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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乌扬
经济 西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于建国以来陕西省产业结构演变的过程进行了分析和整理。首先将1949年至今分为不同的几个历阶段,分阶段考察陕西省产业结构演变的历脉络,为陕西省在进行经济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时提供相应的历依据和经验参考。其次运用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法归纳出两个历阶段三次产业陕西省产业结构演变的规律特点,结果表明:三次产业均呈现“剧烈波动——平稳缓和——加速调整”的特点。将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进行对比,发现计划经济时期产业结构波动剧烈,结构因素作用强,第二产业实际增长突出,第一三产业增长相对较弱;而改革开放时期,专门化因素作用强,第二产业优势减缓,第三产业增长潜力大、后劲足。在此基础之上,对于陕西省在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中之所以会产生这些特征给出相应的理论阐释,寻找推动陕西省产业结构演变的主要因素,并用主成分分析法研究不同因素的作用大小,与前文理论阐释进行对比后得出,在不同的历阶段,推动陕西省产业结构演变的因素作用不同,就业水平,经济发展程度,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在两个历阶段均起到了重要作用,政府行为在计划经济时期作用明显,需求结构作用不强,而需求结构、投资、科技水平、市场化水平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作用很大,也表明了步入到改革开放时期,产业结构演变因素更加多元化。最后,为下一步陕西省经济发展给出相应的调整目标和相关政策建议。
[硕士论文] 姜乔乔
经济 山东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法币政策,在我国货币政策上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清朝末年之后,各界统治者一直试图进行币制方面的改革,改变币制混乱的状态,消除由此引发的弊端,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初,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等为转嫁世界经济危机灾难,进而开始了全世界范围内的货币战,使我国原本的银本位币币制更加的不平静,农业、工业、商业等各行各业均损失惨重,使得当时的经济基本处在崩溃的状态,因此币制的改革显得尤为迫切。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了稳定社会经济,安抚民心,于1935年11月宣布实施在历上留下浓重墨彩的一笔,即当时的法币政策。法币政策一经实施以后,当局政府得以逐步控制了当时的财政,财政收入和支出达到了一定的平衡,进而加强了对当时中国和全国人民的统治。
  根据研究发现,在货币数量论的基础理论中,货币量的变动与物价和货币价值的变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假设在其它各方面的因素不变的前提条件下,货币数量与物价水平是正比的关系,而货币数量与货币价值则是反比的关系。长期以及持续的通货膨胀是由于大量超经济的货币发行,而货币之所以能够大量超经济的发行又是与货币的发行制度有关。本文通过分析1935年法币发行政策之后的法币发行数量以及由此产生的通货膨胀,得出法币政策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通胀的影响。
  本文在已有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对南京国民政府法币发行的法币数量和物价指数CPI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法币发行时期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的状态分析。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实证分析,通过所选变量进行数据处理和平稳性的检验,并且通过VAR模型从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的角度来分析变量间的关系。对实证结论进行一定的分析、归纳与总结以后,研究法币政策对当代通货膨胀的启示以及提供可供政府部门治理通胀的政策与建议。
[硕士论文] 张心雨
经济 云南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农业“走出去”战略的加快推进,农产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一带一路”联结的100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丰富的农业资源与禀赋,也为中国农产品走出国门创造了更加宽广的市场。尤其是入世以来,对外贸易市场高度开放,关税的平均水平有所下降,各种机遇和挑战同时存在,我国农产品的对外贸易总额迅速提高,但逆差也随之不断扩大。若要进一步扩大农产品对外贸易,并使农产品贸易逆差局面有所改善,就需要将提升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作为重要抓手。本文以修正后的波特“钻石模型”为研究框架,深入分析影响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因素,以期挖掘其贸易潜力,最终为提高其竞争优势提出合理建议。
