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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 韩文君
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 中共中央党校 2011(学位年度)
摘要:学术界对陈云党建思想的研究至今已有30年。在这30年中陈云党建思想研究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走过了从侧重微观研究到侧重宏观研究的过程,亦即从侧重陈云某一方面党建思想研究到侧重陈云党建思想整体研究的过程。在陈云党建思想的系统研究方面,从1992年刘开寿发表第一本试图建构陈云党建思想完整体系的专著至今已过去了将近20年。此后,只有三篇硕士论文做过相同的尝试,但均未能超越刘开寿的研究成果。总的来看,现有陈云党建思想研究存在着三个不足之处:对陈云某一方面思想的研究存在薄弱环节,对陈云党建思想体系的整体建构需要深入,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比较单一。
  本文试图重新建构陈云党建思想的完整体系并在研究中加强现有陈云党建思想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为此,本文在研究中力图尽可能全面地占有资料,并综合运用了历史和比较的研究方法。
  全文由引言、正文(七章)、结论三部分组成。
  引言部分阐述了选题的意义,分析了本选题的研究现状,提出了本研究的目的和方法。
  第一章全面梳理了陈云党建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本文认为,陈云党建思想形成的条件包括个人品格条件、社会实践条件、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的影响三个方面。陈云党建思想的发展具有各个时期重点突出和各方面思想发展脉络清晰两个特点。以陈云工作重心的变化为依据并结合陈云党建思想发展各个时期重点突出的特点,本文将陈云党建思想划分为早期革命时期、主抓党建工作时期、主抓经济工作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四个时期。这四个时期分别对应了陈云党建思想体系中的四个重要内容:领导方法、主体建设、思想方法和党风建设。
  第二章集中论述了陈云关于党的思想建设的思想。本文认为,陈云关于党的思想建设的思想以学习为出发点,以思想方法为落脚点,以学习哲学为桥梁。陈云关于思想方法的思想中核心是实事求是,“十五字诀”是实现实事求是的方法,正确处理真理面子问题则是实现实事求是的主观态度保证。本文还从陈云关于党建、群众、经济等工作的著作中,抽象出了陈云关于统筹处理主与次、集中与分散、战略与眼前、局部与整体、数量与质量、主动与被动、积极与稳妥、由上而下与由下而上的辩证关系的思想,作为陈云关于思想方法思想的一部分,这是陈云党建思想中颇具特色同时也在以前的研究中被忽略的内容。
  第三章着重论述了陈云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思想。本文认为,陈云提出了以党的原则为根本出发点,按照“高级干部的团结——干部的团结——中央的团结——全党的团结”的路径实现党的团结的思想。在党的团结与党内斗争的关系问题上,党的团结居于主导地位,而党内斗争则是实现党的团结的手段,要从党的团结的目的出发。本文认为,陈云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思想根据具体环境的不同强调的重点也不同。在领导班子中更要强调民主,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更要强调维护和加强中央的权威。民主实现的关键在正确对待不同意见。
  第四章集中论述了陈云关于党的主体建设的思想。本文认为陈云关于党员队伍建设的思想包含党员和党员队伍两个层次。陈云关于党员队伍如何巩固的思想是陈云党建思想中易受忽视的部分,它其实是实现陈云“党员质量重于数量”著名论断的方法。本文认为,陈云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核心是用人之道,具体标准是德才兼备和五湖四海。本文回顾了陈云德才兼备的用人思想从“德才并重,以德为主”到“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发展过程并分析了陈云德才兼备的思想与毛泽东才德兼备的思想之间的区别。本文认为,陈云基层党建设思想的重要价值在于它阐明了基层党与群众工作之间的关系,这也是陈云基层党建设思想的核心。密切联系群众的基层党才是巩固的堡垒,基层党组织是深入群众的前沿阵地,是领导群众工作的核心力量。如果基层党不关心群众利益,要想得到群众的拥护是不可能的。针对目前对陈云秘密党建设思想研究相对薄弱的问题,本文从秘密党的地位和作用、秘密党存在的主客观条件、秘密党的党员、秘密党的组织形式、秘密党的巩固、秘密党的党外活动六个方面全面论述了陈云的秘密党建设思想。
  第五章着重论述了陈云关于党的领导方式的思想。本文认为,陈云领导方式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抗日战争前,陈云形成了“领导方式”的概念,论述了领导方式的实质和内涵,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领导方式”思想。延安时期,陈云拓展了“领导方式”的内涵和外延,补充论述了关于“领导中的反馈机制”等问题。抗日战争之后,陈云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对领导方式进行了抽象总结,从而也就克服了抗日战争前“领导方式”思想缺乏理论深度的局限性。本文还从领导的准备、领导的实施和领导的反馈三方面全面阐述了陈云领导方式思想的内涵。
  第六章集中论述了陈云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思想。本文认为,把握陈云的党风建设思想,必须把它与精神文明建设、党的纪律、群众路线联系起来。四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是这样的:精神文明建设是治国战略;党风建设是实现精神文明建设目标的关键手段,以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党的纪律则是抓党风的关键一环;群众路线则是党风的根基所在。本文认为,陈云整顿党风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九个结合。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把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纪政纪结合起来;把利用全党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结合起来;把纪律和法律结合起来;把纪检部门工作和思想政治部门工作结合起来;把追求个人责任和追求党委责任结合起来;把提高党员素质和提高领导干部素质结合起来;把批评教育和组织调动结合起来;把实事求是和从严治党结合起来。本文认为,在陈云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中,做好群众工作是实现群众路线的关键。而群众工作的动力和出发点是群众利益,方法是自下而上,其过程可以归结为:深入群众——经过群众——实现利益。
  第七章着重论述了陈云党建思想的基本体系和主要贡献。本文认为,陈云党建思想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是陈云的党建思想内在结构中两个关键支点。这两个支点是陈云党建思想的重心所在,它们的相互作用和对立统一构成了陈云党建思想的体系,也规定了陈云党建思想的特色和局限性。陈云党建思想的特色包括三点:“道”与“术”的统一、理论的务实性与战略性的统一、方法的抽象性与具体性的统一。本文认为,陈云党建思想的历史贡献最突出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抗日战争时期为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贡献;二是改革开放时期为党在新时期保持革命本色和先进性、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作出了贡献。陈云党建思想的理论贡献最突出的有四个方面:强调思想方法,指明了实事求是的实现路径;重视学习,丰富了党的学习理论;提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完善了党的组织路线理论;重视党风建设,推进了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创新。本文又从有助于新时期加强学习型政党建设、有助于新时期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有助于新时期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有助于新时期提高党防腐拒变的能力、有助于新时期正确处理党群关系五个方面阐述了陈云党建思想的现实意义。
  结语部分集中阐述了本研究的创新见解,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硕士论文] 刘小丰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共中央党校 2007(学位年度)
摘要:在当今政治话语体系中,执政合法性的问题是当前政治理论界的热点。伦理学的解释和论证是合法性的重要根源。伦理具有终极价值和正当性的属性,对于政治生活来说,伦理起着规范、指导和统摄的作用。政治伦理不仅是政治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础,也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价值目标。政治伦理事关国家和民族未来,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以伦理为文化根基的国度,尤为如此。作为中国唯一执政党的共产党肩负着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不断探索和遵循执政规律,加强党的执政伦理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是历史重托和时代要求。 新世纪新阶段党的执政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从国际上看,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相互碰撞,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在国内,改革进入关键期,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这一切都对党的执政提出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必然催生作为时代的政治话语的“执政伦理”。在此背景下,党的执政伦理建设的紧迫性日益凸显,探讨该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同时,党的执政伦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必须放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之下作现代视域下的多维观照,从当代政治生活民主化、政治关系社会化、政治伦理化的趋势中全面审视。执政伦理在实质上是探讨执政党的执政道德依据和价值准则,其中心内容是对政治权力关系的重新认知和调整。具体地说,就是始终围绕执政这个基点探讨政党、国家、社会(公民)之间的政治伦理关系。 执政伦理中建设中必须遵循普遍性的价值准则,同时又必须突出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特色;既要突出历史继承性,又要体现时代特征。要坚持历史和逻辑、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共性和个性、价值和理性、理念和制度的统一。因此,党的执政伦理建设是个系统的理论工程。本文只就此问题作粗浅的涉足。伟大的政治改革实践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回答,这是对执政党的挑战,也是执政党的责任和义务。
[博士论文] 廖艺萍
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 中共中央党校 2007(学位年度)
