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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说与的建设 中共中央党校 2011(学位年度)
摘要:学术界对陈云党建思想的研究至今已有30年。在这30年陈云党建思想研究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走过了从侧重微观研究到侧重宏观研究的过程,亦即从侧重陈云某一方面党建思想研究到侧重陈云党建思想整体研究的过程。在陈云党建思想的系统研究方面,从1992年刘开寿发表第一本试图建构陈云党建思想完整体系的专著至今已过去了将近20年。此后,只有三篇硕士论文做过相同的尝试,但均未能超越刘开寿的研究成果。总的来看,现有陈云党建思想研究存在着三个不足之处:对陈云某一方面思想的研究存在薄弱环节,对陈云党建思想体系的整体建构需要深入,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比较单一。
  本文试图重新建构陈云党建思想的完整体系并在研究加强现有陈云党建思想研究的薄弱环节。为此,本文在研究力图尽可能全面地占有资料,并综合运用了历史和比较的研究方法。
  全文由引言、正文(七章)、结论三部分组成。
  引言部分阐述了选题的意义,分析了本选题的研究现状,提出了本研究的目的和方法。
  第一章全面梳理了陈云党建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本文认为,陈云党建思想形成的条件包括个人品格条件、社会实践条件、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的影响三个方面。陈云党建思想的发展具有各个时期重点突出和各方面思想发展脉络清晰两个特点。以陈云工作重心的变化为依据并结合陈云党建思想发展各个时期重点突出的特点,本文将陈云党建思想划分为早期革命时期、主抓党建工作时期、主抓经济工作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四个时期。这四个时期分别对应了陈云党建思想体系的四个重要内容:领导方法、主体建设、思想方法和党风建设。
  第二章集中论述了陈云关于的思想建设的思想。本文认为,陈云关于的思想建设的思想以学习为出发点,以思想方法为落脚点,以学习哲学为桥梁。陈云关于思想方法的思想核心是实事求是,“十五字诀”是实现实事求是的方法,正确处理真理面子问题则是实现实事求是的主观态度保证。本文还从陈云关于建、群众、经济等工作的著作,抽象出了陈云关于统筹处理主与次、集中与分散、战略与眼前、局部与整体、数量与质量、主动与被动、积极与稳妥、由上而下与由下而上的辩证关系的思想,作为陈云关于思想方法思想的一部分,这是陈云党建思想颇具特色同时也在以前的研究被忽略的内容。
  第三章着重论述了陈云关于的制度建设的思想。本文认为,陈云提出了以的原则为根本出发点,按照“高级干部的团结——干部的团结——中央的团结——全党的团结”的路径实现的团结的思想。在的团结与党内斗争的关系问题上,的团结居于主导地位,而党内斗争则是实现的团结的手段,要从的团结的目的出发。本文认为,陈云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思想根据具体环境的不同强调的重点也不同。在领导班子更要强调民主,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更要强调维护和加强中央的权威。民主实现的关键在正确对待不同意见。
  第四章集中论述了陈云关于的主体建设的思想。本文认为陈云关于党员队伍建设的思想包含党员和党员队伍两个层次。陈云关于党员队伍如何巩固的思想是陈云党建思想易受忽视的部分,它其实是实现陈云“党员质量重于数量”著名论断的方法。本文认为,陈云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核心是用人之道,具体标准是德才兼备和五湖四海。本文回顾了陈云德才兼备的用人思想从“德才并重,以德为主”到“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发展过程并分析了陈云德才兼备的思想与毛泽东才德兼备的思想之间的区别。本文认为,陈云基层建设思想的重要价值在于它阐明了基层与群众工作之间的关系,这也是陈云基层建设思想的核心。密切联系群众的基层才是巩固的堡垒,基层党组织是深入群众的前沿阵地,是领导群众工作的核心力量。如果基层不关心群众利益,要想得到群众的拥护是不可能的。针对目前对陈云秘密建设思想研究相对薄弱的问题,本文从秘密的地位和作用、秘密存在的主客观条件、秘密的党员、秘密的组织形式、秘密的巩固、秘密的党外活动六个方面全面论述了陈云的秘密建设思想。
  第五章着重论述了陈云关于的领导方式的思想。本文认为,陈云领导方式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抗日战争前,陈云形成了“领导方式”的概念,论述了领导方式的实质和内涵,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领导方式”思想。延安时期,陈云拓展了“领导方式”的内涵和外延,补充论述了关于“领导的反馈机制”等问题。抗日战争之后,陈云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对领导方式进行了抽象总结,从而也就克服了抗日战争前“领导方式”思想缺乏理论深度的局限性。本文还从领导的准备、领导的实施和领导的反馈三方面全面阐述了陈云领导方式思想的内涵。
  第六章集中论述了陈云关于的作风建设的思想。本文认为,把握陈云的党风建设思想,必须把它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纪律、群众路线联系起来。四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是这样的:精神文明建设是治国战略;党风建设是实现精神文明建设目标的关键手段,以党风促政风带民风;的纪律则是抓党风的关键一环;群众路线则是党风的根基所在。本文认为,陈云整顿党风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九个结合。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把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纪政纪结合起来;把利用全党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结合起来;把纪律和法律结合起来;把纪检部门工作和思想政治部门工作结合起来;把追求个人责任和追求党委责任结合起来;把提高党员素质和提高领导干部素质结合起来;把批评教育和组织调动结合起来;把实事求是和从严治结合起来。本文认为,在陈云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做好群众工作是实现群众路线的关键。而群众工作的动力和出发点是群众利益,方法是自下而上,其过程可以归结为:深入群众——经过群众——实现利益。
  第七章着重论述了陈云党建思想的基本体系和主要贡献。本文认为,陈云党建思想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是陈云的党建思想内在结构两个关键支点。这两个支点是陈云党建思想的重心所在,它们的相互作用和对立统一构成了陈云党建思想的体系,也规定了陈云党建思想的特色和局限性。陈云党建思想的特色包括三点:“道”与“术”的统一、理论的务实性与战略性的统一、方法的抽象性与具体性的统一。本文认为,陈云党建思想的历史贡献最突出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抗日战争时期为的发展壮大作出了贡献;二是改革开放时期为在新时期保持革命本色和先进性、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作出了贡献。陈云党建思想的理论贡献最突出的有四个方面:强调思想方法,指明了实事求是的实现路径;重视学习,丰富了的学习理论;提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完善了的组织路线理论;重视党风建设,推进了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创新。本文又从有助于新时期加强学习型政党建设、有助于新时期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有助于新时期提高的执政能力、有助于新时期提高防腐拒变的能力、有助于新时期正确处理党群关系五个方面阐述了陈云党建思想的现实意义。
  结语部分集中阐述了本研究的创新见解,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共中央党校 2007(学位年度)
摘要:在当今政治话语体系,执政合法性的问题是当前政治理论界的热点。伦理学的解释和论证是合法性的重要根源。伦理具有终极价值和正当性的属性,对于政治生活来说,伦理起着规范、指导和统摄的作用。政治伦理不仅是政治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础,也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价值目标。政治伦理事关国家和民族未来,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以伦理为文化根基的国度,尤为如此。作为中国唯一执政党的共产党肩负着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不断探索和遵循执政规律,加强的执政伦理建设,全面推进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是历史重托和时代要求。 新世纪新阶段的执政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从国际上看,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相互碰撞,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在国内,改革进入关键期,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这一切都对的执政提出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必然催生作为时代的政治话语的“执政伦理”。在此背景下,的执政伦理建设的紧迫性日益凸显,探讨该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同时,的执政伦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必须放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之下作现代视域下的多维观照,从当代政治生活民主化、政治关系社会化、政治伦理化的趋势全面审视。执政伦理在实质上是探讨执政党的执政道德依据和价值准则,其中心内容是对政治权力关系的重新认知和调整。具体地说,就是始终围绕执政这个基点探讨政党、国家、社会(公民)之间的政治伦理关系。 执政伦理建设必须遵循普遍性的价值准则,同时又必须突出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特色;既要突出历史继承性,又要体现时代特征。要坚持历史和逻辑、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共性和个性、价值和理性、理念和制度的统一。因此,的执政伦理建设是个系统的理论工程。本文只就此问题作粗浅的涉足。伟大的政治改革实践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回答,这是对执政党的挑战,也是执政党的责任和义务。
