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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曹丽丹
语言文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流工具,广告语言也不例外,特别是公益广告语言,它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积极引导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取向,具有良好的公益效果。
  本研究以韩国公益广告协会和中国公益广告网刊登的公益广告语为研究对象,从语言学角度出发,分析两国公益广告语的特点。在句法上,将两国公益广告语分为整句形式和整句形式进行探讨;在词汇上,按照公益广告语出现的词汇特点,分为反义词、同义词、多义词等并进行分析;在修辞手法上,两国公益广告语中使用的修辞手法极多,本文在分析修辞手法过程中将其概括为强调、比喻、变化三大类;在语用上,以语言哲学家Austin(1962)和Searle(1969)的言语行为理论为支撑,分析两国公益广告语中出现的劝告和提议言语行为。最后概括和总结公益广告语的语言学特点,并指出本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综上,本文通过对韩国和中国公益广告语的语言学、修辞学、语用学特点进行分析,揭示两国公益广告语存在的异同及其产生的原因,从而得出客观的结论。
[硕士论文] 韩佳婕
语言文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韩国语意图·意志表达为研究对象,主要致力于分析其句法、语义和语用方面的特征。句法方面主要研究意图·意志表达与人称代名词、谓语、时制、句型、否定句的搭配关系;语义方面主要研究意图·意志表达的强弱程度和意义;语用学方面主要从言语行为理论中的陈述行为、指示行为、承担行为、表达行为、宣告行为出发,研究意图·意志表达中出现的谈话功能。目前为止,对意图·意志表达的研究一般都是围绕教育方案和中韩对比展开的。但是,关于语用方面的研究常缺少。为了能更好地分析日常对话中意图·意志表达实施言语行为时出现的现象,本文以几部热映韩剧剧本为研究材料,具体分析了剧本中出现的意图·意志表达。总结出在实际谈话过程中,意图·意志表达受上下文语境的影响,除具有意图·意志的含义以外,还具有计划·目的,约定·誓言,告知·通报,邀请和感谢的谈话功能。
[硕士论文] 马晓旭
语言文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韩国语属于黏着语,词缀的功能很发达。词汇学和语法学方面的形态构造都是根据词缀的状态而引起变化,词缀甚至与句法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正确掌握词缀的本质对阐明韩国语语法特性来说常重要。
  但从前期对派生词后缀的研究成果来看,虽然在对派生词后缀进行目录化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果,但通过对其个别意义的掌握来寻找其中的普遍性、根据其内在的结合关系设定形态类型、在句法功能分类下根据功能分类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以现代韩国语派生词后缀“-()-”“-()-”“-()-”作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其形态·句法·语义的特征方面有很大意义。
  这三个后缀在派生形容词方面具有共性,但其先行语基的意义性质或语义功能是存在差异的。所以通过对“-()-”“-()-”“-()-”的分析,进而研究三者的关联性;从共时的角度分析三个后缀的句法和语义资质,以及比较其相互关系。
  形态方面分析了其先行语基的词性性质,句法方面分析了三者与语尾、否定型和副词型语尾结合的限制条件。把名词当做先行语基是三个后缀的主要共性,但语基的概念意义属性彼此不一样。
  分析得出,“-()-”的中心语义功能是同一价值,“-()-”的中心语义功能是性质·态度,“-()-”的中心语义功能是具有近似值。最后比较“-()-”“-()-”“-()-”之间的异同点。
[硕士论文] 丁秋瑾
语言文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朝鲜王朝实录、朝天录和明实录等中外文献为史料,采用历史文献研究和横向比较的方法,研究朝鲜王朝的请援使臣在壬辰战争初期的使行以及他们在请求明朝援助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而分析明朝在慎重地审视朝鲜提出的“请兵”缘由后最终出兵援助朝鲜的决策要因,探析东封贡体制下明-朝鲜关系在军事层面上的实质。