摘要:利益代表是政党的基本功能,利益代表必须借助一定的机制来实现。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的利益代表机制是中国共产党发挥其代表性的根本保证。基于该问题的重要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党建学说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以利益实现过程为主轴,按照理论分析、历史考察、中西比较、现实挑战、完善途径的逻辑顺序,系统考察、分析、评价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利益代表机制运行方式及其面临的现实挑战,探讨了新形势下构建科学利益代表机制的思路与途径。 全文由导论和正文五章构成。导论部分主要说明选题的依据及意义、概述选题的研究现状、研究的重点及基本思路、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创新之处。 第一章,政党利益代表机制的理论分析。本章以代议制的产生及以政党及政党的代表功能为切入点阐明执政党利益代表机制确立的基本条件,然后对本文所涉及的核心概念:利益代表、机制、利益代表机制进行界定和说明。接下来以政治过程为视角分析利益代表机制的各个要素及其运行的过程,并指出系统中各个要素相互之间的关系。因为政治过程是一系列政治行为构成的,而政治行为的根本动因就是利益需求。从政治学的视角解读,执政党的政治过程就是实现其利益代表的过程。 第二章,中国共产党利益代表机制的形成及其特点。本章以中国共产党利益代表的必要性与必然性为基点,考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实现利益代表的方式与特点,肯定该时期党的利益代表机制的绩效,并由此获得民众的支持,最终取得国家政权,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接着以政治过程,即利益表达到利益综合,再到利益实现(政策制定、实施和反馈)的完整过程为主轴,分析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代表机制的结构和运行过程中各要素承担的主要功能。最后对该机制进行评析,阐释其时代性和合理性,同时也道出其潜藏的问题。 第三章,西方执政党利益代表机制的特点与借鉴。主要是以西方执政党(英美两国为例)为分析对象,既批判其局限性,也总结出其有效做法。 第四章,社会转型与中国共产党利益代表机制的时代课题。主要是分析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原来的同质性特征被瓦解后,中国社会呈现出利益多元化格局。分析利益结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利益代表机制的种种挑战,探索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利益代表机制建设的时代课题。 第五章,构建科学的执政党利益代表机制的若干思考。本章是论文的重点也是落脚点,通过对政党利益代表过程的考察,通过历史与现实的比照,通过与西方执政党的比较,提出中国共产党构建科学的利益代表机制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首先,构建合理的利益表达机制;其次,完善决策机制,保证民主决策与科学决策的统一;第三,构建政策实施的保障机制;第四,政策的纠错和补偿机制,防止利益代表的长期错位;第五,利益代表过程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解决代表性危机;第六,完善授权机制、建立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保障利益代表机制的良性运行。
[博士论文] 张书林
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 中共中央党校 2007(学位年度)
摘要: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有两种运作模式:一种是党代会非常任制,另一种是党代会常任制。本文研究的是党代会常任制。党代会常任制是关于党代会本身如何“常任”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本文力求在系统提出党代会常任制的内涵以及总结、归纳常任制的历史与现实经验的基础上,围绕常任制条件下党代表的产生与职权、党代会的年会制度与职能、党内权力的配置与运作等主要问题,对党代会常任制展开从理论到实践、问题到对策、建议到展望等多角度的分析与论证。全文共设五章。 第一章对党代会常任制的理论依据、基本内涵和意义进行揭示。本章沿着:民主——直接民主——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党代会——党代会制度——党代会常任制的逻辑,分析了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的理论依据;然后,根据对定义党代会常任制内涵需要把握的核心和要素的分析,提出了本文所论证的党代会常任制的基本内涵:最后,对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的意义进行了系统阐述。 第二章对党代会常任制的历史与现实进行考察。本章认为,党代会常任制的历史发展演变经历了一个“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党代会年会制,到列宁实践和发展年会制,再到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实践党代会常任制”的过程。党代会常任制的现实发展主要是自1988年以来实行了两轮试点,两轮常任制试点都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形成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做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第三章对常任制条件下的党代表进行研究。本章着力分析了常任制条件下党代表的选举产生、常任制条件下党代表的职权、常任制条件下对党代表的保障与监督等问题,勾勒出常任制条件下党代表的活动与生存状态。 第四章对常任制条件下党代会的年会制度及其职能进行分析。本章首先对建立党代会年会制度的必要性以及年会制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剖析,在此基础上,着力就常任制条件下如何发挥党代会年会的选举职能、决策职能、监督职能进行了探索。 第五章对常任制条件下的党内权力配置及其运作进行研究。本章认为,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必然会带来党内权力配置及运作模式的变化,因此深入研究常任制条件下党代会、全委会、常委会之间的权力配置及其运作,深入研究常任制条件下党代会、党委、纪委之间的权力配置及其运作,都是十分必要的。
[硕士论文] 汪弋
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 中共中央党校 200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符合当代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特征在于:共产党的领导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共产党执政与民主党派参政。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是对传统的一党制和多党制的扬弃,既有利于发扬政治民主、防范一党独裁和党派倾轧的弊端,又有利于维护政治稳定、实现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它是中国人民在经历了民国初年的多党制和国民党的专制后所做出的理性选择,是20世纪中国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产物。20世纪中国多阶级共同推进的政治文明发展过程,必然导致多党共存的状况,各进步阶级、阶层和集团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的联盟与合作,必然导致相应政党的合作。中国共产党正确制定了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目标、道路、和主导力量,理所当然的成为中国政治文明发展过程的主导者,进而成为多党合作的领导者。中国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党际关系模式,从政治权力而言,既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政治权威,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政党权力领导着其他党派或社团的权力,体现出无产阶级的利益高于其他阶级、阶层、群体、集团的利益”,又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权力与其他党派或社团权力之间又是合作关系,体现着无产阶级利益与其他利益在根本上的一致”,是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对于我国现代化变迁以及政治文明发展的若干目标均具有较强的适应性,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推动力量,它的确立有利于推动中国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有利于促进中国政治稳定,有利于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从而服从和服务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业。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了一些不足,还要进一步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而加以完善。完善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共产党发挥主导作用是根本,民主党派发挥自身作用是关键,政党制度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是基础。
[硕士论文] 李娜
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 中共中央党校 2007(学位年度)
摘要:政党执政合法性讲的是人们对执政党的认可和支持问题。加强合法性建设,对执政党来说意义重大,关乎其前途和命运。中国共产党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合法性”这一概念,但在执政实践中实际上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执政伊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已经开始了对党执政合法性建设问题的探索。 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探索进行考察: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高度评价意识形态在执政合法性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因而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建国初期,党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探索既有成功之处,但也犯下一定的错误,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伏笔。在“文革”时期,党对意识形态的认识走入极端,把意识形态的作用无限扩大,结果不但没有起到巩固执政合法性的作用,反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已经初步认识到经济绩效在执政合法性中的作用。建国初期,党十分重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作,获得了人们的认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但也反映了领导人发展经济的迫切愿望。“文革”中,尽管毛泽东提出“抓革命、促生产”,但是由于天下大乱,导致国民经济受到严重干扰。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已经开始从法理的角度加强执政合法性建设。首先,他们认识到,权力的获得要合法。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政协会议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先后制定《共同纲领》和宪法,通过法律程序取得执政地位。其次,他们认识到执政过程中实行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性,因而努力追求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但由于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党的主要领导人认识的局限,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并没有真正实现。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密切关注党的自身建设对执政合法性建设的重要意义。他们认识到,搞好党的自身建设、增进党的先进性是获取执政合法性的前提。为此,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党一直高度重视自身建设。整党运动、三反运动、整风运动乃至“文革”都可以看作是党为加强自身建设付出的努力。不过有的运动初衷虽然是想改善党的建设,但由于方法不当,反而损害了党的自身建设。 以上四个方面都是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这些方面进行的探索,说明了他们对执政合法性问题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自身素养的限制,他们的认识没有能够达到应有的水平,以致犯下一些错误。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经验值得借鉴,教训值得反思。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成为后人继续探索的宝贵财富。
