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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宋超
中共党史 中国人民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自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首次运用“官僚主义”一词以来,中共一直进行着反对官僚主义的理论探索与斗争实践。由于官僚主义现象的出现一般是与执掌政权相联系的,又由于1949年至1966年这一时期不仅是中共阐述反官僚主义思想最为集中、反官僚主义斗争实践最为密集、反官僚主义斗争取得重大成绩的时期,同时也是反官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陷入迷误、给中共和国家事业带来深重灾难的时期,因此,本文以1949年至1966年间的中共反官僚主义理论探索和斗争实践为研究对象,全面、系统地探讨中共反官僚主义的理论认识和斗争实践,并对其得失作了综合反思。
  除导论外,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居安思危”,全面考察了执政的中共对新政权中官僚主义现象及危害的深入认识;第二章“追本溯源”,从社会历史、思想意识、经济文化、体制制度等四个方面探究了中共对新政权中官僚主义现象产生与存在根源的剖析;第三章“上下求索”,对中共从主客观方面探索的反对和防治官僚主义的方法措施做了深入研究,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考察了中共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实践;第四章“以史为鉴”,从中共反官僚主义的宝贵经验、迷误探究、时代困囿三个方面反思了中共此期的反官僚主义理论探索与斗争实践。
  文章认为,中共在此期曾对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现象有着清醒的认识,已经从国家体制机制和社会制度方面探索了官僚主义问题,形成了较为完整、科学的反官僚主义理论,不存在从体制制度方面探索官僚主义现象的理论缺失。在科学理论认识的指导下,中共将反官僚主义寓于历次政治运动之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实践,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僚主义现象的蔓延。然而,随着“左”倾错误思想的发展,中共反官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陷入了迷误,将官僚主义者异化为“官僚主义者阶级”的认识,导致中共反官僚主义陷入了“反修防修”、“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泥沼,给中共和国家带来了深重灾难,中共科学探索反官僚主义的道路没有持续下去,克服新政权中官僚主义现象的目标没有实现。
  文章分析指出,中共反官僚主义从良好初衷到陷入迷误,在某种意义上是由于时代的困囿,一方面,在国家和阶级没有彻底消亡的时期,官僚主义现象不可能被最终消灭,反对官僚主义只能希求将其危害降到最低;另一方面,由于当时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复杂、经济文化落后以及政治经济体制高度集中的客观事实,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创的从根本上、从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角度反对官僚主义的理论没能转化为全党的共识和各项具体政策,并予以贯彻落实。
  中共在此期书写了一段由科学探索到陷入迷误、虽不成功但值得反思借鉴的反官僚主义史。
[硕士论文] 陈红
中共党史 中国人民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十月革命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注意指导十月革命胜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及五四运动的爆发,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资本主义本身的弊端,并对资本主义的强权本质感到失望;也促使他们进一步将目光转移到马克思主义身上,把马克思主义视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强大思想武器和中国革命的出路之所在。一时间,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由此也产生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沈定一便是其中之一。本文拟就沈定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一问题分三部分作一探讨。
  第一部分,沈定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因。沈定一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客观层面来说,中国黑暗的社会现实,促使沈定一探索改造中国的道路,而屡次探索的失败,使他最终将目光锁定在马克思主义身上,这是沈定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因素;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俄对华的友好政策,是沈定一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因素。从主观层面来说,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促使沈定一的思想日趋激进,为沈定一最终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准备了思想上的条件;参与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创建工作,通过与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多次座谈和讨论相关纲领的起草工作,使沈定一对马克思主义有了一个更为深入的认识,这是他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因素。
  第二部分,沈定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五四运动之后,沈定一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并逐步地趋向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观点也有了零星的介绍。但到1920年8月以后,随着陈望道所译的《共产党宣言》的出版,沈定一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较深入地了解,并最终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后,他利用自己所创办的《星期评论》、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机关报《劳动界》等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原理进行介绍。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介绍主要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介绍,主要是阐述了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和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对剩余价值学说的介绍,主要阐明了劳动创造价值以及资本家通过无偿占有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方式剥削工人阶级的观点;对阶级斗争学说的介绍,主要是对阶级斗争进行的必要性和主要方式的分析,以及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问题;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介绍,主要阐明了劳工专政的必要性和无产阶级专政是通往无国家目的的阶梯的观点。
  第三部分,沈定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特色。他运用多种渠道和多种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扩大马克思主义在民众中的影响。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萌芽,并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去指导和开展农民运动。他还在与各种非难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斗争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正本清源,纠正那些把社会主义妖魔化的观念,反驳非难者提出的“社会主义主张公妻的观点”,并对反对“劳工专政”的主张进行驳斥。
  当然,沈定一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他所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全面、不准确的。对于这些缺点和不足,一方面,应该承认其缺点和不足的存在;另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这种传播上的不全面和不准确与当时的社会客观背景有着很大的关系,不应该对那个年代的早期传播者求全责备。另外,也应当正确地看待沈定一后来的蜕变,不能因其后来的蜕变来否定他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贡献,而是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进行客观地分析,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硕士论文] 徐志明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国人民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体现了学习对于人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学习,把学习作为一项关系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战略任务来抓。进入新世纪,我党面临的形势和挑战前所未有,肩负的任务和使命也前所未有,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适时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形成学习型社会的重大任务,将全党的学习摆在了更为突出的位置上。