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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吴晓芳
社会学 华中农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女性参政、从政是衡量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农村妇女参政问题逐渐引起学界关注,占农村人口半数以上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也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研究表明,农村妇女参政现状不容乐观。而女村官作为村级权力体系的中心的“一把手”,从农村参政妇女群体中脱颖而出,在村庄男性化的权力体系中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当农村妇女能够成功进入村级权力体系中,治村行为有什么特征值得讨论。本文立足于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并分析女村官在具体的治村行为中所体现出来的治村风格,是具有女性独特的特征,还是和男村官一样,展现的是一种男性化的风格。最后再通过对女村官所处村庄场域和惯习的分析,讨论女村官男性化或女性化风格形成的原因,总结分析女村官的整体治村风格。
  本文主要采用了参与观察和半结构性访谈的调查方式,考察两位女性经济能人成为女村官并治理村庄的行为特征。一方面跟随在女村官身边,帮助其处理一些力所能及的村务,观察女村官在村委会的工作以及下乡入户的情况,随时记录典型事件和谈话,并针对具体事件适时进行访谈,了解当时心态。另一方面重点针对女村官的家庭背景、经济状况、人生经历、当选情况等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了解女村官的主观心理动态。
  通过分析女村官在治村行为发现,女村官注重对村民的帮助,关怀其困难,在解决村民矛盾的时候会倾向于采用说服的方式,善于与村民沟通,这体现了女村官在治村中的柔性化风格;在村委会中,女村官作为一把手,会尽可能地团结村委会的成员,但是在遇到不合作的村干部的时候,也会取分离与竞争的方式,体现了女村官,希望掌控、勇于竞争的特征;女村官强势而热情留领导吃饭、和领导开玩笑,在其中展现了高超的人际交往能力;在具体的村庄建设中,女村官十分重视具体政绩的完成,致力于具体政绩目标的完成,以任务目标为导向的态度,是女村官乡村男性化风格的体现。
  在用场域-惯习理论进行分析时发现,在场域中,首先女村官作为村干部是政府的代理人,代表着政府的权威,同时需要完成政府下派的任务;其次,女村官作为经济能人深受政府的信任与村民的支持;最后,村治系统是带有男性化色彩的,村治干部被期望具有男性化的气质,场域中这些逻辑是女村官治村风格带有男性化的原因。与此同时,女村官又是村民利益的代言人,当选村干部离不开村民的支持,在民主法治的观念影响下女村官倾向于采用柔和的方式治村。而惯习是女村官身体内的实践原则。作为女性,情感细腻、关爱他人、善于沟通、处理良好的人际关系,这些女性的身体内的惯习被女村官带到了村治场域,并发挥出了女性治村特有的柔性风格。乡土社会人情的维系与弱化也是女村官展现柔性风格的原因之一。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发现,在村庄场域中,女村官受村庄结构及自身特质的影响,在治村时展现的是一种“刚柔并济”的治村风格。既有男性治村所展现的强势、果断等特征,又有女性的细腻。在现代构建和谐乡村的大背景下,随着基层民主制度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村庄治理越来越带有公共性和公益性。村委会的管理性职能削弱,服务性职能加强。村庄治理不再是以往的管理式,而是和村民共同进行村庄建设。在这种背景下,更需要民主服务型的村干部。女村官“刚柔并济”的治村风格更适合现代的村庄治理,促进农村妇女有效地参与村级治理是现代乡村建设大势所趋。
[硕士论文] 郭先举
社会学 华中农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家庭农场是我国当前农村社会中一种重要的农业经营主体,对我国当前农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本研究以江汉平原新镇的家庭农场群体为研究对象,从家庭农场的生成、发展及其市场行为来考察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一般情况,进而探讨在农业转型中的农场主群体的行动网络在农产品市场中建构的作用及市场交易中的不平等。
  研究发现,家庭农场是在乡村社会的支持中产生的。乡村社区为家庭农场的生成提供了一定的土地、必须的劳动力、一定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相当的社区支持。在乡土社会的支持下,家庭农场获得成长,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乡村社会分化的结果之一。但是在家庭农场逐步进入发展正轨时,强烈的发展需求使其不得不超越乡村社会,发展重心转向对销售市场的追求。