[博士论文] 周清
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 中共中央党校 2007(学位年度)
摘要:政治沟通是政治系统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它对政治系统的作用就像神经之于生命有机体。所以,任何社会的政治生活都不可能没有政治沟通。在政治沟通的诸多沟通形式中,政党尤其是执政党与社会(民众)之间的沟通最为重要。执政党与民众的沟通状况,直接关系到亿万民众的福祉,关系到国家的兴旺发达,关系到执政党的执政地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中国共产党与民众沟通不畅的现象还普遍存在。如果任凭这种现象继续下去,不仅会影响执政党沟通功能的发挥,削弱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而且会给民众和国家带来灾难。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认为有必要加强对执政党与民众沟通问题的研究,建议中国共产党健全和完善社会沟通机制,畅通民意。健全和完善中国共产党一社会沟通机制不仅能够优化中国政治系统,改善党民关系,推进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促进和谐社会建设,而且能够唤起政治学界对政治沟通问题的关注,深化政治沟通理论的研究。 本课题从“民众——政党——公共权力”现代政党政治基本框架这个理论前提出发,运用政治系统理论和政治沟通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考察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沟通的历史脉络,描述其运行现状,剖析其中存在的机制性缺陷及其原因,从而提出健全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社会沟通机制的目标、原则和措施。 在现代政治系统中,民众、政党和公共权力是三个最基本政治要素,它们共同构成了政党政治分析的基本框架。在这个政治框架里,民众通过政党作用于公共权力以实现自身利益,政党成为沟通民众与政府的桥梁和纽带。作为桥梁和纽带,政党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沟通功能。要发挥沟通功能,首先必须建立有效的社会沟通机制,通过和民众的互动,了解和掌握足够多的社情民意。这一点对于执政党来说尤为重要。执政党一社会沟通机制的有效运行可以增强执政党的社会应变能力,提高执政党的科学决策能力、社会利益整合能力和社会控制能力,拓展执政党政治社会化的能力,从而增强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 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干部深入基层直接沟通民众,倾听社情民意,政党、民众、沟通渠道、信息、制度和沟通方式等要素能够相互联结,形成互动,从而形成了以党组织为主体的社会沟通机制。这套灵活的社会沟通机制适应了革命的需要,为民主革命的胜利提供了保障。建国后,为适应全国统一的需要,更加有效地行使中央权力,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多项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然后,中国共产党试图通过这套体制与民众沟通,传递信息。但受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限制,很多社会沟通渠道难以发挥沟通功能,中国共产党实际上逐渐失去了稳定有效的社会沟通机制,存在的仅仅是自上而下的信息控制模式,这使得党与民众难以有效沟通,党与民众沟通不畅的现象普遍存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采取多种措施恢复和发展与民众的沟通,取得了很好的沟通效果。但受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制约,恢复和发展的沟通网络仍然是高度一元化的,即在整个沟通网络中,党组织是最重要的沟通渠道,重要信息的传递都必须通过党组织,其他沟通渠道仅仅是党组织的延伸。这种单通道信息传递系统的主要问题表现在:社情民意难以上传,上情难以下传,党与民众沟通不畅。这不仅降低了执政党汲取社会信息的能力和快速反应的能力,易于导致决策失误,而且极大地损害了民众参与沟通的热情和对执政党的信任,进而削弱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对此,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利用现代媒体优化与民众的沟通,这在客观上促使高度一元化社会沟通网络逐渐向扁平式社会沟通机制转变。 尽管高度一元化社会沟通网络正在逐渐向扁平式社会沟通机制转变,但是单通道信息传递系统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党与民众难以沟通的问题仍然存在。这主要是因为,目前的沟通网络存在内在机制性缺陷,即在“市长信箱”、两会、信访、社团组织、党组织等沟通渠道中执政党、民众、沟通渠道、信息、制度、沟通方式等要素缺乏有机结合,难以形成互动系统。追根溯源,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沟通的机制性缺陷还是由文化观念、体制、沟通技术等方面多种因素造成的。具体来说,在文化观念方面,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官贵民贱”的思想观念和苏联模式的共产党对党群关系认识上精神贵族主义倾向、全能主义理念、英雄主义情结,极大地影响着党员干部和民众对沟通的认识。在体制方面,一元化领导体制下的单通道信息传递体制使信息易于损失和失真,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权力化使政党沟通功能难以发挥,干部选拔任用的实际任命制难以激发党员干部沟通民众内在动力,党管媒体管得过于具体使媒体难以充分发挥沟通功能,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运行中存在的缺陷使中国共产党缺乏沟通民众的外在压力。在沟通技术方面,党与民众话语系统的差异和部分党组织沟通技巧的缺乏也使党与民众在实践中难以顺畅沟通。 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沟通的机制性缺陷及原因的分析,笔者认为有必要健全和完善中国共产党一社会沟通机制。健全和完善中国共产党一社会沟通机制,应该遵循社会沟通机制运行的一般性规律,坚持整体设计原则、循序渐进原则、持续创新原则、比较借鉴原则和以人为本原则,从文化观念、体制和技术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健全执政党、民众、沟通渠道、信息、沟通方式等基本要素的功能,促使其有机结合,相互联动,从而建立扁平式社会沟通机制,构建多元化社会沟通网络,形成互动式社会沟通模式。本课题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与民众的沟通问题,尽管仅仅研究党民关系中的“沟通”这个环节,但是却有多处创新。这主要表现在(1)选题新。本选题不仅研究党群关系,而且深入到党群关系的内在机理层面,探索二者之间的信息交换问题。信息交换是党群关系最基本的方面,它不仅是政党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基本前提条件,也是整个政治系统得以有效运行的基础。对该问题的研究在党建领域无疑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战略性。(2)切入视角新。本论文跳出了以往研究“党群关系”的传统视角和传统思维,尤其是打破了论述党群关系所隐含的“先进——落后”、“上——下”的预设前提,将执政党与民众置于平等地位,从而对现象的观察和描述更加可观,对问题和原因的分析更加理性平和。(3)研究方法新。本论文从政治系统的客观现实出发,运用政治沟通理论全面系统地分析中国共产党与民众之间的沟通问题,通过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揭示社会沟通机制运行规律和政党政治规律,从而深化了党群关系研究。(4)理论创新。在运用政治系统理论和政治沟通理论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本文大胆地进行理论创新,即突出沟通方式中的“协商”要素,强调沟通的“互动”特征,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政治沟通理论。(5)材料新颖。笔者深入党政部门采访和调查,获得大量的一手资料,并从内部材料上引用大量的材料和案例,从而把分析论证奠定在鲜活的现实基础之上,使学理性和说服力更强,现实针对性更强。(6)结论和建议新。基于大量的材料分析,本文对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沟通现状做出总体评估,对其中存在的机制性缺陷及其原因作了深入的剖析,最后提出了健全和完善社会沟通机制的目标、原则和措施。这其中的很多结论是崭新的,很多建议是大胆而富有创见性的。
[博士论文] 宋黎明
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 中共中央党校 200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对敌斗争中,重视从军事和文艺两条战线同时作战。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强调要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政治传播是中国共产党文艺战线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政策主张和策略方面,在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在提高全党认识以保持党的先进性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在进行这些政治传播工作中形成了相应的传播机制。 本文从传播渠道的角度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机制划分为组织结构传播、组织传播、媒体传播和其它传播形式四个主要部分。中国共产党通过一定的规范、制度和形式将这些传播渠道建设成了党的传播机制。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机制的发展过程和各构成部分的运行方式,展现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实现形式和实现过程,找出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机制中存在的问题,为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机制创新提供借鉴。 全文由导论和六个章节构成。导论主要提到本领域理论研究现状,点出了已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说明了此选题的研究意义。正文采用的是总分总的分析结构。第一章简要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传播机制的发展历程和相关概念。第二、三、四、五章之间是并列关系,分别从党的组织结构传播、组织传播、媒体传播和其它传播形式入手具体分析党的传播机制的具体形式、运行方式和特点。第六章对前文进行了总结,并对其发展提出了展望。 