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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北京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文章着重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道德问题,通过分析和甄别大量案例,总结党的干部道德问题的特征。重点笔墨于党的干部道德存在的问题,深入剖析其成因。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加强党的干部道德建设提出若干举措和思考。
  文章首先梳理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干部道德的论述,深入挖掘其重要性和主要内容,罗列当前党的干部道德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和特征。其次,结合案例分析党的干部道德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主要包括传统封建糟粕思想对党的干部的影响、市场经济与社会转型对党的干部价值观的冲击、党的干部道德教育和培训机制的不完善、党的干部监督体制及道德行为考察存在的问题等四个层次原因。最后,提出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党的干部道德建设的措施和思考,包括完善干部教育培训机制、加强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党的干部监督机制、坚持以德为先创新干部道德考核体系等四个方面,集中强调监督的制约作用,并就创新党的干部道德科学考核体系提出建议。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北京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陈独秀是一个在中共历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大影响而又颇受争议的人物。他在一生复杂曲折的经历中塑造了许多丰富而深刻的思想。陈独秀在晚年对于苏联经验的反思是其思想体系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与苏联之间有着纷繁复杂的恩怨纠葛。纵观陈独秀的一生,晚年陈独秀对于苏联的印象与建党时期有着截然不同的变化。先前,苏联在陈独秀的眼中可谓是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都要平等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度;之后,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就沦为与德、意法西斯一丘之貉的专制国家。
  本文将以陈独秀原著为文本分析基础,并借助中外现有的文献,通过对陈独秀一生对于苏联印象起伏变化的梳理,重点对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与研究,旨在分析陈独秀从一个苏联经验的推崇者向尖锐批判者转变的原因,并通过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溯源,把握陈独秀晚年对于苏联经验反思的意义和价值,以期客观中立地评价晚年陈独秀对于苏联经验的反思。了解与剖析陈独秀晚年对于苏联经验的反思不仅有助于了解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状况,而且重新发掘其晚年民主思想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及政治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本文主要分为以下五部分:
  (一)苏(俄)联形象在陈独秀眼中的演变。
  (二)晚年陈独秀对于苏联经验的反思。
  (三)晚年陈独秀对于苏联经验反思的动因。
  (四)陈独秀晚年对于苏联经验反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史溯源。
  (五)对陈独秀反思苏联经验的评价。
行政管理 北京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领导干部队伍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主要领导者,其队伍整体素质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此,建立科学合理的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本文以中国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价值内涵、制度现状和现实情况作为基本研究内容,通过导论和四章正文展开对中国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的分析。
  导论主要阐述了选题的背景与意义,梳理回顾了该论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了当前研究现状存在的不足。同时,导论内容中还界定了本文所出现的主要概念,说明了全文运用的研究方法和简要结构安排,最后对研究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进行了总结。
  第一章对中国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的价值内涵进行了研究。本章内容主要阐释了三个问题:一是中国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分别从中国封建统治时期的政权合法性和政治民主思想下的政权合法性两个角度进行了论述;二是中国国家政权的有效性;三是中国领导干部队伍的特殊性。通过回答这三个问题,基本清晰的论述了制度体系的价值内涵。
  第二章对中国领导干部制度进行了总体评述。本章内容首先对中国现行领导干部选任制度体系进行了梳理,分别介绍了制度的根本原则和主要内容;之后通过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回顾了现行制度形成的历史路径和影响因素;最后对现行制度体系中存在的矛盾进行了分析,形成了五点总结。