的学说与的建设 中共中央党校 2007(学位年度)
摘要:高校内部领导体制是一个关乎高校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历来颇受学界和社会的高度关注。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高校的内部领导体制先后进行了七次调整,每一次调整,在当时都引起了较大的波动和争议。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颁布,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在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给争议颇多的高校领导体制划上了一个句号。这既是艰辛探索得出的必然结论,也是对中国现实需要的客观回应。然而,这一体制在运行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出现了一些弊端。如,党政职责不清、权力不明;党政关系处理不好,缺乏相应的调节、监督机制等。实践证明,在高校必须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同时,必须不断完善这一领导体制,以适应高校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本文分为三部分:引言、正文和结束语。其中,正文又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分析了高等教育的几个理论问题,如大学的理念、大学的职能以及现代大学制度和高校领导体制的关系。从大学的理念和高校的职能出发,分析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第二部分: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高校领导体制嬗变的历程,得出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客观必然性,并对这一领导体制的内涵、特色、意义及运行现状作了较为详细的阐释。 第三部分:论述了在当前必须继续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时代必然性,并从正确处理好几对关系、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加强制度建设和坚持依法治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的学说与的建设 中共中央党校 2007(学位年度)
摘要:领导活动是贯穿于社会发展的普遍现象,与人类社会生产劳动实践相伴而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领导活动日趋复杂和多样,在丰富的实践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以领导活动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科。作为领导活动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领导者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在很多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本论文则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这一研究课题的拓展和尝试,选取领导形象为角度,重点阐述我国党政领导干部形象的重要性、历史考察、现状分析以及现代领导形象的构建,以利于良好领导形象的建立和塑造。 领导形象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领导形象的内涵和价值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扩展延伸。特别是随着大众传媒的蓬勃发展,领导形象的价值和意义在传媒力量的强劲推动下迅速提升。高度发达的大众传媒全面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在政治领域表现尤为活跃,表现出政治传媒化的倾向和趋势。政治传媒化背景下领导者的行为方式受到大众传媒的牵制和改变,领导形象的重要性日渐凸现出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强调领导形象的价值和魅力,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出领导形象热潮。领导形象日益成为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面临的时代课题,是增强执政合法性、推进国家形象战略和改进领导干部作风的现实需要和迫切要求。 对领导形象的历史考察以建国后社会环境的变化、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宏观背景,从领导形象理论演进、干部素质下的领导形象演进、领导形象类型为三个分析角度展开。为谁执政、为谁服务是领导形象的根本问题,这一问题在现代化建设进程围绕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断深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现象滋生蔓延,严重损害了党政领导干部形象。拒腐防变成为领导形象塑造的关键环节,是领导形象理论演进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领导干部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发生显著变化,开拓创新、积极进取,改革开放赋予领导形象新的特征。在领导形象塑造途径上,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成为塑造领导形象重要的路径选择。领导形象是领导干部内在素质的外在反映,领导干部的素质是领导形象的基础和前提条件,素质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领导形象的状态。建国以来,在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阶段,我国领导干部素质从宏观到微观层面发生了极为明显的转变,领导干部思维方式的变革、知识素质、法治素质、复合型素质的增强彰显出领导形象现代性的演进趋势。纵观建国以来领导形象的发展过程,以领导形象信息的显著变化为依据,大致将领导形象归纳为革命型、改革型和现代型三种类型。分析我国党政领导干部形象现状,领导形象塑造和传播面临的时代挑战不容忽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要求领导干部具有强烈的形象意识,自主性、竞争性特点要求改善优化领导形象,其逐利性特点对领导形象带来负面影响。信息化社会改变了领导形象的传播模式,大众传播成为形象传播的主要方式,传播手段丰富多样,传播速度迅速提升,极大拓展了领导形象传播的内容和范围。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公众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显著增强,对领导形象的制约作用日益加强,强化了领导形象平民化的塑造目标。领导魅力的缺失是我国领导形象存在问题的集中体现,领导形象雷同化、模式化的缺陷尤为明显,重视领导魅力、增强领导魅力是各级领导干部在塑造领导形象过程始终面临的迫切问题。造成领导形象存在问题的原因十分复杂,主要从领导干部、社会环境和体制制度三个层面分析,既受到领导干部自身思想认识和素质能力的制约,又受到社会环境、体制制度因素的影响。 应对时代挑战,规避领导形象塑造的惯性思维和误区,构建现代领导形象。以权力运用、能力素质、品德修养、领导魅力、公众期待为构建维度,现代领导形象的特征体现在执政为民、卓越的领导素质能力、良好的精神面貌、富有领导魅力。领导形象在本质上表现为权力运用关系形态,执政为民是我国领导形象的特质和根本特征,是我们的宗旨和性质的必然要求。素质能力是建立领导形象的内在基石,现代领导形象要求领导干部具有极强的政治素质、学识和才智素质、学习能力、决策能力和沟通能力。精神面貌是领导形象的外在表现,领导干部应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高尚的品格、求真务实作风、民主作风以及较好的风度仪表。形象魅力是现代领导形象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影响到公众对领导形象的情感反应。现代领导形象的塑造途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领导干部的自我形象塑造、制度保障以及完善领导形象的传播方式。作为形象塑造的主体,领导干部要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具有强烈的形象意识,重视形象塑造,在学习和实践提高自身素质和修养。领导形象塑造离不开制度导向,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权力监督制度、学习培训制度与领导形象密切相关,为优化提升领导形象提供外在的制度保障。完善领导形象传播方式是领导形象塑造必不可少的环节,充分发挥我国大众传媒特别是主流媒体的主导作用,改进领导形象的传播内容和方式,提高领导形象的传播效果。
的学说和的建设 中共中央党校 2007(学位年度)