第一章是对中国共产党传播机制的概述。本章首先对文中的重点概念进行了辨析,交待了本文分析政党传播的理论模型。其次简要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机制的发展历程。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面向世界、面向全社会、面向全党的传播中形成了稳定的传播机制。本文以中国共产党面向全社会和全党的传播机制为重点分析对象。 第二章具体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传播机制。以结构——功能理论为基础,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结构具有的传播功能,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在党内政治传播中具有较大优势。会议制度、报告制度、民主生活会等制度形式、党的宣传机构和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结构传播的实现形式。党的组织结构传播机制也是党的基本工作机制,这就决定了党的组织结构传播的相对封闭性。党的组织结构传播在党的管理和党员教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组织结构传播在党的政治传播中处于基础性地位。 第三章具体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传播。以组织传播理论为基础,从执政党借助政府实现传播的普遍形式入手,分析了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中的作用,认为政府在实现党的政治传播中具有强制效力。从共青团、工会和妇联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关系入手,论证了共青团、工会和妇联对于党的政治传播的价值。工、青、妇组织传播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无论是政府还是工、青、妇组织,它们都需要靠履行自身职能来实现对党的政治传播作用。 第四章具体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媒体传播机制。媒体传播是党的政治传播的主要形式之一。中国共产党主要依靠党和国家媒体进行党的传播。党报运行机制是党的媒体传播的主要运行机制。在媒体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党的媒体传播机制面临着较大程度调整。信息时代,媒体在党的传播机制中的重要性显著增强。中国共产党在重视媒体传播阵地建设的同时,也加强了以新闻发布制度为代表的信息发布制度建设。 第五章是关于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其它形式,具体分析了运动的形式和宣传网制度。这两种传播形式曾经在党的传播中广泛运用,分别是党的集中传播和经常性传播的历史形态。中国共产党通过总结运动传播的经验教训,增强了党的传播机制建设的自觉性。 第六章在总结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机制构建和运行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阐述了党的传播机制改革的必要性,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机制创新的指导思想,并提出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机制创新的基本思路。
[博士论文] 高静
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 中共中央党校 2007(学位年度)
摘要:领导活动是贯穿于社会发展的普遍现象,与人类社会生产劳动实践相伴而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领导活动日趋复杂和多样,在丰富的实践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以领导活动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科。作为领导活动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领导者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在很多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本论文则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这一研究课题的拓展和尝试,选取领导形象为角度,重点阐述我国党政领导干部形象的重要性、历史考察、现状分析以及现代领导形象的构建,以利于良好领导形象的建立和塑造。 领导形象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领导形象的内涵和价值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扩展延伸。特别是随着大众传媒的蓬勃发展,领导形象的价值和意义在传媒力量的强劲推动下迅速提升。高度发达的大众传媒全面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在政治领域表现尤为活跃,表现出政治传媒化的倾向和趋势。政治传媒化背景下领导者的行为方式受到大众传媒的牵制和改变,领导形象的重要性日渐凸现出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强调领导形象的价值和魅力,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出领导形象热潮。领导形象日益成为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面临的时代课题,是增强执政合法性、推进国家形象战略和改进领导干部作风的现实需要和迫切要求。 对领导形象的历史考察以建国后社会环境的变化、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宏观背景,从领导形象理论演进、干部素质下的领导形象演进、领导形象类型为三个分析角度展开。为谁执政、为谁服务是领导形象的根本问题,这一问题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围绕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断深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现象滋生蔓延,严重损害了党政领导干部形象。拒腐防变成为领导形象塑造的关键环节,是领导形象理论演进中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领导干部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发生显著变化,开拓创新、积极进取,改革开放赋予领导形象新的特征。在领导形象塑造途径上,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成为塑造领导形象重要的路径选择。领导形象是领导干部内在素质的外在反映,领导干部的素质是领导形象的基础和前提条件,素质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领导形象的状态。建国以来,在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阶段,我国领导干部素质从宏观到微观层面发生了极为明显的转变,领导干部思维方式的变革、知识素质、法治素质、复合型素质的增强彰显出领导形象现代性的演进趋势。纵观建国以来领导形象的发展过程,以领导形象信息的显著变化为依据,大致将领导形象归纳为革命型、改革型和现代型三种类型。分析我国党政领导干部形象现状,领导形象塑造和传播面临的时代挑战不容忽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要求领导干部具有强烈的形象意识,自主性、竞争性特点要求改善优化领导形象,其逐利性特点对领导形象带来负面影响。信息化社会改变了领导形象的传播模式,大众传播成为形象传播的主要方式,传播手段丰富多样,传播速度迅速提升,极大拓展了领导形象传播的内容和范围。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公众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显著增强,对领导形象的制约作用日益加强,强化了领导形象平民化的塑造目标。领导魅力的缺失是我国领导形象存在问题的集中体现,领导形象雷同化、模式化的缺陷尤为明显,重视领导魅力、增强领导魅力是各级领导干部在塑造领导形象过程中始终面临的迫切问题。造成领导形象存在问题的原因十分复杂,主要从领导干部、社会环境和体制制度三个层面分析,既受到领导干部自身思想认识和素质能力的制约,又受到社会环境、体制制度因素的影响。 应对时代挑战,规避领导形象塑造的惯性思维和误区,构建现代领导形象。以权力运用、能力素质、品德修养、领导魅力、公众期待为构建维度,现代领导形象的特征体现在执政为民、卓越的领导素质能力、良好的精神面貌、富有领导魅力。领导形象在本质上表现为权力运用关系形态,执政为民是我国领导形象的特质和根本特征,是我们党的宗旨和性质的必然要求。素质能力是建立领导形象的内在基石,现代领导形象要求领导干部具有极强的政治素质、学识和才智素质、学习能力、决策能力和沟通能力。精神面貌是领导形象的外在表现,领导干部应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高尚的品格、求真务实作风、民主作风以及较好的风度仪表。形象魅力是现代领导形象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影响到公众对领导形象的情感反应。现代领导形象的塑造途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领导干部的自我形象塑造、制度保障以及完善领导形象的传播方式。作为形象塑造的主体,领导干部要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具有强烈的形象意识,重视形象塑造,在学习和实践中提高自身素质和修养。领导形象塑造离不开制度导向,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权力监督制度、学习培训制度与领导形象密切相关,为优化提升领导形象提供外在的制度保障。完善领导形象传播方式是领导形象塑造必不可少的环节,充分发挥我国大众传媒特别是主流媒体的主导作用,改进领导形象的传播内容和方式,提高领导形象的传播效果。
[硕士论文] 王晓飞
中共党史 中共中央党校 2006(学位年度)
摘要:陈独秀一生思想广博,民主思想是其复杂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晚年对民主问题的思考和见解极富价值。本文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采取纵向分析和横向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史论结合,在比较和分析中,深入探寻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曲折发展的轨迹和复杂多变的原因,梳理他晚年民主思想的主要内容,并对其思想价值进行评估,以求对之有全面的把握。 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组成。 绪论部分对陈独秀晚年进行界定,阐明这一选题的意义及论文的基本思路、框架,对目前学术界关于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研究的现状进行综述。 正文由四个部分组成。 第一节梳理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形成的心路历程。主要是厘清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形成、发展的脉络。重点分析他从马克思主义转向托洛茨基主义,从托洛茨基主义转向不隶属于任何党派的变化轨迹。 第二节对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的基本内容进行归纳。包括六个部分:一是民主是阶级性与普适性的统一;二是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三是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四是价值层面的自由对于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五是民主制与独裁制;六是民主与发展经济的关系。 第三节对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国内外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二是苏联肃反扩大化与外交政策的影响;三是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苏共、中共以及中国托派的分歧和恩怨;四是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传播。 第四节对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作价值评估。重点是通过对陈独秀晚年和马克思、恩格斯原典民主思想的解读,评估其民主思想的价值。 最后部分为结语。