  在市场实践中,由于内部集镇市场有限,新镇家庭农场不得不进行外部市场开拓。在这个过程中,原先松散的家庭农场群体形成了有一定结构的社会行动网络并完成了市场信息获取、农产品组织和交易关系达成等重要市场环节。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外市场交易中,往往存在着市场权力不平等,而这一地位上的差异通过制度化的交易平台体系将市场风险转移给了新镇家庭农场。此外,在经历了一轮市场化的洗礼之后,新镇家庭农场群体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分化:首先,是在交易市场层面出现了市场层级的跨越,即从内部集镇市场转向了外部区域性市场;其次,由于家庭农场风险承担能力存在差异,因此市场化的结果之一是家庭农场内部结构出现了分化;最后,由于各个家庭农场的体量以及所处的网络结构位置不同,作为“代理人”的家庭农场在市场交易中获得了信息与技术的增长,并能获得政府的项目支持,从而促进其进一步发展。
  基于此,笔者认为,对于家庭农场这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而言,在前期实践中,地方政府、业界与学界往往更关注家庭农场在国家政策和社会支持下发展。但是,对于“经营主体”而言,要想获得持续发展,必须进一步重视市场的力量。当然,历来农民在市场中是处于弱势地位;那么,如何构建一个新型的公平的农产品交易市场是值得持续关注的问题。
[硕士论文] 胡梦琪
社会学 华中农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在我国未来“谁来种地”问题日益凸显的当下,来自村庄内部的农户作为内生型农业经营大户的潜在培养对象,相比于外生型资本大户其在形成村庄稳定的治理结构、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农业收益上有着不可忽略的优势,为了进一步推进村庄农地流转市场多元化、稳健化长效发展,深入了解村庄内部农户当前的农地转入意愿尤为必要。通过梳理文献,我们发现不少学者均关注到了农地流转中的农户农地产权认知因素,但是在对解释变量的处理上基本都着重于农户产权认知的整体状况,忽略了各部分权利认知对意愿的单独作用。而现实情况是:农户对农地承包经营权等使用类权利的认知基本符合法律规定,唯独对农地所有权的认知十分混乱。我们需要认识到:农户对农地所有权非正确的认知可能会对其农地处置行为和意愿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另外,已有较多对农户农地所有权认知状况的研究均停留在描述统计分析阶段,即使涉及到影响因素分析,大多也是基于概念的逻辑推演,少有通过建立更为精准的统计模型以客观地分析其影响方向和机制的研究。
  因此,结合当前现实背景,本研究认为,了解农户当下的农地所有权认知,系统地分析影响农户农地所有权认知偏离法律规定的影响因素,探究该认知状况下对其农地流转(转入)意愿有何影响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基于此,本研究基于山东省夏津县330个农户样本的实证数据,通过相关描述分析和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得到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农户农地所有权权属认知呈现出高度“非集体化”和“国家化”趋势,超过一半的人认为农地属于国家所有,只有不到两成的农户能清晰地认识到农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男性和女性农地所有权认知的“非集体化”走向有所不同,男性更倾向于认为农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女性更倾向于认为农地所有权属于农户个体。且大部分农户都认为农地所有权属于谁有一定的重要性,当中有三成农户认为非常重要。被访者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土地政策了解情况、家庭收入类型、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社会地位状况和家中是否有村干部等变量对农户农地所有权认知的影响显著。其中,被访者受教育程度、土地政策了解情况、家庭经济状况和家庭社会地位状况等变量对农户农地所有权认知在“国家所有”与“集体所有”的选择上有显著影响;被访者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收入类型、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社会地位状况和家中是否有村干部等变量对农户农地所有权认知在“农户所有”与“集体所有”的选择上有显著影响。