摘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改革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是一个亟待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历史和现实,运用比较研究等方法对中西政党权力运作方式进行系统深入的比较分析,从而提出改革和完善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主要途径。 论文分四章。 第一章从现代政党执政的基本原理、执政方式的理论内涵和现代政党执政的基本模式三个方面论述现代政党执政方式的一般理论。一是以政治学国家和国家权力原理为导入,分析了政党获取国家权力的途径和现代政党执政的基本内容。二是界定执政方式的基本内涵,分析了执政方式的类型和影响执政方式的主要因素。三是提出现代政党执政的三种模式:党政职权分开型执政模式、党政职权混合型执政模式和党政职权合一型执政模式。 第二章以史为线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探索、形成和创新进行了历史考察。第一阶段回顾局部执政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探索和实践,并分析了局部执政时期执政方式的特点。第二阶段回顾了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执政方式的形成与发展,并指出这一时期执政方式的特征。第三阶段论述改革开放以来执政方式的创新和发展。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的执政方式正在向民主化、法治化和科学化方向转变。 第三章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西政党权力运作方式进行比较分析。本章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比较西政党控制和监督国家权力的方式;二是总结西政党执政方式的共性,即中西政党执政共同遵循合法性原则、法治原则和利益整合原则;三是分析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特点;四是分析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比较优势与弊端;五是揭示西方政党执政方式的启示,以期根据我国国情吸收借鉴,洋为中用。 第四章论述改革和完善执政方式的基本途径。党政关系方面,提出正确处理与人大、与政府、的领导和司法独立关系的主要措施。党群关系方面,在剖析党群关系障碍性因素基础上,提出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社会保障工作,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的先进性建设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法关系方面,重点构建的职权和领导程序法治化模式。党际关系方面,主张发展协商民主,完善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最后,依法构建执政权力监督制约体系并发挥其整体效能。
的学说与的建设 中共中央党校 2007(学位年度)
摘要:政治沟通是政治系统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它对政治系统的作用就像神经之于生命有机体。所以,任何社会的政治生活都不可能没有政治沟通。在政治沟通的诸多沟通形式,政党尤其是执政党与社会(民众)之间的沟通最为重要。执政党与民众的沟通状况,直接关系到亿万民众的福祉,关系到国家的兴旺发达,关系到执政党的执政地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国共产党与民众沟通不畅的现象还普遍存在。如果任凭这种现象继续下去,不仅会影响执政党沟通功能的发挥,削弱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而且会给民众和国家带来灾难。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认为有必要加强对执政党与民众沟通问题的研究,建议中国共产党健全和完善社会沟通机制,畅通民意。健全和完善中国共产党一社会沟通机制不仅能够优化中国政治系统,改善民关系,推进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促进和谐社会建设,而且能够唤起政治学界对政治沟通问题的关注,深化政治沟通理论的研究。 本课题从“民众——政党——公共权力”现代政党政治基本框架这个理论前提出发,运用政治系统理论和政治沟通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考察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沟通的历史脉络,描述其运行现状,剖析其中存在的机制性缺陷及其原因,从而提出健全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社会沟通机制的目标、原则和措施。 在现代政治系统,民众、政党和公共权力是三个最基本政治要素,它们共同构成了政党政治分析的基本框架。在这个政治框架里,民众通过政党作用于公共权力以实现自身利益,政党成为沟通民众与政府的桥梁和纽带。作为桥梁和纽带,政党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沟通功能。要发挥沟通功能,首先必须建立有效的社会沟通机制,通过和民众的互动,了解和掌握足够多的社情民意。这一点对于执政党来说尤为重要。执政党一社会沟通机制的有效运行可以增强执政党的社会应变能力,提高执政党的科学决策能力、社会利益整合能力和社会控制能力,拓展执政党政治社会化的能力,从而增强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 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干部深入基层直接沟通民众,倾听社情民意,政党、民众、沟通渠道、信息、制度和沟通方式等要素能够相互联结,形成互动,从而形成了以党组织为主体的社会沟通机制。这套灵活的社会沟通机制适应了革命的需要,为民主革命的胜利提供了保障。建国后,为适应全国统一的需要,更加有效地行使中央权力,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多项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然后,中国共产党试图通过这套体制与民众沟通,传递信息。但受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限制,很多社会沟通渠道难以发挥沟通功能,中国共产党实际上逐渐失去了稳定有效的社会沟通机制,存在的仅仅是自上而下的信息控制模式,这使得与民众难以有效沟通,与民众沟通不畅的现象普遍存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采取多种措施恢复和发展与民众的沟通,取得了很好的沟通效果。但受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制约,恢复和发展的沟通网络仍然是高度一元化的,即在整个沟通网络,党组织是最重要的沟通渠道,重要信息的传递都必须通过党组织,其他沟通渠道仅仅是党组织的延伸。这种单通道信息传递系统的主要问题表现在:社情民意难以上传,上情难以下传,与民众沟通不畅。这不仅降低了执政党汲取社会信息的能力和快速反应的能力,易于导致决策失误,而且极大地损害了民众参与沟通的热情和对执政党的信任,进而削弱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对此,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利用现代媒体优化与民众的沟通,这在客观上促使高度一元化社会沟通网络逐渐向扁平式社会沟通机制转变。 尽管高度一元化社会沟通网络正在逐渐向扁平式社会沟通机制转变,但是单通道信息传递系统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与民众难以沟通的问题仍然存在。这主要是因为,目前的沟通网络存在内在机制性缺陷,即在“市长信箱”、两会、信访、社团组织、党组织等沟通渠道执政党、民众、沟通渠道、信息、制度、沟通方式等要素缺乏有机结合,难以形成互动系统。追根溯源,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沟通的机制性缺陷还是由文化观念、体制、沟通技术等方面多种因素造成的。具体来说,在文化观念方面,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官贵民贱”的思想观念和苏联模式的共产党对党群关系认识上精神贵族主义倾向、全能主义理念、英雄主义情结,极大地影响着党员干部和民众对沟通的认识。在体制方面,一元化领导体制下的单通道信息传递体制使信息易于损失和失真,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权力化使政党沟通功能难以发挥,干部选拔任用的实际任命制难以激发党员干部沟通民众内在动力,管媒体管得过于具体使媒体难以充分发挥沟通功能,多合作的政党体制运行存在的缺陷使中国共产党缺乏沟通民众的外在压力。在沟通技术方面,与民众话语系统的差异和部分党组织沟通技巧的缺乏也使与民众在实践难以顺畅沟通。 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沟通的机制性缺陷及原因的分析,笔者认为有必要健全和完善中国共产党一社会沟通机制。健全和完善中国共产党一社会沟通机制,应该遵循社会沟通机制运行的一般性规律,坚持整体设计原则、循序渐进原则、持续创新原则、比较借鉴原则和以人为本原则,从文化观念、体制和技术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健全执政党、民众、沟通渠道、信息、沟通方式等基本要素的功能,促使其有机结合,相互联动,从而建立扁平式社会沟通机制,构建多元化社会沟通网络,形成互动式社会沟通模式。本课题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与民众的沟通问题,尽管仅仅研究民关系的“沟通”这个环节,但是却有多处创新。这主要表现在(1)选题新。本选题不仅研究党群关系,而且深入到党群关系的内在机理层面,探索二者之间的信息交换问题。信息交换是党群关系最基本的方面,它不仅是政党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基本前提条件,也是整个政治系统得以有效运行的基础。