[博士论文] 卢文华
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 中共中央党校 2006(学位年度)
摘要:本论文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如何坚持民主执政问题。民主执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坚持民主执政就是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坚持民主执政,不但应将其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架构中来认识,而且应将其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架构中来实施和推进。具体来说,主要应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民主执政与国家民主、民主执政与执政党党内民主、民主执政与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党际民主、民主执政与基层民主这几个维度的制度层面上的民主关系。 全文由导论、结束语和正文六章构成。导论部分主要说明选题的意义、选题的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创新之处。正文六章在结构上分为三部分:第一章关于民主执政的理论分析为第一部分;第二章关于民主执政的时代价值为第二部分;第三章至第六章为第三部分,分别论述了民主执政与国家民主、民主执政与执政党党内民主、民主执政与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党际民主、民主执政与基层民主的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层面如何进一步完善机制,坚持和推进民主执政的问题。其中,民主执政与国家民主是这部分的重点。 第一章,民主执政的理论分析。用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分析民主执政中的民主,在中国政治语境下分析民主执政中的执政内涵,民主执政的概念特征和科学内涵;论述了民主执政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与提高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能力的内在关联;在民主执政与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的关系上,民主执政与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既有机统一,又各有偏重。 第二章,民主执政的时代价值。从执政环境和执政规律的角度上看,民主执政是应对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客观要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客观要求。简要分析了民主执政的现状,提出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架构中坚持和推进民主执政的发展思路。 第三章,民主执政与国家民主。国家民主是民主执政的核心。民主执政与国体民主在根本取向上是高度一致的。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民主与专政的关系,扩大国体民主的民主职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最高实现形式。靠人民执政,首要的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执政。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执政是民主执政的基本实现形式。党与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法理关系表明,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执政是党实行民主执政的内在要求。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执政的关键是要推进党政关系的民主化。处理党政关系的关键是党与人大的关系。党政关系民主化的基本思路是:通过民主选举,使执政党的党员进入国家权力机关(各级人大),同时使人大中党员代表在数量上保持适度比例和在质量上保持优势;依照法定的程序使执政党推荐的人选被人大选举、决定或任命为各级国家机关的领导人,进而执掌行政、司法、军事等国家权力;在党委决策权、人大决定权、政府执行权三者的关系上,按照“党委决策、人大决定、政府执行、各方监督”的模式,把政党、政府与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程序化、规范化,使政府成为人大的执行机关而不是党委的执行机关。坚持和推进民主执政,必须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当前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完善民主选举制度,确保民主选举的真实性,优化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结构,加强人大自身的能力建设,规范和加强人大的监督工作,激活人大监督的动力机制等。 第四章,民主执政与党内民主。执政党党内民主是民主执政的关键。坚持和推进民主执政,必须大力发展和完善党内民主。发展和完善党内民主,能够提高执政主体的民主意识和运用民主的能力;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民主执政的重要内容。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的示范、指导和带动、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之间的协调和互动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动力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长期执政的重要政治基础和坚持民主执政的重要内容。 第五章,民主执政与党际民主。党际民主是民主执政的重要环节。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一种合作性的、协商性的党际民主关系。发展这种合作性的、协商性的党际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的重要环节。主要表现在:发展党际民主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制度中的重要一环;发展党际民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的目的;发展党际民主,更好地发挥参政党的作用,既是中国共产党实现民主执政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化途径,又是改进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方式的重要一环。发展党际民主,推进民主执政,应着力于加强参政党参政议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完善参政党的参政议政机制和民主监督机制,进一步发挥参政党在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中的作用。 第六章,民主执政与基层民主。我国基层民主有其特有的内涵和显著的特点。它与党坚持和实行民主执政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扩大基层民主既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同时又是党坚持和实行民主执政的基础性工程。一方面,扩大基层民主是巩固和扩大民主执政的社会基础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扩大基层民主是党坚持和推进民主执政的基础性工程。 结束语。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坚持和推进民主执政,必须把握和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必须围绕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一共产党执政的本质要求,大力推进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体制、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革和创新。同时,必须重视民主执政机制层面上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高。
[博士论文] 何芹
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 中共中央党校 2006(学位年度)
摘要: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科学执政”作为执政党建设目标之一,写进党的全会文件中。这既表明我们党对执政党意识的清醒和自觉,对“如何执政”这个执政党面临的重大问题的明确回答及奋斗目标、追求方向和强烈自信,也对党建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党要在执政实践中实现科学执政的目标,就一刻也离不开科学执政理论的指导。因此,厘清科学执政的内涵,构建科学执政的理论体系,是执政党建设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课题。 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建设基本理论,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和现实,通过对科学执政内涵及如何保持执政理念、执政制度、执政方式科学化并实现最优执政绩效的研究,对什么是科学执政、如何实现科学执政、如何评价科学执政进行了论述,初步构建了一个内在统一、相互关联、互相支撑的科学执政理论框架。论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以党和国家权力关系的科学化为视角,界定了科学执政的基本内涵。科学执政就是指我们党牢牢掌握并合理运用国家权力,努力使党的执政活动始终符合执政党功能的要求,始终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始终保持科学的执政理念、执政制度、执政方式并努力取得最优执政绩效的执政状态。本论文以科学执政内涵的展开为红线贯串全篇。本章还阐述了科学执政的主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科学执政的本质特征、时代意义和基本要求,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辩证关系,提出科学执政的基础是党科学履行执政党的十大功能:执掌国家权力、代表人民利益、领导发展、社会整合、政策制定、政治录用、政治社会化、意识形态凝聚、保障稳定、自身建设。 第二章从执政理念科学化的角度论述科学执政的指导思想。本章界定了执政理念的内涵,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主要特征:阶级利益代表性和社会整合性的统一、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统一、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论述了执政理念是执政党的灵魂。笔者认为党要实现科学执政必须坚持以下执政理念: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坚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章还阐述了实现执政理念科学化必须不断创新党的执政理念,提出了执政理念创新的四个基本原则。 第三章从执政制度科学化的角度论述科学执政的制度保障。本章界定了制度、党的制度、党的制度建设、党的执政制度的内涵,论述了执政制度科学化的重大意义,分析了党的制度建设和执政制度科学化的关系,提出了执政制度科学化的五项基本要求。本章还论述了当前党的执政制度建设存在的三方面主要问题及其原因,提出了进一步推进党执政制度科学化的基本思路:健全党与人大关系的法律和各项制度,从法制层面规范党与人大关系;改进党执掌国家行政机关的制度和运行机制,保证党执政体制民主化、法制化;探索党组织与司法机关的关系机制;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和运行机制;建立健全执政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要努力落实科学的执政制度;积极创新党的执政制度。 第三章从执政方式科学化的角度论述了科学执政的途径、手段和方法。本章界定了执政方式的内涵,分析了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的关系,执政方式的分类和特征,简要回顾了我们党执政方式的历史演进,提出推进执政方式科学化必须改革传统执政方式,论述了推进执政方式科学化的基本思路:科学决策是执政方式科学化的起点;民主执政是执政方式科学化的本质要求,依法执政是当前实现执政方式科学化的关键。 第五章从执政绩效科学化的角度论述了科学执政的成果及其评价。本章界定了绩效、执政绩效的内涵与特征,分析了执政绩效与政府绩效的关系,阐述了党的执政绩效与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的关系,列举了我们党执政绩效五项主要内容,论述了执政绩效科学评价的重要意义,提出了执政绩效科学评价四项指标及评价主体,并提出了执政绩效科学评价的三项基本原则: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要求;符合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符合执政高效率和低成本的要求。