  本文围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变迁、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三大部分展开研究。文章在阐述对农产品对外贸易及其国际竞争力的研究背景及意义,回顾国内外关于农产品对外贸易相关文献和书籍的基础上,首先从理论上理清了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地位及作用、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相关概念,分析了“钻石模型”中各影响因素对产业竞争力的作用。接着,又从历分析的视角,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变迁及特点,这是研究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又一重要基石。在此基础上,重点对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贸易绩效指数综合测评,并以修正后的“钻石模型”为逻辑主线分析了影响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因素,考量其贸易潜力。最后,总结了帮助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建议:一是提高产品质量,扩大国内外市场需求;二是调整农业经营结构,降低生产成本;三是发展物流与加工业,提升农产品比较优势;四是促进国内外良性竞争,优化农产品贸易环境;五是挥动政府“有形之手”,促进农产品贸易健康发展。
[硕士论文] 赵一飞
经济 广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如何维护台湾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我们当下急需解决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有效解决将有助于促进台湾与大陆的经济合作发展,从而以经济合作促进两岸和平统一。桂台交往在两岸经济合作中拥有独特的优势,因为他具有环境相似性、区位协同性、血缘亲密性三大地缘特质为内在驱动力。研究台湾桂籍地缘网络的“信任-认同”机制对桂台合作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两岸和平统一有极大的价值。
  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文献查阅法。通过对文献的查阅,本文希望探究台湾桂籍地缘网络在维系中华文化认同中的作用,并挖掘台湾桂籍地缘网络的经济社会效应。本文的理论工具是地缘网络理论和文化认同理论。前人对地缘网络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某一个具体的地缘网络为切入点,分析地缘网络的产生演变、性质、功能、地域差异、分布、特点、内部机制、文化内涵、历地位、特定事件的处理等等,而在支撑地缘网络的产生运作演变的根本原因上面却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研究,而本文拟从文化认同的角度解释地缘网络是如何生生不息的产生并演进的。所谓的“信任-认同”机制指的是,人们在经济或社会交往中,互相之间为降低交易成本而产生承诺,之后承诺兑现,经常性的承诺兑现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信任,长时间的信任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更为稳定的观念即认同,这种认同有如下特点,一是这种认同是社会性的,是一种集体的行为,认同根源于个人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二是这种认同是动态的、自然发生的,认同会发生变化,具有可塑性;三是这种认同是客观社会存在与个体意识作用相结合形成的,即是个体意识作用的结果,同时也依赖客观社会存在的一些条件。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台湾桂籍地缘网络“信任-认同”机制的形成、台湾桂籍地缘网络“信任-认同”机制的层次结构、台湾桂籍地缘网络“信任-认同”机制的表现形式和内涵、台湾桂籍地缘网络“信任-认同”机制的经济社会效应等。台湾柱籍地缘网络以台北市广西同乡会为核心,该会于1948年6月27日建立,第一任理事长是张森,后来逐渐以退台的新桂系军政精英为主体,建立起自己的地缘网络。本文以台北市广西同乡会为例说明台湾桂籍地缘网络“信任-认同”机制的层次结构,通过对历届同乡会理监事会、同乡会会刊《广西文献》每期的作者、历届理监事会理事长的统计,分析与梳理出台北市广西同乡会的核心骨干及代际传承。以台北市广西同乡会组织为例可以探究台湾桂籍地缘网络“信任-认同”机制的表现形式和内涵。在其表现形式上主要有,同乡集会、发放奖学金、刊发《广西文献》以及与其他地方的广西同乡会经常性的联系,为促进中华文化认同,维护同乡利益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信任-认同”机制的内涵是同乡观念蕴藏强大的社会资本,人们挖掘其中社会资本的过程就是“信任-认同”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台湾桂籍地缘网络“信任-认同”机制的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台湾桂籍地缘网络“信任-认同”机制促进了桂台经贸合作;其社会效应体现在,台湾桂籍地缘网络“信任-认同”机制促使人们挖掘了同乡观念的社会资本,维系了旅台广西人的中华文化认同。
  本文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以台湾桂籍地缘网络为个案,探究中国社会地缘网络与中华文化认同间的互动关联;第二,把台湾桂籍地缘网络“信任-认同”机制构建于台湾广西人中华文化认同过程与行为中。本文不足之处也有两点,其一,资料的缺失使本文对台湾桂籍地缘网络的许多问题不能够全面的了解;其二,由于未能实地考察,所以未能利用前人对认同度的研究考察台北市广西同乡会对广西和中国的认同程度。