对该问题的研究在党建领域无疑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战略性。(2)切入视角新。本论文跳出了以往研究“党群关系”的传统视角和传统思维,尤其是打破了论述党群关系所隐含的“先进——落后”、“上——下”的预设前提,将执政党与民众置于平等地位,从而对现象的观察和描述更加可观,对问题和原因的分析更加理性平和。(3)研究方法新。本论文从政治系统的客观现实出发,运用政治沟通理论全面系统地分析中国共产党与民众之间的沟通问题,通过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揭示社会沟通机制运行规律和政党政治规律,从而深化了党群关系研究。(4)理论创新。在运用政治系统理论和政治沟通理论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本文大胆地进行理论创新,即突出沟通方式的“协商”要素,强调沟通的“互动”特征,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政治沟通理论。(5)材料新颖。笔者深入党政部门采访和调查,获得大量的一手资料,并从内部材料上引用大量的材料和案例,从而把分析论证奠定在鲜活的现实基础之上,使学理性和说服力更强,现实针对性更强。(6)结论和建议新。基于大量的材料分析,本文对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沟通现状做出总体评估,对其中存在的机制性缺陷及其原因作了深入的剖析,最后提出了健全和完善社会沟通机制的目标、原则和措施。这其中的很多结论是崭新的,很多建议是大胆而富有创见性的。
的学说和的建设 中共中央党校 200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符合当代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特征在于:共产党的领导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共产党执政与民主党派参政。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是对传统的一制和多党制的扬弃,既有利于发扬政治民主、防范一独裁和党派倾轧的弊端,又有利于维护政治稳定、实现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它是中国人民在经历了民国初年的多党制和国民党的专制后所做出的理性选择,是20世纪中国政治文明发展过程的必然选择。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产物。20世纪中国多阶级共同推进的政治文明发展过程,必然导致多共存的状况,各进步阶级、阶层和集团在政治发展过程的联盟与合作,必然导致相应政党的合作。中国共产党正确制定了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目标、道路、和主导力量,理所当然的成为中国政治文明发展过程的主导者,进而成为多合作的领导者。中国政治文明发展过程形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合作的党际关系模式,从政治权力而言,既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政治权威,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政党权力领导着其他党派或社团的权力,体现出无产阶级的利益高于其他阶级、阶层、群体、集团的利益”,又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权力与其他党派或社团权力之间又是合作关系,体现着无产阶级利益与其他利益在根本上的一致”,是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对于我国现代化变迁以及政治文明发展的若干目标均具有较强的适应性,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推动力量,它的确立有利于推动中国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有利于促进中国政治稳定,有利于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从而服从和服务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业。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在实践也暴露出了一些不足,还要进一步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而加以完善。完善我国的多合作制,共产党发挥主导作用是根本,民主党派发挥自身作用是关键,政党制度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是基础。
的学说和的建设 中共中央党校 200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对敌斗争,重视从军事和文艺两条战线同时作战。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强调要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政治传播是中国共产党文艺战线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策主张和策略方面,在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参加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在提高全党认识以保持的先进性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在进行这些政治传播工作形成了相应的传播机制。 本文从传播渠道的角度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机制划分为组织结构传播、组织传播、媒体传播和其它传播形式四个主要部分。中国共产党通过一定的规范、制度和形式将这些传播渠道建设成了的传播机制。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机制的发展过程和各构成部分的运行方式,展现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实现形式和实现过程,找出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机制存在的问题,为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机制创新提供借鉴。 全文由导论和六个章节构成。导论主要提到本领域理论研究现状,点出了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说明了此选题的研究意义。正文采用的是总分总的分析结构。第一章简要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传播机制的发展历程和相关概念。第二、三、四、五章之间是并列关系,分别从的组织结构传播、组织传播、媒体传播和其它传播形式入手具体分析的传播机制的具体形式、运行方式和特点。第六章对前文进行了总结,并对其发展提出了展望。 第一章是对中国共产党传播机制的概述。本章首先对文的重点概念进行了辨析,交待了本文分析政党传播的理论模型。其次简要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机制的发展历程。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面向世界、面向全社会、面向全党的传播形成了稳定的传播机制。本文以中国共产党面向全社会和全党的传播机制为重点分析对象。 第二章具体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传播机制。以结构——功能理论为基础,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结构具有的传播功能,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在党内政治传播具有较大优势。会议制度、报告制度、民主生活会等制度形式、的宣传机构和的干部教育培训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结构传播的实现形式。的组织结构传播机制也是的基本工作机制,这就决定了的组织结构传播的相对封闭性。的组织结构传播在的管理和党员教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组织结构传播在的政治传播处于基础性地位。 第三章具体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传播。以组织传播理论为基础,从执政党借助政府实现传播的普遍形式入手,分析了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的作用,认为政府在实现的政治传播具有强制效力。从共青团、工会和妇联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关系入手,论证了共青团、工会和妇联对于的政治传播的价值。工、青、妇组织传播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无论是政府还是工、青、妇组织,它们都需要靠履行自身职能来实现对的政治传播作用。 第四章具体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媒体传播机制。媒体传播是的政治传播的主要形式之一。中国共产党主要依靠和国家媒体进行的传播。党报运行机制是的媒体传播的主要运行机制。在媒体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下,的媒体传播机制面临着较大程度调整。信息时代,媒体在的传播机制的重要性显著增强。中国共产党在重视媒体传播阵地建设的同时,也加强了以新闻发布制度为代表的信息发布制度建设。 第五章是关于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其它形式,具体分析了运动的形式和宣传网制度。这两种传播形式曾经在的传播广泛运用,分别是的集中传播和经常性传播的历史形态。中国共产党通过总结运动传播的经验教训,增强了的传播机制建设的自觉性。 第六章在总结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机制构建和运行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阐述了的传播机制改革的必要性,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机制创新的指导思想,并提出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机制创新的基本思路。
