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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推广 中国人民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农村党员干部属于农村社会的精英群体中的骨干力量,党和政府需要他们带领广大农民群众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实现共同富裕。但是在研究黑龙江省牡丹江市2002年——2011年查办的违纪违法案件时发现,基层的农村党员干部的违纪违法案件占有很大的比重,最高年份已经达到了43.92%,平均比重为34.09%。由此可见,基层的农村党员干部并没有发挥好他们应该发挥的先进性作用。与此相反,他们实施了很多违纪违法行为,直接损害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因此,农村党员干部的违纪违法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本研究从取得的第一手、鲜活的案例和统计数据入手,结合本专业学习的理论知识和调查研究的成果,研究了2002年——2011年这十年间的牡丹江市农村党员干部的违纪违法案件,对这些生活在农村的党员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的具体表现和行为特征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分析,从中找出导致这些行为发生的主要的、深层的诱因,以期达到治理和预防其腐败行为的目的。
  本研究认为,牡丹江市农村党员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主要表现为十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经济案件占有很高的比重;二是换届之年农村案件数量增加;三是涉案金额有所上升;四是涉案人员的学历偏低,年龄偏年轻;五是村支部书记、村主任案件占有很高的比重;六是窝案串案明显增加;七是违纪违法的手段多样化;八是家族势力不容忽视;九是违反社会管理秩序、道德伦理类案件增多;十是涉案人员的入党时间比较集中。
  本研究对农村党员干部违纪违法行为的成因进行了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有:一是取得利益大,但受到惩处小;二是监督制约机制欠缺;三是农村党员干部的整体结构和素质存在缺陷;四是有关机关工作方式方法和制度规定不适于农村;五是思想文化中的负面因素的影响;六是对农村管理机构及党员干部的管理存在误区;七是农村集体所有制理解方面出现了偏差。
  针对农村党员干部违纪违法行为产生的原因,本文提出治理农村党员干部违纪违法行为的建议,提出要充分发挥好党组织的核心作用,有关国家机关和部门相互协调配合,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处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结合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党的建设,完善农村选举制度,设立常设的监督机构,试行农村党员干部财产申报制度,改变村组织和成员的管理模式等。总之,反腐倡廉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要坚定信心,我们一定会有能力、有办法治理农村党员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
社会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当前,国际社会尤其是发达国家,在公共政策中都十分重视妇女福利,中国作为备受世界关注的崛起大国,其执政党的妇女发展理念也日益受到国际社会包括学术界尤其是性别研究者的关注。因此,研究执政党的妇女福利思想、总结党的妇女福利实践经验,针对实践中妇女福利存在的历史性和阶段性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建议,这项研究,不仅可以紧跟国际性别研究主流的步伐,也是适应我国社会发展需要、推动妇女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共产党的妇女福利思想一方面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另一方面是党的群众观和男女平等思想的重要体现,也借鉴了西方女性主义的福利思想。在文中,中国共产党的妇女福利主要是指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为思想基础来保障妇女权益的理论主张和实践经验。这些理论主张和实践经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在妇女就业、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尤其是生育保障等不同领域的法规政策等不同层面。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历史发展为脉络,从性别视角,梳理并总结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变革及转轨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等不同阶段妇女福利的基本理念、内容及特点。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首先确立了保障妇女人身权和经济独立的基本政治主张。提出保障妇女参加社会生产是保护妇女切身利益的中心环节,强调保障妇女的劳动权益,由此制定了保障劳动妇女权益的制度政策,并特别提出维护妇女的特殊权益。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发展壮大阶段,这一时期的妇女福利政策实施范围是区域性的,随着党的壮大,范围也不断扩大。
  新中国成立后的妇女福利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三位一体”的福利配置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将一贯的妇女福利理念转化为执政行为,贯彻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法规政策之中,落实于妇女劳动实践。这一时期的妇女福利发展主要是借鉴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的妇女福利实践经验,具有典型的国家负责、单位(集体)包办,保障比较全面的特征;强调劳动保护,重视妇女生育权益的维护;采用政治动员和行政干预保障妇女广泛就业,并通过家务劳动社会化解除女工后顾之忧。
  二是各自发挥作用各保一方的责任分离、福利缺失阶段。社会变革时期,包括“大跃进”、“文革”及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时期的资源配置逐渐失去效用,集体经济不断衰退,单位福利在效益面前面临无法承担重任的尴尬;家庭被推到保障未就业人员的最前沿,但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对于没有积累的家庭来说,为家庭成员提供全面的保障也成为难以承受的重任。这一时期,妇女福利的政府责任缺失,妇女福利制度政策遭到破坏;妇女福利建设缺乏财政投入,导致福利内容减少和水平降低;男女平等异化,妇女劳动权益受损。
  三是责任共担和制度不断完善的福利三支柱阶段。改革开放新时期,虽然我国三支柱的妇女福利模式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但是三方共同承担福利责任已成为社会共识。党首先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妇女福利理念,国家作为公共福利的供给方担负着不可推卸的为全体公民包括妇女提供基本保障的责任;企业作为雇主,也有为其劳动者提供职业福利的义务;而家庭,作为个体的港湾,更需要为其成员提供良好的照顾服务和基本生活保障服务。这一时期,党的妇女福利制度政策越来越完善,法制化、系统性更强,社会化趋势明显,方式更加多元化,内容更加丰富,水平也不断提高,措施更加贴近人们的现实需求。
  中国共产党的妇女福利思想产生于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发展阶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其他国家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妇女福利发展有很大差异。因此,研究党的妇女福利思想及党制定的妇女福利政策制度,对于理解中国妇女福利实践、男女平等以及妇女发展,都有一定意义;而从性别视角考察我国福利思想及实践的发展对于我国的社会保障研究也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中共党史 中国人民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自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首次运用“官僚主义”一词以来,中共一直进行着反对官僚主义的理论探索与斗争实践。由于官僚主义现象的出现一般是与执掌政权相联系的,又由于1949年至1966年这一时期不仅是中共阐述反官僚主义思想最为集中、反官僚主义斗争实践最为密集、反官僚主义斗争取得重大成绩的时期,同时也是反官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陷入迷误、给中共和国家事业带来深重灾难的时期,因此,本文以1949年至1966年间的中共反官僚主义理论探索和斗争实践为研究对象,全面、系统地探讨中共反官僚主义的理论认识和斗争实践,并对其得失作了综合反思。
  除导论外,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居安思危”,全面考察了执政的中共对新政权中官僚主义现象及危害的深入认识;第二章“追本溯源”,从社会历史、思想意识、经济文化、体制制度等四个方面探究了中共对新政权中官僚主义现象产生与存在根源的剖析;第三章“上下求索”,对中共从主客观方面探索的反对和防治官僚主义的方法措施做了深入研究,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考察了中共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实践;第四章“以史为鉴”,从中共反官僚主义的宝贵经验、迷误探究、时代困囿三个方面反思了中共此期的反官僚主义理论探索与斗争实践。
  文章认为,中共在此期曾对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现象有着清醒的认识,已经从国家体制机制和社会制度方面探索了官僚主义问题,形成了较为完整、科学的反官僚主义理论,不存在从体制制度方面探索官僚主义现象的理论缺失。在科学理论认识的指导下,中共将反官僚主义寓于历次政治运动之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实践,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僚主义现象的蔓延。然而,随着“左”倾错误思想的发展,中共反官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陷入了迷误,将官僚主义者异化为“官僚主义者阶级”的认识,导致中共反官僚主义陷入了“反修防修”、“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泥沼,给中共和国家带来了深重灾难,中共科学探索反官僚主义的道路没有持续下去,克服新政权中官僚主义现象的目标没有实现。
  文章分析指出,中共反官僚主义从良好初衷到陷入迷误,在某种意义上是由于时代的困囿,一方面,在国家和阶级没有彻底消亡的时期,官僚主义现象不可能被最终消灭,反对官僚主义只能希求将其危害降到最低;另一方面,由于当时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复杂、经济文化落后以及政治经济体制高度集中的客观事实,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创的从根本上、从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角度反对官僚主义的理论没能转化为全党的共识和各项具体政策,并予以贯彻落实。
  中共在此期书写了一段由科学探索到陷入迷误、虽不成功但值得反思借鉴的反官僚主义史。
获取途径: 中国人民大学
中共党史 中国人民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十月革命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注意指导十月革命胜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及五四运动的爆发,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资本主义本身的弊端,并对资本主义的强权本质感到失望;也促使他们进一步将目光转移到马克思主义身上,把马克思主义视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强大思想武器和中国革命的出路之所在。一时间,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由此也产生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沈定一便是其中之一。本文拟就沈定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一问题分三部分作一探讨。
  第一部分,沈定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因。沈定一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客观层面来说,中国黑暗的社会现实,促使沈定一探索改造中国的道路,而屡次探索的失败,使他最终将目光锁定在马克思主义身上,这是沈定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因素;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俄对华的友好政策,是沈定一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因素。从主观层面来说,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促使沈定一的思想日趋激进,为沈定一最终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准备了思想上的条件;参与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创建工作,通过与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多次座谈和讨论相关纲领的起草工作,使沈定一对马克思主义有了一个更为深入的认识,这是他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因素。