  1592年4月,日本把朝鲜作为觊觎明朝的跳板,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战争初期朝鲜一路溃败,国王宣祖奔逃至义州避难。而朝鲜和明朝保持宗藩关系由来已久,在国家危急时刻朝鲜首先想到的是寻求“上国”即明朝的庇护。在壬辰战争爆发初期,多次派遣请援使臣“陈奏倭情”,请求“入辽内附”并请明朝出兵援助朝鲜。在“内附”要求遭到明朝的拒绝之后,朝鲜遂专注于“请兵”。朝鲜的请援使以赴北京和辽东请援为两条主线。到北京出使的包括谢恩使申点和圣节使柳梦鼎,特别是奏请使郑昆寿在“请兵”问题上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赴辽东请援的有请援使李德馨、尹根寿和韩应寅等朝鲜重臣。
  朝鲜请援使臣在向明朝提出援助请求时所主张的理由主要是:第一,朝鲜王朝二百年来“事大至诚”,按照宗藩朝贡体制下“事大字下”的原则,“小邦”朝鲜被祸,明朝作为大国理应救援。第二,朝鲜君臣认为:正是为了阻挡日军入侵明朝,拒绝了日本“假道入明”的要求,朝鲜才遭遇倭贼侵略,因而应当得到明朝的援助。第三,朝鲜认为其作为中国的藩篱,国家危亡之际,以一己之力必难以抵挡日军侵略。而假若朝鲜灭亡,明朝就会失去藩篱屏障,面临日本的长驱直入。所以,朝鲜请援“不特为小邦计,实为天朝计也”。总之,明朝援助朝鲜是宗藩朝贡关系中义不容辞的责任。
  而明朝出兵援助朝鲜的决策,大体经历了从怀疑朝鲜与日本里应外合,到解除对朝鲜的怀疑,经过朝廷内部激烈的论争,最终决定出兵救援的过程。针对朝鲜提出的“请兵”理由,明朝君臣认可朝鲜“事大”的历史,从大义名分论出发,认为应该出兵救援朝鲜。另一方面,明朝援助朝鲜也是考虑“唇亡齿寒”,在救援朝鲜的同时,有保护本国辽东边境安全的目的。所以,明朝决定派出大军援朝抗倭,取得了平壤大捷,赢得了对明朝和朝鲜极为有利的重大转机。
  朝鲜王朝的请援反映了16世纪东宗藩封贡体系下朝贡国对明代中国的信任和依赖,而明朝的出兵则体现了作为“天朝上国”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壬辰战争期间请援使较之以前的使臣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肩负着拯救国家的使命,其使行尤其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而作为宗主国的明朝,在这个特殊时期的“字小”之恩,是对东封贡体系下明-朝鲜关系本质最好的诠释。
[博士论文] 韩晓
语言文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民国时期,大批韩人为摆脱日本殖民统治来到中国,其中有不少留学生。在这些留学生中,产生了十余位作家,如崔独鹃、朱耀翰、朱耀燮、沈熏、金光洲、姜鹭乡、皮千得、丁来东、朴世永、韩雪野、李陆史、金沼叶等。他们胸怀强烈的民族意识与爱国热忱,负笈来华。留学经历使他们获得了与在殖民地朝鲜不一样的跨国体验,丰富了他们文学创作的题材,拓宽了他们文学创作的空间。他们的文学书写是韩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韩现代文学交流与跨界书写的珍贵史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旨在从跨国体验的角度切入,综合运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比较文学形象学、性别社会学等理论和研究方法,采用综合分析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具体阐述来华留学韩人作家的跨国体验与文学书写之间的关联,并进而阐明他们文学创作的价值和意义。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
  ⑴通过对近代以来韩人来华留学史的梳理,可以发现来华留学的韩人作家,是近代来华的众多韩国移民中的一个微小组成部分,它产生于特殊的历史语境,与近代韩民族的受难密切相关,也与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与韩国具有同质性相关。通过对来华留学韩人作家的研究,不难看出他们大部分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出生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拥有较为强烈的反日意识与民族独立意识,因直接参与民族独立运动或受独立运动先驱指引,来到中国。第二,他们的来华时间主要集中在20世纪20、30年代,尤以20年代为最盛,这与三·一运动后,韩人反日独立意识的高涨有关。这说明他们的来华,多带有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特点,并且民族意识成为他们文学书写的基调,贯穿他们跨国体验的始终。