的学说与的建设 中共中央党校 2007(学位年度)
摘要:政党执政合法性讲的是人们对执政党的认可和支持问题。加强合法性建设,对执政党来说意义重大,关乎其前途和命运。中国共产党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合法性”这一概念,但在执政实践实际上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执政伊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已经开始了对执政合法性建设问题的探索。 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对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探索进行考察: 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高度评价意识形态在执政合法性建设的重要作用,因而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建国初期,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探索既有成功之处,但也犯下一定的错误,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伏笔。在“文革”时期,对意识形态的认识走入极端,把意识形态的作用无限扩大,结果不但没有起到巩固执政合法性的作用,反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已经初步认识到经济绩效在执政合法性的作用。建国初期,十分重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作,获得了人们的认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但也反映了领导人发展经济的迫切愿望。“文革”,尽管毛泽东提出“抓革命、促生产”,但是由于天下大乱,导致国民经济受到严重干扰。 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已经开始从法理的角度加强执政合法性建设。首先,他们认识到,权力的获得要合法。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政协会议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先后制定《共同纲领》和宪法,通过法律程序取得执政地位。其次,他们认识到执政过程实行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性,因而努力追求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但由于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和的主要领导人认识的局限,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并没有真正实现。 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密切关注的自身建设对执政合法性建设的重要意义。他们认识到,搞好的自身建设、增进的先进性是获取执政合法性的前提。为此,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一直高度重视自身建设。整党运动、三反运动、整风运动乃至“文革”都可以看作是为加强自身建设付出的努力。不过有的运动初衷虽然是想改善的建设,但由于方法不当,反而损害了的自身建设。 以上四个方面都是执政合法性的基础。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这些方面进行的探索,说明了他们对执政合法性问题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自身素养的限制,他们的认识没有能够达到应有的水平,以致犯下一些错误。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经验值得借鉴,教训值得反思。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成为后人继续探索的宝贵财富。
的学说与的建设 中共中央党校 2007(学位年度)
摘要:的代表大会制度有两种运作模式:一种是党代会非常任制,另一种是党代会常任制。本文研究的是党代会常任制。党代会常任制是关于党代会本身如何“常任”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本文力求在系统提出党代会常任制的内涵以及总结、归纳常任制的历史与现实经验的基础上,围绕常任制条件下代表的产生与职权、党代会的年会制度与职能、党内权力的配置与运作等主要问题,对党代会常任制展开从理论到实践、问题到对策、建议到展望等多角度的分析与论证。全文设五章。 第一章对党代会常任制的理论依据、基本内涵和意义进行揭示。本章沿着:民主——直接民主——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党代会——党代会制度——党代会常任制的逻辑,分析了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的理论依据;然后,根据对定义党代会常任制内涵需要把握的核心和要素的分析,提出了本文所论证的党代会常任制的基本内涵:最后,对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的意义进行了系统阐述。 第二章对党代会常任制的历史与现实进行考察。本章认为,党代会常任制的历史发展演变经历了一个“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党代会年会制,到列宁实践和发展年会制,再到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实践党代会常任制”的过程。党代会常任制的现实发展主要是自1988年以来实行了两轮试点,两轮常任制试点都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形成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做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第三章对常任制条件下的党代表进行研究。本章着力分析了常任制条件下代表的选举产生、常任制条件下代表的职权、常任制条件下对代表的保障与监督等问题,勾勒出常任制条件下代表的活动与生存状态。 第四章对常任制条件下党代会的年会制度及其职能进行分析。本章首先对建立党代会年会制度的必要性以及年会制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剖析,在此基础上,着力就常任制条件下如何发挥党代会年会的选举职能、决策职能、监督职能进行了探索。 第五章对常任制条件下的党内权力配置及其运作进行研究。本章认为,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必然会带来党内权力配置及运作模式的变化,因此深入研究常任制条件下党代会、全委会、常委会之间的权力配置及其运作,深入研究常任制条件下党代会、党委、纪委之间的权力配置及其运作,都是十分必要的。
中共党史 中共中央党校 2006(学位年度)
摘要:陈独秀一生思想广博,民主思想是其复杂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晚年对民主问题的思考和见解极富价值。本文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采取纵向分析和横向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史论结合,在比较和分析,深入探寻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曲折发展的轨迹和复杂多变的原因,梳理他晚年民主思想的主要内容,并对其思想价值进行评估,以求对之有全面的把握。 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组成。 绪论部分对陈独秀晚年进行界定,阐明这一选题的意义及论文的基本思路、框架,对目前学术界关于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研究的现状进行综述。 正文由四个部分组成。 第一节梳理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形成的心路历程。主要是厘清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形成、发展的脉络。重点分析他从马克思主义转向托洛茨基主义,从托洛茨基主义转向不隶属于任何党派的变化轨迹。 第二节对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的基本内容进行归纳。包括六个部分:一是民主是阶级性与普适性的统一;二是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三是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四是价值层面的自由对于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五是民主制与独裁制;六是民主与发展经济的关系。 第三节对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国内外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二是苏联肃反扩大化与外交政策的影响;三是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苏、中共以及中国托派的分歧和恩怨;四是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传播。 第四节对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作价值评估。重点是通过对陈独秀晚年和马克思、恩格斯原典民主思想的解读,评估其民主思想的价值。 最后部分为结语。