  第二,整体来看,农户转入意愿较低,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农户愿意转入农地。对“愿意转入”的120个农户样本做进一步调查,了解其期望转入方式,结果显示:大多农户期望与转出主体约定一个固定的期限,且更倾向于短期年限(1-10年);超过一半的人对于期望与转出主体的关系表示无所谓,只要有地就行;大部分农户更期望通过自己联系协商的方式转入农地;除约两成的农户对于是否需要签订协议表示无所谓外,期望能签订书面协议的农户数量与认为“口头协议就行”的农户数量基本持平;大部分农户表示其转入农地时会优先考虑价格、农地质量和基础设施情况;半数农户的农地转入期望价格在400元及以下。
  第三,认为农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的农户比认为农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的农户更愿意转入农地;认为农地所有权归农户所有的农户与认为农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的农户的农地转入意愿无显著差异。另外,年龄越小、家庭劳动力人口总数越大、家庭劳动力非农人数占比越小、家中有农业机械的农户其转入农地的意愿越高;单人家庭比核心家庭更愿意转入农地;不同地区的农户的农地转入意愿不同;在进一步控制农地所有权认知变量的情况下,了解土地政策的农户比不了解土地政策的农户更愿意转入农地。
[硕士论文] 黄伟民
社会学 华中农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轮船招商局是近代中国第一家民族航运企业,它是由清末洋务派大臣李鸿章于1872年所创办,也是近代最早实行“官督商办”管理体制的企业。清末轮船招商局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其兴盛和衰败都与清政府密切相关。一方面,轮船招商局在资金、税收、业务等方面受到清政府支持;另一方面,轮船招商局也在漕粮运输、军运、财政等方面为清政府提供报效。在既有软预算约束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双边预算约束软化”概念对清政府与招商局的软预算约束现象进行分析。本研究主要采取文献法收集招商局相关史料,并对收集到的史料进行定性分析。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概述清末轮船招商局的发展情况。(2)分析轮船招商局与清政府的组织依附关系形成的原因和特点。(3)分别分析轮船招商局与清政府的预算约束软化情况。(4)分析双边预算约束软化与组织风险化解的关系,即双边预算约束软化对清政府与招商局产生的影响。(5)分析漕运在清政府与招商局结成的组织依附关系中起到的作用,并进一步分析漕运衰败与这种组织依附瓦解的关系。(6)得出研究结论,并进一步的讨论。
  本研究发现:“官督商办”体制下的轮船招商局与清政府之间结成了一种双向的依附关系,各自对对方具有依赖性。在双向组织依附关系下,轮船招商局和清政府的预算约束都是软化的,不同于以往研究中单向的“软预算约束”和“逆向软预算约束”,其形成的是一种“双边预算约束软化”。清政府和轮船招商局之间的“双边预算约束软化”导致了各自面对的风险约束是软化的,使得具有依附关系的双方都能有效地进行组织风险转嫁与化解。漕运是轮船招商局与清政府结成依附关系的主要原因,其对于招商局与清政府的依附关系具有重要影响,当漕运走向衰败和终结时,双方的依附关系也随之松散,进而对于招商局和清政府的预算约束也产生了不同影响。
[硕士论文] 何存毅
社会学 华中农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农村生态环境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并制约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然而目前我国农业系统“高投入、高产出、高废物”的生产模式造成了农村生态环境的破坏,农业污染已成为最大的污染源,尤其是农药、化肥不合理的利用以及农业废弃物的随意处理,加剧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党的十九大指出,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设美丽中国。意识是行动的前提与基础,为解决环境问题学界内开展了大量有关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研究。通过梳理已有的文献发现,鲜有对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之间的差异性及其机理进行分析的研究。基于此,本研究利用在湖北省和贵州省收集的调研数据,探讨了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并着重分析了农民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差异及其影响机制。