  ⑵韩人作家在跨国体验中,不可避免地对文化身份产生思索。一方面,他们坚守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不时在异域回望故乡,表露出深深的亡国之恨,也诉说着异域飘零的乡愁。另一方面,他们在跨国体验中也切实感受到了文化差异和冲突,感受到了自己的边缘身份,并努力思考着超越冲突的方法。最终,在直面日本及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过程中,在切实感受到半殖民地民众的生存困境中,他们找到了解决和克服冲突的办法。那就是基于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共同目标,形成了与中国联合起来反对共同敌人的认知。在这一过程中,韩人作家们重构了他们的文化身份,也使他们的文学书写具有了一定的国际视野,有了探寻人类普遍价值的可能性。
  ⑶由于来华留学的韩人作家,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两大城市,因而他们在华的体验可以说主要是都市体验。他们将在这两座氛围相异的都市的不同体验融入到各自的文学书写之中。他们在上海租界里感受到的是完全不同于殖民地朝鲜的现代氛围,高楼大厦林立、车水马龙的繁忙构成的现代繁华刺激着韩人作家们的眼球,使他们在感受到现代文明冲击的同时,也思考着隐藏于繁华景象背后的西方殖民主义。从他们的文学书写中可以发现,他们往往把都市文化等同于西方殖民文化,并侧重于对都市阴暗面的描写。无论是休闲空间公园,还是狭小的亭子间,又或是充斥着欲望的舞厅、妓院,都成为了他们借以批判殖民主义的空间。这种批判意识与他们的文化身份认同息息相关,反帝反殖民的认知使他们自然对西方殖民文化带来的都市现代性表现出排斥、鄙夷的态度。但我们也遗憾地发现,他们对于都市文化的批判还仅仅停留在表面,只是将都市的阴暗面赤裸地展现出来,没有形成超越性的认识,挖掘出本质性原因。
  ⑷在北京他们感受到的是古都的传统风韵和特殊魅力。韩人作家在北京书写中,通常寄予北京一种特殊的情感,他们往往把这里当成治愈自己饱受殖民创伤的心灵的救赎之地。出于对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欣赏,他们对民国时期北京表现出的现代性选择视而不见,乐于对北京的古都韵致、帝都余韵大书特书。但透过他们书写的表面,我们也看到殖民地出身的作家们心底的哀伤,他们把这里当成了隐喻的空间,通过怀古伤今,委婉地表露了对于世态乱象、军阀混战的批判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抗。
  ⑸韩人作家在上海、北京两座城市的体验与文学书写,最终都是为了有效的反观、反思自我。他们的上海书写、北京书写中烛照出的是他们对于自己民族未来的忧思,救亡与民族意识占据了首要地位。正是基于这样的使命感,来华留学韩人作家们把在跨国体验中直面的阶级、性别、种族等多重压迫,融入文学书写中,并借此阐述自己对生活在多重压迫下的民众命运的深刻思考。他们书写中的男人和女人都身受多重压迫,男性遭遇了认同危机,女性则陷入了多重困境。作家对于这种危机和困境的描写,说明他们意识到了反对殖民压迫、实现性别解放的艰难,他们在艰难中努力再现和表现下层民众,体现出知识分子应有的良心。可以说,正是跨国体验,才使作家切实感受到了来自于阶级、日本帝国主义、西方殖民势力的多重压力,才使他们得以有深度地探讨身处“属下”阶层的东方民众的困境,表现出弱者反抗殖民强权的努力。
  ⑹民国时期来华留学的韩人作家是韩国现代文学中的一个特殊现象。这一群体的产生,不仅有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他们的跨界文学书写,也是东跨界文学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挖掘这一特殊作家群体的有关文学史料,并进行系统考证和分析,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文学创作中对于他者的书写是为了更好地反观自我。同样,我们今日对于韩国文学中体现的中韩跨界书写的研究,也是为了更好地审视我们自身。韩人作家们创作的那些已成为历史的文学书写与他们怀有的深沉的问题意识,可为我们今日构建“东命运共同体”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硕士论文] 陈丽娟
语言文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明朝与朝鲜是册封与朝贡的关系,两国频繁互派使节促进了双方关系的发展。同时,这一过程又不是单纯的人力、物力的交流,而是为了进一步巩固这种册封和朝贡的关系。壬辰倭乱时期,明朝倾全国之力挽救了朝鲜的危亡,此后朝鲜一直称颂明朝的“再造藩邦”之恩。壬辰倭乱后的中朝使臣交流有着不同于其它时期的特点,而朱之蕃的丙午使行正是壬辰倭乱结束后进行的一次成功的外交活动。