  第二部分,沈定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五四运动之后,沈定一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并逐步地趋向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观点也有了零星的介绍。但到1920年8月以后,随着陈望道所译的《共产党宣言》的出版,沈定一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较深入地了解,并最终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后,他利用自己所创办的《星期评论》、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机关报《劳动界》等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原理进行介绍。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介绍主要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介绍,主要是阐述了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和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对剩余价值学说的介绍,主要阐明了劳动创造价值以及资本家通过无偿占有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方式剥削工人阶级的观点;对阶级斗争学说的介绍,主要是对阶级斗争进行的必要性和主要方式的分析,以及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问题;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介绍,主要阐明了劳工专政的必要性和无产阶级专政是通往无国家目的的阶梯的观点。
  第三部分,沈定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特色。他运用多种渠道和多种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扩大马克思主义在民众中的影响。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萌芽,并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去指导和开展农民运动。他还在与各种非难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斗争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正本清源,纠正那些把社会主义妖魔化的观念,反驳非难者提出的“社会主义主张公妻的观点”,并对反对“劳工专政”的主张进行驳斥。
  当然,沈定一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他所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全面、不准确的。对于这些缺点和不足,一方面,应该承认其缺点和不足的存在;另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这种传播上的不全面和不准确与当时的社会客观背景有着很大的关系,不应该对那个年代的早期传播者求全责备。另外,也应当正确地看待沈定一后来的蜕变,不能因其后来的蜕变来否定他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贡献,而是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进行客观地分析,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获取途径: 中国人民大学
中共党史 中国人民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非常重视利用报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虽然在不同时期批评的方式、手段、力度有所不同,但总体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达到了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监视和矫正社会秩序的目的。但是长期以来,在中共的新闻政策中,总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阻碍着新闻批评的正常开展,那就是195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针对广西省宜山地委机关报《宜山农民报》批评宜山地委的事件作出的“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规定,即党报“不能不经请示擅自在报纸上批评党委会,或利用报纸来进行自己与党委会的争论”,史称“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长期以来,这一规定作为一条新闻铁律被严格执行下来。
  本文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新闻批评政策发展演变的角度,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这一新闻铁律的出台过程、执行情况以及现阶段所面临的矛盾冲突和现实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规定”的未来走向和出路。以期科学而准确的界定“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规定,理清党报与党委的关系,规范舆论监督的行为,为中共更好地开展新闻批评提供借鉴。
  全文除导论外,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考察了“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规定出台的背景及历史必然性。认为“规定”出台后,中共采取各种措施对新闻批评加以限制,从而根本上改变了新闻批评的格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共领导下的新闻批评没有能够很好地开展,固然同中共和中国所处的特殊时期有关,但“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规定客观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闻界触碰“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规定的三个典型事件:“渤二事件”、“袁庚的‘舆论监督’实验”以及“吕日周的‘新闻监督令’”。,认为这三个事件虽然不是对“规定”的根本突破,但都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规定,在中共的新闻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对于事件中涉及的因“人治”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则认为在当今法律不健全、制度没有保障、人民民主还并不充分的情况下,有为的“人治”是利大于弊的。
  第三部分是本文的重点和创新点。文章认为中共的“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规定作为一条新闻纪律,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阻碍了舆论监督的正常开展。特别是当今新媒体的冲击、社会舆情危机、以及媒介融合等因素的影响更使“规定”面临着现实困境。但是基于各方面因素的考虑,目前废除这一“规定”的时机还并不成熟,“规定”还将会继续存续一段时间,而存续时间的长短将依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和效度而定。
  同时,本文在“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规定的现实制约下,对当前如何更好的开展舆论监督做出了自己的思考。认为民主和法治必将是解决“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问题的最终出路,也是中共新闻批评健康开展的最终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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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党的十六大以来确定了反腐倡廉的十六字方针: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党的十七大又提出,要坚持一个坚决,三个更加注重的精神,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工作领域。坚决惩治腐败是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有效预防腐败更是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在坚决惩治腐败、预防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势头的同时,应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进一步加大治本力度,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坚决以改革统揽预防腐败的各项工作,积极推进制度建设和创新,健全有利于防范腐败的体制和机制。
  实践证明,开展廉政风险防范管理是有效落实惩防体系,特别是构建预防腐败体系的有力抓手和载体。它将教育、制度、监督和改革等预防腐败的资源和手段整合起来,取得预防的综合效应。它坚持和贯彻惩防并举、预防为主的方针和三个更加注重的原则,将风险管理的理念和现代质量管理的方法引入到了党风廉政建设的实践,有利于构建和形成预防腐败的长效机制,推进治本和制度建设。同时,它体现了反腐倡廉建设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对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最大的保护和负责。
  基于廉政风险防范管理机制建设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拟从分析廉政风险防范管理的内涵、架构和特征入手,明晰其与风险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等理论之间的关系,探寻在廉政风险防范管理机制建设中进一步应用风险管理理论和全面质量管理方法的可能性。通过案例研究,描述和分析我国廉政风险防范管理机制建设的现状及其与预防腐败(如腐败率的降低)之间的关系,最终试探性地提出完善我国廉政风险防范管理机制建设的政策建议。
获取途径: 中国人民大学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国人民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体现了学习对于人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学习,把学习作为一项关系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战略任务来抓。进入新世纪,我党面临的形势和挑战前所未有,肩负的任务和使命也前所未有,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适时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形成学习型社会的重大任务,将全党的学习摆在了更为突出的位置上。为此,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把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集体学法转变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为鼓舞全党学习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的确立是新时期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建设方面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对于更好地把握党的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更好地提升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更好地开创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近90年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不断加强学习的过程。党的诞生是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并把它和我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全党号召大家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展延安整风运动。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革命胜利、转为执政党的形势,毛泽东又一次号召大家要虚心学习,向懂行的人学习。