  研究发现:第一,环境意识各维度中,在环境知识方面,农民对剧毒、高毒农药的了解程度较高,对于包括《环境保护法》在内的法律规范还缺乏必要的了解;在环境价值观方面,农民普遍认为农药和化肥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不过农民普遍对农药影响食品质量安全以及化肥会对水资源产生不良影响这两个观点表示不认同;在环境态度方面,农民的环境关心度和环境治理态度普遍较高,然而对环境的满意度普遍较低。环境行为各维度中,在施药行为上,农民对于没有施完的农药基本上是兑水喷完,且农药配比浓度基本保持在规定浓度的上下限之间;在施肥行为上,农民基本会将剩余的化肥带回家中,施肥原则一般是化肥与有机肥搭配使用;在废弃物处理行为上,农民一般会将空化肥袋回收使用,并将空药袋带离田地集中处理。
  第二,环境知识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农药配比行为和施肥原则;环境满意度显著负向影响农民的农药配比行为和施肥原则;环境关心度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农药配比行为和空药袋的处理行为;环境价值观对农民的农药配比行为、空药袋处理行为具有负向影响,对施肥原则没有显著影响。
  第三,种植品种变量对农民的环境意识与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有显著影响,表现为菜农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存在差异的可能性比茶农的更大;产品质量安全等级对农民环境意识与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生产的产品没有产品质量安全等级的农民其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之间存在差异的可能性更大;合作社变量对农民环境意识与行为是否存在差异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未加入合作社的农民其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之间存在差异的可能性更大。
[硕士论文] 陆少美
社会学 华中农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民间信仰作为一种分散性宗教,是中国农村家庭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以家庭为中心,完成了有关于生、婚、祭、丧的各种宗教仪式,当我们思考农村民间信仰世代发展存续的背后逻辑时,不难发觉家庭代际传递具有强大的解释力,来自“非制度化”家庭的“耳濡目染”可能正是民间信仰得以传承不替的本质根源。关注民间信仰代际传递问题,有助于把握农村民间信仰空间的再造路径,对于构建和谐的农村社会秩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通过对福建农村地区婚姻礼仪程序、内容的普遍设置及其背后理念、意涵的理解和体悟,本研究勾勒出当前农村地区包含祭祀、禁忌、辟邪和巫术四种类型的婚姻礼仪民间信仰体系,在此基础上,利用在福建农村地区的实地调查数据,借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信仰知识、信仰信念和仪式参与三维度考察了农村婚姻礼仪中民间信仰的家庭代际传递过程,借此透视民间信仰发展存续的微观基础,主要得出以下三方面结论:
  (1)在农村家庭,婚姻礼仪中的民间信仰知识、信仰信念和仪式参与均存在代际传递效应,子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父母的婚姻礼仪民间信仰。具而言之,婚姻礼仪中民间信仰的家庭代际传递存在两种路径:一是相同信仰维度的代际传递,父母的婚姻礼仪民间信仰知识、信仰信念和仪式参与均能够直接预测子女婚姻礼仪民间信仰的相应维度;二是不同信仰维度的代际传递,父母的婚姻礼仪民间信仰信念能够直接预测子女的婚姻礼仪民间信仰知识和仪式参与,而父母婚姻礼仪民间信仰知识和仪式参与并不能直接预测子女的其他信仰维度。因此,那些具有较高婚姻礼仪民间信仰虔诚度的父母更能够发挥对子女婚姻礼仪民间信仰的全面形塑作用。
  (2)信仰知识和信仰信念的代际传递过程受到亲子关系以及子女择偶态度和职业状况的影响,而仪式参与的代际传递较为稳定,父母对子女婚姻礼仪民间信仰仪式参与的影响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在中国农村家庭中,父母对于子女婚姻礼仪民间信仰的仪式参与保有极大的控制权,积极参与仪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家庭成员应尽的宗教责任与义务。