  万历三十三年皇孙诞生,朱之蕃被任命为正使,梁有年为副使,颁诏朝鲜。《奉使朝鲜稿》是朱之蕃出使朝鲜的使行集,堪称是中朝唱和诗的宝库。《奉使朝鲜稿》分为上下两卷,第一卷主要是朱之蕃的纪行诗,第二卷则是他与朝鲜文人的唱和诗集《东方和音》。本文以《奉使朝鲜稿》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奉使朝鲜稿》中朱之蕃的纪行诗及其与朝鲜文人的唱和诗,还原丙午使行的过程,了解朱之蕃出使期间进行的文化交流活动,考察当时的朝明关系。
  朱之蕃是明末著名的文豪和书画家,但其生卒年没有具体的历史记载,本文对此进行了考证。他出使朝鲜与朝鲜文人进行了诗、书、画全方位的文化交流。他不仅与朝鲜众多文人进行酬唱,还将明朝中国文坛最新动向详细告知朝鲜文人,把很多重要书籍传至朝鲜。在书法和绘画方面,他更是不惜笔墨,朝鲜人乞书无不应之。至今为止,在韩国仍能看到朱之蕃挥洒泼墨的书法作品。而且更重要的是朱之蕃回国之后积极地宣传了朝鲜文化,除了把与朝鲜文人的唱和诗收录到《奉使朝鲜稿》中刊印出版,还将朝鲜文人的诗抄录回国。对朝鲜许氏一门的文学才华尤为称赞,为朝鲜女诗人许兰雪轩编辑出版诗集,请明朝首辅李廷机为许筠的文集写序等等。使得朝鲜文人的文学作品能有机会为明朝人所知。
  在明朝,通过使臣来往和使臣的使行记录来了解当时的朝鲜与中国是最基本的途径。在册封—朝贡,事大—字小的关系体系下,明朝使臣对朝鲜的史观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明朝统治者的认识。虽然朱之蕃对朝鲜的历史认识也是从箕子朝鲜入手的,但通过实地的出使经历,他对朝鲜本国的历史也有了一定的新认识。文化上,虽然他还是站在皇家大一统、宣扬王化的立场上来看待朝鲜文化,但他对朝鲜的文化始终持有一种平等的态度,而且常认同朝鲜文化,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朱之蕃出使朝鲜的影响是常深远的,促进了朝鲜后期文学和绘画的发展,在中韩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硕士论文] 冯洪彩
语言文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1909年10月26日,韩国义士安重根在哈尔滨火车站击毙了日本首任朝鲜统监、东洋和平的破坏者——伊藤博文,震撼了世界。而当时,在有着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相似历史的中国,更是掀起了万丈狂澜。
  安重根义举后,中韩两国通过报刊杂志、人物传记、散文、小说、诗歌以及学术讨论会等多种形式对其事迹展开了大量的论述与研究,对其形象进行着不断建构。这之中,传记作为一种真实地记载人物生平事迹的文体,以兼具历史与文学的双重属性为安重根研究提供了较为详实客观的史料依据。但迄今为止,与数量众多的安重根传记文本相比,有关安重根传记的研究和探讨却显得寂寥无声。基于此,本文将以中韩两国中的安重根传记作品为依托,结合传记文学理论的相关知识,并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韩两国的安重根传记做简单梳理,并重点选取近代中韩安重根传记文本各两部,考查在中韩不同国度、不同视角下,安重根传记的写作特点以及安重根形象建构的不同,并试图分析造成差异的原因。以期通过作品的研究,了解两国仁人志士在探索本国未来发展道路中所做出的选择,同时也为安重根研究提供一点点别样的视角。
  首先,通过梳理近代中韩两国撰写的安重根传记文本,可以发现:韩国人撰写的安重根传记文本在内容上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差异,尤其在中国出版发行的几部作品均少有甚至没有关于安重根天主教身份及思想的论述,反而有更浓重的儒家思想痕迹。中国人撰写的安重根传记在数量上比韩国少,且绝大部分受朴殷植、金泽荣的安重根传记影响而写成。
  其次,通过作品的考察发现,韩国人笔下的安重根,最突出的形象特征是“花郎战士”、“民族英雄”以及“团合精神的践行者”,而中国人笔下的安重根主要体现出了“刺客”、“义侠烈士”以及“世界伟人”等褒贬不一的形象特征。这种不同形象的定位,也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在探索自身未来发展道路上所展现出的认知差异。