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明确指出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在江泽民的倡导下,我党开展了“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教育活动;党中央高层领导也开始集体学法,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的形成作了直接的铺垫。党的十六大以来,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形成学习型社会成为党在新时期的重大任务,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正式确立。可以看出,正是我党长期坚持着重视学习、勤于学习的优良传统,才会有如今这个雷打不动、坚持不辍的集体学习制度。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课程是经过精心设计、认真筛选的,它们大多是我党在领导改革开放过程中面临的需要从战略高度加以把握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涉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方方面面,而经济、民生问题则是其中的重点。以这些课题的外延为标准进行划分,可以把它们分为四类课题。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课题普遍地体现了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国内国外的横向结合;二是历史现实未来的纵向结合。八年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逐渐呈现出它的特点,主要是针对性、咨询性、共享性、开放性和制度化。这些特点并不是相互割裂开来的,它们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有利于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集中民智、问政专家是科学执政的体现;集体学习、互相探讨是民主执政的体现;坚持学习、形成制度是依法执政的体现。其次,中央政治局率先垂范、带头学习,对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最后,中央政治局邀请学术界的精英授课,有利于增强学术研究的实用性。
  对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历史探源的梳理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优良学习传统的党,同时也提醒要重视学习,不断学习,增强学习的紧迫感。对中央政治局学习内容与特点的分析告诉不仅要重视学习,还要善于学习,懂得如何学习,更好地把握学习的方向和掌握学习的技巧。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国人民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建设。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历程,可以划分为1978-1989年的恢复和重建时期,1989-2002年的逐步制度化建设时期,2002年十六大以来的制度化和经常化建设时期。经过各级党组织的努力,村级党组织的建设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主要有:创新了村级党组织的设置方式,党支部成员产生方式创新的“两票制”,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党员承诺制,向流动党员发放的流动党员活动证,村级党组织建设的“三级联创”活动机制。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村级党组织的组织建设也还存在一些需要高度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根据党的组织建设的基本内容,从三个方面论述村级党组织组织建设存在的问题。一是,农村党员队伍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党员队伍年龄老化文化水平偏低;一些党员的党员意识弱化,未能依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党员权利不能完全得到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的落实还不够到位;党员的后备力量相对匮乏等。二是,农村干部队伍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干部队伍年龄老化领导能力不足;落后地区干部队伍的激烈机制不足;一些干部存在腐败和不正之风等问题。三是,运行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部分党组织落实民主集中制不够到位,支部书记个人决定村里的重要事务;一部分村两委关系不够协调;部分村级党组织的活动经费不足等。以上这些问题,如果不切实加以解决,将严重制约着村级党组织建设水平,影响党在农村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有效落实,削弱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村级党组织组织建设存在的问题是各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从七个方面对原因进行了具体分析。第一,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使农村的生产经营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对村干部带领群众致富能力、干部队伍的教育培训、干部的服务意识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一部分干部没有完全适应这种要求。第二,家庭承包制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农村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远离家乡到外地打工。外出村民以有文化的青年农民为主,从而使农村党组织后备力量缺乏。第三,党员权利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基层党支部书记没有充分认识到保障党员权利的重要性,现有的保障党员权利的有些规定还缺乏可操作性,一些侵害党员权利的行为没有得到及时制止。第四,干部队伍的约束机制有所弱化。主要表现在乡镇党委对村干部的约束有所弱化,村民对村干部的约束弱化,一部分村干部自己放松了对自己的约束。第五,两委的工作分工和权力运行机制还不够健全。作为村级公共事务的治理主体,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分工还不够明确,有些职能是交叉的,村两委的权力运行机制还不够健全,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相互争夺村庄事务的决定权。第六,中央关于农村党组织建设的部署落实还不够到位。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部署的指导下,村级党组织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一部分地方领导重视经济发展,对党的建设重视不够;部分村级党组织建设实践中还存在着一定的形式主义现象,致使中央的部署还落实不够到位。第七,传统消极因素的影响还未有效消除。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封建主义传统的国家,又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至今封建主义还未完全消除,部分村干部具有严重的特权思想,一部分村干部还存在“家长制”作风,不能平等地对待普通党员和支部委员;党的历史上重集中轻民主的思想还存在影响,使得权力过分集中支部书记一人手中,影响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
  要有效解决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就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党组织组织建设的具体制度,采取切实可行、富有成效的措施。
  第一,要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党组织要按照发展党员的基本原则积极吸纳新的力量,明确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在发展党员方面的责任,要扩大视野,除了注重在优秀青年农民中发展党员之外,要重视在广大农村妇女中发展党员。要注重提高农村党员的党员意识。进一步保障党员的基本权利,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广大农村党员的权利意识。提高保障党员权利的政策措施的可执行性。建立和完善侵犯党员权利的责任追究机制。同时,充分利用现代远程教育方式,做好对农村党员的培训工作。面对流动党员的大量出现,要努力做好流动党员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第二,搞好干部队伍建设。要进一步完善党支部的选举,把那些“守信念、讲奉献、有本领、重品行”的优秀党员选为党支部书记;进一步做好干部队伍的教育培训工作,提高村干部的能力和素质;建立干部队伍的激励机制,完善村干部的补贴制度,要从政治上激发村干部的积极性,对那些任职达到一定年限的离职村干部实行补贴,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健全对村干部的监督制约制度,加强监督检查,保证中央关于农村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组织建设的部署得到有效贯彻落实。乡镇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履行好监督村干部的责任。建立村级监督机构,使村民能够有效监督村干部的行为。
  第三,进一步完善运行机制。要教育农村党员干部认识到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在支部委员会内部要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民主和集中相统一的原则。构建和谐的两委关系运行机制,从长远的目标来看,是要合理划分村两委之间的职能分工;从近期目标来看,要建立两委之间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杜绝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的专权,使村级事务的决定权转移到党员大会和村民(村民代表)会议。加强对农村党组织建设的领导和支持。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村级党组织建设还存在很多薄弱环节,需要从外界注入力量。加大村级党组织建设的财政(党费)转移支付力度和人才支持力度。
  第四,建设服务型村级党组织。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使村级党组织原有的生产经营管理权不复存在。村级党组织承担什么样的功能,直接关系到其建设效果。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基层党组织要充分发挥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据此,本文提出建设服务型党组织的目标,通过为村民提供服务,赢得信任和支持,提高村级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壮大党组织的队伍。从农村的具体实际出发,村级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应包括:促进村民收入的增加,积极化解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有效传达村民的利益要求,协助政府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宣传党和政府有关农村的方针政策等。
获取途径: 中国人民大学 /CALIS
中共党史 中国人民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在中国共产党走过的90个春秋的艰辛而辉煌的历程中,新民主主义革命占了28年。在这28年,延安时期占了近一半的13年左右。这是一段内涵丰富、地位独特、意义奇重的历史。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土地革命到全民族抗日战争的重大战略转折;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敌后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策略,最终取得了抗战的伟大胜利;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解放战争头两年对国民党的作战,迎来了中国革命走向全面胜利的曙光。延安时期,在陕北艰苦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下,在强敌环列、虎视狼眈的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下,边区政权何以生存、发展、壮大,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何以欣欣向荣,充满生机?在这种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又是如何开展反腐倡廉建设,并且又是怎样把反腐倡廉建设与党的任务和为实现总任务的斗争紧密联系起来的?这正是本文旨在探讨的问题。