为此,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把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集体学法转变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为鼓舞全党学习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的确立是新时期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建设方面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对于更好地把握党的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更好地提升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更好地开创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近90年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不断加强学习的过程。党的诞生是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并把它和我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全党号召大家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展延安整风运动。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革命胜利、转为执政党的形势,毛泽东又一次号召大家要虚心学习,向懂行的人学习。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明确指出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在江泽民的倡导下,我党开展了“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教育活动;党中央高层领导也开始集体学法,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的形成作了直接的铺垫。党的十六大以来,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形成学习型社会成为党在新时期的重大任务,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正式确立。可以看出,正是我党长期坚持着重视学习、勤于学习的优良传统,才会有如今这个雷打不动、坚持不辍的集体学习制度。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课程是经过精心设计、认真筛选的,它们大多是我党在领导改革开放过程中面临的需要从战略高度加以把握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涉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方方面面,而经济、民生问题则是其中的重点。以这些课题的外延为标准进行划分,可以把它们分为四类课题。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课题普遍地体现了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国内国外的横向结合;二是历史现实未来的纵向结合。八年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逐渐呈现出它的特点,主要是针对性、咨询性、共享性、开放性和制度化。这些特点并不是相互割裂开来的,它们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有利于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集中民智、问政专家是科学执政的体现;集体学习、互相探讨是民主执政的体现;坚持学习、形成制度是依法执政的体现。其次,中央政治局率先垂范、带头学习,对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最后,中央政治局邀请学术界的精英授课,有利于增强学术研究的实用性。
  对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历史探源的梳理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优良学习传统的党,同时也提醒要重视学习,不断学习,增强学习的紧迫感。对中央政治局学习内容与特点的分析告诉不仅要重视学习,还要善于学习,懂得如何学习,更好地把握学习的方向和掌握学习的技巧。
[博士论文] 王同昌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国人民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建设。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历程,可以划分为1978-1989年的恢复和重建时期,1989-2002年的逐步制度化建设时期,2002年十六大以来的制度化和经常化建设时期。经过各级党组织的努力,村级党组织的建设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主要有:创新了村级党组织的设置方式,党支部成员产生方式创新的“两票制”,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党员承诺制,向流动党员发放的流动党员活动证,村级党组织建设的“三级联创”活动机制。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村级党组织的组织建设也还存在一些需要高度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根据党的组织建设的基本内容,从三个方面论述村级党组织组织建设存在的问题。一是,农村党员队伍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党员队伍年龄老化文化水平偏低;一些党员的党员意识弱化,未能依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党员权利不能完全得到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的落实还不够到位;党员的后备力量相对匮乏等。二是,农村干部队伍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干部队伍年龄老化领导能力不足;落后地区干部队伍的激烈机制不足;一些干部存在腐败和不正之风等问题。三是,运行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部分党组织落实民主集中制不够到位,支部书记个人决定村里的重要事务;一部分村两委关系不够协调;部分村级党组织的活动经费不足等。以上这些问题,如果不切实加以解决,将严重制约着村级党组织建设水平,影响党在农村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有效落实,削弱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村级党组织组织建设存在的问题是各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从七个方面对原因进行了具体分析。第一,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使农村的生产经营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对村干部带领群众致富能力、干部队伍的教育培训、干部的服务意识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一部分干部没有完全适应这种要求。第二,家庭承包制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农村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远离家乡到外地打工。外出村民以有文化的青年农民为主,从而使农村党组织后备力量缺乏。第三,党员权利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基层党支部书记没有充分认识到保障党员权利的重要性,现有的保障党员权利的有些规定还缺乏可操作性,一些侵害党员权利的行为没有得到及时制止。第四,干部队伍的约束机制有所弱化。主要表现在乡镇党委对村干部的约束有所弱化,村民对村干部的约束弱化,一部分村干部自己放松了对自己的约束。第五,两委的工作分工和权力运行机制还不够健全。作为村级公共事务的治理主体,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分工还不够明确,有些职能是交叉的,村两委的权力运行机制还不够健全,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相互争夺村庄事务的决定权。第六,中央关于农村党组织建设的部署落实还不够到位。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部署的指导下,村级党组织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一部分地方领导重视经济发展,对党的建设重视不够;部分村级党组织建设实践中还存在着一定的形式主义现象,致使中央的部署还落实不够到位。第七,传统消极因素的影响还未有效消除。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封建主义传统的国家,又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至今封建主义还未完全消除,部分村干部具有严重的特权思想,一部分村干部还存在“家长制”作风,不能平等地对待普通党员和支部委员;党的历史上重集中轻民主的思想还存在影响,使得权力过分集中支部书记一人手中,影响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
  要有效解决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就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党组织组织建设的具体制度,采取切实可行、富有成效的措施。