  最后,分析了中韩这四部传记文本在创作方法上的异同。首先,探讨了四篇传记文本的虚构性因素和作家意识。这四篇传记文本中的安重根形象之所以如此丰满生动,并在读者心中留下长久的记忆,与恰到好处的“细节虚构”和“对话虚构”密不可分。除此之外,中韩传记作家在传记中体现出的对民族团结精神的共同呼唤,也使得这几部作品能够在中韩人民之间引起强烈的共鸣。其次,中韩传记文本对传主安重根的书写侧重点是不同的。中国人侧重通过对传主某一传记事实进行主观评论的形式,重点翅造安重根的形象,而韩国人侧重叙述传主的具体行为过程。这种不同除了与两国人掌握的史料丰富程度相关之外,也与两国人的作传目的不无关系,中国人的作传目的更倾向于“亡国史鉴”,赋予传主安重根更多的社会教化功能,为中国人竖起一面可供利用的“宣传大旗”。而韩国人作传是通过安的具体行动,指引独立运动的方向,鼓励国人像安重根一样行动起来,凝聚抗日力量。另外,通过展现传主的具体行为过程,将安刺杀伊藤的行为合理化,以期得到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同情与援助。
[硕士论文] 郭珍珍
语言文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1910年8月,日本迫使当时的朝鲜政府与其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半岛,朝鲜自此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沦陷。朝鲜人失去了祖国,成了亡国奴。由于日本残酷的殖民统治,很多韩国人为了谋求生计,或者为了民族复兴和国家独立,大批来到中国。最初他们大部分流亡到与朝鲜半岛最近的中国东北地区,间岛地区最为集中。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开始。在此前后,韩国人逐步向关内地区迁移,特别是上海、南京等城市。南京北连辽阔的江淮平原,东接富饶的长江三角洲,交通便利,距离上海仅300公里,经济地位和地理位置都常重要。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使其再次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在20世纪30年代,韩国的独立运动力量受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曾一度在南京活跃。1932年到1937年间南京成为韩国的爱国志士进行独立运动的中心。1937年,在日本侵略者的攻击下,南京沦陷。参加独立运动的韩人开始离开南京,而亲日韩人大举涌入南京。在1910年到1945年这个时期,来到南京的韩人中除了独立运动家之外,还包括很多韩国文人和作家,其中有文一平、吕运亨、全武吉、金成柱、朱耀翰、李翼焕等,他们留下了很多以南京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从目前找的资料来看,韩国的《开辟》、《新人文学》、《三千里》、《别乾坤》、《新家庭》、《野谈》、《月刊每申》、《春秋》等杂志上均刊登过与南京有关的纪行类作品。据统计,约有30篇。
  本论文首先从韩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和南京自身方面分析韩国知识分子来南京的原因,探求他们写作南京纪行文的背景。其次,从城市发展程度、怀旧情绪、政治“新都”、伤痛之城四个角度来分析南京的城市形象。另外,不少纪行文中描述了在南京的中国人和韩国人,本文还将对这些人物形象加以分析,这有助于全面了解当时韩国知识分子眼中的南京。
  本论文以先行研究为基础,以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学理论为研究方法,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以1920~1945年在韩国杂志上刊登的南京纪行文为研究对象,从城市形象和人物形象两方面对韩国现代知识分子眼中的南京形象进行深入地考察分析,以求对那个时期南京的城市风格、经济发展程度、社会政治状况以及南京人民的精神面貌有个详细的了解,为进一步研究这一时期的南京提供宝贵资料。另外,在南京留学或居住的韩国知识分子也是南京韩人的一部分,研究他们留下的纪行文,可以更深层次地体会他们面对南京时的所感所思所想,从而为研究南京韩人提供依据,他们留下的南京纪行文也是中韩文学交流的重要见证。
[硕士论文] 王倩倩
语言文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沙溪金长生是朝鲜中期著名的性理学家和礼学家,对推动朝鲜中后期礼学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16-17世纪社会政治混乱,社会纲纪和伦理意识遭到极大忽视。沙溪为重建当时朝鲜社会纲纪和伦理,根据《朱子家礼》毕生致力于朝鲜礼学的研究和实践。师承于栗谷的沙溪其思想对畿湖学派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沙溪一生门人众多,以宋时烈为代表的得意门生对朝鲜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目前学术界对沙溪金长生的儒学思想研究,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包括对其礼学思想、性理学思想的探讨;从研究范围来看,尤其是国内研究大部分仅仅是对金长生四部礼学论著内容的简单梳理和分析,缺乏深入、全面的考察;在研究过程中大部分集中于礼学思想研究,忽略了沙溪性理学思想的基础性。这不利于我们全面、系统地把握17世纪朝鲜社会的哲学和文化发展。