  腐败是一切政治共同体都会产生的现象,是公共权力伴生的毒瘤。因此,反对腐败,加强廉政建设,始终是世界各国政治生活中一个不衰的话题,成为关乎世界各国政治文明发展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政治任务。作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它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以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但由于其人员构成来源于现实社会,也注定无法超越历史局限与现实约束,不可能保证中国共产党内部成为绝对廉洁的真空。与一切剥削阶级政权和政党的反腐败本质不同的是,无论执政还是在野,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建设都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在陕北的13年里,中国共产党虽然只是在局部掌握政权,但始终以建立廉洁政府为目标,在边区和各根据地开展了长期的、连续的反腐败斗争,不仅克服了局部的腐败现象,使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着政治活力,为其赢得了中国社会各界的政治信任,也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综观以往的相关研究,通常是把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分为中央苏区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这种划分方法显然是受中国革命史对历史时期的划分方法影响。这样,一是不利于把中共中央在延安这辉煌的13年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结果很容易割裂这段独具特色的历史,并且陕北作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的重要历史地位及其深刻寓意难以得到体现;二是容易掩盖延安时期的几个具体历史阶段中,中国共产党在反腐倡廉建设上所具有的不同的目标任务和特点。此外,从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到全面内战爆发前,这段历史时期往往被研究者遗漏,或被模糊化处理。鉴于此,本文将延安时期的反腐倡廉建设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研究:
  从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至1940年底为第一阶段。重点是围绕建立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创建陕甘宁边区为抗日民主的模范根据地为目标开展反腐倡廉建设。而且这一阶段,除陕甘宁边区外,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淮北、淮南、苏北、鄂豫皖,以及华南等地方根据地相继开辟和建立政权。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廉洁政府的目标,发动了大生产运动和节约运动,充分发挥党员模范作用,创建惩贪制度,严惩腐败分子等。到第一阶段结束,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抗日民主的模范这个任务也大体完成。
  从1941年起至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前为第二阶段。重点是围绕贯彻“十大政策”开展反腐倡廉建设。这一时期边区处在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中,而且绝大多数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都在1941年前已创建起来。从1941年到全面内战爆发期间,可以说是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坚持、发展、壮大的时期。为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真正的抗日民主的廉洁政府,并使它成为各方面的模范,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着重于党的理论建设,即开展整风运动,另一方面是建立健全反腐倡廉建设的各种法规、法令,以及采取相应的措施和监督机制,使反腐倡廉建设也成为全国的模范,使抗日民主政府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民主的政府、最廉洁的政府。
  从1946年7月至1948年3月中共中央离开陕北为第三阶段。重点是围绕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开展反腐倡廉建设。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环境和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全面内战的爆发,使得国内外出现了新的政治形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力量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显得突出和重要。针对党和政权建设中出现的新课题和新任务,反腐兴廉,成为全面内战爆发后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围绕这一重要任务,中国共产党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改造政府机构,建立监察机构,加强军队建设,制定并执行了正确的城市政策等,为夺取全国政权、巩固新政权作好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充分准备。
  延安时期的反腐倡廉建设,继承了党在苏维埃时期反腐倡廉建设的传统,适应深刻而广泛的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以及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形势,按照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抗战一团结一民主”的战略设计,从实践到理论创造了许多反腐败斗争的政策、制度和措施。这些反腐倡廉的实践和措施,事实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它不仅培育了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团结奋进和为人民服务为内涵的延安精神,而且凝聚了党心,赢得了民心,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并最终创建了一个新中国。纵观延安时期的反腐倡廉建设实践,可以得出这些有启发意义的结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陕北这块贫瘠的黄土地上克服无数的艰难险阻,取得一个接一个的伟大胜利,是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和不断开展反腐倡廉建设分不开的。要而言之,中国共产党以廉洁而赢得民心,因民心而赢得政权。
  总之,历史不仅是前人的集体记忆,而且是前人的集体智慧。以史为鉴,总结和借鉴革命根据地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经验,对于解决现实反腐败问题无疑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在历史的借鉴中,既要反对那种简单认为只要继承和发扬根据地时期反腐倡廉的优良传统,就能消除当前的腐败现象的观点(因为昨天和今天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时代),又要反对那种以各种借口,否认某些历史经验具有可借鉴性的历史虚无主义,尤其是要反对那种对历史经验的貌似继承、实则背离的错误做法,即嘴上一套,做又是另一套,只作表面文章的形式主义。领导带头,群众路线,注重思想教育,有令必从,艰苦奋斗,这是延安时期反腐倡廉建设最显著的特点,这些特点及其所体现的精神和原则,对于中国共产党当前的反腐倡廉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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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马克思主义观的问题,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就始终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几次大的理论争鸣,虽然表现形式各异,但实质上仍然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观”的问题。比如,以第二国际为例,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派,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变化的时代面前丧失了生命力,必须进行彻底的修正,遂提出了以“适应论”与“和平长入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观点。而列宁、卢森堡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坚持本真精神的前提下,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增添新的内容,于是列宁结合俄国革命的实际创立了列宁主义,在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不但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而且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民族化的先例,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纵深发展。除此之外,每逢重大历史时刻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争执,也是不同马克思主义观之间交锋的另一种表现。因此,马克思主义观是客观存在的理论现象。
  中国共产党进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现的,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观得以形成、发展、深化和拓新。因此,无论是研究中共的思想史还是实践史,中共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不可绕开的一环。缺失了对中共马克思主义观的科学分析,对中共的认识就不完整、不真实。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非自发产生,而是经由了第三国尤其是俄国转道而来,这就增加了中共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难度。受国际环境的影响,一些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观得以产生也在情理之中。中共的马克思主义观正是在正错交织的反复斗争中,才逐步走上了科学的康庄大道。本文力图全面地展现中共马克思主义观的发展脉络,并以此为基础提出若干经验性的总结。
  中共马克思主义观发展历程的明显特点,就是以若干具有“基因突变”的事件为分水岭而划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到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这是中共马克思主义观的初步形成与初步运用,与不成熟相伴随的是党内关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歧见争执。这一时期中共马克思主义观的特点就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第二阶段从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到1945年的中共七大。由于党内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观的严重影响,中共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探索遭受了坎坷,历经延安整风直至中共七大才形成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毛泽东思想。这一时期中共马克思主义观的特点就是两种马克思主义观之间“点与线”的斗争。第三阶段从中共七大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33年的时间里,中共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创新,也有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完全正确的理解,还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错误的认识与运用,曲折与重挫构成这一阶段的主色调。但无论是创新发展还是遭受重挫,都“延伸”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准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条件和鉴戒。第四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活跃和创新是这一时期中共马克思主义观的突出特点,既表现在“问题域”上也表现在对“结合”问题的新认识上,既有对马克思主义“规律学”的发展也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并未结束,是任重而道远,光荣而神圣。