[博士论文] 林学启
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 中共中央党校 2006(学位年度)
摘要:党管干部原则、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原则、群众公认、注重实绩原则、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依法办事原则,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应当遵循、必须贯彻的根本准则。本文在梳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原则形成的基础上,论述了党管干部、群众公认、依法办事原则确立的依据、内涵和相互关系,且以三个原则的有机统一为基础,构筑了六个原则之间的关系。同时,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如何正确处理党管干部、群众公认、依法办事的关系,对三者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作多角度探讨,提出对策性建议。通过这些努力,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原则落实到构建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干部选拔任用的公正机制上来。本文主要采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综合分析法、例证法、比较分析法、历史考察法等研究方法。 本文由导言和正文组成。 导言部分包括选题的意义、本课题研究的现状和本文研究的侧重点、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 正文有五章。第一章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六项原则进行了综合分析。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原则有独特的内涵。六项原则在整个原则体系中各自具有不同的地位,其中党管干部、群众公认与依法办事的有机统一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原则的核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原则关键内容是干部选拔任用标准的形成,而其最终生成是实践的要求。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原则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内生性、前瞻性、客观性、激励与约束性等特点,具有为干部的选拔任用提供正确导向、抑制选人用人中的不正之风、体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时代精神等重要意义。 第二章重点论述了党管干部原则确立的依据、内涵及其实现的途径。党管干部原则是干部选拔任用的根本原则,其确立的理论依据是:党的性质理论是根本理论来源;党的领导内涵是直接理论来源;政党政治录用的基本功能是基本理论来源;现代官员理论奠定了其一般理论基础。党管干部原则确立的现实依据是:党的干部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点工程”,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关键条件”,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决定因素”,党必须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也对党的干部人事工作提出了新要求,需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改进党管干部的方式方法;同时,党的干部由党的干部的性质决定,不能搞“政治中立”,必须坚持党管干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要把握党管干部原则的内涵,其关键是弄清“党”、“管”、“干部”的各自含义。党管干部原则内涵演变从“一揽子”的管理模式、分部分级干部管理制度到分级分类的干部管理体制的三种形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改进干部管理方法,必须强化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保证作用,贯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坚持制度创新。 第三章重点论述了群众公认为什么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评价主体,群众公认的科学内涵,并对群众公认原则实现的方式途径作了探讨。群众公认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评价主体,是权力主体从少数人到多数人置换的历史逻辑,并最终成为干部选拔任用所遵循的原则。人民主体性是群众公认成为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评价主体的根本依据;集体决策理论构成了群众公认作为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评价主体的合理内核;政治参与是群众公认成为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评价主体的基本要求。正确把握群众公认原则的科学内涵首先要弄清“群众”和“公认”两个概念,同时要正确把握群众公认和党管干部的关系,保证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健康运行。群众公认原则实现的方式途径主要是建立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包括以德才兼备为核心的群众公认的定性标准、以注重实绩为核心的群众公认的定量标准;以扩大民主为基础的考核评价主体的多元化,确保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提名权和不断创新选举方式。 第四章重点论述了依法办事原则提出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确立的必然性,对依法办事的内涵和依法办事的基本要求,实现依法办事的途径作了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阐明了党管干部、群众公认和依法办事有机统一的关系。依法办事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基本保证,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体现了“法律至上”的根本精神。“依法办事”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过程中提出的一项重要原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是党的干部人事工作必然遵循的原则。依法办事的主体和客体,有特定的内涵,依法办事所依的“法”包括党规和国法。依法办事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因为民主政治中的委托一代理关系的优劣之处,决定了依法办事必须依法授权、依法监督。要处理好依法办事和党管干部、依法办事和群众公认的关系,实现党管干部、群众公认和依法办事的有机统一。 第五章重点论述了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原则必须构建相应的机制以及这个机制所要达到的目标、特征、基本发展趋势。干部选拔任用原则的提出要求相应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建设。理清机制的含义,是把握和构建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机制的关键。干部选拔任用机制目标的设定对干部选拔任用机制的建设具有指导意义。构建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必须贯彻干部选拔任用原则。传统干部人事制度是传统干部选拔任用理念的产物,因此必须建立新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这个机制要体现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要求。其中科学化的关键是改革干部分类管理体制,民主化的核心是充分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制度化的重点是改革和完善现有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
[博士论文] 于学强
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 中共中央党校 2006(学位年度)