  所以本论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沙溪的性理礼学思想和教育思想论述了沙溪的思想面貌。即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研究,着眼于沙溪儒学思想的理论基础性和指导性,分析其礼学思想和教育思想产生的必然性,使得沙溪的儒学思想研究更加立体。
  本论文运用文献分析、对比分析、归纳总结等方法,首先通过介绍沙溪生活的时代背景和师承关系分析了沙溪的思想渊源。然后分两章阐明了沙溪的性理礼学思想和对性理礼学思想的实践。这两章是本论文的重点。沙溪的性理学思想分分为理气说、心性论和格物致知论三部分。沙溪在对性理礼学思想的实践上表现在礼学和教育实践上。在礼学实践方面,沙溪重点强调丧祭礼,主张恢复人伦秩序,坚持君王宗统。在教育实践方面,教育目的就是保存天理而恢复人性,确定正统维持秩序,并在教育活动中重视自我修养、重视慎独、重视实践。
  本论文在分析沙溪的思想时重点使用对比分析法,在论文的重点第三章和第四章当中通过对比沙溪和其他儒学家的思想总结分析其思想特点。并在论文最后点明了沙溪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及其现代意义,希望对研究17世纪朝鲜社会的哲学和文化发展起到一定的帮助。
[硕士论文] 周莉
语言文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柳燃山是一位具有强烈文人使命感的作家,一生中创作了诸多传记作品。其中,《不灭志士沈茹秋评传》、《行动的知识分子柳子明评传》和《不朽的英灵崔采评传》三部评传展现了他卓越的文学才能、强烈的文人使命感和敏锐的时代洞察力。上述三部评传作品的主人翁——沈茹秋、柳子明和崔采均是殖民地时代自朝鲜亡命到中国的独立运动家,因此,在朝鲜民族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备受关注。
  本文中,研究者运用传记研究理论、社会历史批评法和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考察柳燃山人物评传的创作动因、思想特征及其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进而挖掘柳燃山三部人物评传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并在中国少数民族纪实文学史上给予朝鲜族作家柳燃山以恰当的文学评价和定位。
  柳燃山在文人的使命感、民族的自豪感和文化危机感的共同作用下开始评传创作,三部评传作品展现了他深刻的历史意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鲜明的时代意识。他以历史资料为基础,客观科学地评价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中华民族视角上考察传主活动和经历,评述中国朝鲜族发展史和人物成长史,展现了他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此外,柳燃山三部评传作品立足当今中国现实,呼吁民族大团结,具备鲜明的时代意识。
  柳燃山将人物塑造与历史评价完美融合,宏大叙事与微型叙事有机结合在一起,既体现了评传作品的政治美学特点,又赋予传主性格以真实性和生动感。此外,柳燃山注重学术话语与文学话语的结合,确保了传记作品的学术价值和文学艺术性。
  在文人使命感、民族自豪感和文化危机感的推动下,柳燃山开始评传创作,他的三部评传作品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意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鲜明的时代意识,作者在保证评传作品的历史真实性的同时,兼顾作品文学艺术性,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
  由于柳燃山赋予其人物评传的这种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其评传作品被广大读者所接受,并产生了尤为积极的影响。不仅如此,柳燃山的人物评传将会开拓中国朝鲜族文学史乃至少数民族文学史中评传创作发展的新历史,其历史地位和价值值得肯定。
[硕士论文] 宋开春