  综合以上分析,中共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期间既有欢愉的收获也有痛苦的探索,既有快速的发展也有曲折的迂回,这个“痛并快乐着”的理论创造过程,构成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共思想史和中共实践史,从中可以得出中共探索“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经验。第一,根基性经验:实事求是地对待“契合”、“结合”和“切合”的问题。这是最基本,也是最为重要的经验。第二,思想战线经验: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观,反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三,群众路线经验:加强党的建设,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群众和掌握群众,是中共马克思主义观的活水之源。第四,时代经验:立足中国本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视野,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必将随着中共马克思主义观的健康发展而不断获得新的营养和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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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 中国人民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社会中介组织作为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新的依托,是党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党建研究的新领域。在社会中介组织中开展和推进党的建设,是社会中介组织自身健康成长的重要途径,也直接关系着党的社会基础的巩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社会中介组织的迅猛发展,加强社会中介组织党建工作已成为新形势下党建工作的重要课题。
  社会中介组织的出现和发展是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的。1978年之后,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政府部门职能的转变,社会结构的分化,WTO框架下的全球性竞争,成为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生成的主要背景和条件。与此相联系,社会中介组织在曲折中不断发展壮大,现已成长为新社会组织的主体。一般而言,社会中介组织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一定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或者根据政府委托,遵循独立、公正、客观和公平原则,运用其专业知识为自身所代表的特定的利益群体服务,较好沟通政府与社会之间、政府与经济主体之间、经济主体与经济主体之间、经济主体与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各方利益,行使服务、沟通、公证、鉴定、管理、监督等职能的自律性社会组织。其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专业的权威性、服务的公益性、规范的自律性、客观的过渡性等比较鲜明的特点。社会中介组织数量的增多和影响的扩大,使得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所依附的基础发生了改变。作为对新的社会实践的应对,社会中介组织逐渐成为党建新领域。根据中央文件的要求和部署,结合各类社会中介组织的实践,我国社会中介组织党建工作的探索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初探阶段:1978-1992年。在传统领域之外,重视在新经济组织中建立党组织和新社会阶层成员中发展新党员,是这一时期基层党建工作的一大特色。发展阶段:1992-2002年。其标志是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对"两新组织"的明确要求,"需要从实际出发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1998年之后,以律师行业为代表的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蓬勃开展成为一大亮点。创新阶段:2002年至今。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七届四中全会都将社会中介组织党建工作写进主报告中,并作出总体部署。2008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明确要求以律师、会计师等行业为突破口,以点带面,创新方式,进一步增强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这一时期,突出特点是党建实践在各类社会中介组织广泛兴起,社会中介组织党建在组织覆盖、制度建设等方面收到较明显成效。
  本文侧重于从社会中介组织生成的背景以及与政府间关系远近的角度,将我国社会中介组织划分为三种类型,即:政府隶属型社会中介组织、官办脱钩型社会中介组织和市场自发型社会中介组织。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对这三类社会中介组织党建模式进行分析,每类选取一个样本,分别阐述其党建工作的做法,总结它们的经验,探求其中的共性和个性。
  第一类是政府隶属型社会中介组织,亦称官办型社会中介组织,其党建模式为传统型,选取的样本是作为政府事业单位的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党的建设。政府隶属型社会中介组织由政府部门投资设立,或挂靠在政府部门,实际上成为政府的办事机构,其业务活动依靠政府部门的权威实行行业垄断,在运行中具有较强的行政色彩,在具备部分非盈利性公益职能的同时,也履行盈利性职能。这种性质决定了政府隶属型社会中介组织采用的是传统党建模式。作为样本的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党建的主要做法和经验是:明晰隶属党组直接领导的组织构架;明确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功能定位;明白党管干部的管理权能:规范常态化的组织活动;突出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特色。这种做法具有的优点是:严密的组织层级制有利于党的工作的开展;长期积累的党建资源奠定党建工作的良好基础。其弊端也较为明显,如行政化色彩过浓,党务工作缺少创新性等。需要正视这些问题并逐步加以解决。
  第二类是官办脱钩型社会中介组织,亦称半官半民型社会中介组织,其党建模式为行业型,选取的样本是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党的建设。官办脱钩型社会中介组织是指曾作为政府的事业单位或职能部门,后经脱钩改制而发展起来,但仍与政府部门存在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社会中介组织。这类社会中介组织基于脱钩前较稳固的党建工作基础,加之行业内部的管理、联系、制约都比较紧密,用行业模式建立垂直管理的党建工作体制和运行机制,更符合此类中介组织的实际,也更有利于党的建设工作。以行业模式开展党的建设,最为典型的是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其独具特色的党建做法是:以行业党委建设为核心,建立垂直领导的党建组织体系;以事务所党支部为主体,优化基层党组织设置方式;以法人代表与支部书记"一肩挑"为途径,配强领导班子;以业务和党建共发展为目标,促进党组织作用发挥;以创新党建载体为平台,加强党员队伍建设;以带群建促统战为抓手,发挥党建幅射效应。经过多年的实践,党的组织和工作在注册会计师行业实现了全覆盖,初步建立起发挥行业党组织作用的党建工作管理体制,党的建设与行业建设实现了共同和谐发展。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进一步增强,显示了条块结合的社会中介组织党的建设的前景。当前,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行业模式也遇到了挑战,主要是党组织开展活动效果不理想,党员组织关系转接不顺畅,党建工作经费保障难落实等。这给未来的探索提出了新课题。
  第三类是市场自发型社会中介组织,其党建模式为服务型。市场自发型社会中介组织是指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经过法定程序成立,与政府部门无直接隶属关系,自律发展,经费自筹的社会中介组织。其具有明显的市场性、相对的独立性、多部门的管理体制、广泛的执业范围、较高的行业风险等特点。由于市场自发型社会中介组织自身性质的多样性和服务对象的多样化,以及党建工作为经济服务的本质所决定,其党建模式更具特殊性,着重突出了党建工作的服务职能。在实践中,服务模式的市场自发型社会中介组织党建又分为属业型和属地型两种,另有枢纽型目前刚刚起步探索。其一,属业型,主要指业务主管部门管理型。其党建具体做法是:突出业务主管部门的党建主管职责;从源头上灵活组建;分类强化思想政治工作;多方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其二,属地型,主要指商务楼宇服务型。以北京市朝阳区商务楼宇党建为例,其具体举措主要是:构建产权、物业和楼宇党组织"三位一体"的组建模式;构建党务、政务、社务"三位一体"的服务模式;构建人员、场地、经费"三位一体"保障模式。此外,枢纽型党建的探索刚刚开始起步。以北京市为例,它以"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层层网络建设为依托,构建起从党员个体、市场自发型社会中介党组织、市级枢纽型党组织、市委社工委、以及市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为立体结构的枢纽型党建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自发型社会中介组织党建的未来趋势。服务型党建模式具有党组织功能由主导型向服务型转变、组织设置突破单一传统的框架、党建活动机制实现党群工作一体化等特点,但同时也面临着部分党员的党员意识淡薄、党员教育缺乏吸引力、党建工作缺乏激励机制等问题的挑战。这就要求要根据不同微观主体需求,从工作机制和方法等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
  通过对以上三类社会中介组织党建模式的分析,可以看出,党建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社会中介组织,一般都具有这样的共性:对党组织组建和党建工作极为重视;注重从实际出发,用改革精神去推动党建工作的创新;讲究实效,使党的建设与社会中介组织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既是过去积累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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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 中国人民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中国宪政建设进程中的中国共产党权力监督机制为研究对象,在考察中共权力监督机制的发展历史与现实状况的基础上,力图从宪政理论的角度分析中国共产党权力监督机制的构成,以及其制度与实践对中国宪政改革的意义和提出的理论挑战。
  全文包括导论和四章及结语。
  导论部分提出,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从分析中国共产党权力监督机制入手,利用宪法学的知识资源来解读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宪政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情况进行简要综述。本文提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监督机制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于视其为反腐败的重要手段,而应该意识到,权力监督的意义从根本上而言是宪政意义的,应该将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监督机制理解为一种推进中国宪政建设时可供利用的组织和制度形式,同时也是一种知识资源。
  第一章论述宪政的概念和要素、权力的内涵和特征,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宪法地位和权力限度。重在阐明,宪法至上、民主、法治、人权等构成了宪政的基本要素,而宪政要求限制一切绝对权力,限制权力是宪政的一条根本性原则和本质特征。强制性、公共性、稀缺性、交换性特点决定了权力本身具有强烈的腐蚀性,任何拥有权力而无约束的人都难以抵挡权力带来的诱惑,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的制度设计是宪政国家的必然要求。权力对共产党的双重效应,也直接决定了开展权力监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宪政限制政治权力,包括限制执政党的权力。中国共产党的宪法地位决定了其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执政,必须按照宪法和法律执政,但本文也强调,以宪政限制绝对权力和执政党的权力,这绝不是为了限制执政党之执政能力,相反,就如限制国家权力反而可以增强国家能力一样,限制执政党之权力实际上可以增强其执政能力,进而增强其执政合法性。
  第二章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对权力监督问题的理论思考和历史实践,重点分析了现行权力监督机制的构成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当其未取得执政地位时,中国共产党对党员的监督和对党外的监督是泾渭分明的;取得执政地位之后,1954年之前,亦有差别。1954年后,一党执政,对党员干部的权力监督和国家权力监督机制实现了最大限度的重叠。总体上,在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演化过程中,权力制约和监督逐渐朝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方向发生转变。但目前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监督机制仍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法治化程度有待提高、监督体制还不够完善顺畅、各种监督力量作用发挥不充分。