  第一,要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党组织要按照发展党员的基本原则积极吸纳新的力量,明确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在发展党员方面的责任,要扩大视野,除了注重在优秀青年农民中发展党员之外,要重视在广大农村妇女中发展党员。要注重提高农村党员的党员意识。进一步保障党员的基本权利,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广大农村党员的权利意识。提高保障党员权利的政策措施的可执行性。建立和完善侵犯党员权利的责任追究机制。同时,充分利用现代远程教育方式,做好对农村党员的培训工作。面对流动党员的大量出现,要努力做好流动党员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第二,搞好干部队伍建设。要进一步完善党支部的选举,把那些“守信念、讲奉献、有本领、重品行”的优秀党员选为党支部书记;进一步做好干部队伍的教育培训工作,提高村干部的能力和素质;建立干部队伍的激励机制,完善村干部的补贴制度,要从政治上激发村干部的积极性,对那些任职达到一定年限的离职村干部实行补贴,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健全对村干部的监督制约制度,加强监督检查,保证中央关于农村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组织建设的部署得到有效贯彻落实。乡镇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履行好监督村干部的责任。建立村级监督机构,使村民能够有效监督村干部的行为。
  第三,进一步完善运行机制。要教育农村党员干部认识到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在支部委员会内部要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民主和集中相统一的原则。构建和谐的两委关系运行机制,从长远的目标来看,是要合理划分村两委之间的职能分工;从近期目标来看,要建立两委之间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杜绝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的专权,使村级事务的决定权转移到党员大会和村民(村民代表)会议。加强对农村党组织建设的领导和支持。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村级党组织建设还存在很多薄弱环节,需要从外界注入力量。加大村级党组织建设的财政(党费)转移支付力度和人才支持力度。
  第四,建设服务型村级党组织。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使村级党组织原有的生产经营管理权不复存在。村级党组织承担什么样的功能,直接关系到其建设效果。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基层党组织要充分发挥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据此,本文提出建设服务型党组织的目标,通过为村民提供服务,赢得信任和支持,提高村级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壮大党组织的队伍。从农村的具体实际出发,村级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应包括:促进村民收入的增加,积极化解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有效传达村民的利益要求,协助政府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宣传党和政府有关农村的方针政策等。
[博士论文] 魏建克
中共党史 中国人民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中国共产党的“七一”纪念,通过考察“七一”纪念活动的文本记录,以及口头传播所留下的历史材料,可以发现,人的参与使纪念活动中发生了可以被记载的历史事件,而这些参与纪念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民众及纪念活动中存在的事件才真正是本文所研究的内容。
  本文研究涉及到中共纪念活动的兴起和发展、“七一”纪念日的确立;“七一”纪念的地位、规模的发展变化和纪念运作模式等方面的内容。
  在研究中发现,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活动兴起于建党之初,伴随着中共的发展,纪念活动经过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两个时期走向成熟。1933年的首次“八一”建军节纪念,为中共纪念活动树立了相对成熟的样板。
  抗战爆发前夕,中共对民族主义认识的变化,使阶级斗争让位于民族解放,纪念活动的宣传话语随之发生嬗变,各种纪念活动成为推动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阵地。“七一”纪念正是在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进入中共的视野,1938年,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七一”纪念日的命题,该命题1941年正式为中共中央所接受,成为沿袭下来的中共诞生纪念日。
  此后,“七一”纪念愈发得到中共重视,经历了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后,“七一”纪念一跃而成为党的纪念活动焦点。新中国建立后,1951年的中共诞辰纪念,在上下互动(中共自上而下的纪念宣传和民众自下而上的自觉参与)纪念运作模式下,中共诞辰纪念不仅具有该年度纪念活动的最大规模和最高级别,而且在形式设计和内容安排上形成了“七一”纪念的成熟样板,并被此后的历次“七一”纪念所承继。
  很显然,这样的研究安排,不仅可以从宏观上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活动,特别是“七一”纪念活动的发展演进,而且有助于从大历史的角度,从纪念文本中解读“七一”纪念活动中的历史。
  实际上,“七一”纪念进入中国共产党的视野起就承载着对党的历史记忆。1938-1951年,纪念宣传话语经历了抗战、反蒋、再到建设新中国的三次转变,而这一切又主要表现在“七一”纪念对建国叙事的语言安排上。
  抗战期问,中国共产党把抗战建国作为纪念活动的政治主题。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和中共政治策略的成熟,纪念宣传由抗战初期的“以团结求合作”逐渐转变为“以斗争求合作”、“又团结又斗争”的话语逻辑,最终有倾向性地突出了根据地民主和民生建设对于抗战建国的重要性,并把其作为抗战建国的根基。抗战结束后,“七一”纪念宣传以“反蒋建国”取代了“抗战建国”,而这一转变在中共二十四周年的诞辰纪念宣传中就已发生。解放战争期间,“七一”纪念活动渲染了反蒋建国的历史主题。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的北平“七一”纪念大会则把建设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作为此后“七一”纪念宣传的政治主题。
  与此同时,1938-1951年的“七一”纪念活动不仅受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而且特别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在毛泽东思想宣传上,中国共产党着重强调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自于中国革命的实践,来自于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并且要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发展。但是,纪念宣传却有意无意地过分抬高了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贡献性的一面,忽略了中共其他领导人对这一思想形成、发展和成熟所作出的努力。这对后来党内个人崇拜风气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共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七一”纪念活动除了有效传递中共的“建国”思想,宣传毛泽东“党的领袖和人民救星”地位,强化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外,中国共产党性质的解读始终成为纪念宣传永恒不变的主题。此外,书写和学习中共历史也成为纪念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是基于“党的性质和党的历史”的纪念宣传,才凸显出“七一”纪念活动应有的历史价值。这一价值的外在表现则是,“七一”纪念活动成为开展党员思想建设与作风建设的重要场合,并且最大化介绍和宣传了中共优秀党员的革命事迹,体现出共产党员信仰坚定、忠于革命、不怕牺牲、吃苦耐劳、大公无私、舍己为民、舍身为党的马克思主义品质,打造了优秀党员的形象标准。
  对于广大民众而言,中共自上而下、有组织的宣传动员,使他们自觉参与到“七一”纪念的各项活动中来,并成为中共“七一”纪念活动的主体。在参与庆祝中共诞辰的过程中,民众形成了“共产党是咱们的救命恩人”、“敬了毛主席,才算敬对了神”等朴素认知。
  本文从思想史的视角审视“七一”纪念,其主要观点是:“七一”纪念活动不仅传递了中共实现民族解放和社会革命的思想,而且最大化展示了中共的党性,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使其成为“七一”纪念宣传永恒不变的主题。
  至此,认为,“七一”纪念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是中共历史的重要内容,其本身就是一部生动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硕士论文] 丁振波
政府治理和领导 中国人民大学 2010(学位年度)
摘要:村居党组织管理一直体现为传统威权式管理特征,这种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村居变化的新形势,造成了村居组织与村居民之间的断裂甚至对立状态。本文引入了倒管理理论,就是在公共管理中根据法律思维的程序性管理要求,将计划、组织、人员配备、领导和控制等传统管理的权力职能或要素反过来成为管理对象,并与传统组织管理的目标一道,构成管理的双重目标。本文遵循的逻辑进路,在倒管理的内涵、特点以及中外实践上的与正管理比较异同的基础上,剖析了当前村居党组织自治推进能力薄弱、村居民自治能力不足、村居党组织与村居民自治管理的体制机制不科学等党组织管理断裂的原因,提出了与问题相对应的缝合渠道;选择威海市王家钦村的“倒十星”管理创新案例这一基层实践作为论据,分析其操作、效果和拓展,以论证通过管理创新解决村居党组织管理断裂的方式方法;最后,对“倒十星”管理法的实践进行了“倒管理”理论提升,论述了其本质就是村居自治管理法治化,这种自治管理要求对村居党组织的管理职能进行重新定位,而其本质是民方主,实现途径是法治,作用方式是群体压力和经济利益,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村居民成员权的实现缺乏法律和政策依据。本文最主要的创新见解在于传统管理要素应当转变为管理对象本身,从而使传统命令式管理转化为现代法治式管理,本文称为倒管理,这样就对管理的内涵进行了拓展;在倒管理模式下,正管理或传统管理赋予管理者的自由裁量权被压缩到最小的空间,从而避免了管理权力对权利的可能侵犯,而权力与权利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在规则范围之内的平等和谐的关系。这样,就象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其学科应当被法政治、法经济、法文化、法社会及其法学科所取代一样,管理和管理学也应当被法管理和法管理学所取代。
[硕士论文] 张湛
