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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 张翮
科学技术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1858年,上海墨海书馆出版的由英国传教士韦廉臣、艾约瑟与晚清学者李善兰合译的《植物学》是中国介绍西方近代植物学的第一部书籍,被视为西方近代植物学传入中国的标志。然而长期以来,其外文原本究竟为何一直存在争议,由此导致关于《植物学》的各种具体研究难以展开。为打开研究局面,先采用文献分析方法基本解决了《植物学》的原本问题。在此基础上,运用原译本“双语对校”的方法整理出《植物学》简体中文版全文,并深入研究了《植物学》的术语、文本和配图。研究得出了具有一定创新性的成果,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本解决了《植物学》的原本问题
  《植物学》至少有4个外文原本来源,分别为林德利的《植物学基础》1849年版,巴尔弗的《植物神学》1851年版,林德利的《植物界》1853年版和钱伯斯兄弟出版于1848年的《钱伯斯国民百科》第1卷,其中,后两个来源为新发现。林德利《植物学基础》的具体版本长期以来无法确定,经分析考证确认是1849年版。通过进一步研究理清了《植物学》各卷内容的具体来源情况。
  二、全面整理了《植物学》的术语翻译
  在“双语对校”的基础上整理出《植物学》术语翻译表,新发现“隔膜”等《植物学》创译并沿用至今的中文术语,剖析了“细胞”等重要术语翻译的具体情形,指出植物学术语“科”很可能并非《植物学》所创译。结合实例讨论了术语翻译的方法和特点及其成就和不足。
  三、细致比对了《植物学》的文本翻译
  运用“双语对校”的方法全面理清原译文的对应关系,结合实例阐释了“增加”“删减”“缩写”“重组”“改换”五类翻译方法,讨论了文本翻译的特点及在物理量换算等方面出现的错误。
  四、专题研究了《植物学》的全书配图
  确定《植物学》及其原著配图的对应关系,指出其中存在的“图文不配”等类型的错误,从“调整”和“改绘”两个方面讨论了《植物学》配图对原图的改动,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关于配图忠实性的问题。
  《植物学》绝非简单被动地翻译原著,而是结合中国国情,以需求为导向的主动吸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产生过程,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创作。由于时代原因,《植物学》在晚清并未产生明显影响,却在传入日本后深刻影响了其近代植物学的发展。
[硕士论文] 刘迪
科学技术 西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早期代数学最直接的目的是求解代数方程。本文以韦达(Francois Vieta,1540-1603)的著作合集《分析术》(The Analytic Art)中第四部分《方程的理解与修正》(Two Treatises on the Understanding and Amendment of Equations,1615)为主要研究内容,探究其对代数方程理论所做的贡献。在前篇《方程的理解》(First Treatise:On Understanding Equations)中,韦达分别运用符号分析法、二项式展开法和方程比较法分析了方程的结构;在后篇《方程的修正》(Second Treatise:On the Amendment of Equations)中,韦达针对各类无法进行数值求解或者数值求解十分困难的方程提出了相应的方程变换法则,使其可以变换为能够或者容易进行数值求解的新方程。韦达在前后两篇中都是通过具体的定理或命题展示自己的研究结果,但仅对其中一部分给出了解释或说明。本文目的在于遵循“古证复原”的原则分析这两篇中的定理或命题,主要工作如下:
  第一,在探究韦达列方程的基本原则时,发现他强调方程与比例之间的联系,所以本文研读前篇《方程的理解》时,利用比例的思想复原了韦达在符号分析法与方程比较法中没有解释或说明的定理与命题,给出其较为合理的来源分析与证明,从而明确地得出,韦达思想的实质可归结为恒等式变形。
  第二,分析后篇《方程的修正》中韦达提供的各类方程变换背后所蕴含的数学思想和方法,结合前篇中的符号分析法、二项式展开法和方程比较法对五种常用的方程变换进行探源,复原了韦达关于方程变换的部分定理,并指出其中的一条错误命题。
[硕士论文] 张万辉
科学技术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梓人遗制》成书于元初,作者薛景石,河东万泉人。该书作为中国古代技术的珍贵料,其车制内容尚未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通过对该书车制内容的系统研究,对于深化中国古代技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论文以《梓人遗制》车制内容为研究对象。结合历文献、考古实物、壁画图像等车制相关资料,运用实地调研法、文本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符号阐释法等研究方法,从文本、形制、技术、文化四个方面进行分析解读。重点分析车制文本特色、形制风格、制车技术及文化内涵,并探讨车制文化渊源与技术发展问题。
  本论文共由五个章节组成。第一章节:从车制文本的性质、结构、语言三个方面,以《考工记》《天工开物》《营造法式》等书为参照,对《梓人遗制》车制文本特色进行分析;第二章节:首先,结合古车图像及古车分类法对该书古车进行分类。然后,从车轮、车身、厢舆三个方面对古车形制风格进行分析。最后,结合不同时期以及不同地域的古车图像,探讨古车形制渊源问题;第三章节:从车轮、车身、厢舆、护泥板四方面对制车技术进行分析,并结合中原《考工记》和蒙古草原传统勒勒车制车流程,对《梓人遗制》制车流程进行分析,并探讨制车技术渊源问题;第四章节:结合古车形制、装饰、名称等文化符号,从礼制等级文化、北方草原文化和多元宗教文化三个方面对该书车制文化内涵进行解读;第五章节:结合金元时代背景以及梓人的历演变,对该书作者薛景石的工匠精神进行分析,并阐释技术发展的观念启示。