的学说与的建设 中共中央党校 2006(学位年度)
摘要: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特征,保持共产党先进性是决定马克思主义政党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重大课题。党员是的行为主体和的肌体的细胞,的先进性最终要靠党员的先进性来体现。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是保持的先进性的基础性工程。 本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政党、共产党和共产党员先进性的科学内涵,揭示了党员先进性与的先进性的内在联系。 第二部分分析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过程存在的现实问题,并从国际国内环境、党组织对党员的教育监督管理和党员自身等方面着手深入地进行了原因解析。 第三部分从加强教育、规范管理、搭建平台和多元激励四个方面着手,论述了永葆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思路对策。
的学说与的建设 中共中央党校 2006(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的整体性的更新换代,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中国威权政治时代逐渐远去,法理政治时代逐步到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必须适时应变,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确立强大的法理型政治权威。唯其如此,才能实现长期执政,才能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健全县级党内选举制度对于确立强大的法理型政治权威意义深远而重大。可以说,以健全县级党内选举制度为切入点,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推进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互动,是确立的法理型政治权威的必由之路。 本文的第一部分,从政治学的视野考察了健全县级党内选举制度对于重建的法理政治权威的意义。主要阐述了巩固和提高的政治权威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政治权威从传统型到法理型的转变以及健全县级党内选举制度对于确立的法理政治权威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本文的第二部分,对县级党内选举制度的历史沿革进行了考察,重点阐述了现行县级党内选举制度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了导致问题存在的多重因素。 本文的第三部分,重点阐述了县级党内选举制度改革的基本经验,在提出健全县级党内选举制度基本思路的基础上,对进一步推进县级党内选举进行了现实思考。
的学说和的建设 中共中央党校 200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基于社会舆情对改革发展稳定的影响日益显着这一背景,对如何完善中国共产党的社会舆情机制从三个方面做了尝试分析。第一部分着重对社会舆情概念、主体、表现形式、分类、产生特点及其功能作用进行了界定和分析。第二部分从社会舆情的表达、汇集分析和引导这个逻辑的角度对的社会舆情机制的建立健全进行了阐述。畅通的舆情表达需要从决策机制、人大代表联系选民制度、新闻媒介的纽带作用、人民群众信访渠道、党员领导干部党员联系群众制度、社会协商对话等多方面的完善来实现。社会舆情的汇集分析着重在于健全工作网络、多渠道开展社会舆情调查、制度建设等方面。社会舆情的引导应注重信息透明、沟通、堵疏结合等原则和社会主义思想主导地位的确立。第三部分就我党如何应对网络舆情工作从网络立法、网络建设、网络伦理道德教育、网络人才的培养等七个方面做了简要分析。
的学说与的建设 中共中央党校 2006(学位年度)
摘要:党政领导干部选拔问题不仅关系到我国党政干部的队伍建设,还关系到中国将走向何处。这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探讨这样一个理论性和实践性比较强的问题,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四章对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理论进行了探讨。 第一章在总结马克思主义的选拔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勾勒出马克思主义选拔理论的基本框架:“为了谁”、“选拔谁”、“谁来选”、“怎样选”。指出“为了谁”解决的是选拔的价值取向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党政领导干部选拔的本质;“选拔谁”解决的是选拔的客体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党政领导干部选拔的关键;“谁来选”解决的是选拔的主体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党政领导干部选拔的基础;“怎样选”解决的是选拔的方式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党政领导干部选拔的保障。在此框架,“为了谁”不仅反映马克思主义选拔理论的本质,还对后三者的性质和成败起着决定作用。 第二章运用马克思主义选拔理论考察了影响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的几个典型: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苏党政领导干部选拔制度和英美选举制度。我们在选拔既不能夜郎自大,也不能够盲目排外,而应运用马克思主义选拔理论对古今中外的选拔理论与实践给予科学地分析。研究的意义在于分析利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研究表明: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吸取选拔方式上的有益做法,将当时的选拔方式科学地嫁接于当代选拔过程之中;可以吸取苏党政干部选拔的教训,避免在党政干部选拔上走进死胡同;可以借鉴英美选举制度的精密精神和具体操作程序。 第三章运用马克思主义选拔理论来考察中国党政领导干部的选拔历史与现实,认识到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存在的基本问题: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在“为了谁”的目标上还存在着虚化的现象,没有从理论与实践上处理好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没有正确认识利益支配下的权力的产生、运作过程;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在“选拔谁”问题上对被选拔者自身条件标准的规定过于笼统,缺乏进一步的细化,导致了众多的弹性空间,特别是缺少政绩评估体系和制度,任人唯贤形式下的任人唯亲时有发生;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在“谁来选”问题上对集体决定的认知还有局限性,不能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群众路线的视角来认识集体,在利益的驱使下集体决定成为个人决定的幌子;中国党政领导干部在“怎样选”问题上虽然也重视了制度建设,但是由于对制度关注的时间不长,制度本身并不完备,特别是责任制度建设没有跟上,使得形式上按制度办事,实际上钻制度空子的情况难以受到制裁。 第四章仍立足中国的国情、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存在的问题和遵循马克思主义的选拔理论,提出解决选拔问题的几点建议: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选拔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吸收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注重提高执政的合法性,在现实落实好“为了谁”的问题;要完善选拔的标准条件,将被选拔者的德、才、能进一步细化,并结合时代精神与时代任务,使细化的情况符合现实情况,特别是建立健全政绩评估体系与制度,从而落实好“选拔谁”的问题;要扩大选拔的民主,在选拔的各个环节扩大选拔的参与主体,坚持走群众路线,正确认识民主集中制,切实落实好“谁来选”的问题;要健全责任制度,在选拔的各个环节建立健全责任制,从推荐责任制、考察责任制、决定责任制、公示责任制四个方面着手,将监督机制贯穿其中,从制度特别是责任制度着手落实“怎样选”的问题。 文章通过对理论与实践上的总结,提炼出了马克思主义选拔理论的基本框架,并以这个理论框架来分析历史与现实,可谓文章内容上的一个特点。因为虽然现实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问题研究的不少,但从理论上来对选拔理论加以概括的不多;对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的历史加以概括的不多;给马克思主义选拔理论一个准确定位的论述不多;用概括的马克思主义选拔理论框架来研究选拔的问题与对策的更是不多。所以说,这个特点也算是个创新点。文章在内容的另一个特点是在章节的论述不讲求面面俱到,而是侧重于对指明的问题与对策的分析,力图对此有个深入的理解。 文章在写作方法上注重了理论联系实际,从现有的体制下探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的对策。文章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比较的方法、历史的方法、应然研究与实然研究结合的方法、成本与收益结合的方法等多种方法来分析历史与现实,试图找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对策。从论证逻辑上讲,文章是按照理论——问题——对策线索完成的。在论述上,文章不仅遵循了这一逻辑,而且很多地方从利益的视角、人性的视角、制度的视角来揭示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对策。为了使文章更为充实,文章在理论框架下还对影响中国现实党政领导干部选拔的几个典型作了实证分析。 文章在着眼点上还是比较宏观。在内容和方法上都是从比较宏观的视角来分析问题和提出对策的。这一方面使得文章有个比较高的视角,便于提出战略性的对策。同时,由于宏观的视角,在分析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关注比较多,对于世界历史与现实的关注比较少;对理论总结的论述比较多,对实践操作的论述比较少,这无疑是文章要进一步加工和修改之处。