公共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 2009(学位年度)
摘要:我国已经开始向信息社会迈进,党委系统信息化发展也进入新的阶段。在逐步完成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化开始全面支持党委系统核心工作之后,另外一个更具重要意义的工作——全面支持党委领导机关的重要决策职能的工作已经非常急切地提到日程上来。各级地方党委领导机关的核心职能就是实施重大决策。在当前情况下,党要领导全中国人民继续改革开放,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提高党委领导机关的决策水平是关键。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对此指出了非常明确的道路,提出要“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其中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党委领导机关决策支持系统。
   十七大报告根据新世纪新阶段的时代要求,对我国信息化发展赋予了全新的历史使命。如何发挥现代信息技术优势,建设好决策支持系统,以提高行政效能,提升决策水平,加强执政能力,已成为我们各级党委领导机关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此论题,笔者通过对我国地方党委领导机关决策支持系统建设、发展轨迹的剖析研究,从地方党委领导机关决策支持系统的建设意义、系统概述、建设现状和优化发展四个方面,论述了如何建设好决策支持系统,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本文共分为四个章节。
   第一章,引言。笔者通过现代信息社会对信息化发展的迫切需求和赋予的全新的历史使命,引出本文的中心论题:如何建设好决策支持系统,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同时向读者阐述论题选取的价值意义和本文的架构---以对我国地方党委领导机关决策支持系统建设、发展轨迹的剖析研究为起点,笔者将从地方党委领导机关决策支持系统的建设意义、系统概述、建设现状和优化发展四个方面来论述中心论题。
   第二章,地方党委领导机关决策支持系统概述。在这一章中,分三个部分进行介绍。第一部分笔者对地方党委领导机关决策支持系统的概念和特殊价值进行了阐述;第二部分笔者介绍了决策支持系统主要功能;第三部分笔者介绍了决策支持系统的基本结构。
   第三章,地方党委领导机关决策支持系统建设现状。通过对调研成果的综合分析,描述了我国当前地方党委领导机关决策支持系统的总体状况,取得的成效,最后总结出建设中的主要不足。
   第四章,地方党委领导机关决策支持系统的优化发展。此章节是全文的核心部分。通过大量的案例,从地方党委领导机关决策支持系统的优化发展目标、信息需求规律、信息资源建设、系统功能定位、个性化服务和保障机制等多个维度,论述决策支持系统建设和管理中应注意的方面,并推介了成功的经验。
   第五章,结束语部分。笔者通过引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信息化事业的重要指示,再次强调随着我们的党和国家对信息化建设事业的认识不断加深,对信息化技术运用领域的不断拓展,信息化事业的快速发展,必将有效地推动我们党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有效地加强我们党的执政能力,从而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产生深远地影响。
  
[硕士论文] 姜蕾
情报学 中国人民大学 2008(学位年度)
摘要:继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后,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所有这些不仅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的重视和推进民主政治的决心,而且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信息技术日趋发达的今天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新认识。
  笔者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以"民主决策的信息化研究"为题,旨在分析电子民主在中国发展和研究的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解读民主决策的多种信息化手段,探索完善民主制度的途径。
  用信息化手段来作为改善民主决策过程的首要范式主要体现在政治参与主体的扩大、参与能力的提高,其次就是在于增强决策的合法性和准确性。目前民主决策的信息化研究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发展的水平和方向却有着一定的差别。国外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了电子民主系统的开发和使用,其主要目的在于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巩固民主过程。中国现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因此利用信息技术来培养民主要素就成了主要的研究方向。笔者结合国内外专家的理论研究经验,将广泛使用的电子投票、在线访谈、网络民意调查、短信平台等多种手段进行了比较与评析,探寻各种手段的优势与不足,最终提出了完善和创新民主决策信息化工作的途径。
[硕士论文] 许高勇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中国人民大学 2008(学位年度)
摘要: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特征。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重大课题。8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保持党的先进性,把党的先进性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来抓,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使中国面貌发生了举世瞩目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前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通过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来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成功道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深刻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深入思考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执政党的党员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等事关执政条件下党的先进性的重大问题,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指明了方向。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课题,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推进中国共产党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提出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大战略思想,在全党开展了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积极探索和把握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建设的基本规律,进一步推进中国共产党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理论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并受实践检验。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建设理论抓住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先进性这个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根本和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科学回答了国际国内新形势下先进性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和制度上全面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这个理论是的体系完整、内容丰富,深刻揭示了先进性建设极端重要性,科学揭示了先进性建设的内涵,明确规定了先进性建设的目标,突出强调了在党执政条件下先进性建设的重点,切实指明了先进性建设的途径,鲜明提出了先进性建设的评判标准。总之,这个理论进一步回答了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历史性课题,在新世纪新阶段,使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主题更加鲜明和突出,使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更加自觉和坚定。但是,综合判断国际局势、国内情况,深入分析中国共产党肩负的任务和党员、党组的现状,应坚持不懈地加强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建设,应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中国共产党更好地完成执政使命提供重要保证。
  中共十七大提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强调要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并明确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总体布局。所有这些,构成了新的形势下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行动纲领。从思想理论、纲领目标、根本宗旨、组织基础、队伍建设、体制机制、组织制度上落实这个行动纲领,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中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善于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先进性建设中的难题,善于用创新的思路寻求提高先进性建设水平的途径,努力做到在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在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就是要使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反映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使各级党组织不断提高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始终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使广大党员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始终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使中国共产党党保持与时俱进的品质、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命。
