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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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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理论 北京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政党,党内监督在其保持组织肌体健康的过程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下,党内监督在中国的政治监督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弥补了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等其他监督方式的不足。因此,从上述政治现实出发,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内监督工作,提升党内监督的效能,是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水平,防止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发生,提升中国政治监督体系整体效能的必然选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目前理论界对党内监督的研究,侧重于分析党内监督的主体、客体、内容、标准、方式等结构要素的功能,针对这些结构要素的功能缺陷提出党内监督制度等应当如何改进,具有很强的规范研究、静态分析的色彩。这些理论研究对改进党内监督具有一定的理论启发,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这种研究忽视了党内监督政治过程中广泛存在的政策行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监督有着鲜明的政策导向。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监督历史中,受制度供给不足的制约,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通过制定大量的党内监督政策,针对某一个时期内党内比较突出的非正常现象进行整顿、监督和治理。在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化程度不够,成熟的政治行为规范制约形成尚需要时间的政治现实下,采用政策手段加强党内监督仍将是改进党内监督工作的一个现实选择,因此,对党内监督的政策进行充分理论说明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其次,一些党内监督的制度建设研究缺乏对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等进行必要的论证说明。一些研究往往分析出存在的问题之后,仅仅简单地给出制度设计方案,通常没有进行可行性分析,也没有提出具体可行的实施步骤。一些方案既不考虑能够为决策机构和决策相关群体接受的可能性,也不计算需要的成本,不预估能够获得的政策资源和可能取得的收益,更不考虑方案是否能够得到社会认可,引发广泛参与,从而对党内监督的实践缺乏指导意义。在实践中,党内监督的制度建设和制度改革是一个严肃科学的决策过程,一个对各种解决问题的需要和可能、途径和方法作出选择和调整的政策过程。一个包括界定问题、确定目标、设计方案、预估结果并选择方案,最终付诸实施,在实施过程中不断进行调整的政策过程。因此,对如何改进党内监督的制度设计方案,必须利用政策科学理论,进行严肃的论证和分析。
  运用政策过程理论研究党内监督,能够统筹兼顾到党内监督的政策变迁和制度发展两方面内容,弥补上述阙失,为改进党内监督工作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这一视角,就是将党内监督的政治过程视作由界定问题,形成政策方案并实施政策方案调整自身的政治行为过程,视作通过制定并实施各种具体的制度或政策加强自身监督,预防和纠正党内出现诸如贪腐等非正常现象的政治行为过程,从而关注和分析影响党内监督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实施的各种因素和变量的影响,形成有针对性的改进方案。这种研究能对党内监督的政策变迁和制度发展进行更完整和科学的说明,既不偏废党内监督政策的研究,也不忽视党内监督的制度建设,既关注现状,又着眼未来,能够为党内监督的改进提出具体可行的预测和建议。
  目前的政策过程理论已经形成了包括阶段启发分析法、制度性的理性选择、多源流分析框架、间断-平衡分析框架等多种理论分析框架。为了更好地分析党内监督的政策变迁和制度发展过程中政策和制度之间复杂的关系,本文选择政策过程理论中的制度性理性选择理论,即由美国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人发展完善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作为自身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一理论框架充分吸收了新制度主义的若干理论成果,充分解释了制度规则如何改变受物质自利推动的理性个人行为,最终形成理性的集体行动。作为一种开放的理论框架,制度分析和发展不是单一的分析框架,而是一组分析框架,能够容纳多种理论,对政策过程进行多层次的分析。本文将利用这一理论框架分析不同的决策层次对党内监督的政策变迁和制度发展的影响,进而提出党内监督工作的改进意见。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对党内监督的概念进行了理论辨析。本文认为,从党内监督的内容来看,党内监督实际上是由党内权力配置、对党风党纪的纪律监督等多重政治活动组成的。从党内监督的行为过程来看,党内监督既包括了涉及上述内容的制度设计,也包括将这些制度转化为实际政治输出的制度执行过程。同时,党内监督的政治行为过程还包括一系列的政策过程,这些政策过程弥补了党内监督制度供给的不足,部分政策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并转化为正式的党内监督制度而被延续。
  本文回顾了党内监督的政策变迁和制度发展的历史。观察显示,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党内监督政策和制度往往保持着稳定性和渐进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或受某些重大事件的影响,党内监督的政策和制度也会出现不同于以往的重大变迁。例如,党内监督在20世纪40年代的重点内容是清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建国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党内监督以反贪污、反官僚主义、反浪费为主;改革开放以后,党内监督的重点内容则转向了反腐败为主。从监督的手段看,党内监督则经历了从依靠政治动员和群众运动向依靠制度的重大变化,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来提高党内监督效能正在成为党内监督的主要手段和方向。从发展的方式来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党内监督的发展基本采用和遵循了渐进改革的方式。党内监督政策和制度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和发展(而不是其他的变化)?哪一些因素促成党内监督政策和制度的变化?又是哪一些因素限定了党内监督的政策变迁和制度发展的方向?党内监督后续可能的发展趋势为何?只有从党内监督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分析党内监督政策变迁和制度发展的历史,找出影响党内监督政策变迁和制度发展的各种因素与变量互相作用的内在规律,才能准确地回答上述问题,针对党内监督的不足,提出具有可行性的进一步改进的建议。