  通过对《梓人遗制》车制文本的深入分析解读,对该书车制文本有了更为深入全面的认知。首先,从车制文本的性质来看,这是一本面向木工群体的专著。其核心内容为制车技术标准及规范问题,反映了制车技术的时代特色,与传统中原《考工记》制车技术有其内在一致性。其次,从古车类型及使用者来看,该书所载古车主要为满足日常出行功能的坐车,结合古车装饰及历文献记载,可以确定其使用者为元初高级官僚;再次,从形制风格来看,元初官僚坐车的形制特色鲜明,类型多样,简洁美观。与北魏以来草原民族政权统治下的北方坐车形制以及皇室用车有其相似性;此外,从制车技术来看,车轮制作在坐车的制作过程中最为关键和讲究,无论车轮、车身、厢舆还是护泥板制作都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实用性和美观性,体现了匠人的高超技艺。最后,从文化内涵来看,元初官僚坐车的螭首装饰是汉地礼制等级文化的体现,其形制类型、云纹装饰又反映出草原文化对元初官僚坐车的影响,亭子车的莲花装饰及坐车“五明”称谓表明,元初官僚坐车可能还受到佛教等宗教文化的影响。
  总之,《梓人遗制》车制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体现了薛景石在继承中原制车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借鉴与吸收早期古车类型特色,对元初古车进行损益创新。无论从制车技术、古车外形还是实用等方面,《梓人遗制》所记载元初官僚坐车都体现了薛景石身上所具有的创新精神、科学精神和传承己任的职业精神。
[博士论文] 陈婷
科学技术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天文学在中国具有独特的地位,西方天文学自明末清初传入后引起中西之间的争端,对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晚清时期,西方天文学再度传入中国,在承继前次天文学知识与影响的基础上做出新的补充和推动。它在这一时期呈现出承上启下、新旧交织、中西冲突与融合的多重特点。学界对于西方天文学在华传播问题早有关注,并取得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但是晚清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尚未有系统的研究和梳理,而这恰恰是理解和评价晚清西方天文学的关键。在晚清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近代天文学的翻译与传播活动如何开展;哪些因素影响了翻译活动的推进;天文学如何逐渐取得自主发展的地位,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综合新旧料,以知识传播主体和媒介——译著、报刊、学校为专题,梳理和分析西方天文学在晚清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并以“异常天象”彗星为案例,检验近代天文学在中国传播的效果。通过系统、全面的梳理及论证,本文厘清了西方天文学在晚清时期传播的阶段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评价了其价值与影响。
  西方近代天文学在晚清的传播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早期,新天文知识初步传入中国。新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之初,所出版的书籍、报刊以及教会学校的教育,皆以宗教内容为主,天文知识仅作为宣传宗教的一种手段,且常与其他学科内容相杂糅,较为零碎,尚未有清晰的学科界限。
  第二阶段,19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至六十年代,近代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渐成规模。传教士开始调整宗教与科学知识传播的比重,并且聘请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到西方天文学的翻译工作中,所译书籍的内容趋向系统。洋务运动中,中国官方兴办学堂教授西学。在此背景下成立的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开始教习天文测算理论和方法。江南制造局也设立翻译馆,聘请西人与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翻译西书。
  第三阶段,19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近代天文学传播的高峰。新教传教士开始相互联合,统一在华传播西方科学的各项工作。在此背景下,一批高质量的天文译本出现,更新了西方天文学的新发现。报刊增设了天文资讯、读者问答等栏目,天文内容趋向多样化,更新速度及通俗性增强。中国官方在这一时期继续推动近代天文知识的翻译,他们尤为注重与测绘、航海等相关的实用天文学知识。近代天文学的普遍传播及其对传统天文学的质疑,也引起后者的反抗,双方以报刊为平台激烈交锋。不过,随着近代天文知识传播力度的不断增强,反对近代天文学的声音逐渐减少。