  本文立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发展、壮大的历史大背景,着重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建设理论与实践的若干问题。一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建设的创造性实践,二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建设的基本规律,三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建设面临的挑战,四是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硕士论文] 朱佩娴
中国政治 中国人民大学 2008(学位年度)
摘要:迄今,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87年,执政59年,经历了革命战争的腥风血雨、建国立业的坎坷征程、时代变迁的曲折转型与全球化时代的创新发展。在当代,“发展党内民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主题与实践方向。其中,作为政党组织体系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中共地方党委则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代中共地方党委的制度变迁与其制度环境的变化密不可分,后者包括时代背景的变迁、党政关系的变革与党内上下级关系的变化。
  当代中共地方党委的制度变迁包括组织结构变迁与运行机制变迁两部分。组织结构的变迁经历了“形成”(1949-1966年)、“混乱”(1966-1978年)和“改革”(1978年至今)三个阶段。其中,第三阶段包括党代会的“实位”改革、全委会的“归位”改革、常委会的“正位”改革、书记办公会的“退位”改革与纪检委的“升位”发展。运行机制的变迁经历了“初步建立”(1949-1966年)、“紊乱与瘫痪”(1966-1978年)、“恢复与重建”(1978-1987年)、“新建设”(1987-2002年)和“完善与创新”(2002年至今)五个阶段。包括议事决策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与深化、党内监督制度的形成与建设、选举制度的改进与创新等。
  当代中共地方党委的制度变迁有五个特点:一是变迁动力的外源性,二是变迁方式的强制性,三是变迁内容的制度化,四是变迁过程的曲折性,五是变迁趋势的民主化。其意义在于,与发展党内民主遥相呼应、与扩大中共的执政基础—脉相连、与地方政治制度的创新密不可分。
  但是,当代中共地方党委的制度变迁存在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变迁中的“民主”观念作用有待加强,二是变迁中的“民主”激励机制尚未健全。因此,其制度变迁的民主化出路在于:在继续优化组织结构、整合运行机制的同时,更加注重对选举制度的改进,特别是对地方党代表选举制度的完善。
[硕士论文] 岳杰勇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人民大学 2006(学位年度)
摘要:对社会政治与行政的研究一般可从两个层面进行,一是来自社会又凌驾于社会之上、以其强制性权力控制全社会的上层国家权力体系;一是在上层国家权力统辖之下、与国家政治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市民社会。上层国家权力是政治体系的本质和核心,在整个政治体系中起着关键和领导作用。但是,任何国家权力的存在都是以市民社会为环境的,其中,基础性社会往往是影响社会政治发展的深层和根本原因。可以说,基层是社会的出发点和归宿。所以,只有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立足其上的基层社会予以深入研究,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整个国家和社会。
  基层调控体系作为国家调控体系的基础部分,发挥着国家政权根基、民主制度基础、连结群众纽带的重要作用。党中央提出“和谐社会”的科学命题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问题日益突出。因此,深入研究基层调控问题,对于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
  本文以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为基础,以基层调控实践为依据,在系统分析社会转型期基层调控体系现实作用、存在问题和产生问题原因的基础上,确立了社会转型期基层调控体系重构的目标模式,并提出了社会转型期重构基层调控体系的主要对策。
  本文除导论外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导论部分主要界定了本文涉及到的基本概念。
  第一部分,社会转型期的基层调控体系。首先分析了社会转型的含义与特征。所谓社会转型,是指整个社会系统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社会的演进过程。社会转型以结构转换为核心,同时带动社会体制的转轨、利益的调整和观念的变化等诸多方面的发展。中国社会转型除具有一些普遍性特征外,还具有自己一些明显的特性,即思想文化转型同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型同时进行。接着分析了基层调控体系的现状。从现实情况看,基层调控体系仍然发挥着国家政权根基、民主制度基础、连结群众纽带的现实作用,但在结构、功能和手段等方面呈现出整体退化状态,具体表现在结构涣散、功能退化、手段陈旧等方面。最后分析了基层调控体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基层调控体系出现诸多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调控基础转型、调控体系封闭、调控主体失范、单位调控乏力。
  第二部分,基层调控体系重构的目标模式。首先分析了基层调控体系面临的困惑与重构要求,从实证角度论证了基层调控体系重构的必要性。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在经历了“政治动员模式”和“政策驱动模式”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向基层调控体系提出了重构要求。其次分析了基层调控体系重构的主要依据,从更深层次论证了体系重构的必然性。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组,既向基层调控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使基层调控体系重构成为可能;单位组织的衰落以及单位功能的转化,不但减弱了基层调控体系重构的阻力和障碍,同时也为重构的实现提供了外在条件;而中间组织的出现与发展既为基层调控体系重构提供了客观依据,也为重构的实现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组织条件。接着,在分析单一调控模式及其局限性的基础上,确立了基层调控体系重构的双重调控目标模式。事实证明,单一调控模式具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要将数量巨大的人员、多元的利益和日益分化的社会都纳入一种秩序是非常困难的。在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下,基层调控体系应变单一调控模式为双重调控模式。在双重调控模式下,第一重调控是以行政权力系统为主的调控,第二重调控为政府通过中间组织对基层社会实施的调控。最后明确了基层调控体系重构的目标,即实现和谐、维护稳定、提高效率、扩大民主。基层调控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而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十分重要,保持稳定是基层调控体系的重要目标和任务;效率是全部行政管理活动也是基层调控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基层调控体系理论研究的宗旨;坚持扩大民主,努力实现市场自治、社会自治和基层自治,这是基层调控体系重构的基本取向。
  第三部分,重构基层调控体系的主要对策。对策之一是增加资源。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增加基层组织的资源支配量。这是基层组织具备调控和权威能力的关键。基层调控体系出现诸多矛盾和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源不足引出的。只有当基层调控体系重新掌握了资源增生的手段,并且成为基层社会资源提供的重要力量,才能使基层调控体系实现有效调控,才能使基层社会更加和谐。二是培育出能够担当起调控任务的新的组织资源,即中间组织。实现体系重构的关键是要不断弱化原有的组织纽带,培育出能够担当起调控任务的中间组织。对策之二是理顺关系。基层调控体系内部和外部关系不顺一直是体系的主要弊端之一。关系不顺直接影响基层调控体系整体功能发挥,进而导致社会不和谐和部分失控。所以,理顺关系是体系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体系改革的前提和基础。目前需要理顺的关系主要有:党政关系、乡村关系以及市、区、街及居民委员会关系。对策之三是转变职能。主要包括政府职能转变和单位功能转变。转变职能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行政改革与基层调控体系重构的内在要求和基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政府职能应主要包括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对策之四是改革体制。要实现基层调控体系顺利重构,必须坚持扩大民主、健全法制和加快发展的价值取向深化政府体制改革;必须遵循政事分开、优化结构、增强能力的原则对单位体制进行综合配套改革;必须按照稳定核心、健全制度的要求创新村级体制改革;必须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总之,面对社会转型期出现的深刻变化,基层调控体系在结构、功能和手段上都凸现出与基层社会的诸多不和谐,甚至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危机。因此,必须对基层调控体系进行改革,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新型调控体系。这既是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也是基层调控体系在新的形势下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