  政策过程分析首先需要确认政策问题。在对党内监督的历史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政治路线分歧引发的组织涣散、独断专行造成的决策失误、官僚主义现象、腐败现象是党的决策层长期高度关注的问题。但是,对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认识不同,党内监督选择的政策和策略往往有所区别,例如,早期党的决策层主要从动机的角度分析这些问题的出现,认为这些不正常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党性修养不够等主观原因造成的,因此,这一时期的政策内容主要以思想政治教育和党纪监督为主。并且以群众运动作为主要的方式,以克服党内的科层组织的抵制。“文化大革命”使党的决策层充分认识到群众运动的无序和不可控等因素的危害,并且认识到制度对遏制各种不正常现象的产生更为根本,因此改革开放以后党内监督的政策变迁和制度发展,在延续并改良原有的一些党内监督政策策略的同时,开始进行了党的领导制度和体制改革,制定并实施了大量的党内监督制度。新制度主义理论则认为,个体的理性选择导致的集体行为的非理性,是一个组织或共同体出现各种非正常现象的原因。因此,关键是建立多层次的分析以建构合理的制度,促成集体的理性行动。在这些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比较研究了已有的一些监督模式的成效与不足,并对苏联的党内监督改革作出粗略的评估,提出党内监督改革必须注意多组因素和变量构成的行动舞台对制度发展的推动和限定作用。
  多重因素和变量构成的行动舞台既推动又限定着党内监督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发展。作为可观察的事实,无论是渐进稳定的缓慢变化,还是急剧的变迁转向,党内监督的变化显然都不是任意和随机的。例如,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的政策变迁和制度发展一直没有脱离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也没有削弱(而是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领导地位。这显示党内监督的政策变迁和制度发展实际上始终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遵守一定的边界,在一定的轨道上进行,受到许多因素和变量的制约和影响。这些因素和变量的相互作用,促成并主宰了党内监督的政策变迁和制度发展方向。本文认为,环境、共同体属性、宏观制度等变量构成党内监督政策的行动舞台,制约和规范着党内监督政策变迁和制度发展的方向和范围。本文将具体分析这些因素的互相作用对党内监督的影响。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结合当前党内监督的一些政策试点内容,提出厘清党内各级组织和部门之间的权责关系、在党的基层组织中实现共同治理、建立立体化的党内监督体系将是今后党内监督的发展方向和政策创新点,并对上述方向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软件工程 北京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开展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是党中央立足解决新时期和新阶段的“三农”问题,全面提高农村党员干部和群众素质,增强农村基层组织凝聚力与战斗力,加快推进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历史进程而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该项目自2003年开始在湖南、山东、贵州三省试点,2007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在山东省昌乐县开展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过程中,本人通过问卷调查、专家访谈及亲身体验,发现农村远程教育给广大农村党员干部带来切身利益的同时,在组织管理、资源应用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
  为了较好地总结前期工作的经验,深入挖掘存在的问题,提出对应的治理策略,推动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工作的健康发展,本文试图运用远程教育及相关管理理论,联系实际,探索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工作如何延伸与拓展,为在农村构建学习型社会服务,满足农村党员干部和群众长期学习的需求,以及如何把握时代对农村党员干部的需求,建立一个广覆盖、多功能、高质量、开放型的教育和培训体系,以山东省昌乐县为例,实地调查研究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的实际效果影响因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合理的政策建议。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北京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陈云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党、国家和人民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陈云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或阐述了许多科学的思想和主张,其中包括他关于决策问题的若干思想。虽然,他没有专门论述决策问题的理论著作,但在他的著作、报告以及讲话和谈话中,在他的决策实践中,都充分反映了科学决策的思想和精神。
  陈云决策思想是指陈云对于决策及其运动规律的理性认识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具体的决策主张、决策观点和决策理论,以及其决策实践所反映出的决策理念。它的形成,源于陈云青少年时代的磨练、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多年的决策实践及其个人品格的修养。它是陈云以马克思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科学决策经验的理论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不可或缺的内容。
  陈云决策思想内容丰富。他主张: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正确决策必须始终关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做到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必须关心群众的疾苦,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
  鉴于决策主体(干部队伍)的重要作用,陈云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措施和途径,如:在学习和实践中培养干部、按德才兼备原则选拔干部、重视培养和选拔中青年干部等。
  从认识论的层面理解,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陈云准确概括了一般原理和具体实践的关系,将中国共产党的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思想路线具体化,提出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认识原则;主张“论事不论脸”、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锐意创新。