[硕士论文] 郑敏
经济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茶叶作为清代重要的对外贸易商品,在国际贸易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异常繁盛的茶叶贸易,不仅带动了港口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促进了茶叶产地的生产,使福建武夷山、湖北羊楼洞、羊楼司及湖南安化等重要的产茶地都由此兴盛,并给当地茶农带了丰厚的收入。由于各地所产茶叶种类不同,差别很大,且受国际环境影响,清代外销茶种类主要包括红茶、绿茶、砖茶及茶末等,其中,红茶、绿茶与砖茶的比重占到了外销茶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而茶末外销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870年代以后,外销茶遇到日本、印度等新兴产茶地产品的激烈竞争,且端倪日益显现,1880年代后期,华茶出口开始锐减。逐渐失去国际竞争力,并对国内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由此可知,清代外销茶叶的衰落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已出端倪,重点体现在华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日渐乏力,被印度红茶及日本绿茶挤占了国际市场,最终导致茶叶的衰败。为了厘清茶叶外销失败的前期征兆,探究茶叶在国际市场竞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本文重点研究1872-1891年间的茶叶贸易,这一段时间为茶叶贸易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在国际市场上,从1872年起华茶外销受到印度、日本等新兴产茶业的激烈竞争,致使英国、美国市场逐渐为其所夺。尽管俄国市场由于消费偏好的差异,使中国砖茶的生产仍有短暂的发展,但仍无法扭转华茶在国际市场的颓势,最终导致华茶生产、运输、销售等行业的衰落,并对国民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运用经济学原理,从不同的茶种出发,分析外销茶在1872-1891年间由盛转衰的基本情况,厘清不同茶种在不同市场竞争乏力的原因。
[硕士论文] 马烈
经济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又鉴于“西方工业革命式”的技术创新有高投入的特点,本文又对中国社会不同人群的技术创新动机,也就是技术需求偏好进行了分析,将人群划分为生产性人群与非生产性人群。相应的对其不同的社会财富分配额进行了合理的估算,其在本文即指的是技术创新能力。最后发现中国生产性人群有生产性的技术偏好需求,却没有技术创新能力,而非生产性人群没有生产性技术需求偏好,却拥有较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因此社会收入分配与技术偏好需求的错位,引致了中国未能向西方一样发生工业技术革命,相反技术创新出现了结构性特征,是为引致近代中西方发展出现分流的原因之一。
  人类社会发展是通过旨在促进人造资本对自然资源替代的技术和制度创新实现的。技术作为推进人类社会进步重要因素之一,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其可以说是从农业技术到工业技术、从劳动密集型技术到资本密集型技术、从可见技术到不可见技术。相应,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对应其具体不同的技术类型。
  中国的发展曾长期领先于世界。李约瑟、伊懋可都曾论述过“14世纪以前中国曾有过大量瞩目的技术创新,对中国而言14世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南宋之际中国的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已经达到顶峰,相应的其技术创新也达到了一个峰值,查阅相关文献我们可以发现此时的技术创新更多是较细小且低投入的技术创新。由于农业社会之后是工业社会,此后中国若要有较大的技术突破,按照正常的社会发展规律,也就是要出现像“西方工业革命式”的技术创新,根据“工业社会技术创新”的特点,这就需要有较高技术的投入。
  考虑到以上问题,本文试图对14世纪之后中国的技术创新进行分析,为了便于研究,具体以中国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交汇的清代为研究对象,对这一时段中西方的技术创新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1750年前中西方技术创新在数量上处于同等水平,在之后出现了“大分流”,并且这一时段的中西方技术创新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西方的技术创新较多的呈现出了基础性、高效率的特点,而中国相比较则出现了技巧性、奢侈型的特点,据此我们将技术创新分为生产性的技术创新与非生产性的技术创新。再通过相应的图、表对比后发现,中西方的技术创新确实存在两种技术创新的比例分配的问题,也就是中国技术创新出现了结构性特征。
[硕士论文] 蒯鹏