摘要:党政领导干部选拔问题不仅关系到我国党政干部的队伍建设,还关系到中国将走向何处。这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探讨这样一个理论性和实践性比较强的问题,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四章对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理论进行了探讨。 第一章在总结马克思主义的选拔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勾勒出马克思主义选拔理论的基本框架:“为了谁”、“选拔谁”、“谁来选”、“怎样选”。指出“为了谁”解决的是选拔的价值取向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党政领导干部选拔的本质;“选拔谁”解决的是选拔的客体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党政领导干部选拔的关键;“谁来选”解决的是选拔的主体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党政领导干部选拔的基础;“怎样选”解决的是选拔的方式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党政领导干部选拔的保障。在此框架中,“为了谁”不仅反映马克思主义选拔理论的本质,还对后三者的性质和成败起着决定作用。 第二章运用马克思主义选拔理论考察了影响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的几个典型: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苏共党政领导干部选拔制度和英美选举制度。我们在选拔中既不能夜郎自大,也不能够盲目排外,而应运用马克思主义选拔理论对古今中外的选拔理论与实践给予科学地分析。研究的意义在于分析利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研究表明: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中吸取选拔方式上的有益做法,将当时的选拔方式科学地嫁接于当代选拔过程之中;可以吸取苏共党政干部选拔中的教训,避免在党政干部选拔上走进死胡同;可以借鉴英美选举制度中的精密精神和具体操作程序。 第三章运用马克思主义选拔理论来考察中国党政领导干部的选拔历史与现实,认识到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存在的基本问题: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在“为了谁”的目标上还存在着虚化的现象,没有从理论与实践上处理好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没有正确认识利益支配下的权力的产生、运作过程;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在“选拔谁”问题上对被选拔者自身条件标准的规定过于笼统,缺乏进一步的细化,导致了众多的弹性空间,特别是缺少政绩评估体系和制度,任人唯贤形式下的任人唯亲时有发生;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在“谁来选”问题上对集体决定的认知还有局限性,不能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群众路线的视角来认识集体,在利益的驱使下集体决定成为个人决定的幌子;中国党政领导干部在“怎样选”问题上虽然也重视了制度建设,但是由于对制度关注的时间不长,制度本身并不完备,特别是责任制度建设没有跟上,使得形式上按制度办事,实际上钻制度空子的情况难以受到制裁。 第四章仍立足中国的国情、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存在的问题和遵循马克思主义的选拔理论,提出解决选拔问题的几点建议: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选拔中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吸收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注重提高党执政的合法性,在现实中落实好“为了谁”的问题;要完善选拔的标准条件,将被选拔者的德、才、能进一步细化,并结合时代精神与时代任务,使细化的情况符合现实情况,特别是建立健全政绩评估体系与制度,从而落实好“选拔谁”的问题;要扩大选拔中的民主,在选拔的各个环节扩大选拔的参与主体,坚持走群众路线,正确认识民主集中制,切实落实好“谁来选”的问题;要健全责任制度,在选拔的各个环节建立健全责任制,从推荐责任制、考察责任制、决定责任制、公示责任制四个方面着手,将监督机制贯穿其中,从制度特别是责任制度着手落实“怎样选”的问题。 文章通过对理论与实践上的总结,提炼出了马克思主义选拔理论的基本框架,并以这个理论框架来分析历史与现实,可谓文章内容上的一个特点。因为虽然现实中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问题研究的不少,但从理论上来对选拔理论加以概括的不多;对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的历史加以概括的不多;给马克思主义选拔理论一个准确定位的论述不多;用概括的马克思主义选拔理论框架来研究选拔中的问题与对策的更是不多。所以说,这个特点也算是个创新点。文章在内容的另一个特点是在章节的论述中不讲求面面俱到,而是侧重于对指明的问题与对策的分析,力图对此有个深入的理解。 文章在写作方法上注重了理论联系实际,从现有的体制下探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的对策。文章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比较的方法、历史的方法、应然研究与实然研究结合的方法、成本与收益结合的方法等多种方法来分析历史与现实,试图找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对策。从论证逻辑上讲,文章是按照理论——问题——对策线索完成的。在论述上,文章不仅遵循了这一逻辑,而且很多地方从利益的视角、人性的视角、制度的视角来揭示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对策。为了使文章更为充实,文章在理论框架下还对影响中国现实党政领导干部选拔的几个典型作了实证分析。 文章在着眼点上还是比较宏观。在内容和方法上都是从比较宏观的视角来分析问题和提出对策的。这一方面使得文章有个比较高的视角,便于提出战略性的对策。同时,由于宏观的视角,在分析中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关注比较多,对于世界历史与现实的关注比较少;对理论总结的论述比较多,对实践操作的论述比较少,这无疑是文章要进一步加工和修改之处。
[硕士论文] 刘保位
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 中共中央党校 200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基于社会舆情对改革发展稳定的影响日益显着这一背景,对如何完善中国共产党的社会舆情机制从三个方面做了尝试分析。第一部分着重对社会舆情概念、主体、表现形式、分类、产生特点及其功能作用进行了界定和分析。第二部分从社会舆情的表达、汇集分析和引导这个逻辑的角度对党的社会舆情机制的建立健全进行了阐述。畅通的舆情表达需要从决策机制、人大代表联系选民制度、新闻媒介的纽带作用、人民群众信访渠道、党员领导干部党员联系群众制度、社会协商对话等多方面的完善来实现。社会舆情的汇集分析着重在于健全工作网络、多渠道开展社会舆情调查、制度建设等方面。社会舆情的引导应注重信息透明、沟通、堵疏结合等原则和社会主义思想主导地位的确立。第三部分就我党如何应对网络舆情工作从网络立法、网络建设、网络伦理道德教育、网络人才的培养等七个方面做了简要分析。
[硕士论文] 方岩俊
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 中共中央党校 2005(学位年度)
摘要:党政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骨干力量,能否做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是党和国家事业成败的关键。做好选任工作,最根本要靠好的制度。 该论文对于如何建设主体制度完备、实施动力充分、保障机制有效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制度体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论文共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对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制度化建设现状进行了分析。经过多年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我党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形势需要,出台了一系列的专门规章、规定。实现了从适合计划经济干部人事制度向适合市场经济建设干部人事制度的转变,形成了基本成型的民主选举制、荐举委任制、公选委任制、聘任制四种选拔任用方式,明确了民主推荐、组织考察、集体讨论的基本程序,并建立起了现代公务员制度。但是,目前还存在制度设计的理念不贯通,科学化水平不高,协调性不够的问题和制度运行缺陷突出等问题。出现这些问题,有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也有实施机制方面的原因和监督机制方面的原因。 第二部分阐述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制度设计的一般原理。制度体系的构成是:非正式规定、正式规定、保障机制。制度设计追求的目标是:体现人民民主理念,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降低选拔任用工作的成本,创作良好的人才环境。制度设计遵循的原则有:公平原则、动力原则、主体完整原则、无赖原则、协调原则和开放性原则。制度设计运行需要的环境条件有:区分党政领导干部与公务员的身份,区分党政领导干部的类型,提供正常的职位缺位,科学设置领导职位。 第三部分论述了推进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制度化建设的措施。一是要进行选拔方式的制度化建设。要扎实推进民主选举制,进一步完善荐举委任制,有限使用公选委任制,逐步推行聘任制。二是要进行选拔程序的制度化建设。实现缺位信息公开的制度化,推荐提名的制度化,民主测评的制度化,组织考察的制度化,后备干部工作的制度化。三是要进行监督机制的制度化建设。要实现监督的主体权利义务的制度化,归责机制的制度化。
[硕士论文] 杨天雄
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 中共中央党校 2005(学位年度)
摘要:实行村民自治,尤其是村委会直选,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同时也对党在农村开展工作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随着村民自治的不断发展,农村“两委”关系(村委会和村党支部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中逐步暴露出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追溯“两委”关系形成的历史脉络,剖析“两委”关系发生矛盾的基本原因,探索理顺“两委”关系的方法对策,形成和谐融洽的“两委”关系,既是实行村民自治的现实需要,也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必然要求。 该文试图探索农村“两委”关系,重在对二者关系矛盾问题的思考。总体而言,目前农村“两委”关系是较好的,两委基本上是协调的。但是,矛盾问题普遍存在,其中一些地区农村“两委”关系问题较为突出,主要表现为:村党支部独权;村委会揽权;两委各自为阵、各行其是;两委职权不清、工作无序等。引起“两委”关系矛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主观因素;既有外部因素,又有内部因素。就农村“两委”来看,主要原因在村党支部,次要原因在村委会。“两委”关系中存在的矛盾问题,影响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和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影响了党执政基础的巩固与执政能力的提高,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推进。针对“两委”之间存在的实际问题,理顺两者关系可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农村“两委”的相关制度并创新工作机制;实行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转换以增强其领导的合法性基础;改进村级党组织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村委会要把握好开展村民自治工作的正确途径;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农村“两委”干部队伍。 论文的正文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历史背景。简要回顾了“两委”关系形成的历史过程,透过历史脉络探索了二者关系矛盾问题的历史根源。 第二部分:现实状况。客观评价了目前“两委”关系的现实状况,透视了两者关系中存在的矛盾问题,并指出了这些不顺问题带来的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成因分析。剖析了形成“两委”关系矛盾问题的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第四部分:对策设计。根据“两委”关系矛盾问题的表现形式及成因分析,探索性地提出了理顺农村“两委”关系的若干对策。
[硕士论文] 冷波
中共党史 中共中央党校 2005(学位年度)