  (3)婚姻礼仪中民间信仰的家庭代际传递受到性别的调节影响。首先,在父母信仰知识影响子女信仰知识以及父母信仰信念影响子女信仰信念的代际传递路径上,父亲比母亲发挥了更大作用,“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权力分配模式并没有削弱父亲在信仰知识和信仰信念代际传递上所发挥的作用。在中国社会,父亲作为男性所负担的祭祀等家族宗教责任及其在家庭权力结构中的优势地位仍可能强化子女对其信仰知识的学习以及信仰信念的内化。其次,在父母信仰知识影响子女信仰信念以及父母仪式参与影响子女仪式参与的代际传递路径上,父母对女儿的影响要大于对儿子的影响。这与婚姻礼仪的特殊性质不无关系,在婚姻礼仪中,相较于新郎,新娘始终处于仪式中心,被认为是富有威力并具有潜在危险的角色,不得不接受别人施之于其身的种种限制和仪式化的行为。
  综上所述,家庭可以看作是民间信仰代际传递所依赖的“非制度化”机构,是民间信仰存续发展的重要微观基础。
[硕士论文] 方小琴
社会学 华中农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我国社会工作起步较晚,却在10余年内获得了飞跃式的发展。在我国,社会工作基本属于“政府主导,教育先行”的发展趋势,对政府资源的强依赖性,使得我国社会工作职业长期困扰于“政府支持”与“政府支配”的发展矛盾中。本文试图从职业生态的理论视角出发,以社会工作职业本身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进驻社区参与观察以及各群体的访谈,紧紧围绕“社工做什么”“怎么做”来回答“以社区服务中心为平台的社会工作职业自主性如何生成”的问题。根据笔者对深圳市S社区服务中心日常管理与服务开展情况的观察,本文以2016社区党建标准化正式实施为界,从社会工作角色认知、专业性、职业地位和规范化程度四个方面,分别呈现党建标准化前后社会工作在社区的服务生态。
  研究发现,深圳实施社区党建标准建设前,政府通过向民办社工机构购买社区服务中心项目的形式,孵化社会工作职业。此时,社会工作的职业自主性较低,具体表现为一线社会工作者角色认知模糊,专业性不足,职业地位和规范化程度较低。随着社区党建工作开展,基层政府服务重心逐渐下移,不断让渡出社区服务空间;同时,社会工作秉持专业价值理念,抓住党建契机,积极回应资源下沉,扎根社区,建立起识别度高、认同度强的职业形象,形成了有利于社会工作职业自主性生成的生态系统。
[硕士论文] 王雅丽
社会学 华中农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国城市化率已达到51.3%,相较于1978年,四十年间的发展速度是世界平均速度的2倍。在我国实现快速城市化的今天,城市新移民群体作为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推手与之相伴而生。这一群体从上世纪80年代末产生,一直保持高速增长,至今规模发展已占到全国人口的近五分之一。移民进城历经形式上的城市化到过渡城市化,最终实现实质上城市化的重要过程。他们在带来经济腾飞的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问题,包括城市移民自身的适应问题与城市社会管理难题等,最为重要的即为城市居民与城市移民之间的社会融合问题。这引起学术研究者与政府管理人员的关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即明确提出要有序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学术领域也进行了非常多的研究,包括从多类型移民群体的经济适应、文化与心理适应、政治适应等层面的分析,都期望能够寻找到有效的促进社会融合的途径。在此背景下,研究关注城市新移民的融合现状,寻找到影响其适应的因素就极为重要,对于改善新移民的境遇,推动城市社会的稳步前进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前人的研究进行梳理之后,发现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型移民群体,对其他类型移民的研究不够充分;二是之前的研究对于移民群体社会融合状况的测定常常使用研究者主观设定的指标,而不是真实客观的事实,缺乏准确性;三是往常的研究中,作为研究主体的城市移民群体身处于复杂的社会环境,各项因素交叉作用,往往很难判定到底哪项因素是真正的影响因素;四是前人对于城市移民的社会网络研究都是针对移民个体网络的分析,注重网络所带来的社会资本而非网络本身所反映的情况;五是早前的研究缺乏从整体网络视角来把握的案例,个体网络也主要针对白领移民群体。