经济 江西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三农解结,招数难寻”,三农问题始终是时下学界研究热点之一。其中,农户融资解困问题更是聚焦大批学者的目光,然而,农户融资难似乎早已成为学界和决策层之共识。梳理学界已有关于农户融资解困问题的研究成果来看,其研究方向主要聚焦于农户融资难之三大方向。第一,聚焦于农户融资难的现状,也即农村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信贷供给与农户融资需求间产生错配失衡,从而造成农户融资难的现状。众所周知,农业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农业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已成为现代农业发展之趋势。农户在进行现代农业生产过程中,资金被大量需求,仅仅依靠农业生产自身积累已呈捉襟见肘之状,利用外部资金已成现代农业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持。然而,银行等在农村布局的正规吸储金融机构却大量抽离资金,使得农村金融机构资金供给与农户融资需求呈现失衡之现状,并有不断加剧的趋势。此外,我国农村金融体制陈旧,学者研究发现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始终无法跟上农村日益发展进步的步伐,从而造成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不愿在农村布局,进而加剧农户融资困难;第二,集中于分析农户融资难之成因。梳理大量学术文献,发现学者关于农户融资难的关键原因在于,农户在向银行申请放贷过程中,普遍缺乏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投放所要求的抵押物、担保人或担保物,从而银行不愿意向农户投放资金,造成农户融资困难;第三,研究农户融资解困的对策。前述,农户多数因缺乏抵押物、担保人或担保物等,造成农户融资需求长期难以得到满足,从而学者便将解困目光凝聚于如何扩大抵押物范围及担保体系的构建上。
  上述已有的学界研究成果,虽对现行制度下,农户融资解困难题做了较为深入详尽的阐述,也对解决农户融资难题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然而,上述学者关于农户融资解困研究却也陷入了诸多误区,从而难以透过现行制度,认清农户融资难之实质。首先,既有研究成果视银行等国有金融机构为农户融资来源的主渠道甚至是唯一渠道,从而将目光锁死在银行与农户之间,与此,亦严重忽视了“银行之大”与“农户之小”之间的错配失衡。诚然,现阶段,银行等正规吸储金融机构依旧占据着农村信贷资金投放的主渠道。然而,我国政府控股的国资商业银行其成立之初的宗旨及服务对象,并非是为农村农户融资需求而服务,也即银行资金投放之标准及程序与现代化农业发展过程中新生的农村农户融资需求之间,天然产生难以匹配的“水土不服”现象,呈现出银行与农户被生硬拉拽在一起的“乱象”、“怪圈”,从而农户融资解困问题成为时下最为炙手的研究难题。尽管中国人民银行及政府各职能部门,不断出台新政甚至是多次发布行政命令,强制要求各国资商业银行切实做好农户融资工作的“搭桥者”。然而,由于上述“国有大银行”与“私有小农户”间的“门不当,户不对”,从而缺乏资金的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贷款解困,依旧十分困难;其次,学界已有研究成果一致公认,农户向国资商业大银行借款过程中普遍缺乏银行所需抵押物或担保者,从而造成在农村布局的银行“贷不出款”和急需资金周转的农户“贷不到款”的怪象。然而,究竟是农户真正缺乏抵押物还是现行法律法规使得农户的财产权有缺陷,从而无法有效行使抵押担保权;再次,利率的行政管制和对民间传统借贷的限制打击,压垮了农户融资解困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政府命令式的利率管制,既为为数不多的国资商业大银行带来超乎正常利润的垄断收益,同时也助长了正规金融机构在信贷过程中更为愿意实施寻租的气焰;此外,学界及决策层也认定民间的高利率借贷才是造成农户融资难的幕后真正推手,从而对其限制又打击,使得本就融资很艰难的小农户,在面临资金缺口时,就更为捉襟见肘甚至成为政府打击民间传统借贷的“牺牲品”。
  综上,本文在研读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同时结合自己在国资商业银行中实习的切身感受及实地走访当地农户所获得的第一手调研数据,首先分析了在“国有”与“私有”,“银行”与“农户”的二元背景下,银行信贷资金供给与农户融资需求之间存在供求“强扭联姻”的错配失衡,从而使得农户从正规吸储金融机构中获取资金的难度较大;其次,澄清现行法律法规下,由于我国农村产权制度缺陷,从而造成农户普遍缺乏银行信贷过程中所需的融资抵押物以及现有农村财产权缺乏变现、流转的方式和市场;再次,得出利率行政管制和对民间传统借贷的打击也是造成农户融资难的重要原因;最后,针对农户融资解困问题,提出要厘清政府、市场的边界,同时需架构多层级的农户融资体系。
[硕士论文] 尉蓝戈
经济 云南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世界各国间的经贸往来日益频繁。中国和越南山水相连,两国间的外交关系、经济、文化以及贸易往来有着悠久历。两个齿唇相依的邻国全面发展双边关系,既符合和平与发展的历潮流,又满足两国人民不断提高的物质文化水平的要求。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950年中国和越南正式建交,两国六十多年的贸易将两国紧紧地联在一起。今天,双边贸易合作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及越南的“两廊一圈”规划的背景下进一步地深入发展。两国贸易迅速蓬勃发展的同时,严重贸易顺差、商品结构单一、双边投资不足等问题逐渐显见,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甚至威胁着两国的长久经贸往来。所以针对中越贸易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本文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通过分析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和不足之处,梳理中国和越南66年贸易的发展脉络,研究各阶段双边贸易特点和问题。