  第三章对中国领导干部选任工作实际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选取了现任省部级正职领导干部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从人口属性(性别、年龄、籍贯、学历)和工作属性(在职时间、成长经历、晋升路径)两方面进行了分析,并形成了一系列具体结论。
  第四章结合前三个章节的研究结论,具体提出了笔者关于中国当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改革的思考。
政治学理论 北京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政党,党内监督在其保持组织肌体健康的过程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下,党内监督在中国的政治监督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弥补了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等其他监督方式的不足。因此,从上述政治现实出发,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内监督工作,提升党内监督的效能,是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水平,防止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发生,提升中国政治监督体系整体效能的必然选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目前理论界对党内监督的研究,侧重于分析党内监督的主体、客体、内容、标准、方式等结构要素的功能,针对这些结构要素的功能缺陷提出党内监督制度等应当如何改进,具有很强的规范研究、静态分析的色彩。这些理论研究对改进党内监督具有一定的理论启发,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这种研究忽视了党内监督政治过程中广泛存在的政策行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监督有着鲜明的政策导向。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监督历史中,受制度供给不足的制约,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通过制定大量的党内监督政策,针对某一个时期内党内比较突出的非正常现象进行整顿、监督和治理。在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化程度不够,成熟的政治行为规范制约形成尚需要时间的政治现实下,采用政策手段加强党内监督仍将是改进党内监督工作的一个现实选择,因此,对党内监督的政策进行充分理论说明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其次,一些党内监督的制度建设研究缺乏对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等进行必要的论证说明。一些研究往往分析出存在的问题之后,仅仅简单地给出制度设计方案,通常没有进行可行性分析,也没有提出具体可行的实施步骤。一些方案既不考虑能够为决策机构和决策相关群体接受的可能性,也不计算需要的成本,不预估能够获得的政策资源和可能取得的收益,更不考虑方案是否能够得到社会认可,引发广泛参与,从而对党内监督的实践缺乏指导意义。在实践中,党内监督的制度建设和制度改革是一个严肃科学的决策过程,一个对各种解决问题的需要和可能、途径和方法作出选择和调整的政策过程。一个包括界定问题、确定目标、设计方案、预估结果并选择方案,最终付诸实施,在实施过程中不断进行调整的政策过程。因此,对如何改进党内监督的制度设计方案,必须利用政策科学理论,进行严肃的论证和分析。
  运用政策过程理论研究党内监督,能够统筹兼顾到党内监督的政策变迁和制度发展两方面内容,弥补上述阙失,为改进党内监督工作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这一视角,就是将党内监督的政治过程视作由界定问题,形成政策方案并实施政策方案调整自身的政治行为过程,视作通过制定并实施各种具体的制度或政策加强自身监督,预防和纠正党内出现诸如贪腐等非正常现象的政治行为过程,从而关注和分析影响党内监督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实施的各种因素和变量的影响,形成有针对性的改进方案。这种研究能对党内监督的政策变迁和制度发展进行更完整和科学的说明,既不偏废党内监督政策的研究,也不忽视党内监督的制度建设,既关注现状,又着眼未来,能够为党内监督的改进提出具体可行的预测和建议。
  目前的政策过程理论已经形成了包括阶段启发分析法、制度性的理性选择、多源流分析框架、间断-平衡分析框架等多种理论分析框架。为了更好地分析党内监督的政策变迁和制度发展过程中政策和制度之间复杂的关系,本文选择政策过程理论中的制度性理性选择理论,即由美国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人发展完善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作为自身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一理论框架充分吸收了新制度主义的若干理论成果,充分解释了制度规则如何改变受物质自利推动的理性个人行为,最终形成理性的集体行动。作为一种开放的理论框架,制度分析和发展不是单一的分析框架,而是一组分析框架,能够容纳多种理论,对政策过程进行多层次的分析。本文将利用这一理论框架分析不同的决策层次对党内监督的政策变迁和制度发展的影响,进而提出党内监督工作的改进意见。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对党内监督的概念进行了理论辨析。本文认为,从党内监督的内容来看,党内监督实际上是由党内权力配置、对党风党纪的纪律监督等多重政治活动组成的。从党内监督的行为过程来看,党内监督既包括了涉及上述内容的制度设计,也包括将这些制度转化为实际政治输出的制度执行过程。同时,党内监督的政治行为过程还包括一系列的政策过程,这些政策过程弥补了党内监督制度供给的不足,部分政策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并转化为正式的党内监督制度而被延续。