  第三章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宪政建设中扮演的角色和宪政建设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宪政建设中主要有三个定位,即宪政的推动者、组织者和受益者。作为推动者和组织者,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宪政建设进程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其中包括宪政建设将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提出挑战,宪政建设中存在诸多问题并无固定明确的答案,以及社会分化与政治秩序宪政化。但是,宪政建设的完善和成功,也将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提高其执政能力,要得到这些政治果实,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要积极主动地主导中国的宪政建设进程,使其具有可控性。
  第四章提出,权力监督体制的构建是一项系统的庞大工程,从宪政角度看,权力监督机制的构建应该是在宪政基本精神指导下,依托宪政基本要素的权力制约功能,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有效实现权力监督的一种体制。无论是在权力监督的领导体制、人员配置还是机构职权设置上,都可以合理运用权力制衡的原则,来改革和完善既有的权力监督机制,从而为中国的宪政建设积累较为充分的实践经验,为逐步推进政治改革提供具体的、局部的方案。为了推进中国的宪政建设,应当在权力监督机制的建设和完善中贯彻宪政的价值规范,加强民主建设,改进权力监督机制,依据权力制衡的理论调整监督机构和权力关系。
  由此,本文认为,从宪政角度来审视权力监督机制之改良,必须坚持其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步推进,以制度建设为基本手段,规范党政关系,走渐进式改革道路。
中共党史 中国人民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指延安时期集中于陕甘宁地区、接受中共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并由此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政治认同的知识分子群体。
  抗日救亡的迫切需要,左翼化思潮的影响,知识分子本身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以及当时中共中央所制定的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等等,诸多因素形成一股巨大的合力,使得大批知识分子涌向了革命圣地——延安,并由此汇集而成一个庞大的知识分子群。然而,由于人员众多、身份不一、思想多样,便致使整个群体呈现出一种纷繁复杂的面貌。因此,只有通过对延安知识分子的来源地、教育背景、政治信仰以及社会界别这四个维度进行细致地剖析,才能清晰地展现出这一群体的本真。
  知识分子的大量涌入延安不仅使得革命队伍的结构发生了变化,更影响了陕甘宁边区一度整齐划一的思想状态。如何改造知识分子才能让他们适应革命队伍的需要,中共就该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从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引导知识分子转变,到开展整风运动、整顿知识分子的学风与文风,再到召开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在这不断接受改造的过程中,延安知识分子亦逐渐形成了三个比较明显的群体特征:与工农兵结合,从小资产阶级转向无产阶级,以及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
  此外,延安知识分子也在接受改造的过程中参与了中共对于意识形态的构建,并做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第一,提出并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第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进行相关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第三,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做出了理论贡献,直接推动了其指导地位的确立。正是延安知识分子所付出的努力,才促使上述几方面的内容逐渐走向成熟与完善,更为中国革命事业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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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 中国人民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1975-1982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大转折的年代。这一转折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90年奋斗历程中的第二次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历史大转折中,中国历史在前进。但是,由于受到“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的干扰和破坏,“文革”遗留的纷繁复杂的问题难以得到解决。这主要表现为:思想上固守“两个凡是”的藩篱,坚持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思想;政治上继续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错误主张,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组织上拒绝全面进行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实践证明,如果不摆脱以“两个凡是”为核心的错误思想和错误方针政策所带来的束缚和羁绊,中国巨龙就难以迈出铿锵有力的前进步伐,也就难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为了打破这种束缚,消除这种遏制,作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的胡耀邦从1975年主持中科院整顿开始,就开始融入了这一历史大转折的斗争洪流之中。在历史大转折中,胡耀邦先后在中科院、中央党校、中组部、中宣部、中央书记处等部门主持工作,通过主持中科院的整顿工作、发动和组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组织和推动冤假错案平反工作,为完成历史大转折的拨乱反正任务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选题参考了部分文献资料以及已有研究成果,以历史大转折的时间为序,以胡耀邦在历史大转折中的活动为纬,采取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方法,对胡耀邦在历史大转折中的主要活动、思想、作用等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第一章,历史大转折中胡耀邦走上政治舞台的历史机缘。本章主要论述了历史大转折局面的形成及历史大转折为胡耀邦重新登上政治舞台提供的历史机缘。历史大转折局面的形成是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广大干部群众对“文革”的反思与抗争的结果。
  在历史大转折关头,胡耀邦之所以能够走到政治舞台的中央,这其中既有特定的历史机缘,也有政治合力的相互作用,更有他自身勤奋努力的主观因素。可以说,胡耀邦在历史大转折中能够崭露头角,在拨乱反正的伟大工程中能够作出突出贡献,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第二章,胡耀邦整顿中科院。本章主要涵盖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胡耀邦组织整顿中科院的主要措施,二是对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为了尽快恢复中科院正常的科研秩序,胡耀邦在中科院大张旗鼓地进行整顿。首先,加强中科院的组织整顿,包括调整核心领导小组,开展审查平反工作,落实干部知识分子政策等;其次,进行科研整顿,明确中科院的工作任务,端正科研工作方向,反对“开门办所”,恢复所长负责制等;最后,积极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协调解决科技人员的生活困难问题。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是1975年整顿工作中著名的三大纲领之一。胡耀邦组织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集中阐发了如何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生产斗争与科学实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理论基础与实际应用、党的绝对领导与百家争鸣等之间的关系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重新确立了正确的科技指导方针和原则。《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所阐述的观点和思想既是1975年中科院整顿工作的指导思想,又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制定新的科学规划奠定了基础。
  第三章,胡耀邦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按照胡耀邦发动和组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历史进程,本章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即积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撰写和发表,发动和组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组织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胡耀邦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发动者和组织者。首先,胡耀邦率先将实践标准运用到中共三次路线斗争历史提要的撰写实践中,使一大批理论工作者深受教育和启发,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撰写和发表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其次,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过程中,面对“两个凡是”的责难和阻挠,胡耀邦无所畏惧,在邓小平的支持和帮助下,坚持斗争,终于战胜了“两个凡是”错误思想,取得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胜利。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正是这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航程,使得中国改革开放虽历经波澜而总能破浪前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
  第四章,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本章主要从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指导思想,组织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方法,组织为广大党员干部平反冤假错案以及为广大的知识分子平反冤假错案等方面对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况进行了概述。胡耀邦在组织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提出了“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着重从政治上解决问题,“团结起来向前看”;“两个不管”等指导原则,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平反冤假错案为社会主义现代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
  第五章,历史大转折中胡耀邦的革命品质和领导艺术。本章从革命品质和领导艺术角度探究了胡耀邦在历史大转折中作出重大贡献的缘由。胡耀邦敢于碰硬,敢于抗争的革命品质;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深入群众,勤于实践的务实精神是他在历史大转折中,虽身处逆境而不屈,并能不断开拓新局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根本原因。此外,在历史大转折中,胡耀邦善于斗争,巧于斗争的领导艺术也是他在历史大转折中取得骄人业绩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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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 中国人民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中国共产党的“七一”纪念,通过考察“七一”纪念活动的文本记录,以及口头传播所留下的历史材料,可以发现,人的参与使纪念活动中发生了可以被记载的历史事件,而这些参与纪念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民众及纪念活动中存在的事件才真正是本文所研究的内容。
  本文研究涉及到中共纪念活动的兴起和发展、“七一”纪念日的确立;“七一”纪念的地位、规模的发展变化和纪念运作模式等方面的内容。
  在研究中发现,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活动兴起于建党之初,伴随着中共的发展,纪念活动经过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两个时期走向成熟。1933年的首次“八一”建军节纪念,为中共纪念活动树立了相对成熟的样板。