使用统计数据通过巴拉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出口相似度指数ESI、贸易互补性指数TCI和产业内贸易指数GL进行实证分析,分别从比较优势、结构比配和产业内贸易的角度,研究中越货物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态势。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主要在制成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越南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主要是初级商品,中越货物贸易出口市场分布和出口商品结构存在相似度,但两国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雷同度不高。另一方面,在某类进出口商品,中越双边贸易显现互补性。另外,中越产业内贸易水平已凸显,主要集中于第0类、第7类和第8类商品,且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但是其他类进出口商品仍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最终笔者得出结论,中越货物贸易的竞争性已与贸易互补性持平,严重影响两国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以此为基础,本文从政府政策和企业落实角度提出启示建议,如加强友好宣传、促进科技合作、提高投资层次、企业增强质量意识等,促使中越贸易的可持续性健康发展。
[硕士论文] 柴孟俊
经济 山东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2008年,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遭受重创,导致多年来保持地经济增长态势出现了下滑迹象,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国际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也有力证明了美国在国民经济结构中过度依赖虚拟经济的不合理性和脆弱性。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奥巴马政府意识到美国应大力发展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进而取代以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为此,奥巴马总统执政之初即开始推进发展先进高端制造业和新兴产业为支撑的美国“再工业化”战略。
  纵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30多年,美国历任总统和历届政府所推行的“再工业化”战略,都不是单纯地扶持和改造传统制造产业,而是依靠技术进步、科技创新,着力构建新工业体系,升级、改造现有制造产业,以发展先进高端制造业和新兴产业为支撑,同时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以促进美国经济的复苏和增长,进而保持其在全球各领域的领导地位。美国当前所推进的“再工业化”战略,必将对全球经济贸易格局产生一定影响,对以中国、印度为首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产生诸多压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国民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有了大幅度提升,现在已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各领域发展成果为世界所瞩目。然而,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各类结构性问题(劳动力成本增加、能源资源消耗严重、生态环境污染等)也越来越成为困扰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阻碍,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埋下了各种不确定性。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实现“中国制造2025”所确立的发展目标,更好地推进转方式、调结构,成为摆在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本文将基于上述背景和原因,在对“再工业化”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分析基础上,对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历演变进行概括总结,度量和分析美国当前所推进的“再工业化”战略及其实施效果,探讨美国在实施该战略时的优势和挑战,以及该战略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最后,结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以及“中国制造2025”所确立的发展目标,确定相关对策应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所推行的“再工业化”战略,以促进我国先进高端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发展,更好地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活力。
[硕士论文] 白乐莹