  本文回顾了党内监督的政策变迁和制度发展的历史。观察显示,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党内监督政策和制度往往保持着稳定性和渐进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或受某些重大事件的影响,党内监督的政策和制度也会出现不同于以往的重大变迁。例如,党内监督在20世纪40年代的重点内容是清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建国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党内监督以反贪污、反官僚主义、反浪费为主;改革开放以后,党内监督的重点内容则转向了反腐败为主。从监督的手段看,党内监督则经历了从依靠政治动员和群众运动向依靠制度的重大变化,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来提高党内监督效能正在成为党内监督的主要手段和方向。从发展的方式来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党内监督的发展基本采用和遵循了渐进改革的方式。党内监督政策和制度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和发展(而不是其他的变化)?哪一些因素促成党内监督政策和制度的变化?又是哪一些因素限定了党内监督的政策变迁和制度发展的方向?党内监督后续可能的发展趋势为何?只有从党内监督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分析党内监督政策变迁和制度发展的历史,找出影响党内监督政策变迁和制度发展的各种因素与变量互相作用的内在规律,才能准确地回答上述问题,针对党内监督的不足,提出具有可行性的进一步改进的建议。
  政策过程分析首先需要确认政策问题。在对党内监督的历史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政治路线分歧引发的组织涣散、独断专行造成的决策失误、官僚主义现象、腐败现象是党的决策层长期高度关注的问题。但是,对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认识不同,党内监督选择的政策和策略往往有所区别,例如,早期党的决策层主要从动机的角度分析这些问题的出现,认为这些不正常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党性修养不够等主观原因造成的,因此,这一时期的政策内容主要以思想政治教育和党纪监督为主。并且以群众运动作为主要的方式,以克服党内的科层组织的抵制。“文化大革命”使党的决策层充分认识到群众运动的无序和不可控等因素的危害,并且认识到制度对遏制各种不正常现象的产生更为根本,因此改革开放以后党内监督的政策变迁和制度发展,在延续并改良原有的一些党内监督政策策略的同时,开始进行了党的领导制度和体制改革,制定并实施了大量的党内监督制度。新制度主义理论则认为,个体的理性选择导致的集体行为的非理性,是一个组织或共同体出现各种非正常现象的原因。因此,关键是建立多层次的分析以建构合理的制度,促成集体的理性行动。在这些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比较研究了已有的一些监督模式的成效与不足,并对苏联的党内监督改革作出粗略的评估,提出党内监督改革必须注意多组因素和变量构成的行动舞台对制度发展的推动和限定作用。
  多重因素和变量构成的行动舞台既推动又限定着党内监督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发展。作为可观察的事实,无论是渐进稳定的缓慢变化,还是急剧的变迁转向,党内监督的变化显然都不是任意和随机的。例如,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的政策变迁和制度发展一直没有脱离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也没有削弱(而是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领导地位。这显示党内监督的政策变迁和制度发展实际上始终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遵守一定的边界,在一定的轨道上进行,受到许多因素和变量的制约和影响。这些因素和变量的相互作用,促成并主宰了党内监督的政策变迁和制度发展方向。本文认为,环境、共同体属性、宏观制度等变量构成党内监督政策的行动舞台,制约和规范着党内监督政策变迁和制度发展的方向和范围。本文将具体分析这些因素的互相作用对党内监督的影响。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结合当前党内监督的一些政策试点内容,提出厘清党内各级组织和部门之间的权责关系、在党的基层组织中实现共同治理、建立立体化的党内监督体系将是今后党内监督的发展方向和政策创新点,并对上述方向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软件工程 北京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开展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是党中央立足解决新时期和新阶段的“三农”问题,全面提高农村党员干部和群众素质,增强农村基层组织凝聚力与战斗力,加快推进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历史进程而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该项目自2003年开始在湖南、山东、贵州三省试点,2007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在山东省昌乐县开展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过程中,本人通过问卷调查、专家访谈及亲身体验,发现农村远程教育给广大农村党员干部带来切身利益的同时,在组织管理、资源应用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