的学说与的建设 中共中央党校 2006(学位年度)
摘要:管干部原则、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原则、群众公认、注重实绩原则、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依法办事原则,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应当遵循、必须贯彻的根本准则。本文在梳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原则形成的基础上,论述了管干部、群众公认、依法办事原则确立的依据、内涵和相互关系,且以三个原则的有机统一为基础,构筑了六个原则之间的关系。同时,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如何正确处理管干部、群众公认、依法办事的关系,对三者在理论和实践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作多角度探讨,提出对策性建议。通过这些努力,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原则落实到构建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干部选拔任用的公正机制上来。本文主要采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综合分析法、例证法、比较分析法、历史考察法等研究方法。 本文由导言和正文组成。 导言部分包括选题的意义、本课题研究的现状和本文研究的侧重点、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 正文有五章。第一章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六项原则进行了综合分析。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原则有独特的内涵。六项原则在整个原则体系各自具有不同的地位,其中管干部、群众公认与依法办事的有机统一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原则的核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原则关键内容是干部选拔任用标准的形成,而其最终生成是实践的要求。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原则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内生性、前瞻性、客观性、激励与约束性等特点,具有为干部的选拔任用提供正确导向、抑制选人用人的不正之风、体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时代精神等重要意义。 第二章重点论述了管干部原则确立的依据、内涵及其实现的途径。管干部原则是干部选拔任用的根本原则,其确立的理论依据是:的性质理论是根本理论来源;的领导内涵是直接理论来源;政党政治录用的基本功能是基本理论来源;现代官员理论奠定了其一般理论基础。管干部原则确立的现实依据是:的干部是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点工程”,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关键条件”,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决定因素”,必须坚持管干部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也对的干部人事工作提出了新要求,需要坚持管干部原则,改进管干部的方式方法;同时,的干部由的干部的性质决定,不能搞“政治立”,必须坚持管干部。坚持管干部原则,要把握管干部原则的内涵,其关键是弄清“党”、“管”、“干部”的各自含义。管干部原则内涵演变从“一揽子”的管理模式、分部分级干部管理制度到分级分类的干部管理体制的三种形态。坚持管干部原则,改进干部管理方法,必须强化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保证作用,贯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坚持制度创新。 第三章重点论述了群众公认为什么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评价主体,群众公认的科学内涵,并对群众公认原则实现的方式途径作了探讨。群众公认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评价主体,是权力主体从少数人到多数人置换的历史逻辑,并最终成为干部选拔任用所遵循的原则。人民主体性是群众公认成为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评价主体的根本依据;集体决策理论构成了群众公认作为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评价主体的合理内核;政治参与是群众公认成为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评价主体的基本要求。正确把握群众公认原则的科学内涵首先要弄清“群众”和“公认”两个概念,同时要正确把握群众公认和管干部的关系,保证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健康运行。群众公认原则实现的方式途径主要是建立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包括以德才兼备为核心的群众公认的定性标准、以注重实绩为核心的群众公认的定量标准;以扩大民主为基础的考核评价主体的多元化,确保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提名权和不断创新选举方式。 第四章重点论述了依法办事原则提出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确立的必然性,对依法办事的内涵和依法办事的基本要求,实现依法办事的途径作了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阐明了管干部、群众公认和依法办事有机统一的关系。依法办事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基本保证,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体现了“法律至上”的根本精神。“依法办事”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过程提出的一项重要原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是的干部人事工作必然遵循的原则。依法办事的主体和客体,有特定的内涵,依法办事所依的“法”包括党规和国法。依法办事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因为民主政治的委托一代理关系的优劣之处,决定了依法办事必须依法授权、依法监督。要处理好依法办事和管干部、依法办事和群众公认的关系,实现管干部、群众公认和依法办事的有机统一。 第五章重点论述了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原则必须构建相应的机制以及这个机制所要达到的目标、特征、基本发展趋势。干部选拔任用原则的提出要求相应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建设。理清机制的含义,是把握和构建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机制的关键。干部选拔任用机制目标的设定对干部选拔任用机制的建设具有指导意义。构建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必须贯彻干部选拔任用原则。传统干部人事制度是传统干部选拔任用理念的产物,因此必须建立新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这个机制要体现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要求。其中科学化的关键是改革干部分类管理体制,民主化的核心是充分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制度化的重点是改革和完善现有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
中共党史 中共中央党校 2005(学位年度)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加倚重于科技进步和人才开发。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该努力开发自身的人才资源,把我建设成为优秀人才高度密集的执政党,进而把我国建设成为人才资源强国,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在的干部队伍建设,一些工作涉及到与干部年龄有关的因素,值得关注和探讨。 该文尝试从几条线索进行分析研究: 1、中共干部队伍年龄结构历史变化的大致轮廓; 2、有关干部年龄政策的生成和演变; 3、干部队伍趋于稳态时的系统性分析; 4、现行干部年龄政策面临的问题; 5、提出一些设想。文章在涉及历史范围的跨度、采用数学分析方法和多种统计对比方法以及观点结论方面具有一定创新,主要有以下特点: 1.对中共从建党以来八十余年的干部年龄和相关政策的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 2.用数学方法对干部队伍的状态模式做了分析。 3.绘制了较为精细的图表二十张,使研究对象更为直观明了。 4.对有关问题从多方位加以对比,从多角度进行分析,信息量较大。 5.提出了一些比较鲜明的新观点。 该文的结论: 没有充分依据认为干部群体的平均年龄下降优于平均年龄的上升;没有足够的理由在制定干部年龄政策时只重视某一个年龄段,忽视其他年龄段,甚至形成年龄歧视。干部年轻化政策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出台以来,发挥过重要作用,今天又面临着新的问题。