语言文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韩国素有“东方礼仪之邦”的美誉,从古至今都崇尚礼尚往来,注重表现对他人尊敬,与他人建立良好人际关系,因此,敬语体系在韩国语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中韩建交后两国经贸往来发展,社会对韩国语人才需求逐渐增加,国内很多高职院校也相继开设了应用韩语专业,由于敬语体系比较复杂,以中文为母语的高职院校学生在学习敬语词汇时感到比较困难,这将直接影响到专业人才培养水平。而到目前为止,围绕敬语体系研究主要集中在敬语语法和其教学方法方面,而对敬语词汇或针对高职院校学生敬语词汇的教学方案研究还很少见。因此,关注高职院校敬语词汇的教学方案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探讨针对高职院校学生的韩国语敬语词汇教学方案为出发点,首先通过分类统计方法分析了中韩两国高职院校主要使用教材敬语词汇分布情况及存在问题;其次,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分析了当前高职院校敬语词汇教学现状,通过对比分析国内外两所高职院校敬语教与学现状相关数据,找出了国内高职敬语词汇教学方面存在问题。在上述分析基础上,分别从教学目标和内容、教学模式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并形成一套教学方案。
  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绪论部分阐明研究选题目的和意义,梳理国内外学术界相关研究文献,发现对该课题研究成果较少。以此为出发点,从应用语言学角度来研究此课题。第二章分析了中韩两国高职院校主要使用教材敬语词汇分布情况及存在问题。本章内容有助于我们把握教材中敬语词汇基本情况,为第四章提出敬语词汇目录内容提供重要参考依据。第三章首先分析了高职院校敬语词汇学生学习现状,主要包括学习背景、学习难易度、应用能力和常用词汇统计。其次分析了教师敬语词汇教学现状,包括教学效果、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高职院校敬语词汇教学存在主要问题及原因。第四章在论述高职教育特点与敬语词汇教学关系基础上,根据本研究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针对高职院校学生的敬语词汇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实施方案。第五章是结论部分,总结提升全文观点。提出应该根据高职教育特点设定敬语词汇教学目标,确立了符合职业工作岗位需要的敬语词汇目录,形成了通过“五步”教学模式实施敬语词汇教学过程的方案。
[硕士论文] 于意涵
语言文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英祖时期(1724-1776年在位)是朝鲜王朝的中兴时期,英祖注重对礼制的再编,尤其是对五礼中的凶礼尤为重视。他组织编纂了《国朝续五礼仪》和《国朝丧礼补编》,这两本仪礼书以《国朝五礼仪》为基础,以中国“三代古礼”的精神为中心,总结历代国王的国葬程序,制定出符合时宜的国葬仪礼,使朝鲜王朝的凶礼最终确立起来。
  英祖国葬按照《国朝丧礼补编》进行,其中的仪礼变化也常明显。一方面体现在新增仪礼“复后奠”的实施以及对“朝祖仪”的论议,这两项仪礼程序的制定以古礼为依据,与当时的政治思想状况相结合,他们的补入完善了国葬程序,表达了儒家“孝”的思想,展现了古礼中所体现的丧礼精神。另一方面体现在对“变礼”的整理,具有代表性的是梓宫和祗送祗迎相关的变礼,具体表现在对梓宫加漆次数、梓宫上字书写仪、梓宫结裹仪的规定更加规范化、法制化,明确了国王在祗送祗迎仪礼时的场所。之前的仪礼书没有对这些“变礼”做出明确的规定,在前几次国王葬礼中程序各不相同,因此对其进行了整理,使其作为固定的仪礼确立起来。
  英祖国葬中发生这些变化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方面是朝鲜王朝礼学的发展。朝鲜王朝通过前中期对性理学的接受和对《朱子家礼》的研究,朝鲜王朝的礼学不仅继承了中华的礼学思想,同时结合朝鲜王朝自身条件,实现了中国礼学的朝鲜化;另一方面是英正祖强化王权的需要。英、正祖时期实施荡平策,强调以王权为中心,国王对国家大事有着绝对的决定权,这也体现在对仪礼的制定和实施上。国王王位继承的正统性与国王国葬紧密相连,正祖(1776-1800年在位)借助英祖国葬来证明自身继承王位的正当性,从而强化王权。
  英祖的国葬是朝鲜王朝凶礼确立新的制度后实施的第一个国王国葬,成为了一个定制,为之后的国王国葬提供了参考。仪礼变化推动了朝鲜礼学的进一步发展,帮助强化了王权、稳定了政局,同时由上及下,有利于教化百姓,从而稳定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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