  为了较好地总结前期工作的经验,深入挖掘存在的问题,提出对应的治理策略,推动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工作的健康发展,本文试图运用远程教育及相关管理理论,联系实际,探索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工作如何延伸与拓展,为在农村构建学习型社会服务,满足农村党员干部和群众长期学习的需求,以及如何把握时代对农村党员干部的需求,建立一个广覆盖、多功能、高质量、开放型的教育和培训体系,以山东省昌乐县为例,实地调查研究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的实际效果影响因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合理的政策建议。
行政管理 北京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德才兼备,是党对人才工作一贯的要求。政治品德作为党政领导干部素质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参考依据。本文首先总结了国内外有关政治品德的相关实践情况及理论研究情况,尤其关注了党的相关文件、政策,并充分借鉴了国外在这方面的有益研究成果,形成了对政治品德研究现状的清晰轮廓。其次,通过进行访谈、调查问卷等方法收集专家学者群体、党政领导群体、普通公众等对我国党政领导干部政治品德的认知、理解与判定,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对党政领导干部的政治品德素质结构进行了归纳总结。再次,本研究提出了政治品德的“四观”理论,即信念观、民本观、大局观和法纪观。
  这四个维度相互关联、相互促进,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信念观是核心,明确了领导干部的世界观问题;民本观是基础,明确了领导干部的价值观问题;大局观是引领,明确了领导干部的方法论问题;法纪观是保障,起到对于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和行为观念的约束作用。另外,本文还对政治品德的“四观”进行了具体的分解与说明。最后,对本研究成果与其他研究成果的异同进行了比较分析,并提出了今后研究的努力方向。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北京大学 2010(学位年度)
摘要:党内民主是现代政党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原则,发展党内民主是加强政党建设及其执政能力的关键环节。不同于西方,党内民主通常只是团体内部事务,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长期执政党的领导地位以及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核心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建设和发展,已经超越了政党建设的范畴,成为关系党和国家建设与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于是,如何建设党内民主的问题就自然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关键性问题。
   党内基层民主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基础工程,基层党组织是党的组织体系中的基础层级,是党员参与党内事务、行使民主权利的基本单位。同时党内基层民主也是上下合力推动党内民主发展的结合点,是党内民主理论目标和实践目标有效实现的平台。党内选举制度、决策制度和监督制度是党内民主的主要制度,其中,选举制度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在基层进行选举改革,实行“两票制”、“两推一选”、“公推直选”等制度创新,是近年来党内基层民主推进的重要方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但是,作为在中国尚无先例的基层民主的实验,基层党内选举的改革实践,也产生不少问题。其中,有程序上的不合理、不合法,配套制度的不健全,也有较为根本的问题,如宗族势力在选举中的干扰,党组生活形式化、党员主体性不强带来的选举积极性不高的问题,以及上下级关系理不清带来的选举形式化的问题,这些问题综合起来,可以认为是选举结果代表性不足的问题。
   我们要应对当前基层党组织选举改革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必须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基层党员的主体性和自我认同感,同时,完善基层选举制度及其它配套制度。改革候选人提名与介绍制度、逐步扩大差额选举和直接选举的比例与范围、规范选举程序及选举操作技术、健全党内选举监督机制、建立健全党内罢免制度等。这样,才能在党内基层选举试点的基础上,将中国的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获取途径: CALIS /北京大学
软件工程 北京大学 2009(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电子政务的迅猛发展,以及服务型政府改革目标的确立,为建设以服务为宗旨的电子政务系统,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与此同时组织系统信息化建设已经成为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机关及事业单位履行内部管理职能的重要平台,成为识别党政建设的重要标识。然而随着组织系统信息化进程的深入,伴随着应用系统的增多,应用系统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问题也不可避免的出现。
   与此对应,基于构件的软件复用和开发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构件技术被认为是提高软件开发效率和质量的有效途径,并在分布式系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随着软件构件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支持软件构件技术的平台技术也越来越重要。