  抗战爆发前夕,中共对民族主义认识的变化,使阶级斗争让位于民族解放,纪念活动的宣传话语随之发生嬗变,各种纪念活动成为推动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阵地。“七一”纪念正是在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进入中共的视野,1938年,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七一”纪念日的命题,该命题1941年正式为中共中央所接受,成为沿袭下来的中共诞生纪念日。
  此后,“七一”纪念愈发得到中共重视,经历了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后,“七一”纪念一跃而成为党的纪念活动焦点。新中国建立后,1951年的中共诞辰纪念,在上下互动(中共自上而下的纪念宣传和民众自下而上的自觉参与)纪念运作模式下,中共诞辰纪念不仅具有该年度纪念活动的最大规模和最高级别,而且在形式设计和内容安排上形成了“七一”纪念的成熟样板,并被此后的历次“七一”纪念所承继。
  很显然,这样的研究安排,不仅可以从宏观上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活动,特别是“七一”纪念活动的发展演进,而且有助于从大历史的角度,从纪念文本中解读“七一”纪念活动中的历史。
  实际上,“七一”纪念进入中国共产党的视野起就承载着对党的历史记忆。1938-1951年,纪念宣传话语经历了抗战、反蒋、再到建设新中国的三次转变,而这一切又主要表现在“七一”纪念对建国叙事的语言安排上。
  抗战期问,中国共产党把抗战建国作为纪念活动的政治主题。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和中共政治策略的成熟,纪念宣传由抗战初期的“以团结求合作”逐渐转变为“以斗争求合作”、“又团结又斗争”的话语逻辑,最终有倾向性地突出了根据地民主和民生建设对于抗战建国的重要性,并把其作为抗战建国的根基。抗战结束后,“七一”纪念宣传以“反蒋建国”取代了“抗战建国”,而这一转变在中共二十四周年的诞辰纪念宣传中就已发生。解放战争期间,“七一”纪念活动渲染了反蒋建国的历史主题。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的北平“七一”纪念大会则把建设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作为此后“七一”纪念宣传的政治主题。
  与此同时,1938-1951年的“七一”纪念活动不仅受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而且特别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在毛泽东思想宣传上,中国共产党着重强调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自于中国革命的实践,来自于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并且要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发展。但是,纪念宣传却有意无意地过分抬高了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贡献性的一面,忽略了中共其他领导人对这一思想形成、发展和成熟所作出的努力。这对后来党内个人崇拜风气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共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七一”纪念活动除了有效传递中共的“建国”思想,宣传毛泽东“党的领袖和人民救星”地位,强化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外,中国共产党性质的解读始终成为纪念宣传永恒不变的主题。此外,书写和学习中共历史也成为纪念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是基于“党的性质和党的历史”的纪念宣传,才凸显出“七一”纪念活动应有的历史价值。这一价值的外在表现则是,“七一”纪念活动成为开展党员思想建设与作风建设的重要场合,并且最大化介绍和宣传了中共优秀党员的革命事迹,体现出共产党员信仰坚定、忠于革命、不怕牺牲、吃苦耐劳、大公无私、舍己为民、舍身为党的马克思主义品质,打造了优秀党员的形象标准。
  对于广大民众而言,中共自上而下、有组织的宣传动员,使他们自觉参与到“七一”纪念的各项活动中来,并成为中共“七一”纪念活动的主体。在参与庆祝中共诞辰的过程中,民众形成了“共产党是咱们的救命恩人”、“敬了毛主席,才算敬对了神”等朴素认知。
  本文从思想史的视角审视“七一”纪念,其主要观点是:“七一”纪念活动不仅传递了中共实现民族解放和社会革命的思想,而且最大化展示了中共的党性,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使其成为“七一”纪念宣传永恒不变的主题。
  至此,认为,“七一”纪念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是中共历史的重要内容,其本身就是一部生动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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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治理和领导 中国人民大学 2010(学位年度)
摘要:村居党组织管理一直体现为传统威权式管理特征,这种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村居变化的新形势,造成了村居组织与村居民之间的断裂甚至对立状态。本文引入了倒管理理论,就是在公共管理中根据法律思维的程序性管理要求,将计划、组织、人员配备、领导和控制等传统管理的权力职能或要素反过来成为管理对象,并与传统组织管理的目标一道,构成管理的双重目标。本文遵循的逻辑进路,在倒管理的内涵、特点以及中外实践上的与正管理比较异同的基础上,剖析了当前村居党组织自治推进能力薄弱、村居民自治能力不足、村居党组织与村居民自治管理的体制机制不科学等党组织管理断裂的原因,提出了与问题相对应的缝合渠道;选择威海市王家钦村的“倒十星”管理创新案例这一基层实践作为论据,分析其操作、效果和拓展,以论证通过管理创新解决村居党组织管理断裂的方式方法;最后,对“倒十星”管理法的实践进行了“倒管理”理论提升,论述了其本质就是村居自治管理法治化,这种自治管理要求对村居党组织的管理职能进行重新定位,而其本质是民方主,实现途径是法治,作用方式是群体压力和经济利益,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村居民成员权的实现缺乏法律和政策依据。本文最主要的创新见解在于传统管理要素应当转变为管理对象本身,从而使传统命令式管理转化为现代法治式管理,本文称为倒管理,这样就对管理的内涵进行了拓展;在倒管理模式下,正管理或传统管理赋予管理者的自由裁量权被压缩到最小的空间,从而避免了管理权力对权利的可能侵犯,而权力与权利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在规则范围之内的平等和谐的关系。这样,就象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其学科应当被法政治、法经济、法文化、法社会及其法学科所取代一样,管理和管理学也应当被法管理和法管理学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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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 2010(学位年度)
摘要:近年来,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与发展,已经成为为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也改变着我们党和群众之间的互动方式。网络舆情事件频繁发生,网络的问责效应不断凸显示。其中,组织工作尤其是干部选拔任用问题也成为网络舆论的一大焦点。在网络时代,如何提高组织部门网络舆情应对能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地方党委组织工作服务科学发展和实现自身科学发展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本研究以互联网时代的网络舆情给党委政府部门带来的巨大影响为背景,以组织部门如何妥善应对网络舆情为研究对象。采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式,对网络舆情的特点和规律进行分析,对地方党委组织部门网络舆情应对工作做出评估,指出其中的问题,并结合组织部门自身职能特点,提出有针对性地意见和建议。本研究与宣传、公安、信息等部门存有一定的共性,对其他部门的网络舆情处置工作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网络舆情是指民众对现实问题产生的情绪、态度和意见,通过互联网这个渠道进行了表达。网络舆情的形成有其客观因素,也有自身的特点,一般遵循产生、发展、高峰、消退这一规律。通过对影响舆情变动因素的阐述,依据霍兰夫德的信息传递理论,主要是通过霍夫兰德态度说服模型的分析,我们知道网络舆情可以通过有意识地引导使其向着预想的方向发展。
   第二,在网络舆情的处置上,单纯的行政命令、硬性监管、舆论封杀、删贴等硬性手段并不能有效化解矛盾,必须采取适当的方式方法,积极正面地回应网民质疑。地方党委组织部门需要进一步加深网络舆情规律、网络社会与组织工作的关系的研究,遵循及时主动、实事求是、灵活互动、以人为本等四大原则,避免被动应付、丧失话语权。
   第三,结合组织工作自身特点,组织部门应着眼于构建科学高效的舆情处置机制,从工作体系、舆情汇集、舆情引导、舆情处置合作等方面入手,将这一工作纳入规范化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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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 中国人民大学 2010(学位年度)
摘要:党员主体地位是指广大党员是党的主人,在党内生活和党的实践活动中居于自主的、能动的、决定的地位。党员主体地位具有法定性、广泛性、有序性、实践性等基本特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党员主体作用的发挥,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价值观的重要路径,是发展党内民主的关键环节。党员主体地位研究既是一项基础性、理论价值较高的课题,又是一项应用性、实践性较强的课题。本文选择党员主体地位的保障机制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系统方法和比较方法对党员主体地位进行研究,力图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梳理党员主体地位在中国共产党内发展的历程,分析落实党员主体地位的现实困境及其原因,探究党员主体地位的发展路径,为构建党员主体地位的保障机制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主体地位理论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党员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党内一律平等的原理,确立了党员主体地位理论的基本框架。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在成为执政党的条件下,如何实现尊重党员主体地位的问题,以其生动鲜活的观点充实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员主体地位理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对党员主体性、党内平等、党员权利义务、党内斗争、党内选举、党内参与等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党员主体地位理论。
  中国共产党尊重党员主体地位的实践探索,受到共产国际党内思想、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进程,这一进程可分为初步探索、艰难探索、曲折徘徊、恢复发展、提出主体地位等五个时期。多年的实践为党在发挥党员主体作用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第一,党员主体意识依靠党内教育来培育,党组织要注意加强对普通党员的培训力度,深入细致地开展党员主体地位教育活动。第二,党员主体地位依靠党员自身努力来提升,党员主体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党员素质的提高,党员素质又通过党员主体作用表现出来,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第三,党员主体地位依靠党内法规制度来保障,最根本的是要不断完善党员权利保障制度,加大制度的权威性和执行力。第四,党员主体地位依靠党的基层组织来实现,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员参与党内生活的主要场所,要不断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充分发挥党的基层组织在保障党员权利方面的作用。第五,党员主体地位依靠党的统一意志来凝聚,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必须以党的团结统一为基础,以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为前提。第六,党员主体地位依靠党内民主文化来发展,只有在党内民主文化持久性和稳定性的影响下,党员的主体意识才能得到塑造,党员主体作用才能得到持续的发挥。
  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指导理论、文化背景、历史使命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在尊重党员主体地位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比较之下,中国共产党在尊重党员主体地位方面有着独特的路径和优势,中国共产党对党员有严格的要求和条件,党员主体地位有严密的制度保障,党员在党内有极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从而保证党的团结统一。但是,在一些具体操作程序和运行机制、基层组织建设和网络参与建设上,西方政党的一些做法和经验也值得学习和借鉴。