经济 山东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典当业作为现代金融业的鼻祖,其发展道路却是一路崎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典当业自南朝产生到明清鼎盛发展较为顺利,之后开始衰弱,近代到新中国成立前艰难维持经营,新中国成立之后彻底消失,改革开放后再次登上过历舞台。本文针对改革开放后典当业发展状况不佳的情况,运用文献资料法、跨学科综合论证法和社会心理分析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典当业发展状况及未来的发展对策进行了研究。
  通过对典当历的追溯可以看出,典当经历了从“主角”到“配角”的转变。作为旧时期重要的主流金融机构,典当在人民生活及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典当业最初是出于慈善的目的产生的,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为规避风险,折当率提高,难免给人造成剥削的意思。并且,文学作品在对典当的描述中也大多突出了其高利盘剥的负面影响。但是,传统典当在经营管理中的成功经验是值得现代典当业借鉴的。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典当业发展现状的研究可以看出,国外典当业主要存在以下特点:一、数量多,规模大,辐射范围广;二、典当对象广泛,业务多元化,国外典当业经营采取许可证模式,一家典当机构具有多个许可证,业务不仅涉及金融领域,对流通领域和咨询鉴定服务领域也有所涉猎;三、监督管理制度完善,经营理念成熟,国外的典当法律较为完善,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都有较为成熟的行业协会,而且国外典当在经营过程中特别重视营销。对国内典当业现状的研究,本文将其分为大陆和港澳台两个方面。大陆地区典当业的现状是:一、行业规模迅速扩大。2016年全国共有8280家典当企业,较2010年的4433家将近增长了一倍;二、房地产典当占比大,在全部的典当业务中,房地产典当、动产典当和财产权利典当分别占50.14%、35.59%和14.3%,一半以上的典当业务来源于房地产典当;三、经营风险加剧,主要表现在收当风险、绝当风险和竞争风险三个方面。港澳台地区各有各的特色,香港典当传统文化气息显著,监管制度完善;澳门典当业主要依附博彩,24小时不间断营业,当物仅限于动产;台湾地区可谓“万物皆可当”,具有独一无二的“活体典当”。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典当业要借鉴国外经验,完善监管制度,根据地区的具体情况确定经营重点,同时要紧跟时代步伐,重视营销宣传。
  现代典当作为一非主流金融机构对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它是抵制非法融资的最有效手段,其金融属性为中小企业融资带来契机,并且典当的流通和存储功能极大地方便了人民生活,为市场经济增添了活力,另外,现代典当业的繁荣对弘扬我国传统文化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现代典当业在发展中也面临着来自人才缺口大,监管制度不完善,营销不足等问题。因此,现代典当业在发展过程中,要注意传统典当业与现代典当业的区别和传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方面政府要重视法律制度的完善,成立地区及全国性的行业协会进行监督管理,重视高校对典当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典当机构自身要与时俱进,创新经营,利用“互联网+典当”模式进行营销,根据地区差异开办特色典当。
  最后,文章针对研究内容对全文总结,主要从典当宣传信息化、典当人才专业化、典当技术科技化和典当机构分布均衡化四个方面对未来典当业的发展进行展望。
[博士论文] 贺福中
经济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农民收益偏低既是中国亟待解决的课题,亦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从中国农村土地所有制变革入手,按土地私有、个体经营,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和土地集体所有、家庭经营三个时期,以及近年来推行的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并行的土地制度改革,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置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整体背景中,厘清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和变革脉络,及其收益分配制度的演变路径,并预测收益分配趋势和中国农民未来走向。
  本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中国传统农民经济组织遗产与西方合作思想实践。在传统社会农民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形成了社、会、合会等以应对突发事件。西方合作思想的传播与实践,影响了中国农民合作运动。国民政府将合作主义思想国策化,诱致性推行农村合作运动,与地方保甲制度结合起来,当作统治农村的工具。日本侵华时期的农民合作社是服务战争的机器,日伪掌握农民生杀大权。第二部分论述了土地私有、个体经营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收益分配。根据地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互助组为主,逐步建立合作社,按股分红。新中国成立后,为阻止农民卖地,国家引导农民走农业合作化道路,实现土地公有化。社员议定收益分配办法,评工记分。合作社把现金、粮食和其他实物统一计算后分配给社员。第三部分论述了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收益分配。