   本文基于北大软件在长期从事软件工程技术研究和电子政务领域应用软件开发的基础上,依据组织系统信息化建设中取得的宝贵经验,同时结合国家信息产业关键产业技术产业化专项“面向业务单元的企业级应用基础平台”,提出了一种符合SOA体系结构的新型体系结构--面向业务单元的体系结构(Business-unit OrientedArchitecture,简称BOA)。同时在这种体系结构中又提出了一种在其下运行的应用的构件模型--业务单元(Business Unit,简称BU)。
   作者在信息化建设项目中学习和研究如何设计和实现适合组织业务工作的业务单元,以及这些业务单元如何在支撑平台上运行,如何和其它业务单元进行业务和数据交互,同时针对基于业务单元的应用系统的设计与实现给出解决方案。本文详细介绍了业务单元的设计理念和具体实现方案,并描述业务单元在实际应用中所依赖的应用支撑平台;基于业务单元和其运行应用支撑平台,设计并实现了组工业务子系统--党员统计系统中报表录改和数据上报模块,最后展示了基于业务单元模型开发的统计系统在组工业务系统内取得的成果。本文以实现具体系统为例描述了这种技术的可行性,和在这种体系结构下开发的应用系统带来的巨大好处,对信息化和电子政务进程的发展具有时代性的深远意义和深厚价值。
  
政治学理论 北京大学 2009(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既有的以过度集中为表征的党政干部管理模式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指导下的改革,调动了干部的改革积极性,从而促进了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整体改革。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中国改革中,党政干部的重要地位源于其多重角色和关键作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掌握政权的唯一群体,党政干部是既得利益者,又是改革领导者。干部对待改革的态度一般是不积极的;改革不可能越过干部群体直接诉诸群众,而需要依靠干部领导群众进行改革。因此,调动干部的改革积极性是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这就要求进行党政干部管理模式改革(简称模式改革)。
   从1978年到1993年,模式改革取得阶段性的进展:诸如建立干部退休制度、实现干部新老交替和从不分类管理到分类管理(以国家公务员制度确立为标志)。这个时期与增量改革阶段相吻合。模式改革采取系统配套的措施,渐进地深入,体现了规范化与制度化的取向。
   模式改革的基本条件包括:解放思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管干部和群众路线。解放思想是先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经济基础,党管干部是政治基础,而群众路线是民主基础。
   模式改革的组织机制为中国特色科层制。干部队伍规模庞大且实行集中管理和重视思想教育,因此需要层级制约。“文革”中,科层制的层级制约、分工和专业化特征被极度削弱,完全不适应改革开放时期的需要。为此,采取诸多措施,恢复和发展科层制,形成层级制约、多地区、多层次、党政双轨、条块交错的中国特色科层制。中国特色科层制历史悠久。如何善用这种资源,实现创造性的转换,从而推进中国当下由改革启动的制度化进程,有重大意义。
   模式改革有力地调动了党政干部的改革积极性。思想解放拆除了干部思想上的藩篱,实事求是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使老干部的历史贡献得以肯定,亦为改革赢得合法性。利益补偿化解干部新老交替中发自老干部的阻力。干部选拔标准采行配套措施,既改善干部队伍的素质结构,又将干部领导改革的政绩与其个人的官宦仕途作捆绑,实现将改革的动力嵌入于干部。中国特色科层制的基本作用包括:提供了稳定和改革的重要条件;科层制框架下的权力下放使干部拥有改革的主动权;在当下的中国,科层制与干部队伍“四化”方针结合对克服官僚主义有重要意义。
   将本时期的中国与戈尔巴乔夫的苏联的干部管理模式进行比对,能够从正反两面检验本研究的立论的科学性。戈尔巴乔夫的更换式干部管理模式对苏联改革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使干部队伍分裂,苏共分裂,改革从经济领域被迫转入政治领域,体制改革让位于政治斗争,最终导致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
   总之,干部管理模式改革通过调动干部的改革积极性,促进了中国改革。
获取途径: CALIS /北京大学
行政管理 北京大学 2009(学位年度)
摘要:我国的非公有制企业中党组织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发展中还存在很多的困难和问题。究竟是什么制约了党组织的发展,怎样解决问题、克服困难使党组织能够快速发展,是本文的中心问题。文章以政党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组织系统科学为理论基础,研究非公有制企业中党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通过引入组织系统科学理论中的受力分析方法,把组织的受力分为内力和外力。在进一步把组织内力和外力进行细化,最终把各种影响因素归入到各个分力下进行研究。
   通过对于某市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发展的调研数据,以及利用受力分析方法,得出相关的结论。能够为相关对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整篇文章共分为六章:导论主要包括论文的中心问题、文献综述以及论文的创新点等;第一章为非公有制企业中党组织发展历程;第二章为相关理论的综述;第三章为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发展影响因素;第四章为关于某市非公有制企业中党组织的调查研究;第五章为对策分析。
获取途径: CALIS /北京大学