  第四阶段,19世纪九十年代至20世纪初,近代天文学在上阶段井喷式的宣传与推广,推动了中国天文学在此阶段的转型。新式书院的兴办,使天文教育摆脱了以往依附于经的角色或单纯追求实用的功利目的,天文学逐渐确立了独立、专业的科学知识地位。天文学的启蒙教育也在这一阶段得到重视,西方教学体系开始引入到学校教育中。一批具有近代和专业意识的天文知识群体由此出现,他们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天文学的近代化。然而,传统星占理念并未偃旗息鼓,异常天象与人间变动的联系依旧在清末动荡之际掀起波澜,中国天文学距离学科建制化尚有一定的距离。
  四个阶段的特征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晚清政治、社会环境变化是直接的推动因素,促使传教士、民间知识分子和官方不断地调整传播策略,以适应新形势下知识的需要,近代天文学的翻译、传播工作井然有序地向前推进。同时期科技的发展以及西方学科的发展极大地提升了知识传播的速率与准确率,中国读者与近代天文学之间的接触面逐渐延展,二者之间逐步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
  西方近代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是在传教士的主导下,中国由被动、部分的接受转变为主动吸收和学习的动态历程。在这一历程中,原本封锁在宫闱之内的“皇家学问”——天文学,逐渐褪去神秘的色彩,成为民间能够藉助书籍、报刊、学校教育轻而易举获得的知识。晚清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最大的贡献是影响和启蒙了社会,促进人们理性地看待天文学。这一时期的发展可视作学科建制化的序曲,天文学开始逐渐摆脱传统的身份与地位,向着专业化、自主化的方向前进。
[硕士论文] 张宇羚
科学技术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佩芸日记》是冯婉琳的日记,其中有关于她疾病体验与医疗经历的记载。本文依据医疗社会特别是身体研究方法和成就,对《佩芸日记》进行了系统细致的梳理,同时辅以对冯婉琳所做诗文的联想分析,从微观角度探讨了冯婉琳日记中的身体、疾痛与医疗。通过对冯婉琳医疗实践的分析,展现了冯婉琳的身体观、疾痛观和医疗观,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晚清时期受家学教育的女性群体的医学思想认识水平,她们在晚清医疗事业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日记中医疗活动和医病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出晚清社会医疗整体的发展水平。
  本文由引言、正文和结论三部分组成,同时还有两个附录放在全文之后。正文由四章内容组成。
  第一章是冯婉琳的人生。晚清时期出身于书香门第或官宦家族的女性,因家庭中男性较为平等的女性观而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她们大都以文弱的形象出现,虽然受礼教所限,无法走出闺阁,但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她们思想中也常常体现出深刻的社会性。本章通过对冯婉琳生平的梳理,从阅读和交往经历中探讨她济世利病思想背景渊源。
  第二章是《佩芸日记》中身体记录。通过对她身体承载疾病与痛苦的探索,挖掘出她经世致用、济世利病的思想情怀。这一时期的知识女性感知到“女性”的存在,呈现出身心合一身体观,与当时普通妇女的身体观形成对比。
  第三章是《佩芸日记》中疾痛记录。冯婉琳的医学知识来源于家庭积累与女性互助。虽然此时中西医已经发生碰撞,但她们对疾病的理解和表达方式主要还是基于中医理论。中国的士人阶层因深受君臣父子礼教思想影响,疾病的道德规训思想更严重,她的疾病观与士人阶层形成鲜明的对比。
  第四章是《佩芸日记》中的医疗记录。在医疗方式的选择上,与男性士人相比,冯婉琳更少受疾病的道德规训思想影响,更倾向于中医疗法,是一种贴近自然的医疗观。通过日记和诗集的互证,揭示出晚清山西社会医疗的现状,冯婉琳的医疗观与巫医并用的大众医疗观形成对比。
[硕士论文] 孙正坤
科学技术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刘仙洲,是我国著名的机械学家和机械工程教育家,也是中国机械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在对刘仙洲的机械著述特别是两部主要专著《中国机械工程发明(第一编)》、《中国古代农业机械方面的发明》及系列重要论文以及贡献和研究进行系统发掘、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刘仙洲的中国古代机械分类思想、中国古代机械复原的研究、中国古代机械学贡献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具体是,将刘仙洲对古代机械的分类方法与元代王祯《农书》“农器图谱”予以比较,同时还与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关于机械的分类相参鉴,力图准确把握刘仙洲关于中国古代机械分类思想的内涵、特征和水准;继而对刘仙洲关于中国古代机械的复原工作即“机械零件的复原”、“古代农耕方式的复原”、“对马排的简单复原”以及“木牛流马的复原”四方面进行探究,并在与我国近现代另一位古代机械复原大师王振铎的比较中力图对刘仙洲机械复原的特色、水平和影响进行历定位;最后对刘仙洲的机械治学思想及其影响进行梳理和评价,发现刘仙洲特别注重原始文献并善于应用图片资料,强调对古代机械发明起源的探索,并每每用现代机械理论对古代机械实践进行考释和说明。
  本文力图从近代科技的大视野对刘仙洲在中国近现代机械上的开拓之功予以整体评价,以期抛砖引玉,以为鉴,把握当下,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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