致公认,农户向国资商业大银行借款过程中普遍缺乏银行所需抵押物或担保者,从而造成在农村布局的银行“贷不出款”和急需资金周转的农户“贷不到款”的怪象。然而,究竟是农户真正缺乏抵押物还是现行法律法规使得农户的财产权有缺陷,从而无法有效行使抵押担保权;再次,利率的行政管制和对民间传统借贷的限制打击,压垮了农户融资解困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政府命令式的利率管制,既为为数不多的国资商业大银行带来超乎正常利润的垄断收益,同时也助长了正规金融机构在信贷过程中更为愿意实施寻租的气焰;此外,学界及决策层也认定民间的高利率借贷才是造成农户融资难的幕后真正推手,从而对其限制又打击,使得本就融资很艰难的小农户,在面临资金缺口时,就更为捉襟见肘甚至成为政府打击民间传统借贷的“牺牲品”。
  综上,本文在研读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同时结合自己在国资商业银行中实习的切身感受及实地走访当地农户所获得的第一手调研数据,首先分析了在“国有”与“私有”,“银行”与“农户”的二元背景下,银行信贷资金供给与农户融资需求之间存在供求“强扭联姻”的错配失衡,从而使得农户从正规吸储金融机构中获取资金的难度较大;其次,澄清现行法律法规下,由于我国农村产权制度缺陷,从而造成农户普遍缺乏银行信贷过程中所需的融资抵押物以及现有农村财产权缺乏变现、流转的方式和市场;再次,得出利率行政管制和对民间传统借贷的打击也是造成农户融资难的重要原因;最后,针对农户融资解困问题,提出要厘清政府、市场的边界,同时需架构多层级的农户融资体系。
[硕士论文] 郑敏
经济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茶叶作为清代重要的对外贸易商品,在国际贸易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异常繁盛的茶叶贸易,不仅带动了港口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促进了茶叶产地的生产,使福建武夷山、湖北羊楼洞、羊楼司及湖南安化等重要的产茶地都由此兴盛,并给当地茶农带了丰厚的收入。由于各地所产茶叶种类不同,差别很大,且受国际环境影响,清代外销茶种类主要包括红茶、绿茶、砖茶及茶末等,其中,红茶、绿茶与砖茶的比重占到了外销茶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而茶末外销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870年代以后,外销茶遇到日本、印度等新兴产茶地产品的激烈竞争,且端倪日益显现,1880年代后期,华茶出口开始锐减。逐渐失去国际竞争力,并对国内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由此可知,清代外销茶叶的衰落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已出端倪,重点体现在华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日渐乏力,被印度红茶及日本绿茶挤占了国际市场,最终导致茶叶的衰败。为了厘清茶叶外销失败的前期征兆,探究茶叶在国际市场竞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本文重点研究1872-1891年间的茶叶贸易,这一段时间为茶叶贸易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在国际市场上,从1872年起华茶外销受到印度、日本等新兴产茶业的激烈竞争,致使英国、美国市场逐渐为其所夺。尽管俄国市场由于消费偏好的差异,使中国砖茶的生产仍有短暂的发展,但仍无法扭转华茶在国际市场的颓势,最终导致华茶生产、运输、销售等行业的衰落,并对国民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运用经济学原理,从不同的茶种出发,分析外销茶在1872-1891年间由盛转衰的基本情况,厘清不同茶种在不同市场竞争乏力的原因。
[硕士论文] 马烈
经济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又鉴于“西方工业革命式”的技术创新有高投入的特点,本文又对中国社会不同人群的技术创新动机,也就是技术需求偏好进行了分析,将人群划分为生产性人群与非生产性人群。相应的对其不同的社会财富分配额进行了合理的估算,其在本文即指的是技术创新能力。最后发现中国生产性人群有生产性的技术偏好需求,却没有技术创新能力,而非生产性人群没有生产性技术需求偏好,却拥有较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因此社会收入分配与技术偏好需求的错位,引致了中国未能向西方一样发生工业技术革命,相反技术创新出现了结构性特征,是为引致近代中西方发展出现分流的原因之一。
  人类社会发展是通过旨在促进人造资本对自然资源替代的技术和制度创新实现的。技术作为推进人类社会进步重要因素之一,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其可以说是从农业技术到工业技术、从劳动密集型技术到资本密集型技术、从可见技术到不可见技术。相应,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对应其具体不同的技术类型。
  中国的发展曾长期领先于世界。李约瑟、伊懋可都曾论述过“14世纪以前中国曾有过大量瞩目的技术创新,对中国而言14世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南宋之际中国的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已经达到顶峰,相应的其技术创新也达到了一个峰值,查阅相关文献我们可以发现此时的技术创新更多是较细小且低投入的技术创新。由于农业社会之后是工业社会,此后中国若要有较大的技术突破,按照正常的社会发展规律,也就是要出现像“西方工业革命式”的技术创新,根据“工业社会技术创新”的特点,这就需要有较高技术的投入。
  考虑到以上问题,本文试图对14世纪之后中国的技术创新进行分析,为了便于研究,具体以中国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交汇的清代为研究对象,对这一时段中西方的技术创新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1750年前中西方技术创新在数量上处于同等水平,在之后出现了“大分流”,并且这一时段的中西方技术创新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西方的技术创新较多的呈现出了基础性、高效率的特点,而中国相比较则出现了技巧性、奢侈型的特点,据此我们将技术创新分为生产性的技术创新与非生产性的技术创新。再通过相应的图、表对比后发现,中西方的技术创新确实存在两种技术创新的比例分配的问题,也就是中国技术创新出现了结构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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