政治经济学 北京大学 2008(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研究全球化时代中国共产党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再吸引广大民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在被不断削弱,因此中共利用民族主义来重塑自己的合法性。然而,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共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其中最突出并演变成危机的就是天安门事件。鉴于市场化的扩展,中国的媒体和知识分子变得越来越难以驾驭,而两者在很多情况下影响了国家政策的形成,尽管国家政策在过去是由党垄断的。因此,中共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而非单纯的强制力促成了民族主义的回潮和加剧,从而控制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思想,以此应对各方对其统治的抵抗。这也展示了中国政府控制人口并完成治理转型的新手段。本文借用了米歇尔·福柯所谓政府性(‘governmentality’)的概念,并借鉴新自由主义的理念来阐述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本文的结论认为,中共对民族主义的宣传不仅仅是为了维护其自身的统治地位,也体现了控制人口以达到政府目标的新手段。
中共党史 北京大学 2008(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共产党,其成立初期便在党纲和决议中规定自己是组织严密和纪律严明的革命政党,但在实践上组织的成熟是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本文就是要探讨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一个重要特征:“集中化”,它是衡量组织严密程度的一个标准,也是影响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熟程度的一个变量。在判断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展程度的标准上,本文采用了组织权威合理化、结构分化、独立性三个变量,它们都与组织“集中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本文分为六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序言。第二部分比较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在民主革命时期各阶段的特征,以论证组织“集中化”形成期(1927-1934)的独特性。这一部分首先考察了主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关组织“集中”特征的观点,然后界定了“集中化”这个概念,并说明中国共产党组织“集中化”的形成时期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至1934年长征开始,最后比较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前及长征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特征。第二部分阐述了影响中国共产党组织“集中化”的主要因素,包括当时复杂的革命形势、左倾主义思潮、技术条件(通讯及交通)的限制以及共产国际。第三部分是“集中化”在组织上的主要方式,包括地方局、巡视员与特派员、军队中党代表、政委的设立等等。第四部分是过度“集中化”的政治、组织影响及后果,主要有三方面: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的张力、“集中化”与地方“自主行动权”的矛盾、肃反扩大化。第六部分是结语。
   本文主要应用了历史比较、归纳分析和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
   总之,“集中化”作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一个重大特征,它开始形成于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以后,在极端复杂的革命形势下,组织的“集中化”是必然的,它重新凝聚起了中国共产党战斗的力量,保证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顺利地贯彻实施,对中国共产党以后的组织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
获取途径: 北京大学
基础心理学 北京大学 2008(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基层党政干部心理健康问题一直以来较少受到学术界的关注。随着党政干部心理健康问题的日益突出,对这一问题应该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本文从幸福感的角度探讨了基层党政干部的人格、成就动机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由于中西方对于幸福的理解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在研究一中,采用完全本土化的方法考察了基层党政干部幸福感的结构,通过对855名被试的调查发现,基层党政干部的幸福感由七个维度构成,分别是融洽顺心、事业亲情、家庭幸福、自我实现、自信乐观、子女成长以及社会安定。同时,研究发现不同的人口统计学变量会对个体的幸福感产生影响。基于Atkinson的成就动机理论和余安邦、杨国枢的成就动机理论,按照基层党政干部的身份特点,在研究二中,构建了基层党政干部的成就动机量表,通过对682名被试的调查,发现基层党政干部的成就动机由四个因素构成,分别是“个人肯定-社会肯定”、“自我提升-回避失败”、“努力进取-适可而止”以及“渴望成功-规避风险”,同时也考察了不同人口统计学变量对个体成就动机的影响。回归分析表明,个体的成就动机可以有效预测其幸福感水平。在研究一和研究二的基础上,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基层党政干部人格特质、成就动机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模式,路经分析表明,处世态度、行事风格、外向性、善良维度可以有效预测个体的成就动机水平;处世态度、才干和外向性维度可以有效预测个体的幸福感水平。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研究者对基层党政干部的幸福感结构和成就动机模型进行了讨论,并探讨了人格特质、成就动机与幸福感的关系特点。本研究结果对于党政机关的人力资源管理以及基层党政干部自身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用意义。