[硕士论文] 王红艳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人民大学 2006(学位年度)
摘要:1945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回答黄炎培关于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跳出“兴勃亡忽”这一历史周期率的支配时,代表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民主新路的著名命题。特别是在当今世界,日益呈现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科技信息化、文化多元化等鲜明特点,民主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成为不以任何国家、政党意志为转移的时代潮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更应主动适应社会发展要求。
  民主政治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遵循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而且还体现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是一种最有效的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本质上是完全民主的。无产阶级政党建立之初,其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指出:“民主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的原则,群众的原则。①”“当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政党彼此联合起来的时候,它们完全有权把‘民主,一词写在自己的旗帜上。”②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指导下成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始终把坚持党内民主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写入自己的党章。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表明,实行和发扬党内民主是党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共产党自觉顺应世界政治文明历史潮流,不断推进党内民主建设。
  早在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③因此,发展民主政治不仅是时代潮流,还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目标和任务。特别是当前,中国共产党要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保证其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就必须民主执政。《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明确要求:“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①因此,发展党内民主,不仅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在党的建设方面上的表现,也是全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途径。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6800多万党员的大党,党的基层组织囊括所有的党员,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也是党的执政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一个政党的兴衰不在乎它是否具有执政的优势,而取决于这个党基层组织工作是否牢固,因此,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基础和关键。而党内基层民主建设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党的基层组织的基本制度、基本生活等各个方面,从而在整体上决定着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能力和领导地位,决定着全党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号召力。同时,党内基层民主正如基层组织在整个党组织的地位一样,是党内民主的基础和关键,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和发展直接关系到党内民主发展的全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党内民主发展的进程,决定着党的生死存亡。
  本文选择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研究作为论文题目,以党内基层民主为研究对象,对其存在主要问题及原因进行了分析,对其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行了探讨,对其改进措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试图对促进党内基层民主建设有所裨益。
[硕士论文] 杜磊
当代中国 中国人民大学 2006(学位年度)
摘要:夺取政权后的政党如何克服执政环境下的官僚主义,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探索,“干部参加劳动”即为探索的产物。
  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自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时就已在根据地存在,最为典型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但是,革命时期的干部参加大生产运动,主要是为了克服严重的物质生活困难,并不具有防范官僚主义的政治意图,为战时环境下的经济救助措施,是“干部参加劳动”的雏形。
  “干部参加劳动”的常规化始于建国后。1957年整风运动中,针对执政后中国共产党内出现的干部特殊化、脱离群众、官僚主义等现象,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此后,“干部参加劳动”作为一种旨在防范官僚主义的政治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随着“大跃进”的发动,“干部参加劳动”在狂热气氛中继续开展。这一时期的“干部参加劳动”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干部下放到人民公社进行劳动锻炼;二是在“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中参加劳动;三是利用业余时间参加短期劳动。
  在1962年后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受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影响,“干部参加劳动”作为改进基层干部作风和“反修防修”的重要措施得到进一步提倡。“社教”运动中,“干部参加劳动”的主体是县及县以下基层干部,并呈现出三个特点:①走向常规化和经常化;②注意树立典型和总结经验;③基层“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化努力。
  “文革”中,“干部参加劳动”发生畸变,表现为“五·七”干校的创设。中共九大后,随着“斗、批、改”的深入,“五·七”干校普遍兴办起来。“五·七”干校既是“文革”中极左理论的产物,又成为极左理论指导下的极左实践的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劳动惩罚的特征。
  “文革”后,作为极左理论产物的“五·七”干校逐渐退隐,传统意义上的“干部参加劳动”也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渐渐消失。
  从实施效果看,“干部参加劳动”对改善干部作风,密切干群关系,反对官僚主义,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广大干部下放条件艰苦的边远地区,对基层工作的开展和边远地区的开发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但是,受“左”倾错误思潮的影响,“干部参加劳动”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干部参加劳动”一定程度上混同了生产者和管理者的角色,严重影响了行政体制的正常运转。其次,“干部参加劳动”因具有政治运动的特点,不可避免地带有建国以来各种群众运动所具有的通病。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大轰大嗡,形式主义,只讲声势、走极端等弊端。第三,在“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干部参加劳动”走向“劳动惩罚”的畸形化道路。
  毛泽东之所以采取“干部参加劳动”这种形式来防范官僚主义,可以从他对“官”与“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两种关系的解读上寻找答案。毛泽东主张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既要当“官”,又当老百姓,要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只有这样,才可以消除官僚主义作风。在对“劳动”本质的认识上,毛泽东一直强调体力劳动的重要作用。随着“左”倾认识的发展,毛泽东对“劳动”的认识越来越片面化、极端化。毛泽东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人为地对立起来,片面认为只有体力劳动才是劳动,脑力劳动是“享受”。为此,他特别提倡“干部参加劳动”,认为此举是消除脑力与体力差别的有力措施。
[博士论文] 黄志高
中共党史 中国人民大学 2006(学位年度)