  基于此,本次研究选取了城市移民群体中社会关系较为简单的农村户籍大学生作为调查主体,以他们的班级朋友网络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方便抽样与整班抽取的方法对武汉与长沙的三所不同层次高校(华中农业大学、江汉大学、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共计17个班级的大一学生进行测量,并做了为期一年共计三次的追踪调查。调查以农村大学生的班级朋友网络建构为分析内容,通过三次追踪测试探究其特质与演变发展,考察农村大学生在班级网络中朋友选择的倾向等情况。结果显示:(1)个体户籍会影响他们选择朋友的倾向,农村大学生在班级择友中存在同质性现象,更愿意选择同户籍大学生作为朋友,户籍与择友的相关程度在一年的时间内始终存在,但逐渐减弱。户籍作为表象,其隐含的成长环境、所受教育水平、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因素都不同程度发挥着作用。(2)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班级内朋友的关系建立过程中具有同样的表现,都存在着相似性偏好,期望与自己背景相似的人交友,但农村大学生中女性的趋同性要比男性的趋同性强烈,即男性农村大学生在与城市大学生的交往中融合度更高。(3)农村大学生在班级内部跨性别友谊中,他们与城市大学生的社会融合程度要优于同性别友谊。不同户籍的大学生在异性农村朋友数量上没有显著差别。(4)在追踪的一年期间,户籍及其潜在的多重因素对于农村大学生的班级择友影响是非常强烈的,农村大学生在三次测量中表现出显著的趋同性,户籍与选择的朋友户籍具有高度相关性,虽然三次测试中共变程度逐渐减弱,但即使是在自由平等纯洁的大学班级环境中,来自城市与农村的大学生在自主交往时仍然存在着户籍上的隔离和影响,城乡大学生之间社会融合状况需要加强,推动新移民与城市社会的融合进程任重而道远。
[硕士论文] 汤建文
社会学 华中农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目前,对于基督教的“洋教”界定问题依然影响着我们对基督教的判断,而这一问题则可转变为基督徒的社会认同问题。在大学生中,基督教的发展最为迅速,已经超过其他宗教,成为拥有信徒最多,影响最大的宗教。结合大学生本身的特点和身份,当代信仰基督大学生的社会认同则应得到更多的关注。探讨信仰基督大学生的社会认同情况,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和了解这一群体。
  本文以社会认同理论和多元群体资格为理论框架,以定量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对209名信仰基督大学生的社会认同状况进行问卷调查,通过数据整理和分析,有以下发现:
  第一,信仰基督大学生的宗教认同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信仰基督大学生的宗教认同呈现出三种类型:正统型宗教认同、适应型宗教认同和民间信仰型宗教认同。
  第二,信仰基督大学生确实依靠群际比较来强化群体间的边界:信仰基督大学生主要依靠对其他宗教的歧视和对中国传统信仰方式的摒弃来彰显群体边界。和其他宗教的边界在于基督信徒对其他宗教的不信任态度,而与无宗教信仰大学生的区分则主要依靠对中国传统信仰方式不认可。
  第三,宗教性程度对宗教认同产生直接影响,而对传统文化认同不具有直接影响。
  第四,多元社会认同在具体情境中的“凸显”程度不同。综合来说,在私域生活中,信仰基督大学生的宗教群体资格或者宗教认同的凸显程度要高于公域生活。但是在期间要综合考虑信徒宗教资本的拥有程度和在特定情境中宗教资本的使用机会与成本。
[硕士论文] 钟结硕
社会学 华中农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村民自治制度是社会变革中形成的一种适应社会潮流的产物,能反映广大基层群众的意愿,是一种有效的基层民主制度,在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不仅有效推动了我国乡村社会的发展,也为基层民主制度提供了一个参考的范本。但是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村民自治却开始面临许多问题,而针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关注点就是关于村治权威缺失问题,村治组织权威的缺失影响了村治组织的正常运行,也进而导致国家政策在进入到村庄中时容易出现问题。而土地确权作为国家近年来大力提倡的农村政策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但是在实际操作中部分地区却出现了实施的困境,因此,本文以土地确权为切入点,通过对一个村庄的“确空权”现象进行研究,试图从确权工作全过程中梳理村治权威缺失的表现,并分析权威缺失现象背后的原因。
  通过研究后发现,村治组织的权威缺失对于土地确权在基层中推进有着明显的阻碍作用,村治组织权威缺失是由上级政府、村民以及村干部自身等多方原因共同造成的。税费改革之后村庄内部关系发生变化,村民对于村集体的依赖降低,乡镇政府在推行国家政策时不断变动的要求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村治主体的权威性;同时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村民处于自身利益的角度对村干部的不信任和上级政府一起“挤压”村治组织的权威性,最终造成村治组织权威缺失的情况下土地确权困境的产生。
  因此,本研究结论认为只有解决村治组织权威缺失这一问题才能保证乡村治理的有效运行,才能让村民自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现有的问题推动中国农村的发展。