获取途径: 北京大学 /CALIS /CALIS
中共党史 北京大学 2008(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有其独特的历史逻辑,国情的特殊性和中国共产党的特殊领导地位规定了其基本路径。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地位和宗旨决定了其对民主的内在追求。党内民主作为党的建设的基本内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长期的传统。改革开放的历史逻辑下,在中国共产党追求民主发展,加强党的建设的过程中,党内民主建设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在中国共产党的联结下,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具有性质上、内容上、原则上和机制上的共性,这就使得以党内民主示范人民民主成为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可行路径。
   在这样的基本逻辑下,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和分析问题的基本视角,运用文献研究、逻辑演绎、比较研究等方法对党内民主示范人民民主的可能与机制这一主题进行了阐述。首先分析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区别与联系,以及其在中国的特殊政治生态中以党内民主示范人民民主的客观必然性。之后进一步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发展的时代背景、基本方向、建设成果和客观影响。在此基础上,重点论述了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的价值示范效应、具体民主建设经验的转移机制、党内民主示范人民民主发展的基本路经以及在这种示范过程中所应坚持的基本取向。笔者认为党内民主示范人民民主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以及实践上的可行性,但必须注意的是,“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之间存在着严格的界限,有其各自的属性和特质,超越了各自的界限,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发展就会误入歧途,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就可能面临风险。所以说,党内民主示范人民民主发展的过程将是大力发展党内民主,以此示范和带动人民民主,规避风险,积极探索,实现中国民主政治的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
获取途径: CALIS /北京大学
社会学 北京大学 2008(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北京大学学生党员为研究对象,借鉴政治学对政党认同的诸多研究,援引社会心理学的社会认同论,在对他们政党认同形成过程描述分析的基础上,考察了政党认同的形成机制。在这个漫长的形成过程中,关注对象是群体成员及其感受,突出了其中的“人”。笔者试图划分出三个界线模糊的认同阶段:勘察群体和群体勘察、获得政党资格、形成政党认同,并列举了在不同阶段里发挥效力的因素。“隐而未发”是北京大学学生党员政党认同的基本状态。通过认同过程现状的描述分析,笔者试图从中归纳出有效的认同形成和维持的策略,为其他社会群体的认同形成和维持提供参考,这集中体现在政党对自身的“美化”宣传策略。在研究过程中,政党认同的形成和维持以一种动态、多元交叉而又模糊的面目呈现出来,对社会认同论的二元编码机制和社会学中实证与人文的二元划分是一种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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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 北京大学 2006(学位年度)
摘要:“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五·七”干校是这—特定阶段的特殊产物。研究“五·七”干校,并对它特殊的干部教育模式进行反思,不仅对党史研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党的干部教育体制及内容的科学化也具有现实意义。
  本论文分四个方面对该选题进行了初步思考。第一部分阐述了“五·七”干校提出的特殊背景、理论依据以及模式化的历史过程;第二部分从国际、国内两方面分析“五·七”干校产生的动因。对苏联社会主义问题的反思和应对西方“和平演变”策略的思考是其产生的外在动因,而毛泽东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关注及“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后,干群关系的变化则是其产生的内在动因;在动因分析的基础上,文章第三部分剖析了“五·七”干校干部教育的内容与模式;第四部分对“五·七”干校及其干部教育模式作了探索性的历史反思,并总结它所带来的启示。
  今年正值“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和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40周年,反思“五·七”干校这段特殊历史的价值,不仅仅是为了避免重蹈“文化大革命”的覆辙,更为重要的是,从这些昨天的教训中发现那些旧的方法、旧的模式、旧的思路的历史局限性,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超越它,探索新的方法、新的思路,创造新的制度、新的模式,从而构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干部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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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 北京大学 2006(学位年度)