科学技术哲学 中共中央党校 2005(学位年度)
摘要:人类社会自从脱离蒙昧野蛮走进文明时代以来,科学技术就越来越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时至今日,在文明形态上,人类社会已经过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步入以科技产业为标志的科业文明时代;在政治形态上,人类社会已经步入政党政治主导的民主政治时代。科学技术发展不仅是民运所系、国运所系,而且也是政党命运所系。正确把握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和迅速适应新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冲击的能力成为执政党重要的执政能力之一。 目前关于政党建设的著书立说林林总总,不计其数。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决定政党沉浮的因素作了不同分析和研究,但从科学技术角度入手来分析政党执政活动的研究还不多见。 该文以科学技术发展与政党执政活动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主要内容展开论述,试图分析科学技术与政党执政相互作用的原因、路径和效用,对比研究不同国家执政党的科技政策和对科技革命的不同应对方式,进而为政党执政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有益的启示。 论文第一部分分析科学技术与政党执政互动的原因,分别从科学技术自身发展和政党执政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不断扩展,客观上对政党执政活动产生了极大影响,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冲击也对政党执政活动提出要求;另一方面由于政党作为一个利益集团而存在,它的活动目标必须依靠规范有效地应用科学技术来实现。 第二部分是科学技术与政党执政互动的路径分析。科学技术与政党执政互动的路径是多元的,该文对科学技术作用于政党执政的路径按照其中介类型的不同分别进行了梳理;对政党执政反作用于科学技术的路径则按照有关内容的不同进行总结。 第三部分是科学技术与政党执政互动的效用分析。首先从理论上论述了“科技是生产力,科技也是执政力”的理论判断。然后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结合史料,对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的科技政策及其效用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对美国、日本、英国、前苏联等国家执政党的科技政策和应对科技革命的方式及其效用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对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总结得出政党科技工作成败是决定政党执政基础和合理性的关键因素的基本结论。 第四部分是结论部分。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实际和中国的国情,提出了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有益启示,认为不断提高推进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且把这种能力进行了三种具体分解。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中共中央党校 2005(学位年度)
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它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并非靠某项单纯的具体工作所能达到的,需要从多视角、宽范围,采取综合措施加以推进。目前,学术界多从制度体制安排来进行探索研究,这是十分正确的视角,作为“硬规范”的制度体制安排确实起着关键性作用。但同时应该看到作为的“生命线”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此过程,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换言之,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硬规范”和“软规范”共同发挥作用,它们之间相辅相成、各有侧重,统一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伟大事业。 该文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思想政治工作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两者的关系入手,论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政治工作应发挥哪些功能,承担哪些具体任务,同时,也分析了着眼于完成这些任务,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如何改进和加强。 全文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视角审视思想政治工作,主要阐述思想政治工作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和谐社会为参照物来说明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得出;两者之间是手段与目标的关系;以人为本是两者之间的终极目标;“生命线”表达了思想政治工作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地位。思想政治工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发挥根本性、综合性作用。 第二部分具体分析了思想政治工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承担的具体功能和任务,主要从六个方面加以说明。教育功能——促进人自身的和谐发展;激励功能——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调节功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功能——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控制功能——维护社会稳定;凝聚功能——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 第三部分针对如何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分析了思想政治工作要从根本原则、内容、方法手段上加强和改进。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中共中央党校 2005(学位年度)
摘要:改革开放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但在这一过程,各种消极腐朽思想将会乘虚而入,直接导致党内腐败滋生。腐败是人民的大敌,是的大敌,的执政基础最容易因腐败而削弱,执政能力最容易因腐败而降低,执政地位最容易因腐败而动摇。因此,反腐败斗争是目前全党面临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完善反腐倡廉的制度安排与监督机制以外,还需要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加强反腐倡廉思想教育,充分认识与发挥反腐倡廉教育在反腐败斗争的地位与作用,预防和遏制腐败现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对于加强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政权建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该文针对反腐倡廉实践出现的“重制度而轻教育”的现象,着重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层面来加强反腐倡廉建设,通过分析党内腐败产生的思想根源,来提出加强反腐倡廉教育的对策,从源头上预防党内腐败。 全文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通过界定腐败与党内腐败的基本内涵与显著特征,从封建历史传统、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角度,从价值观的角度,从文明冲突下道德失范以及人的趋利与自私本性等方面,来深刻分析党内腐败产生的思想根源。 第二部分结合党内反腐倡廉教育的内在环境,分析反腐倡廉教育的内涵、特点,重点阐述了反腐倡廉教育的基本功能,包括导向功能、激励功能、预警功能、规范功能与调节功能,并指出了反腐倡廉教育的客观绩效与实践启示。 第三部分探索性地提出了新时期反腐倡廉教育的基本对策。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说明。一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反腐倡廉教育的重要意义;二是加强反腐倡廉教育要遵从三大规律;三是加强反腐倡廉教育要正确对待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关系,构建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反腐防腐体系;四是反腐倡廉教育关键在于教育好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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