“政社合一”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集体劳动,统一经营。定额计酬、评工记分,按照先国家、再集体、后个人的顺序,以实物和现金两种方式分配收益。有近1/3收益来自农民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第四部分论述了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收益分配。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家庭经营,满足了农民的现实诉求。土地承包期15年、30年逐步延长到永久不变。宪法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政策引导、法治保障、道德秩序,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收益分配创造了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同时,农民对产权、契约、制度等制约因素提出新的诉求,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并行。第五部分则是基于山西数据的实证分析。选取山西1954年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及其相关指标进行实证分析,1999年以来全国、江苏、山西农民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比重走势,预示着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必将加快发展。
  采用大量新料是本文的一大特点,其主要来源有:第一,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原始档案资料。山西吕梁汾阳市贾家庄村1953年以来,散落在村馆、村档案室等处的原始资料,有工作汇报、生产安排、粮食产量的记载材料;有耕地面积、劳力、畜力、大小农机具等生产要素记录;评分挣工办法,粮食产量及按人口、按工分进行分配的逐年逐项记录,以及村集体固定资产,文化事业发展情况等内容。第二,山西农业主管部门的社会调查材料。山西多次组织全省各级专业人员进行摸底调查,原本用于内部掌握各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本情况,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其真实性和可靠程度毋容置疑。这种阶段性、横切面、有重要时间节点的全面调查料,非常珍贵。第三,大量采访整理而成的口述料。同时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传统学和计量学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统一的方法,借助计量统计模型对1954-2015年山西、江苏和全国连续的统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揭示出土地制度改革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民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以及第一产业、农村金融支持等方面之间的函数关系和因果联系。
  综前所述,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收益分配若按农村土地所有制变革与农村经营体制演变过程则可划分为三个时期,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奠定了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不同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收益分配与时代发展相吻合,有效地完成了其所担负的历任务和时代使命,并为新的制度创新提供了实践基础。具体而言,分述如次:
  首先,农民收益和国家获取“双下降”是农村人民公社解体的根本原因。进入20世纪70年代,社队生产费用占总收入的比例逐年增大,社员收益占总收入的比例却明显减小,农业生产的成本越来越高,农民既看不到群体激励也没有个体受益,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其次,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采用中央确定、地方掌握、农民选择的方式进行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突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成本低。中共中央定了基调之后,利用农民创造的大包干等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由安徽、四川等地试点后在全国推行。农民对收益分配的实现诉求是包干到户的内在动力,国家动员是家庭经营的外部推力,信息传播是农民与国家互动的纽带。而专业户、重点户和新的经济联合体带来的农民群体分化,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产物。
  第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利益的载体,掌握着农民收益的潜在资源。土地是农民家庭收入的最后一道保障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土地所有权,是中国最大资产的管理者。然而,山西73%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属于“空壳”型,中国近一半以上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没有经营性收益。土地制度创新是农民从集体经济组织获取收益的有效途径。