摘要:目前领导学界关于党政领导人才开发战略的研究很多,不同角度,不同层面都有,但大多数学者都只是根据自己对战略的已有理解,表明出对战略规划和措施等具体方面的认同态度,而选取战略目标这一基本出发点,并运用理论工具从学术上进行严格论证的并不多。本文将党政领导人才开发战略看作一种动态系统的思想继承和制度创新,从当前党政领导人才的地位和人才开发战略的作用出发,以战略概念和历史制度主义方法为主要研究路径,探究从建国初期到当前我国党政领导人才开发战略目标产生的逻辑过程和变化机制,从而为新时期我国党政领导人才开发战略目标的制定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并且力图为中高层党政领导人才开发理论开辟一个更具有学术性的研究角度。
  本文重点研究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时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各个阶段党政领导人才开发战略目标以及政府关于领导干部开发的宏观政策,详细分析了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三方面因素以及三代领导人的人才思想对当时战略目标重点的影响,这既找出了每一阶段战略目标的特征和存在的问题,又为解释其整体变化发展过程的实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一个科学性系统性的党政领导人才开发战略在此基础上得以产生。党政领导人才开发战略目标重点变迁的实质就是在时代需要的推动下,第一,思想观念的继承为战略目标的变迁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第二,制度建设的创新为战略目标的变迁提供了稳定的实践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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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政治制度 北京大学 2005(学位年度)
摘要:以往的党政关系研究多从宏观角度或应然角度着手,而这些研究大多是对事实的描述和理论设想。本论文试图从理论上来解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政关系的总体状态,并选择了一个具体、微观的角度来研究党政关系。通过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政关系的观察,本论文提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政关系具有高度的稳定性”这一假设,并试图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来验证。
  本论文的逻辑线索是:首先分析党政关系产生与延续的原因;其次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政关系的重塑、及其原因、过程、结果和作用;接下来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对塑造后的党政关系的稳定性进行验证。
  第一章是“序言”,主要对选题缘由、研究现状、理论假设、理论背景、资料来源以及核心概念加以说明。第二章分析党政关系的产生及其能够延续的原因。党政关系源于党建立国家这一政治行为;由于党拥有对国家的领导权,从而使党组织能够与国家政权机关发生关联。而党政关系得以延续,则在于上述政治行为的“法律化”,即宪法规定党对国家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也是党组织与国家政权机关发生关联的基础,也是党政关系能够延续的基础。因此本章对党的领导与执政进行了区分,事实证明这一区分是有作用的。
  第三章分析新时期党政关系重塑的原因、过程、结果和作用。之所以对党政关系进行重塑,是因为党的领导层试图从政治与经济两个层面来解决文革结束后党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而无论是政治层面的变革,还是经济层面的变革,都需要对党政关系进行改革,因此重塑党政关系成为必然的选择。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的党政关系基本塑造成型。新的党政关系更加规范、更加符合政治发展的需求,也能为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政治改革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四章从宏观的角度来验证本论文的假设。首先从改革的目的、进程与效果三个方面来分析党政关系保持稳定性的原因;然后重点分析党政关系保持稳定性的表现。无论是宪法、党的纲领性文件,党的决议、领导人的讲话,还是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体制,都是稳定的。本论文搜集了大量相关的文献资料,并对其进行加工整理,其中有些资料(比如党组撤销的情况)首次用于研究党政关系。
  第五章从微观的角度——“中办”“国办”联合下发文件——来验证本论文的假设。本论文认为,党政关系在微观层面的体现是,“党”与“政”的办事机构共同处理一些日常的事务性工作(本文称这一处理方式为“党政日常工作的运作方式”)。而“中办”“国办”联合下发文件就是党政日常工作的运作方式中的一种,这一行政行为的长期存在能够证明党政关系的稳定性。本章首先介绍中办、国办的机构与职能;其次把“中办”“国办”联合下发文件作为一种行政行为来分析,具体分析其背景与类型;再次把“中办”“国办”联合下发的文件(从1979年到2004年)作为一种行政结果来分析,重点是文件的范围和数量变化。第六章是“结语”,对论文的一个简短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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