摘要:抗战时期围绕着对三民主义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降日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场论战是在争取自由民主独立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法西斯的肆虐使人类面临着共同的浩劫。共同反对法西斯的需要,促使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抛弃意识形态的偏见,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携手合作,建立起世界反法西斯联合战线。社会制度的不同和国家利益的考虑,又使得美苏的这种战时合作始终伴随着矛盾。美苏的离合不仅直接影响着国共两党的关系变化,也给中共对三民主义的理解带来了复杂而微妙影响。建立反法西斯联合战线的需要,又给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独立运动带来了新的特征,它要求领导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共产党人既要区别对待法西斯国家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又要正确对待本国的资产阶级。这种斗争的复杂性在三民主义论战中也有所体现。
  三民主义论战又是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爆发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危机最严重的一次,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或者是继续沉沦为彻底的殖民地,或者是摆脱被奴役的命运实现民族解放。在这个历史的关节点,哪个政党能够有效凝聚中国社会的进步力量,组织浩浩荡荡的民族解放大军,同时正确指明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它就能顺应历史潮流,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承认。国共两党在民族危亡关头,各自调整政策,最终实现合作抗日。中共主动承认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是国民党是以招降的心态来看待国共合作的,企图以三民主义消融共产主义。中共要求全部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实现全面抗战,国民党则顽固坚持片面抗战路线,仅仅部分地实行了民族主义。国民党企图在战后继续维持其一党专政,中共则主张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就是新三民主义共和国。国共两党在抗战救国问题上的分歧,使得三民主义论战的爆发不可避免。
  三民主义论战的发生也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发展的必然逻辑。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线索就是寻找中国社会发展的出路。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初步明确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为回答中国的出路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孙中山逝世后,共产党人同西山会议派、戴季陶主义围绕三民主义展开的第一次论战,实际上就是对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争论。通过论战,共产党人加深了对三民主义的认识,在论战中获得的经验教训也为抗战时期的再次论战提供了借鉴。但这时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还是初步的,还没有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国的出路问题还是没有得到真正解决。抗日战争把中国的前途命运问题严重地提了出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仍然是以三民主义论战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抗战时期的三民主义论战主要是在中共、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投降派之间展开。中国共产党高举孙中山的革命旗帜,既肯定三民主义的革命性,又实事求是地指出三民主义的缺陷和不足。国民党蒋介石抽去了三民主义中的民主成分和革命精神,将三民主义儒家化、法西斯主义化。汪精卫投降派则完全篡改三民主义,将其改造为降日反共的投降主义。论战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6年到1938年,主要是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相容性之争;第二阶段,从1938年到1943年,主要是真三民主义和假三民主义之争;第三阶段,从1938年到1945年,主要是新三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争。在论战中,共产党人指出:三民主义的民生史观实质是二元论,蒋介石从民生史观所发挥的力行哲学则是彻底的唯心主义;三民主义是有机整体,蒋介石仅仅实行了部分的一民主义;三民主义渗透着民主精神,蒋介石则顽固坚持一党专政和训政之治;三民主义的发展有其阶段性,国民党一大宣言将三民主义从旧三民主义阶段发展到新三民主义阶段;孙中山的"毕其功于一役"反映了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但其在主观愿望上是革命的,叶青鼓吹"一次革命论"则是恶意的;三民主义不能取代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是相容的,是好朋友,但又有着差异性,共产主义优越于三民主义,三民主义需要共产主义的帮助;三大政策是实现三民主义的基本方法,是三民主义发展到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是否实行三大政策是真假三民主义的区别所在。
  三民主义论战显现了共产党人树立起自己革命理论旗帜的重要性。这面旗帜就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在三民主义论战中得到系统展开。共产党人正确区分了共产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思想这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主题,系统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前途以及革命战略等一系列问题,并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既承继了孙中山的珍贵遗产,又超越了三民主义。共产党人秉承孙中山致力于强国富民的价值取向,认同孙中山对世界发展大势的基本判断,吸取孙中山革命纲领中的积极因素,借鉴孙中山的革命经验。共产党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三民主义的,汲取了三民主义精华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超越了孙中山对待资本主义的矛盾态度,超越了孙中山对待人民群众的矛盾态度,也超越了孙中山对待中西方文化的矛盾态度。论战又给新民主主义理论打上了历史的烙印。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不完善,以及它的时限性和易变性,都与三民主义论战有着一定的联系。
  三民主义论战受到诸多社会因素制约,这些因素同时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也有所反映。其一,社会心理。中共根据国人对国民党政权态度的变化,及时调整对三民主义的理解和论说的框架。由在三民主义的框架下阐述中共的抗战建国主张,到以新民主主义为主体来论说三民主义;由强调中共主张同三民主义的一致性,到突出共产主义同三民主义的差异性,到强调新民主主义优越于三民主义;由主张建立国民党为领导的议会制共和国,到突出"非少数人所得而私"、"节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到直接提出建立联合政府。同时,中共还注意到了人们更为珍视本民族传统的社会心理。民族危亡之际,任何背离民族优秀传统的倾向都会为人们所不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成为新积淀的传统。共产党人以其对三民主义的态度表明了对待传统的立场。这就是既取其精华,又去其糟粕。共产党人才是民族传统的真正继承者。
  其二,中间势力。中间势力在抗战时期崛起,成为举足轻重的一个力量。它游离子国共两党之外,在政治立场上表现了极大的动摇性。政治上走向成熟的中共高度重视中间势力,并把对中间势力的争取反映到三民主义论战中。民主是中间势力的基本主张。他们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要求实行宪政。共产党人指出要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要实行孙中山所说的“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原则。新民主主义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资产阶级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照顾了中间势力的政治要求。中间势力希望能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对国民党官僚垄断资本的膨胀极为不满。中共借对孙中山"节制资本"主张的阐述,肯定发展"不操纵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的必要性,同时强调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中间势力的经济利益得到了满足。
  其三,国外势力。美国在战争中逐渐介入中国政局,对国民党的腐败专制有所批评。美国政府中一部分人对中共表现了友好态度。中共抓住了这个机遇,积极与美国建立联系,争取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博士论文] 胡占君
中共党史 中国人民大学 2003(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共产党历史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国内外至今仍然是一个薄弱点,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个“空白点”。国外,该问题尚无人问津;国内,该问题研究者极少,研究成果寥若晨星。
  该问题的研究是加强新世纪历史教育的需要;是繁荣和发展新世纪中国历史教育理论的需要;是全面系统地了解三代领导集体科学思想体系的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讲,该问题的研究既是一件具有重要价值的工作,又是一件具有开拓性和挑战性的工作。