[硕士论文] 吕良
社会学 华中农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2011年以来,国家通过颁布确权政策、选择试点县等方式逐步推进农村土地确权工作。自2011年我国明确提出农户可以通过转包、股份合作等方式流转土地,并鼓励以集体形式进行农地确权登记,来维护地权后,各地农村农地确权工作逐渐提上日程。农地确权后,若土地到户,承包关系长期不变,不再按照人口的变动调整土地,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农地的基本保障性功能,并为更大规模的农地承包与经营流转创造政策上的空间。确权登记再颁证,从法律上看,肯定了农户的经营承包权利,有利于避免农地权属问题争议,减少农地流转中的不利因素。正是由于认识到农地确权的积极意义,各地区也在政策倡导下大力推进农地确权工作。2014年山东、安徽、四川等三省的若干县成为农地确权整体试点县。2016年试点增加,总量达22个。随着农地确权工作的广泛开展,全国农地流转面积不断增加,达到约4.43亿亩,农地确权成为一次重大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
  随着农地确权工作的逐步深入,农地确权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也越来越多。可以说,农地确权政策本身是为了更好的保障农民权利、促进农地流转,但结合现实情况与既往研究可知:影响农民农地流转意愿的有可能并不是确权政策本身好与坏,而往往是农民对农地确权的认可程度、农地确权政策的落实程度、农民对农地确权政策的满意程度,这三者可以直接影响确权后,农民的流转意愿。
  受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农地确权政策发挥的效果因地而异。另外,对于农地流转意愿来说,有转入意愿和转出意愿两个方面,而学界大多数的的研究并没有对转入意愿和转出意愿进行严格的区分。本文尝试借助产权理论,以农民对农地确权的认可程度、农地确权政策的落实程度、农民对农地确权政策的满意程度为自变量,从转入意愿和转出意愿两个方面入手,依托spss23.0分析软件,建立logistic二元回归方程,分别考察农地确权对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
  本文经过分析得出结论:农民对农地确权的认可程度越高,农民转入农地的意愿越强烈;农地确权政策的落实程度越好,农民转入农地的意愿越强烈;农民对农地确权政策的满意程度越高,农民转入农地的意愿越强烈;而从农民转出农地的意愿来看,三个自变量与农地转出意愿没有统计相关。
  但是本研究也有一定的不足之处,囿于调研条件限制,无法对调研地点进行后续回访;另外,本研究的结论只适用于农地确权样本县——山东夏津县,缺少对其他农地确权地点的对比研究。
[硕士论文] 孙明扬
社会学 华中农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在我国农地政策的演进中,土地调整受到了较大的限制,但从地方实践看,土地调整仍是农地制度的重要特征。一些具有土地调整传统的地区在承认国家土地政策前提下,以地方土地实践历史为基础,依据农民认可的土地分配共识坚持土地调整。随着中央的稳定地权政策推行,土地调整的发展形态与运行逻辑发生了变迁,基层社会围绕着土地调整频繁发生社会冲突,土地治理问题逐步显现。本文通过对一个传统农业型村庄土地调整情况的考察,从基层治理的视角,讨论土地调整的生成机制及其治理逻辑变迁。
  研究发现,20世纪80-90年代的土地调整主要通过具有村社理性的土地共识和组织基础实现村庄土地的动态流动,是村庄内生性的治理。税费改革后,以个体化、市场化为取向的三农政策的落地使得村庄内部土地利益分化,村庄治理失效,因而形成难以克服的调整困境。由于村庄难以实现土地利益平衡,村民通过事件化的策略行动向基层政府施压,基层政府不得不以事件治理的方式实现土地调整。事件治理型土地调整是基层政府治理资源和治理原则双重缺乏的权宜结果。
  湖村土地调整的变迁显示了土地调整问题正由村庄内生治理外溢为基层政府的治理难题,基层政府在治理资源匮乏、行政能力不足的情况下,难以对土地问题实现有效治理,只能以具体调整事件治理的方式维持暂时的稳定秩序。在传统粮食生产区内,农民仍需动态的土地分配机制满足农业生产需求,分享农业现代化中土地收益,虽然基层政府会放宽农地政策的执行,但仍无法回应农民频繁表达的土地诉求,基层政府面临长久的土地治理压力。从国家农地政策层面看,在政策推行中,如果只注重国家力量,而不充分考虑村庄内生的治理逻辑,难以实现政策与乡土社会的自洽。国家政策的落实仍要通过村庄内生秩序力量,将乡土社会纳入到治理体系之中。因而,农地政策需要构建和维持国家与社会间较为平衡的关系,政策应预留出可供乡土社会内生秩序运行的弹性空间,以更好地实现适应和回应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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