  近年来,全国不少地方的党组织积极探索保障党员主体地位的途径,通过创设关怀机制、完善选举程序、构建参与载体等措施,来发挥党员的主体作用,这对于党员主体地位保障机制的完善有着重要的意义。毋庸讳言,当前在尊重党员主体地位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是:一些党员自身思想素养和理论文化素养偏低,面对众多挑战而丧失主体地位;长期以来党内高度集中的体制使党的建设打上了“组织本位”、“领导本位”的烙印,党员成为被教育、被管理的“客体”;党内政治生活的参与机制不健全,普通党员的参与权利未能得到应有的尊重等等。分析落实党员主体地位的现实困境,其原因是复杂的,总体上可归纳为三方面:文化因素、个人因素和制度因素,其中最基本的原因是制度设计与操作程序的脱离。多年来,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上做出了一些努力,但是还没有真正把党内民主的原则性规定细化为实践中的操作程序。
  综合以上分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切实保障党员的主体地位,还需要加强多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党员主体地位的理论研究,并使其不断时代化,并突出党员主体地位理论的价值理念,使理论最终落实到每个“个体”价值上,党员主体地位理论只有与实在的、具体的党员结合起来才有意义。二是建立和发展网络参与机制,网络参与是当代民主发展的重要工具,必须加强对网络参与的规制与引导,使其有序发展并培育健康的网络政治文化,从而形成一种文化形态的制约力。三是完善党务公开机制,党员的知情权是党员行使其他权利的基础。完善党务公开制度,保障党员知情权,要走制度化的道路,即吸取前期实践探索的成果,规范公开的程序,并以制度的形式使其固定下来,形成党务公开工作的长效机制。四是从整体上来建设党内民主制度,党内民主制度是由不同的制度系统、制度要素和具体制度构成的,只有各个层次的制度和运行机制相互协调,各个层次的制度之间能够有机连接并形成有机的整体时,它才能真正发挥保障党员主体地位的作用。如果拓宽视野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还要全面阐释党员主体地位的人本价值及其文化内涵,以准确把握党员主体地位保障机制建设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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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 2009(学位年度)
摘要: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着力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形成干部选拔任用科学机制。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制度是我国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本文理论研究与实证探讨相结合,对我国公开选拔制度进行了系统化研究。回顾公开选拔制度的发展历程,把公开选拔制度与封建科举制度、西方文官选拔制度等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公开选拔科学的制度体系,包括领导和组织体系、程序体系、技术和方法体系、监督体系;选取2009年河南某市公开选拔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公开选拔制度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有针对性地探索完善公开选拔制度体系的途径与对策,以为公开选拔的实践过程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
   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制度就是根据领导职位的条件要求,面向社会采取公开报名,通过考试与考核相结合的检测手段筛选出领导干部人选的制度。严密的考试与考察程序,公平、公开、竞争、择优的选拔原则,使这项制度具有科学性、公正性、竞争性、综合性、民主化等重要特征,能够克服传统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存在的选拔人才视野不宽、优秀人才难以脱颖而出、群众参与不够广泛、监督机制不够有力、不正之风难以遏制等诸多问题,体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干部选拔工作对科学合理性和民主公开性的要求,是党和政府选人用人思想在制度革新方面的表现。本文通过对公开选拔制度的研究,构建了公开选拔制度合理的程序结构体系,即职位分类与资格条件确定、公开报名与资格审查、统一考试、组织考核、研究决定任命的程序结构体系。公开选拔制度作为一种新生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需要科学的方法体系支持,本文建立和完善了资格条件确定及审查方法、笔试方法、面试方法、考核测评方法等公开选拔制度的方法体系,探索考核测评方法实现由定性向定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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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中国人民大学 2009(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宗旨的形成,是毛泽东在改造、借鉴我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的“民本”思想,继承马克思主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吸收、发扬我国劳动人民乐于助人的传统美德的基础上总结形成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得到了继承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响亮地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并在全党认真实践。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制定了一系列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的政策。这些方面的建设和努力,不仅推动了根据地和解放区各项事业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根据地和解放区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得到了根据地和解放区人民的衷心拥护。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被誉为“民主的政治,廉洁的政府”。
   在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开展土地制度改革运动,调动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到1948年秋,1亿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几千年的封建枷锁一旦被解除,亿万翻身农民便迸发出难以估量的革命热情。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取之不竭的人力和物力的源泉。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展解放区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解放区在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同时,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中国共产党还开展整党运动,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经过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打败了蒋介石,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实现了中国的独立和初步统一,为中国的富强、民主、文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解放战争的胜利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胜利。
   建国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中国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直是起主导作用的价值观,也是我们历来所倡导的一种基本的道德原则。可以说,经过几十年宣传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已深入人心,其成效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在建国初期,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社会道德建设的一段光辉的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正直、廉洁、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这种正直、廉洁、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在人和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团结友爱的新型的人际关系,对中国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和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果脱离群众,不代表群众的利益,得不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党执政的根基就会动摇,执政地位就会丧失,社会主义国家就会改变颜色,历史就会大倒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尽管有许多因素,但这些因素归结起来,集中到一点,就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丧失了民心,失去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表明,在执政的条件下,党与群众的关系同取得政权前相比较,将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性增加了,执政时间越长,越容易产生脱离群众的倾向。
   1980年,陈云同志在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基础上,面对改革开放初期的国际国内的形势和任务,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从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深刻阐述了加强党风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长期性。这一科学论断,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不断地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重要意义。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一个很具体、很细致的实践问题。加强党风建设需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加强党风建设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切实做到尊重民权、顺应民意、维护民利、赢得民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对每个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也是每个党员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要保证每个党员干部切实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靠教育,二靠制度。
   社会和谐是中国共产党不懈追求和不断奋斗的目标。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核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坚持以人为本,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要大力弘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它不仅是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也是对每一个公民的基本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这就需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加强执政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关键要落实在行动上,否则,说得再好听,不为百姓干具体事,就等于空话,这就需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多做利民之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要求,相应地可以分为先进性和广泛性两个层次,先进性要求是对共产党员和各级干部提出来的,广泛性要求则是对普通群众提出来的,这就需要在全社会弘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营造一种与人为善的社会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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