  第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市场经济的必然。当年由广大农民群众积累起来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源、资产和资金,应当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继广东、上海、北京等地推行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功之后,山西在资源型村、城中村进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有的村充分尊重民意,制定并实施“优先土地股,增配人口股,创新预留股”的股权分配原则。优先土地股配发给取得土地经营权的村民,增配人口股面向全体在册村民,设置预留股要留给合理增加的人口,是对中国现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土地制度安排下新增人口的一种收益保障,也为解决不可预见性问题和困难留有余地,可以看作是新组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保障成员收益权的一种制度创新。
  第五,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中国经济改革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1954-2015年(除去1960、1966-1976年)年度数据走势来看,山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总体上随着全省经济特别是第一产业发展而增加,山西农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与家庭经营性收入在纯收入中的比重走势,也比较契合农村土地政策实施的三个时期。2000年以来,全国、江苏和山西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家庭经营性收入比重,都呈现出高位回落走势,预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必将加快发展,农民收益再次走上加快增长的通道。2017年3月,民法总则赋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特别法人资格,随着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并行改革的深入,期望农民收益发生一次质的飞跃,城乡人均收益差距逐步缩小。
[博士论文] 张宇丰
经济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山西票号和英格兰银行作为各自国家金融革命的代表机构,其发展轨迹和路径选择深受本国制度环境影响。对此本文拟分六部分就中英两国政府层面的正式制度供给对两家金融机构发展路径的深刻影响展开比较研究,除首尾两章分别介绍研究背景、学术回顾、研究方法及创新点、研究结论外,其余四部分以如下内容为主:一是以西欧近代金融体系建立过程中的制度供给为参照,考察传统金融自发演进至现代金融的演进路径;二是概述中、英两国传统金融机构的近代化转型历程,从山西票号和英格兰银行的实力、业务和治理等方面比较,均具备了转型的基础条件,而山西票号三次转型尝试均告失败,从而错过了合组近代银行的最佳历机遇期,英格兰银行则一举奠定中央银行地位;第三部分分析山西票号发展过程中的制度需求和清政府的制度供给。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山西票号开始办理官款业务,这是票号代理国库的制度需求,与清政府改装鞘起解为由商汇兑的制度供给形成了平衡局面,但是,山西票号向“发行的银行”发展过程中,纸币发行权从一定意义上的自由到被取缔,以及政府迟迟未从法律层面赋予山西票号相关业务的合法性,共同造成了制度供给不足的局面,可想而知,没有纸币发行权,且业务合法性不足的山西票号,在银本位货币制度演变为纸币本位制度和外资银行进入、官办银行创设之后,自然难逃衰亡的命运;文章第四部分,从更深层面分析制度供给不足的原因所在,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尊卑思想影响下,长期存在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官商结合传统决定了清政府缺乏保护包括民间金融业在内的民营经济的动机,而中国商人阶层受传统文化信仰的束缚也未能做出彻底摆脱封建礼教规范的决心,导致政府的承诺行动缺乏可置信威胁的制度安排,进而造成政府监管体制缺失,债权人产权无法得以明确和保障,政府既作为市场博弈的参与者,又扮演博弈规则的制定者,对市场进行过分干预甚至完全替代,直接影响了制度的有效性。因此,清代公共债务市场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一直无法被保障,有效的公共金融体系在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也始终未能建立,严重阻碍了山西票号的近代化转型进程。但制度变迁有其自身规律性,通过模仿照搬别国制度,往往脱离自身发展实际,即便制度再先进完善,放置自身也是低效甚至无效的。作为后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更应当基于自身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的特殊性进行有效的制度安排,以巩固改革开放成果,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创造性,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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