摘要:党内民主问题,自上个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学术界、理论界一直比较关注,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论断后,党内民主问题成为理论学术研究的焦点。 党内民主问题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还是一个现实问题。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党内民主建设经验。这些理论和实践的经验,成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发展党内民主的理论资源、制度资源和政策资源。 该文通过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民主发展的历史考察,初步研究了新时期党内民主发展的历史条件、历史进程、历史经验,以及改革开放条件下党内民主的发展规律。 目前,国内学术界、理论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从党史的角度,二是从党建、政治学的角度,这个问题的研究已有不少的成果。但由于学科上的隔膜,多少存在着史论分裂的缺点。党建、政治学学者,多从论的方面作宽泛的议论,把党内民主问题作为民主集中制的一个部分来研究,从党内民主的必要性、一般理论以及党内民主的概念、主体、范畴、功能目标、结构要素、运作形态、体制体系、党内民主与党内监督、党内民主与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党内民主与政治发展等方面来分析研究,缺乏必要的历史厚重感和详实的资料支撑。历史学者的研究,多从史的方面而且往往是某个阶段重要事件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未能将分析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该文试图结合政治学理论分析的方法,做到史料与理论结合、具体与抽象结合、历史与逻辑结合:一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民主情况进行全方位的梳理,二是通过党的历史上若干重大事件中党内民主所发挥作用的情况进行透视,提炼出几点党内民主的历史经验以及新的历史时期面临的现状,使人们对党内民主建设做到有更深入的把握。 全文分为五部分,前四部分主要从史的角度勾画粉碎“四人帮”后党内民主恢复、初步发展、继续发展、稳步推进的党内民主发展的历史进程。第五部分则在前面四部分的基础上,从理论的角度,阐述我们党进行党内民主建设的经验教训以及新的历史时期党内民主应该如何建设的几点思考。
[硕士论文] 马振华
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 中共中央党校 2005(学位年度)
摘要: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村民自治在中国农村逐步推开,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实践中,也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矛盾,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关系问题。村民自治下,党支部和村委会应该如何运作,才能在有效地保证党支部领导核心作用的同时,保障村委会职能的充分发挥,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理论和现实问题。 该文总结了在实践中摸索出的处理党支部和村委会关系的几种模式,在此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分析了“两委”在运作中的矛盾及其成因,并试图运用帕累托最优原理,探求一套科学、合理、高效的农村“两委”运作模式。 全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阐释了农村“两委”运作方式的内涵,阐述了建立科学、合理、高效的农村“两委”运作模式的重要意义。 第二部分对“两委”运作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产生的原因,同时总结分析了当前解决“两委”运作矛盾的几种治理模式。 第三部分对村民自治下,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两委”运作模式和怎样建立“两委”运作模式进行了探求。从正确处理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角度,阐释了“两委”矛盾关系的实质。依据帕累托最优原理提出了“两委”运作的思路。指出:党支部和村委会作为分别代表国家和村庄集体利益的不同主体,在运作中产生的矛盾表面上是表现在村级重大事务的决策和管理由谁说了算和按什么程序办事上,其实质是党支部对自治村民的集体利益注意不够,是国家利益和村集体利益矛盾的体现。按照帕累托最优原理的要求,保持“两委”运作的协调,村党支部在维护好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尊重以村委会为代表的自治村民的集体利益。这就要求寻求和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两委”运作机制,兼顾好“两委”各自所代表的利益,同时保证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同时提出:随着村庄直接民主的日益发展,党支部必须尽快在观念上完成角色转换,除予以必要的指导和监督外,更要以积极的姿态为村委会依法开展工作,担当起服务的角色。村党组织应该由领导功能向领导与服务功能并重转变,也就是说,村党组织既是领导核心,又是服务中心,在整个村民自治中起到保障和支持作用。村委会则要自觉地服从党支部的领导,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向群众服好务。文章还就“两委”具体运作方式,联系村民自治的各个环节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博士论文] 卢希望
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 中共中央党校 2005(学位年度)
摘要:“社会整合”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在探讨社会的组织、协调及规范时常用的一个概念。所谓社会整合,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方法和手段,在保持社会各个要素相对独立性的同时,维持社会的内部和谐与整体性存在。 社会整合主要是通过各类社会主体实现的。现实中,社会整合主体主要包括政府、政党、社会组织和精英人物等。社会整合主体在社会整合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被称为他们的社会整合功能。作为政党的特殊类型,执政党具有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 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是在政党获取执政地位以后,其社会整合功能与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相互结合的产物。较其他社会整合主体,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具有作用范围的广泛性、间接强制性、内容的综合性等特点。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是通过其社会整合机制实现的;其主要内容包括价值分配、利益协调、组织动员、制度规范、精神感召等。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加快了步伐,中国社会也逐步完成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经过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在利益结构、思想观念、社会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较为剧烈的分化,多样化的中国社会已基本形成。 充分保护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统一,实现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迫切需要创新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管理方式。以社会整合取代单纯的社会控制,建立起中国独具特殊的社会管理机制,是实现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和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前途和命运。按照执政党社会整合功能发展的一般规律,参照国外执政党社会整合实践的经验教训,不断强化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功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小康的必然选择。 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执政后的很长时期里,依靠残酷的阶级斗争和严格的社会控制为手段,党维持了社会存在所必需的稳定和统一,基本上没有发挥出执政党应有的社会整合功能,更谈不上积累太多的社会整合经验、形成系统的社会整合理论。理论上的薄弱,严重地制约了党的社会整合功能的效果,客观上助长了中国社会的分化。面对执政环境的深刻变革,面对已经分化的,还必将有更大分化的中国社会,现实需要加强对执政党社会整合功能的研究,创造出更多的理论成果。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清除极“左”思想的干扰,提高全党对执政党社会整合功能重要性的认识;才能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功能的有效发挥及进一步强化,提供更多、更科学的理论保障。 该文的目的就是要试图通过对执政党社会整合功能的一般性和中国共产党社会功能的特殊性的对比研究,进一步丰富执政党的社会整合理论,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功能的不断强化,提供理论方面的支持。 文章共分为导言、正文、结束语和后记四个部分。正文共五章,十七节。 第一章“执政党社会整合功能的理论解析”分为三节。这章首先介绍了“社会整合”的基本概念、基本内容、逻辑关系、基本目标、基本主体等问题,比较详细地概括出社会整合的基本理论。接下来分别从概念、内涵、特点以及意义等几个方面介绍了执政党社会整合功能的基本问题,为下文对执政党社会整合功能的进一步研究,作了概念上、理论上的铺垫。 第二章“执政党社会整合功能的形成”分为三节。这章通过对执政党社会整合功能的功能来源、形成的外部条件,以及形成过程等问题的系统分析,比较详细地阐明了形成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所必须的资源基础、外部环境以及形成的详细过程等问题,为下文对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的论述准备了必要的素材。 第三章“执政党的社会整合机制”分为五节。这章首先界定“执政党社会整合机制”的概念,然后把执政党社会整合机制的内容细分为利益协调机制、组织动员机制、价值分配机制、制度规范机制、精神感召机制等五个方面,并对各个内容的运行原理、运行过程作了详细论述,较为清晰地回答了“执政党的社会整合主要是通过哪些途径完成的”等问题。 第四章“国外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实践”分为两节。这章首先通过对国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实践进行实证研究,总结出执政党社会整合的经验教训,初步得出“社会整合是执政党的重要功能”、“执政党的社会整合机制是具体的”、“执政党社会整合机制的调整必须慎重”等三点启示,为实现文章从理论研究到个案分析的过渡架设了桥梁,在整篇论文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第五章“不断强化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共分为四节。这章在前五章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实际及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首先阐明了在新形势下不断强化党的社会整合功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然后根据社会整合的基本原理,分别从意识形态的创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依法执政,建设社会法治国家等三个方面,为进一步强化党的社会整合功能,提出了几点建议,从理论回到实践,使整个课题的研究相对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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