  本文选择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试图从中国共产党历史教育思想、实践、作用三方面进行研究、梳理和分析,以揭示中国共产党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基本内容,发展脉络和经验教训;努力揭示中国共产党历史教育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巨大作用,并为加强新世纪历史教育提供借鉴。
  本文第一章主要界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教育及其思想的概念,介绍了其思想形成与发展过程、基本内容,概述了国内外关于该问题的研究现状,以及关于该问题研究的意义、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本章开篇从历史教育、历史教育思想的概念和基本属性导入,对中国共产党历史教育、历史教育思想和基本属性进行了界定。初步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教育是广义的历史教育,其基本属性属于史学范畴。初步阐释了狭义历史教育定义和教育学属性主张的局限性和缺陷;论述了历史教育思想的阶级性、继承性、民族性和史学理论性等基本特性,并框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教育思想的基本属性属于史学理论的范畴等。同时,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历史教育思想的概念与特征、发展阶段和基本内容,初步建立起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教育思想体系的框架,从而厘清了本文的基本理论范畴。
  本章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教育思想概念与特征、发展阶段和基本内容的主要论述如下:首先,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教育思想概念与特征。本文界定为:1、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历史教育实践中的正确运用和发展;2、是对中国传统历史教育思想的批判和继承;3、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历史教育正确原则和经验总结;4、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其次,其形成与发展过程,本文的界定是:产生于党的创立和国民革命时期;形成和成熟于20世纪30-40年代;建国后得到继续发展,并呈现出三个阶段:即建国后17年毛泽东历史教育思想的继续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历史教育思想的发展阶段;90年代后江泽民历史教育思想的发展阶段。再次,其基本内容,主要概括阐述了其本质观、功能观和方法观等。1、其本质观是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教育思想中关于历史教育根本的、一贯的、规定其性质和发展方向的观点,是区别于其他历史教育思想的内在的不同的东西。本文主要概括了三点:即中国共产党历史教育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观点;历史教育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观点;是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进步的观点。2、其功能观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质的外化,并通过历史教育目的而体现。主要概括了6点:即深入认识国情,理论联系实际,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进行马克思列主义理论教育,提高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借鉴历史经验教训等历史智慧,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智力支持;继承民族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发展民族新文化,振奋民族精神;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中国革命道德,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认识历史规律,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等。3、其方法观主要介绍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方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原则与方法;全面的历史的比较的方法。等等。
  本文第二章研究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教育思想、实践和作用。
  首先,重点研究了李大钊、毛泽东的历史教育思想。他们的思想代表和反映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育思想。
  1、李大钊历史教育思想。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内论述历史教育理论问题的第一人。他的历史教育思想代表了党在创立和国民革命时期的历史教育思想,反映了党的历史教育思想的产生。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开展历史教育实践的斗争中,初步揭示了历史教育的内容和实质,主张用唯物史观改革旧史学,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教育人民,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他批判了唯心史观,明确历史教育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他较深刻地论述了历史教育的目的:即在于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人生观;培养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掌握历史发展规律,明确人生前进的道路;激发爱国主义情感等。他特别提倡结合实际斗争的历史教育方法等。李大钊历史教育思想主要是关于历史教育思想的根本观点——唯物史观的阐释,如历史教育阶级性、历史教育指导思想等。从历史教育与现实的关系看,李大钊主要是从史学与人生关系方面论述了历史教育目的及其重要性,强调历史教育对人生修养和人生态度的影响。李大钊历史教育思想反映了产生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教育思想特征。
  2、毛泽东历史教育思想。20世纪30-40年代,毛泽东从民主革命的高度出发,系统地论述了历史教育的地位、指导思想、目的、内容、对象和方法等。他把“历史知识”的学习教育同革命理论的学习教育和实际运动的了解一样放到关系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的重要地位,从而第一次明确了历史教育的科学地位。他全面论述且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教育的指导地位。他从历史与社会、历史与个人的角度全面论述了历史教育的目的,主要是深入认识国情,理论联系实际,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为中国革命提供借鉴;是继承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发展民族新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发扬民族精神等。他主张历史教育的内容主要是中国近代史和党史:历史教育的对象主要是革命干部;历史教育的方法应坚持古今中外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方法和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与方法等。这些内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历史教育思想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历史教育思想的形成与成熟。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历史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即以“革命”为主题,以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重要特征。毛泽东的历史教育思想来源于党的历史教育实践,同时,又有力地推动了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历史教育实践的发展。
  其次,梳理了民主革命时期历史教育的实践,初步概括了战时历史教育实践的特征:即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论战;党史教育是整风运动的重要手段;党的领导人直接参与历史教育实践;以及历史教育内容的非系统性和基础性、教育主要对象的精英性(上层型)、教育形式的短训性、“自我教育”为主等特点。
  再次,概述了民主革命时期历史教育的作用。由于历史教育作用具有间接性和潜移默化等特征,本文仅从毛泽东关于历史对革命的“指导”、“帮助”角度考察,概述了以下几点:1、“历史知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基石,进而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指导思想。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历史教育实践中,接受和积累了丰厚的“历史知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三个基本条件:即通过历史教育学习深入认识了国情,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前提条件;汲取了传统思想的合理因素,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重要思想载体;汲取了有生命力的古代语言,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民族语言条件。2、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为民主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
[硕士论文] 郭宝兴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国人民大学 2006(学位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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