  在长期的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中,陈云积累、总结了一些卓有成效的科学决策方法。他认为,决策中必须正确处理的重大关系有:树立大局观念,总揽决策全局;要突出重点,抓主要矛盾,坚持综合平衡;要充分重视决策民主。陈云在决策实践中总结了很多具体的决策方法。如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多谋以求善断”:“交换、比较、反复”;计量分析法等等。
  陈云对决策执行和修正同样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慎重从事,稳步前进,经过试验,逐步推行”;“总结经验教训,考察、补充和修正决议,使主观逐步达到与客观相一致”,是陈云在这一问题上的重要思想。
  为民性、求真务实性、系统性,是陈云决策思想的特点。
  这一思想丰富了毛泽东决策思想并对其进行了创造性发挥、与邓小平决策思想形成互补、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借鉴。这一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新形势下党和国家的科学决策提供了宝贵借鉴。陈云决策思想,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背景中,既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做出了贡献,又保持了自己的特色和相对独立性。
  对陈云决策思想的现实启示,本文从借鉴陈云决策思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更新决策理念、完善决策系统,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改进决策模式,以提升决策力为核心提升党和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
中共党史 北京大学 2010(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命题的分析入手,对执政党转型的命题进行了理论的梳理和历史的考察。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治理型”执政党类型,并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程验证了这种类型正在形成。
   本文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以改革开放为转折点,正在从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强调“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的“革命型”执政党类型转向一种比较成熟和完善的“治理型”执政党类型。这种类型以“治理”为主要功能,在遵循执政党执政规律的前提下对国家进行管理和建设,注重发展生产力,进行社会整合,实现社会意识形态的包容,强调科学理性地治国。“治理型”执政党类型的形成和建设与中国共产党自身现代化的过程是一致的,它是中国共产党由所谓“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真正方向.
获取途径: 北京大学
中共党史 北京大学 2008(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有其独特的历史逻辑,国情的特殊性和中国共产党的特殊领导地位规定了其基本路径。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地位和宗旨决定了其对民主的内在追求。党内民主作为党的建设的基本内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长期的传统。改革开放的历史逻辑下,在中国共产党追求民主发展,加强党的建设的过程中,党内民主建设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在中国共产党的联结下,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具有性质上、内容上、原则上和机制上的共性,这就使得以党内民主示范人民民主成为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可行路径。
   在这样的基本逻辑下,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和分析问题的基本视角,运用文献研究、逻辑演绎、比较研究等方法对党内民主示范人民民主的可能与机制这一主题进行了阐述。首先分析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区别与联系,以及其在中国的特殊政治生态中以党内民主示范人民民主的客观必然性。之后进一步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发展的时代背景、基本方向、建设成果和客观影响。在此基础上,重点论述了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的价值示范效应、具体民主建设经验的转移机制、党内民主示范人民民主发展的基本路经以及在这种示范过程中所应坚持的基本取向。笔者认为党内民主示范人民民主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以及实践上的可行性,但必须注意的是,“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之间存在着严格的界限,有其各自的属性和特质,超越了各自的界限,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发展就会误入歧途,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就可能面临风险。所以说,党内民主示范人民民主发展的过程将是大力发展党内民主,以此示范和带动人民民主,规避风险,积极探索,实现中国民主政治的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
获取途径: CALIS /北京大学
中共党史 北京大学 2006(学位年度)
摘要:从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到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在这二十六年的时间里,是什么力量推动着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政党组织、自我意识等方面进行变革的呢?
  本文认为二十六年来,尽管外界的环境给政党变革提供了压力,但推动中国共产党变革的力量还是来自于党的领导集团。在党面临着危机时,党内旧的领导无法很好的解决危机,党内的改革力量崛起,领导集团发生更替,新的领导集团努力解决了危机,从而赢得了广泛的信任,他们重构组织,进一步确定自己的地位。二十六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也有领导集团很好地应对了外界的压力,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变革,从而在党内没有发生领导集团的更替,就解决了危机。但无论如何,党的领导集团才是推动政党变革的真正力量。
  同时,二十六年的变革历史也是中国共产党从克里斯玛型政党向制度型政党转变的过程,新的领导集团通过党内法规建设,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化程度不断提高,虽然党还保留若干克里斯玛型政党的色彩。但克里斯玛型政党的色彩在逐渐减少。今后的政党领袖更多依靠的是法理型的权威。
获取途径: CALIS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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